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應該有虎的思維而不是驢的思維

● manifold (流形),
　 曾聽到過這樣一種調侃：西方人吃肉，中國人吃草；西方人是食肉動物，中國人是食草動物。

就日常飲食而論，如今簡單地說“西方人吃肉，中國人吃草”或許會有不少爭議：西方“素食主義”越來越流行，而普通中國人的家常便飯中肉類食物則越來越多。但若干年前剛聽到此論時還覺得挺象那麼回事。那時所謂“中國飯”（當然是指普通人家的家常便飯）無非是主食加副食；“主食”的基本概念是五穀雜糧，“副食”的主要內容則是青菜豆腐之類，總之以草本食物為主。而一提到西餐則令人想到牛奶、黃油、奶酪、雞蛋，再有就是雞、魚、腸以及血乎刺拉的牛排之類，總之淨是來自動物身上的東西。由此而言，比喻“西方人吃肉，中國人吃草”似乎也不為過。

但接下來的結論（“西方人是食肉動物，中國人是食草動物”）聽起來就有點扎耳朵：食肉動物是食草動物的剋星，如此引伸，豈不是有點“中國人命中注定要受西方人欺侮”的味道？

然而反過來思索一下，日常飲食習慣且不論，一個民族的特徵還真可以用食肉動物或食草動物的某些特徵來類比。

除了一個吃肉，一個吃草，食肉動物和食草動物還有什麼區別？最主要的區別也許是：食肉動物的思維方式從來富於警惕性和攻擊性，是主動的一方；而食草動物的思維方式充其量也僅僅是防禦，永遠處於被動地位。當遇到其他族類動物時，食肉動物只關注兩件事：第一，它會不會吃我？第二，我能不能吃它？如果判明對方對自己有威脅，那就要麼格鬥，要麼逃跑；反之就要準備吃掉對方，老實不客氣。而食草動物如果是野生的，則只關注頭一條：他會不會吃我？如果會，那就逃跑；如果不會，那就“和平共處”，總之不打別人的主意。如果這食草動物是家養的，則連這點警惕思維也沒有，一切聽之任之，逆來順受。

這兩種不同的思維方式在柳宗元的名作──《黔之驢》一文中反映得淋漓盡致。同樣是大動物，同樣是頭一次相遇，虎的思維方式和驢的思維方式截然不同。乍一見是虎怕驢：“虎見之，龐然大物也，以為神。蔽林間窺之…他日，驢一鳴，虎大駭遠遁，以為且噬已也，甚恐。”這是食肉動物的第一個關注：它會不會吃我？其思維方式是：對於不了解的動物，首先假定對方跟自己一樣，也是食肉動物，而且可能比自己更厲害，因此必須小心。然而一但發現對方並沒有吃自己的意思，情況馬上變了：“然往來視之，覺無異能者，益習其聲。”於是虎馬上把對方歸類於自己的獵取對象，思維方式轉入下一個關注：我能不能吃它？隨即開始摸底：“又近出前後，終不敢搏。稍近益狎，盪、倚、沖、冒。”對虎的這一套，驢是既無戒心又沉不住氣（“驢不勝怒，蹄之”）。這下可露了老底，虎馬上下了結論：我可以吃它！（“虎因喜，曰：「技止此耳！」”）於是“跳踉大闞，斷其喉，盡其肉，乃去。”作為食肉動物，虎的思維方式就是如此直截了當：惹不起的就躲，惹得起的就吃，不摸底時就鍥而不捨地摸清楚。相反，驢的思維方式就只夠得上一個字：蠢！對於從沒見過的動物──虎，只要對方沒動手，就不假思索認定對方跟自己一樣，也是食草動物，可以和平共處，於是毫無防範。對於虎由遠而近的層層戰略偵察和戰術摸底，驢視而不見，無動於衷。等到自己的情況叫虎摸得差不多了、開始挑釁動作時驢居然仍毫無察覺，既不認真準備點看家真本領又不認清危險形勢趕緊逃避，反而幻想靠自己那一蹄子就能解決問題。總之驢是既不知己又不知彼，對周圍的一切都漠不關心，就知道一天到晚安安穩穩吃自己的草，等到大禍臨頭才拼命掙扎。結果，雖然驢很和平，很善良，很循歸蹈矩，從不招惹別人，仍然落了個葬身虎口的可悲下場，外加個難聽的評價──蠢驢！

翻翻中國近代史，很有點中國人當了食草動物的感覺：鴉片戰爭、火燒圓明園、甲午戰爭、八國聯軍、九·一八、南京大屠殺…想想中國當年的輝煌，不禁問一聲：中國人到底怎麼了？怎麼老是在自己的家裡還挨揍？

經常聽到的說法是：中國挨打是因為落後，“落後就要挨打”。但落後只是現象。要害的問題是：中國為什麼落後？怎麼落後的？怎麼才能不再落後？一句話：如果中國人不想象食草動物那樣任人宰割，那該怎麼辦？

不管這個題目的正確答案有多少，有一條可以肯定：就整個民族而言，如果想避免當食草動物的命運，其思維方式就決不能象驢之類食草動物那樣消極被動，而必須象虎一類食肉動物那樣警覺和積極主動。一個民族整體上思維如虎則成虎，思維如驢則成驢。思維如虎，本不是虎也能變成虎，如日本的明治維新；思維如驢，本不是驢也能變成驢，如前蘇聯的“新思維”。

歷史上中國人落後時挨打，那中國人先進時以及不那麼落後時又如何呢？說難聽點，大部份情況下頗有點象那頭黔之驢：對周圍的一切都漠不關心，就知道一天到晚安安穩穩吃自己的草。當老虎出現時首先假定對方是自己一樣的食草動物而毫無防範，直到虎撲上來時再尥一蹶子。比較典型的例子是鴉片戰爭前前後後：同樣是第一次打交道，同樣是互不摸底，英國是通過傳教、經商、特別是派馬爾嘎尼出使中國實地考察，積極偵察戰略要點、搜集政治、經濟、軍事、文化各方面的情報，處心積慮摸中國的老底，最後得出結論：中國象個食草動物，外強中乾，無足為懼，可以下手。相形之下，中國則沉迷於“天朝大國，世界第一”的夢中，對外國人的偵察、摸底、四周布陣等等一系列措施一概不聞不問，甚至大開方便之門，特意安排馬爾嘎尼一行從天津入境，縱貫中國而從廣州出境，讓人家從從容容把中國的上上下下里里外外看了個透。等到英國兵艦打到門口，道光皇帝及滿朝文武大員還不知道這個“大不列顛”位於何處，更搞不清英國人想要的到底是什麼，以為賠幾兩鴉片銀子、割一塊邊陲之地就能了事。於是，就有了“中英南京條約”，接踵而來的就是第二次鴉片戰爭、火燒圓明園、日本占領琉球的戰略偵察、甲午戰爭、八國聯軍…越挨打越落後，越落後越挨打，惡性循環，翻不過身來。

歷史上葡萄牙頭一次派船遠航東方就目標明確：斂財、占地、傳教。船隊全副武裝，國王親自授權：到了東方，擁有作為大使、商人和士兵的自由，隨機應變，需要以什麼身份出現，就充當什麼人，並攜有正式國書及各種禮品。對沿途遇到的居民，如果組織鬆散就明火執仗當強盜，如果組織嚴密就搖身一變當使節，完全一副虎的思維特徵：對食肉動物小心翼翼，對食草動物則老實不客氣。這雖然很無恥、很殘暴，卻促進了西方殖民主義大發展，最後改變了世界歷史。而同樣是航海，中國難得有個叄寶太監鄭和七下西洋，卻很有點食草動物與世無爭的味道：當時世界上最強大的艦隊轉來轉去晃蕩了幾十年的和平外交，有人的地方做做客，沒人的地方不斜視，最後賺的沒有賠的多，終於撐不下去而偃旗息鼓。鄭和航海雖然很和平，很友善，君子氣十足，卻對世界歷史沒產生什麼影響。中國周圍的戰略要地一一落於歐洲列強之手，最後論到中國本土遭侵略。歷史上思維如虎與思維如驢的行為方式和結果就是如此大不相同。

當年歐洲人剛到美洲時，印第安人以為來者是屬驢的，不予防範，熱情接待，如同那匹黔之驢，不加思索就以為可以與虎和平共處。結果整個美洲大陸都被人家吞噬掉了。等這些虎的後裔組成了自己的國家──美國之後，便戒心十足地防止別人也來跟他們玩這一手。美國專門定下一條國策：“門羅主義”，嚴禁美洲之外的任何國家在美洲有軍事存在，不管這個國家是不是“民主國家”，講不講人權、自由”。通過美西戰爭，美國把西班牙勢力從美洲趕了出去。1940年，美國趁英國岌岌可危之際用五十艘舊驅逐艦換取了英國在百幕大的一系列軍事基地，彬彬有禮而毫不留情地把英國的軍事勢力從美洲掃地出門。1962年，美國發現前蘇聯把導彈和轟炸機運進了眼皮底下的古巴，馬上採取軍事行動逼蘇聯撤走，為此不惜準備打核大戰。美國人的思維是地地道道的虎的思維：臥榻之側，豈容他人酣睡！不管來者是誰，首先假定來者是虎，來者必不善，善者決不來，先發制人轟出去再說；絕不養虎貽患，讓對方有日後撲上來咬自己一口的機會，使威脅尚未形成已經化於無形。

中國周圍環山面海，歷史上除了北方外其他方向上很少有外敵入侵。中國歷來以農立國，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占主導地位。一個農戶只要靠一小塊能長莊稼的土地就能謀生，日常的經濟生活既不依靠暴力，也不依靠集體配合。這種和平而散漫的謀生方式跟食草動物的生存方式很有些相似之處，而歷史上中國的優越地理環境也允許這種和平的經濟方式長期存在。不難理解，長期在這種特定的歷史地理條件下生活的人們容易產生類似食草動物的思維方式和行為特徵。遊獵為生的民族則不同，其日常謀生方式本身就是一種暴力或與暴力息息相關。進行圍獵時必須有一定的組織與配合，這本身就是一種軍事組織的雛形。只要把狩獵的對象從動物變成人，那就是戰爭。在這種條件下生存的民族產生食肉動物的思維方式和行為特徵也很自然。而既然暴利能驅使人們不惜上絞架，那以商為主的國家要學食肉動物不擇一切手段到處追逐獵物自然就更毫不足奇。

鴉片戰爭之前，中國被世界當成虎，很受尊重。拿破倫說中國是“睡獅”，告誡西方別輕易冒犯。鴉片戰爭後，中國開始被世界視為驢，敬畏之心全消，輕蔑之意日增。甲午戰爭和八國聯軍之後中國簡直成了活死驢，飽受嘲弄不說，隨便什麼烏鴉都敢來叼上幾口。抗日戰爭時日本鬼子把攻擊中國軍隊稱為“趕羊”，一個大隊（營）就敢進攻國民黨軍隊的一個師。南京大屠殺中，中國人的性命、尊嚴和地位都如糞如土，徹底被人踏在腳下。在這個歷史過程中，中國人的精神支柱也徹底崩潰，從極端自負一跟頭變得極端自卑；從“天朝大國，傲視一切”變成“月亮也是外國的園”。有些中國人甚至一提“洋人”就腿發軟，似乎中國人受洋人欺負是天經地義的事，就象食草動物天生就是食肉動物的口中佳餚一般。

等到中國出兵抗美援朝一舉獲勝，頓時舉世震驚。全世界包括中國人自己，都突然驚訝地發現中國人原來竟然可以是虎，而決非命中注定是驢。正是抗美援朝結束了中國人自鴉片戰爭以來精神上從虎滑向驢的沒落過程，開始了由驢轉變為虎的歷史大轉折。從此中國人丟掉了驢的思維，開始了虎的威風。李光耀說中國出兵抗美援朝後西方普通人對海外華人態度從輕蔑一下子變為尊重，這就是沾了中國人虎威的光：面對食草動物誰都敢欺負；而面對猛虎那個敢不小心翼翼？

有人說中國抗美援朝沒必要，因為根據美國政府的文件，當年美國只打算打到鴨綠江邊，沒有進攻中國的計劃。

這正是不折不扣的驢的思維方式：身邊虎視眈眈也該安安穩穩吃自己的草，不該對虎有半點懷疑；即便虎撲了上來也決不該有哪怕尥一蹶子的反抗，美其名曰捨身飼虎，成佛成祖，阿彌陀佛，善哉善哉”。如果以虎對虎，以牙還牙則簡直不可思議。

只要中國處於驢的地位，虎要撲過來隨時隨地都可以，還需要什麼計劃？麥克阿瑟最先提出要把台灣變成美國“永不沉沒的航空母艦”，美國政府就改變了原先的政策，武裝介入台灣海峽。麥克阿瑟下令美軍越過叄八線，美國政府就放棄了原來不許過線的決定。麥克阿瑟命令美軍逼進中國邊界，宣稱“鴨綠江並不是不可逾越的邊界”，美國政府也就聽之任之。這說明美國政府並不認真反對麥克阿瑟的所作所為。只要覺得形勢有利，沒計劃有什麼了不起，隨時制定就是了。等到中國當真出兵打得美軍丟盔棄甲，麥克阿瑟又自作主張要擴大戰爭向中國宣戰。這回美國政府就不客氣了，馬上撤了他的職。為什麼？過去美國認為中國是驢，欺負驢自然是小事一樁。突然之間整個西方世界發現中國竟然是虎，與虎相搏則事關重大。如此大事，號稱世界頭號強國的美國政府豈敢讓一個前線司令官牽着鼻子走？中國得免於新的戰禍，靠的不是驢的柔順，而是虎的威風。

有人千方百計證明中國抗美援朝沒取勝，論據之一是根據西方統計，中國戰死多少多少，而對方戰死又是多少多少，等等。

英國發動鴉片戰爭，打響了西方侵略中國的第一炮。而同是這個英國，其軍事權威蒙高馬利在六十年代初頭一個公開告誡西方，千萬不要在軍事上進攻中國大陸。麥克阿瑟五十年代說中國軍隊“不是一支不可侮的力量”，鬧着要進攻中國；而同是這個麥克阿瑟六十年代聽到印度跟中國開戰時說：“誰想跟中國陸軍打仗，一定有病。”五十年代中國警告美軍不要越過朝鮮的叄八線，美國置之不理；六十年代中國警告美軍地面部隊不得越過越南的北緯十七度線，美國沒越雷池一步。如此巨大的變化是怎麼來的？不是中國人學驢叫求出來的，而是中國人奮虎威拼出來的，是抗美援朝打出來的，是抗美援朝中犧牲的中國軍人們用命換來的。不管中國人在抗美援朝中戰死多少，那也是戰鬥中的犧牲，雖死如虎，威風猶存。他們的前赴後繼使中華民族在世界面前從驢變成了虎，獲得了朋友的尊重，敵手的敬畏，從此無人再敢輕易來犯，使中國人避免了不知多少象南京大屠殺那樣的犧牲。中國由此獲得了自鴉片戰爭以來從來沒有過的和平環境。就憑這一條，就可以理直氣壯歡地呼勝利。與此對照，南京大屠殺中死的中國人更多，這種死難可曾為中國人贏得絲毫尊嚴？可曾對強敵入侵起到絲毫威攝作用？為什麼絕口不提這兩種死亡的根本區別？沒有抗美援朝的犧牲，就會有南京大屠殺的犧牲。喋喋不休地渲染中國抗美援朝的犧牲，絕口不提中國南京大屠殺的犧牲；對中國人死如虎冷嘲熱諷，對中國人死如驢心平氣和，無非是想告訴中國人寧死於屠場，勿死於戰場。如此居心，如此思維，連“蠢驢”二字都不夠格，只配一個評價：為虎作倀。

漢武帝時代頗有虎威：“敢犯強漢者，雖遠必誅！”漢軍主動出擊，徹底打敗了匈奴，結果是之後漢朝百年無邊患，“漢人”之名延續迄今。虎威發一次，遺澤兩千年。但歷史上更多的情況下中國人的國家戰略思維局限於消極防禦，不太重視國家戰略環境的勢態。結果往往離不開修長城，“禦敵於國門之外”；強敵入侵再抵抗，然後收復失地這個公式，再穿插一些割地賠款、公主和番的悲喜劇。

從抗美援朝起，中國恢復了虎的戰略思維，再也不象黔之驢，對周圍的戰略形勢不聞不問。誰在中國周圍集結重兵，誰就要受到中國的高度警惕和認真反擊。美國要跟中國建交，可以，但必須從台灣撤軍。俄國要跟中國改善關係，也可以，但必須從中俄邊境和中蒙邊境撤軍。中國如此堅持，對方也如此照辦。中國雖還無能力實行自己的“門羅主義”，但已能喝令可能的威脅不得靠近。對比鴉片戰爭前中國的麻木不仁，相差何止十萬八千里。

“中國變成虎，就是要去吃驢，侵略別國。”

反問一句：如今世界上還有誰是驢？經過殖民主義幾百年的言傳身教，凡屬驢的不是被虎吃掉了，就是搖身一變變成了虎。現在說當虎，就是要學虎的高度警惕和積極主動的思維方式，明白身邊團團是虎，決不昏昏入睡。想當然以為別人是驢，正是自己驢氣未消的表現，所以不免思維如驢。思維如虎者必贊虎，思維如驢者必頌驢。

今年是八國聯軍侵略中國一百周年。為什麼有八國聯軍？因為要鎮壓義和團。義和團是怎麼鬧起來的？直接導火線是西方傳教士在中國胡作非為激起民憤逼出來的。梵蒂岡教皇不早不晚，偏偏在八國聯軍占領北京一百周年之時，在中國國慶之日特地把那些在中國胡作非為的傳教士統統封為“聖人”。“聖人”者，後人之楷模也。此舉弦外之音就是：上帝的信徒們應該學他們的樣，給中國再來一次八國聯軍。這不是擺明了挑戰中國又是什麼？人家念念不忘讓中國人再當一回驢，中國人幹嗎唯恐自己是虎？

幾年前在一次聚會上偶然認識了一個據說很成功的年輕的印度商人。當他得知我是中國人之後，不知是酒後失言還是有意挑釁，沖我說了一番令我很震驚的話，大意是：“中國最流行的佛教是印度傳去的，所以印度是中國大眾文化的祖宗。歷史上，印度是亞洲最強大的國家，從印度次大陸直到整個東南亞都是印度的勢力範圍。泰國、柬埔寨、越南以至印度尼西亞都曾經是印度的一部份。這些國家的文化、藝術、宗教都是模仿印度的。直到今天這些地區的名字還跟印度相關，如‘印度支那’、‘印度尼西亞’。將來，印度還會收回這些地方。那時印度一定會壓倒你們中國，成為世界第一強國。”

我當時把這一番豪言闊論當成了醉鬼的瘋話，吃驚之餘一笑了之。但最近幾年不斷發生的事實改變了我的看法：印度加緊進行核試驗，大力研製能對付中國的戰略導彈；印度國防部長費爾南德斯公然宣布中國為印度的頭號敵人；宣稱“印度的海上利益範圍應該從阿拉伯海北部延伸到南中國海域”；李登輝號召“日印聯合、夾擊中國”；印度與日本、越南的關係驟然密切；印度年復一年全面擴軍；印度宣布南中國海是與印度利益密切相關的地區，要在南中國海常駐艦隊；印度與美國、俄國的關係左右逢源：美國總統在印度拒絕停止核試驗的前提下仍然訪問印度，默認了印度擁有核武器；俄國對印度的武器交易要優先於中國…把種種事實串起來看，可以感到那個印度商人當年的那番話不是空穴來風。至少印度的“精英”們並不認為那僅僅是說說而已的夢話，而是當真要逐步實現的目標。

很多中國人一提起印度往往首先想到的是１９６２年中印邊界之戰中丟盔棄甲的手下敗將，再就是人口爆炸，種性制度，文盲充斥，工農業基礎落後、髒、亂、差…有了這些先入為主，相當多的中國人對印度整軍經武、外交擺闔的種種措施漫不經心，以為印度如此無非是為邊界問題，西藏問題，中國支持巴基斯坦，世界核大國的地位，等等。這種思維也有點驢氣。如果印度目標僅限於此，有陸、空軍足矣，何必大力擴充海軍，尤其是航空母艦和潛艇？難道是為了用於喜馬拉雅山嗎？

回想甲午戰爭前，日本在中國眼中也是一個二流窮光蛋，不值一提。但日本拼命擴軍備戰，從天皇開始節衣縮食省出錢來建設海軍；而中國則一派歌舞昇平，挪用海軍經費修頤和園為“老佛爺”過六十大壽。一個思維如虎，一個思維如驢，中國在甲午戰爭中的慘敗豈是偶然的？現在印度在學當年的日本，中國豈能再學當年的慈禧，只知道買豪華專機，蓋“混球”劇院？

環顧四周，目前已知的對中國虎視眈眈的國家（台灣沒資格稱“國家”，故未計在內，雖然台獨勢力對中國比誰都兇狠）有：
美國：台灣，整個中國。
日本：釣魚島，台灣。
印度：中印邊界，西藏，南中國海。
越南：南海諸島，廣東，廣西。
土耳其：新疆
阿富汗：新疆
菲律賓：南海諸島

別看其中有些國家又小又窮，單打獨鬥不是中國對手，但人家有虎的思維，念念不忘撲上來咬中國一口。只要有某隻黑手把這些大大小小的虎串在一起，就是個新的八國聯軍：美、日、印、越、土、阿、菲＋Ｘ（某個心懷叵測之輩，隨時準備加入）。注意觀察一下這些國家的外交動向和軍備情況，應該明白這種縱橫捭闔正在醞釀進行中。在這種情況下再思維如驢，盲目樂觀，不加防範，昏昏入睡，必然不免再當一回驢，等着挨宰。

“局勢如此險惡，中國還有什麼希望？”

思維如驢，那就毫無辦法，只好聽天由命。思維如虎，那就大有可為，能夠力挽狂瀾。首先要積極主動，絕不等着挨打。起碼要保持中國的虎虎生氣和利爪尖牙，使對方不敢輕易叫陣。就是說，要堅持改革開放發展，全面加強中國的經濟國防實力，絕對不能自亂陣腳，內訌內鬥。所謂“民運精英”們的說教尤其聽不得。不管中國是不是所謂“民主國家”，中國周圍的虎都要上來咬中國。如果聽信這幫“民主”騙子的胡說八道，在中國搞動亂，中國人必然全部葬身虎口。其次，絕不學驢的思維，對中國周圍的戰略環境漠不關心。“寇能往，我亦能往”。你能搞縱橫捭闔，我也能針鋒相對，“利用矛盾，爭取多數，孤立少數，各個擊破”。只要中國虎威凜凜，就不怕別人虎視眈耽，反而可以傲視群雄，“一虎鎮百獸”。總之，中國的命運永遠取決於中國人自己的選擇：當虎還是當驢；思維如虎還是思維如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