通向毀滅之路（李少君）

我建議所有的自由主義的朋友們都看一看1999年7 月13日的《羊城晚報》，這一期的報紙上有兩條頗有對比價值的新聞：一條是聯合國開發計劃署發布的《人類發展報告》表明，全球貧富差距越來越大，最富裕國家中的五分之一人口控制了全球國內生產總值總額的86％，全球出口總額的68％；世界上最富有的兩百人在1994年到1998年間使自己的淨資產翻了一番，總收入已經占世界全部人口總收入的41％；而近九年來，世界最富的五分之一人口與最窮的五分之一人口的收入之比也從30：1 上升到了74：1 ，有八十個國家目前的年收入比十年前還少。另一條新聞卻是，聯合國糧農組織宣布，索馬裡面臨嚴重食品短缺的人口已達一百萬，其中四十萬人隨時可能餓死……我想，這就是自由主義已經為我們在全球範圍內建立好了的秩序的圖景，這就是我們現在這個以美國為中心的單極化一體化世界的真實面目。

各種“自由主義”並不都是爭取自由的主義，正如繁多“社會主義”並非都是有益於社會的主義。自由主義概括地說來，是在倫理上主張“性惡論”和個人主義，強調人的自私及利益追求是驅動歷史發展的動力；經濟上，則主張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視經濟自由是個人自由的必要條件，甚至視“財產權高於生命權”；其人性觀強調入主要是經濟人的一面，人是利益的動物，即馬爾庫塞所說的“單面人”、“單向度的人”；其歷史觀，是所謂的自然演進，後來哈耶克稱之為“自發擴展秩序”，是以達爾文的“進化論”為理論母體的所謂自由競爭、適者生存的自然演化規律。因此，自由主義的制度設計也就主張建立類似自然秩序的絕對“市場經濟”——主要意思是指儘量減少政府干預而保護市場自由，包括自由競爭的生產和貿易。總的來說，自由主義的核心價值觀，是主張自由是人的第一天性，因而自由在人的價值序列中是排在第一位的，而這“自由”主要又是通過財產權即經濟自由體現出來的。換一句話說，也就認為自由競爭、強者生存、弱者淘汰、弱肉強食不僅是自然界的本質，也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內在規律。

歷史地看來；自由主義的一系列主張如自由競爭、天賦人權、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代議制、有財產才有政治發言權等等，曾經克服了貴族專權的舊制，適應了新興的資產階級的擴張需求，曾經鼓勵他們快速完成了資本主義發展所需的資本積累，也使得資本主義在短短一百多年的時間裡（尤其是所謂“工業化”以來），取得了過去上千年都未取得的成就。但這種自由主義以及與之配套的所謂“進步”、“文明”的話語，也埋下了隱患，那就是重建了金字塔式的社會等級，使掠奪和剝削合法化。他們曾自相矛盾地幻想在其他的方面建立某種民主、平等（如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拾煤渣的老太婆與煤炭大王共享的“平等”總是讓人覺得虛幻。他們早期還強調過博愛，如今也曖昧躲閃不再怎麼提及。作為自由主義理想的大敘事，一個既有平等又有效率的制度，包括強者的財富通過“涓滴效應”間接施惠於弱者的制度性調節，自然有其理論和實踐的意義。但本世紀以來引發過戰爭（如三十年代大蕭條）和未引發過戰爭（如亞洲和俄羅斯的金融風暴）的危機，一再證實這種看似理想的制度並不總是靈驗，一再證實自由主義不可避免地總是通向壟斷和強權的致命缺陷。

“市場自由”是否可以隨時而有效地調節和化解社會危機，這一點暫且不論。在另一方面，自由主義暗含的一個前提就是資源無限論，即認為自然資源是無限的，可供無限開發。以這樣的假設，自由主義才有可能認為經濟寡頭並不影響其他人去開發和獲取其他資源，因資源取之不盡用之不竭，不可能完全被壟斷，因而一些人的富裕並不一定就意味着其他人的貧窮。

應當說，這種方案在當時生產力水平低下、資源的開發還有限的情況下是有其合理性的。但隨着生產力水平的提高，資源的進一步開發，資源不僅越來越為某些富國和大資本壟斷，而且也越來越匱乏，自由主義理論致命的要害之處也顯露出來了。眾多發展中國家眼下或是資源短缺，或是被迫過分廉價地出賣資源，於是資源緊張很快成為社會危機的催化劑和併發症，社會危機總是比發達國家來得更快、更尖銳，市場的負面效應總是比發達國家來得更大、更嚴重。

一些人壟斷財富正成為其他一些人死亡、貧困的根源，連聯合國《人類發展報告》也認定：“市場競爭可能是效率的最大保證，但不一定是平等的最大保證。”

六十年代羅馬俱樂部的研究早已表明，我們已臨近增長的極限，面臨能源負增長遞減增長的威脅，地球環境正在全面惡化。但這並沒有引起人們的重視，或者說，富裕國家們注意到了，但為了自身利益，它們還在加快對資源的壟斷和占用，從而驅使更多的國家和民族走向貧困和絕望。而現在自由主義的勝利，更有利於富國肆元忌憚地占用壟斷資源。福山不是早就將冷戰結束視為“歷史已經終結”嗎？確實，自從蘇聯解體，以美國為首的北約已在全球建立了新的單極化一體性的新的秩序，以更好地保證富國集團利益，誠如學者陳燕谷所說：“資本主義的全球擴張從此暢通無阻，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第一次成為全球範圍內的普遍生產方式，一個由巨型跨國公司、發達資本主義國家以及由他們組成的若干跨國組織，包括北約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等構成的超帝國主義輪廓開始顯現出來。”

歐美國家的現代化是人類文明果實的一部分，當然值得其他民族有選擇地借鑑吸收，但這並不意味着應該掩蓋發達國家曾藉助於掠奪而聚積財富的事實。歐洲當年大量向美洲、澳洲及其它地方移民（類似全球範圍的“闖關東”與“走西口”），大大緩解了本土人口與資源的矛盾，充分利用了歷史給予他們的特殊條件。這是第三世界國家無法重複的過去。眼下日本不砍本土的森林，美國儘量不開採本土的石油，這也是依據了第三世界國家不可能有的經濟強勢。正是這些歐美國家先行一步的優越，使後發展國家重複照搬它們的模式既不可能，也不應該。需要指出的是，在全球資源已日漸匱乏而生態環境正日益惡化的今天，在以往的殖民主義和帝國主義政策已經造成不平等秩序的今天，發展中國家如果對此沒有反思，重蹈覆轍，仍舊追循惡性開發和所謂自由發展的模式，仍舊一廂情願地橫移“美國夢”或“日本夢”，只顧單純的經濟指標的增長，就必將造成更可怕的後果。其對資源的掠奪性開發和對環境的進一步破壞，必然會加劇目前世界性的生態危機。

中國就是這樣一個典型的後發展國家，資源有限而人口眾多。我以前很難理解為什麼中國歷史上每次革命的訴求都是“均貧富”，我現在想明白了，在一個人均資源極其有限的國度，如果社會貧富差距過於懸殊，社會財富過於集中到少數人手裡，就意味着很多人被逼到資源極限構成的死亡線，沒有迴旋餘地，只可能走投無路，揭竿而起。黃仁宇、何清漣等人在研究中國歷史上農民起義的起源時，指出其中一個主要的原因就是中國作為一個小農經濟國家，卻餅地資源有限，一旦出現耕地資源被過於集中壟斷的現象，民間必定怨懟叢生，如果再有天災，耕種欠收，就只能“吃大戶”或以暴力形式“分田地”，所以歷代封建王朝為穩定自耕農，均採取“抑兼併”的政策，壓制豪強，防止土地過於集中。如太平天國起義就是因為清末人口激增，而另一方面貪官污吏地主豪強不擇手段聚斂財富，再加上災荒，農民無法養活自己，飢俘遍地，流民大增，終於導致大規模的流民暴動。另加中國歷史上天災與人禍緊緊關聯的事實顯示，歷史上的政治問題總是與生態問題緊密相關的，而中國歷史上的平均主義思想傳統根深蒂固，自有其深刻的原因。它不是什麼劣等民族的種性遺傳，也不是天上掉下來的，它是惡劣生態條件下難免的思想文化產物。

生態從來是一個公共而非個人的問題。自由主義強調個人主義，又把人單一地定位於“經濟人”的範疇，尊祟每個人的“利益最大化”，按馬克思的說法，這是把一切關係都變為了“純粹的金錢關係”，而忽略了人的本質是社會關係的總和，忽略了人與人、人與社會、還有人與自然本質上是相互依存的關係。在這一點上，生物基因工程的研究已證明：雖然人有其自私自利的一面，但人又是與他人血脈相連的，如有共同基因的人之間非常容易產生親近感。至於生物考古學，更證明人是群居的動物，證明人具有“群性”與“公性”的一面。而自由主義過於強調人的私性，誇大其衝突與爭鬥，並予以鼓勵，從而最終破壞了人類社會關係以及人類與自然關係的和諧，導致了社會與自然雙重的環境惡化。我們不能否認，歷史上同樣提倡“群性”與“公性”的社會主義實踐也屢屢破壞生態環境，同樣需要認真地反省與批判。但那種“超英趕美”式的實踐無非是國際自由競爭格局中的被動反應，其“進步”與“發展”的基礎觀念也與自由主義同出一源。當這種實踐逐步蛻變為。“化公為私”的官僚集權現象，它不但損害了個人利益，也同時取消了公共性，即“群性”與“公性”的喪失。如果我們以自由主義的私利至上來清算那一段實踐，那不但是藥不對症，更是以暴易暴，因為重建公共性是我們總結歷史教訓的知識基點和道德前提；把偽裝了的不公正變為公開和合法的不公正，與這一前提毫不相干。

在今天，美國只占世界人口的5 ％，消費的資源卻占全球資源消費的30％，一個美國人消耗着五十個印度人消耗的資源。那麼，在這種情況下，其他國家怎麼還可能獲得美國式的現代化？中國人也渴望過上富裕的日子，只要設想一下，如果一半中國人達到美國人的生活水平，可想而知，中國能到哪裡去獲得這些資源？如果不訴諸強權和戰爭中國又怎麼可能獲得這些所需要的資源？在核武器越來越多的今天，這種個人利益無限擴張所導致的國家利益無限擴張，這種對內自由主義所必然導致的對外極端民族主義，這種老一代帝國主義已經出演過、而當今某些發展中國家正想重演而不得的利益擴張過程，會不會使人類走向毀滅？一旦災難大規模發生，人類會不會像當年最強壯的動物——恐龍那樣徹底死亡？

對社會達爾文主義可能給人類帶來的災難，著名華裔瑞士科學家許靖華先生很早就有所批判。許先生以自己的考察及研究揭示過以進化論為科學基礎的自由主義的虛偽性及其霸權主義的本質。他發現達爾文的進化論存在重大謬誤，實際上被用來充當了殖民主義對外擴張、侵略的理論基礎。比如，一些達爾文信徒強調自然界低級生物不斷向高級生物進化，而人類歷史是一部從低級向高級、從愚昧向文明進化的歷史，從而被早期資本主義利用來作為侵犯、霸占、掠奪其他國家及所謂低等民族的藉口，並自詡是給其他國家和地區的人們帶來了所謂文明，從而在民主與自由的旗幟下，合法性地永久剝削這些地區和國家的人民，搶奪其財富和自然資源。殖民主義也常常以此為基礎宣稱自己為高等種族，是依上帝的旨意來統治和領導這些國家和民族。這一切，如今則演變為所謂“工業化”、“現代化”、“全球化”的意識形態，以便他們更進一步合法謀取更大利益，更徹底地實現全球性壟斷。而許先生認為自然界及歷史實際情形並非如此。他以恐龍為例，指出恐龍是迄今為止自然界最強大的動物，按達爾文物競天擇、強者生存的理論，恐龍不應當滅絕，但恐龍不幸完全滅絕了。恐龍並非滅絕於競爭；而是滅絕於生態災難。這證明達爾文的理論有重大漏洞。

許先生還指出，自然界生物之間的關係也並非只是你死我活的相互爭鬥，更多的是相互依存，如蜂為花傳粉、蟹寄生於藻類、鳥為植物傳撒種子等等。社會達爾文主義誇大自然物的相互對立並將之比擬人類，是一種邪惡的學說，為早期資本主義對外擴張及後來的帝國主義提供了所謂“科學”的依據。許先生認為應當從古老的東方哲學中尋找人類生存的智慧，比如“天人合一”，人類和自然界應當是一種相互依存的關係，人類若強行破壞這種和諧的平衡關係，必將導致生態災難，人類最終也會毀滅，如當年不可一世的恐龍。

許先生的警告和規勸顯得聲音微弱，相反，“個人利益最大化”、“本國利益優先”一類口號成為了這個時代的最強音。瘋狂擴張的自由主義經濟雖然使人類在短短兩三百年的時間裡取得了前所未有的成就，但也在短短兩三百年時間裡就將地球上千萬年累積起來的石油、煤、天然氣等揮霍殆盡，而對資源的無節制揮霍又帶來種種惡果，如燃燒產生的二氧化碳導致溫室效應、酸雨、臭氧等問題越來越突出，嚴重地破壞了生態平衡，最終影響和威脅人類生存。有資料表明：連人跡罕至的世界最高峰——珠穆朗瑪峰的積雪中也化驗出酸雨成份，這顯然來自他處。南極上空的臭氧層空洞，顯然也源於南極洲以外的人類開發活動。1997年12月在日本京都舉行了關於全球溫室效應的會議，給“工業化”的神話再亮了一盞紅燈，基於全球溫室效應的威脅，工業化國家只好達成這樣的協議，爭取在2010年把急劇增加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減少到比1990年還少五點二個百分點的程度。但即使如此，也可能無濟於事，因為發展中國家還在加快工業化進程，還在向歐美式的現代化模式狂奔，大量的工業廢氣還在滾滾而來。而作為世界上排放二氧化碳最多的國家，美國出於本國產業利益的考慮，居然還一直拒絕在聯合國有關大氣保護的條約上簽字！

由上可見，地球的有限資源，不可能承受人口無限增長、經濟的無限發展以及生活的不斷“進步”。自由主義的自利狂熱和發展狂熱隱含着生態學的盲區，其你追我趕、你搶我奪的“自由競爭”圖景內已顯現了自我毀滅的凶兆。

這樣說，並不是要否定市場自由在資源配置和供求調節方面的競優功能，也不否認市場自由對提高勞動效率的推動作用。但由於無意或有意地掩蓋了人類經濟活動中的生態要素，自由主義的經濟知識建構一開始就是偏視的和跛腳的。比如他們有關效率和利潤的知識體系，從未將為公共所有的空氣、水及其它資源消耗納入成本計算，而是肆意消耗破壞，這實際上是虛構了一種優績的效率和利潤，掩蓋了重大的生態虧損，掩蓋了少數人以私權對公共財產的免費侵占和浪費性破壞，而這種破壞了的生態資源是無法用金錢衡量的無價之寶。（順便說到，富人們破壞了之後可以一走了之，因為他們有錢，可以隨意選擇居住之地，破壞的後果卻會圖與窮人。今年夏季美國與歐洲的炎熱導致了無數人的死亡，可以想見，其中是絕對不會有富人的。）在另一方面，自由主義的知識缺陷還存在於所謂神聖的“產權”理論，因為空氣、水以及其自然資源本身就不存在什麼明確的“產權”，如果有，也只能說是公共的。如果不將這些生態問題納入考慮之列，而只強調什麼“私有財產神聖不可侵犯”，不管污不污染環境，這實際上已經抹煞和侵吞了公共產權，或者是強加給社會一個僅僅有利於富人的產權制度。

地球已經成為一個“地球村”了，一個地區的生態變化必然影響到另外的地區。工業化國家是破壞生態的始作傭者，完全應該主動採取補償和補救措施，後發展國家和受害者也完全可以要求損失賠償，這種賠償實際上也有利於發達國家。今天，生態惡化的現象已不獨發展中國家日益嚴重，發達國家同樣未能倖免。據報道，美國東部的一些州一旦遇上高溫乾旱，也會缺水嚴重，只好限制用水，如馬里蘭州立法規定如有人用水清洗汽車或澆灌花園，就可能判處六個月監禁或一千美元的罰款，而新澤西州禁止向游泳池灌水，飯店也不再向客人上茶水，除非客人提出要求。農民們則無事可干，因無水灌溉莊稼，許多莊稼已活活枯死。

有人會說，自由主義內部本身區別很大，雖然有那種過分強調自由競爭、弱肉強食的自由主義，卻也有越來越強調平等、人權、社會公正的新自由主義或者說具有左翼傾向的自由主義，早期如托克維爾，近期如羅爾斯等等。‘這我也承認。這種自由主義看到了自由競爭在促進效率方面的合理性，也看到了其在社會分配方面的不合理，主張通過憲政來制約和改變市場規則，重建民主平等的秩序。他們由最初主張“起點的平等”發展到主張“過程的公正”，最後競主張“結果的平等”，倡揚“矯正的正義”，力圖糾正和補償以往的不平等不公正，無疑是對自由主義的歷史過錯與弊端的糾正，也予人們深刻的啟迪。

但是，我們也不要忘了，自由主義作為當今資本主義世界的體制話語，是從傳統和古典自由主義發展而來的，其基本觀念和原理也已深入社會各方面，因此對之加以改變就不是那麼輕而易舉的事情。而且新自由主義或自由主義左翼在西方始終只是邊緣性的聲音，遠不足以改變和左右主流思潮。當今西方國家中，保守的自由主義才真正占據了主導地位，也因此才導致西方社會內部的貧富懸殊越來越大，導致了富國與窮國之間的差距起來越大。

特別值得指出的是：這種嚴重的兩極分化正是通過資本的壟斷和干預保護而加速進行的（包括與某些第三世界國家的獨裁集團建立“裙帶關係”），這從本質上恰恰踐踏了他們許諾的“自由”原則，已經或正在導致從拉丁美洲到俄羅斯到東南亞的一次次市場經濟的難產、崩潰、萎縮、窒息，導致大批中下層經營者的非正常破產。這就是資本主義從推動市場經濟到“反市場經濟”（許寶強語）的尋常過程，就是從自由主義的烏托邦到“不自由”現實的尋常過程。

也許還有人寄希望於“科技生產力”，強調所謂“知識經濟”的到來，會創造出新的資源，從而緩解生態危機。是的，核物理和生物基因研究等等都洞開了新的資源前景，但無論從歷史還是現實社會來看，科技往往最終為壟斷性的大資本集團所利用，服務於壟斷，鞏固和加強壟斷，從而把廣大弱勢群體排斥在受益層面之外，改善生態的功能也不得不大打折扣。聯合國《人類發展報告》指出：大約88％的因特網使用者在富裕的工業國，住在撒哈拉沙漠以南的非洲地區的使用者還不到1 ％。而在因特網上，雖然全世界講英語的人不到10％，但近80％的萬維網站點使用英語。這種狀況當然比當前石油、森林、土地的瓜分還更為不公平。至於生物基因工程，如果富人們依靠金錢可以“自由”地控制着人類基因庫，使他們的後代能獲得更優越的先天條件，這不是將更加加劇人類的不平等嗎？在這裡，“知識產權”的概念也許值得一議。知識產權是財產所有權在知識領域裡的延伸和運用，是保證效率防止掠奪的一種制度安排，對促進知識創造和經濟發展確有重要意義。但致力於社會福祉的創製，同樣要防止有些人在知識產權的名義下對知識的過分壟斷以及隨之而來的暴利，因為那同樣會阻礙知識的傳播、運用以及創造。著作權法規定作者死後五十年其版權自動失效，就是對知識產權的一種限制。同樣，合理的創製還應該限制知識富有者的壟斷傾向，引導知識向貧困地區的無償轉讓；應該限制知識富有者的暴利傾向，起碼應該保證人們在基礎教育、公共醫療等社會公益事業中對知識的無償使用（現在的情況是很多地方學費越來越高而文盲越來越多）。毫無疑問，反壟斷和反暴利是一般市場經濟的應有之義，這些原則同樣應該施之知識經濟。否則，具有濃厚自由主義邏輯色彩的“知識產權”就遠非一項完善的制度，特別是它被用作少數財閥推行“全球化”、“新經濟”一類不合理經濟秩序時，其有害市場經濟等一切經濟活動的負面危害更值得人們深深警覺。

最後，還想說的一點就是，中國需要一種健康的自由，真正的自由，但決不需要一種發展中國家資源緊缺情況下損害社會保護和公共權益的“自由”，決不需要威權者（如在中國）或富豪者（如在美國）為所欲為的“自由”——不論這種自由的話語編造得如何動聽。據《參考消息》1999年7 月24日轉英國《衛報》的消息，作為自由主義的原產地，英國目前是歐洲最貧富懸殊的國家，四分之一的家庭生活在貧困線以下，其20％的最貧困人口的收入只占國民收入的7 ％，而20％最富裕人口的收入卻占了國民收入的41％。…。這些數據，或許可以給最推祟英國“光榮革命”及其保守主義思想、反對法國式大革命及其激進思潮的自由主義者們一點反省，也讓人們更好地理解和看清所謂自由主義與保守主義本質上維護的究竟是些什麼東西。也難怪托克維爾這樣的具左翼傾向的自由主義者要稱柏克這樣的不斷為英國辯護的保守主義者為“反動分子”，而哈耶克也要稱米瑟斯這樣的古典自由主義者為“反動派”。也難怪會有人指出所謂“消極自由”的觀念實際上正是支持當今“全球主義的意識形態核心”。因為這種意識形態實際上是要保護由“自由主義”之路獲得了大量財富的既得利益者，最終使高度的全球性壟斷更加強化，從而使所有改變這一切的努力付之東流，使人類最終走向從心態到生態的毀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