一．“賣國”種種

　　有兩種“賣”：賣自己的東西和“買空賣空”那樣賣別人東西的賣。所以“賣國”也有兩種。

　　慈禧太后握有國家主權，“朕即國家”，她的賣國當然是貨真價實的啦。被她視為家奴的大清百姓，特別是漢族百姓，有資格賣國嗎？！

　　買空賣空的“賣國”可以當年中共成立“中華蘇維埃共和國”為例，中共六大宣言聲稱保衛蘇區的戰爭就是“保衛偉大蘇聯的前哨戰”，於是被國民政府指為“赤裸裸之賣國綱領”。其實這也主要是策略的考慮麼。那時候反正國家主權、所有權不在自己手裡，賣國也是賣別人的國，慷他人之慨。何況造反已經是殺頭罪，在加上一個賣國罪不還是那麼一會事，不賣白不賣，賣得再便宜也是合算的。後來造反成功，自己作了皇帝，就捨不得賣國了，終於和蘇維埃北洋主子鬧反了臉。孫中山曾經也有出讓部份主權謀求美國財團和日本政客支持的動議，不過沒有實現而已。

　　近代中國歷史上搞改革的人總或多或少被人指責為“賣國”、“挾洋以自重”和“洋奴哲學”。其實，借洋人之力推翻舊統治，也是一種“團結多數”“遠交近攻”的策略嘛。洋奴的“挾洋以自重”，往往主要也是因為舊主子畏懼洋大人的緣故。吳弘達先生的美國公民身份被一部分人指責為沒有骨氣的表現。但我們也要理解他那不得已的苦衷。考其根源，還是先有政府當局對外人“罪免三等、刑減十年”的軟弱表現，才有子民“挾洋以自重”的“以子之矛，攻子之盾”對策。孫中山當年也一有危險就遁往外國、外國使館避風頭。大清政府當初可沒有吝嗇給他“叛國”的帽子。

　　其實，“國家”一詞本身也不簡單，至少有兩個意義：血緣、文化的國家和作為一個政治機器的國家。這樣，兩兩相乘，當有四種“賣國”。除了“何所賣”之外，還有“何以賣”的問題，賣價如何？賣得的錢如何處理？是歸公呢還是以子女的名義存進外國銀行？可見“賣國”的定義牽涉到太多的因素。而在改革開放的年代，將中國的東西出賣給外國人，已經成了一種最有愛國意義的壯舉。“賣國”因此在一定意義上可以涵蓋“愛國”。賣國！賣國！此兩字內涵何其豐富！

　　　二．“愛國”種種

　　說到“愛國”，同樣首先要看看所愛的國家是否屬於自己。

　　就人之常情來說，真正愛國的應該是國家的主人。歷史上恐怕沒有真正願意賣國的統治者。因為國家本來就是他們的，迎進洋主子，損失最慘痛的當然是他們自己。作主子的人，總是不喜歡有洋太上皇到自己頭上拉屎拉尿的。對家奴來說，不過是換一個主子，從地上滾到坑裡，相差無幾的。後唐石敬塘甘作兒皇帝，但他所作的事情，唐高祖李淵也做過，差別僅在後者有一個李世民那樣的好兒子而已。

　　因此，對於統治者、野心家、政治家來說，愛國不愛國並不是一個很明確、很有意義的道德標準。這個問題上，特別要避免“成者為王敗者寇”的庸俗史學觀。

　　對於沒有政治權力的老百姓來說，正如馬克思所指出的那樣，“工人階級無祖國”。老百姓在沒有成為國家主人之前，叫“愛國”是否太奢侈？！這個問題上，還是馬克思比較深刻，他是強調階級鬥爭而貶低民族矛盾的意義的。

　　但是馬克思將階級鬥爭絕對化，用它完全取代了民族鬥爭，這也未免片面。應該說，階級鬥爭和民族（種族）鬥爭都是存在的。但是當階級利益和民族利益發生衝突的時候，當事者總是優先考慮階級利益和權力鬥爭的需要。所謂“愛國主義”，往往是爭權鬥爭的武器而已。說到底，對於政客而言，根本問題就是一個政權問題，為了奪權，愛國方便就大喊愛國，賣國方便就暗中賣國，大抵如此。

　　　大陸民運人士尹進，他當初是熱愛、嚮往他心目中的在台灣的“自由祖國”的。誰知逃亡到台之後，“自由祖國”非但不認這個兒子，其軍政人員還對他進行慘無人道的虐待，毒打至殘！古人將“子欲孝而親不在”視為人生大痛苦，這又何以比得當代中國人“子欲孝而親不認”，失去愛國權利的大悲劇！！要說“台獨”，台灣當局在這件事情的處理上才是真正的“台獨”行徑。這是只做不說的行動中的“台獨”：將自己的人民視為外國人而不收留，其實是連外國人還不如，避之惟恐不及。而大陸政府對於台灣當局的這種十足台獨的政策，竟然十分領情，可見他們心目中，政權利益是高於愛國主義的。

　　　　　　　　　　　　　　三．“愛國主義”為利器

　　但奴隸主和家奴不過只是兩個極端而已。事實上許多人是介於兩者之間，即所謂自由民或中產階級。對於這些人，如何運用愛國主義的標準去評價，問題比較複雜。

　　例如主、仆這樣的雇用關係，主子、幫閒之間的准雇用關係。僕人、幫閒、幫凶雖然不是主人，但畢竟還不是奴隸，還有基本的人權。此外還有主、客關係。中國的小民自古以來一直很可憐，每逢“愛國”如同愛美人的英雄好漢們為爭國家寶器大打出手的時候，就哀號“寧為太平犬，不為亂世人”。進入近代以來，則是“寧為異邦客，不為家鄉奴”，出路多了一條，總算也是進步。清末以來，失意政客、兵敗軍閥總往往流洋作寓公，其思想根源，除了安全考慮之外，還往往是因為作慣了主人，看着新主人就不順眼，不如眼不見為淨，遠走他鄉做客去也，儘管在海外也不過是寄人籬下的客人。現代中國人的“做客”心理，實在很值得研究，原因複雜。簡單地逃亡、滯留海外的人稱為洋奴，恐怕是不妥的。

　　但身為海外遊客，非主非奴，無論自稱“愛國”、罵人“賣國”，都有些離題。如果罵人賣國者自己把從洋鬼子那裡賺來的錢捐獻給祖國，那這頂“愛國”桂冠才是貨真價實的。

　　“愛國主義”一直是中國人歷史觀中的一個主題。但歷史也同時告訴我們，在沒有外敵入侵的情況下，當着有人高唱“愛國主義”的時候，被殺傷的往往並不是洋人，而主要是本國同胞。例如一九五九年的廬山會議上，毛澤東潑在彭德懷頭上的最有殺傷力的一盆污水就是指稱彭同蘇共有勾結，此後在愛國主義激情下收緊腰帶不吃外國救濟糧的三年中，餓死的也是三千萬貧下中農階級兄弟，偉大領袖不過是少吃一點肥肉而已。“文化大革命”中打倒劉少奇的第一道聲討令也是以“愛國主義還是賣國主義”的名義。

　　乃知“愛國主義”為利器！聖人不得已才用之，野心家善為己用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