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產黨漂亮的間諜戰

張桂華

　　半個世紀前的國共鬥爭，始終在兩條戰線上展開，一是正面戰場一是隱蔽戰線。在地下隱蔽戰線上，鬥爭形式多樣，手段靈活，但無疑，間諜戰是互相角力的最重要一環。在雙方幾十年鬥爭中，共產黨很打了幾次漂亮的間諜戰，最精彩的兩次，其要角就是周恩來大為讚許的“前三傑”和“後三傑”。

　　前三傑解救周恩來

　　“前三傑”為李克農、錢壯飛和胡北風，關鍵人物是錢壯飛。

　　錢壯飛通過何種關係進入中統，難以確知，有說是因主辦西湖博覽會結識徐恩曾，有說是通過國民黨中央政治學校畢業後分配至中統，總之在三十年代初，徐恩曾負責國民黨中央組織部調查科（中統前身）時，錢已成為徐的親信擔任其機要秘書。

　　時在上海主持中共中央機關工作的周恩來，指派李克農與錢建立聯繫。李由錢的介紹，也打入調查科，派駐上海無線電管理局，另一"傑"胡北風，則在調查科天津機關電台任職，就這樣，一條直達國民黨中央機關情報線建立完成。自此國民黨中央黨政軍情況、其時國民黨圍剿江西蘇區的軍隊動向情報，源源不斷送到了共產黨手中。錢壯飛情報通過上海李克農，轉中共中央機關，再轉往江西蘇區，共產黨軍隊打破國民黨前幾次圍剿，與錢情報不無關係。

　　錢壯飛等人的最大貢獻，還是在顧順章叛變事件中及時發出警告，使上海周恩來等中共中央機關負責人得以及時轉移。

　　顧順章為中共政治局委員，並負責中央機關保衛工作，一九三一年四月，他從上海護送張國燾往鄂豫皖蘇區，回程中在武漢被叛徒出賣被捕。顧被捕後即刻叛變，並要求立即面見蔣介石，因顧知道錢壯飛等人在國民黨中央機關臥底，故不願向低層人員透露，顧還想向蔣介石建議，由其出面說服共產黨“歸順”中央。武漢警方不敢怠慢，立刻用專輪送顧往南京。顧第二天早晨抵南京後才說出錢壯飛臥底事，可錢昨晚已從武漢緊急來電中得知顧叛變事，立刻發電上海中共中央機關，此時已離開南京揚長而去了。國民黨根據顧情報立刻在上海抓捕，周恩來等人已安全轉移，只抓住時任中共中央總書記的向忠發，共產黨另一損失，就是顧交代出當時已被國民黨抓入獄中卻化名矇混的惲代英。倘若沒有錢壯飛及時告警，周恩來等人肯定難逃厄運，上海中共中央機關勢將被全部摧毀。

　　顧順章出面說服共產黨“歸順”，當然不可能，蔣介石深知這一點，顧一自首也就失去在共產黨內影響。蔣見顧一面，即交由中統“相機指導運用”。抗戰前顧在中統中不得意想另投門庭，被徐恩曾藉口殺掉了。顧所付的代價還不止此，為懲罰顧叛變，據說由周恩來親自指揮，將顧一家大小數口全部活埋，顧曾在上海大報上刊登捉拿周懸賞啟事，這成為國民黨攻擊周恩來的一大口實，也成為許多同情共產黨、崇敬周的人深感遺憾的事。

　　“前三傑”中，胡北風情況不清楚，李克農以後成為共產黨保衛部門最高負責人之一。錢壯飛轉去江西蘇區後，參加了紅軍長征，途中戰死在烏江。錢女兒黎莉莉是上海三十年代電影明星，錢的兒子錢江是電影攝影師，新中國成立後曾擔任中央新聞電影紀錄片廠廠長，今年四月剛在北京去世。描述錢壯飛間諜生涯影片《金陵之夜》，即由錢江所編導。

　　後三傑攸關大決戰

　　“後三傑”為熊向暉、申健和陳忠經，主要人物是熊向暉。三人都潛伏在胡宗南部擔任職務，熊向暉擔任胡貼身副官、機要秘書長達十二年。

　　熊是清華學生，在學期間加入共產黨。抗戰之始，熊參加流亡學生組成的“戰地服務團”，適逢胡宗南部在服務團招收學生，熊被胡親自選中。通過周恩來精心安排，熊與申健、陳忠經三人就構成一張共產黨在國民黨軍隊中的最重要間諜網。

　　熊進入胡部時，正當國共第二次合作抗戰時期，外敵當前，國共間雖常有摩擦暗鬥，但究不是大規模兵戎相見，即使這樣，熊還是送出不少情報。周恩來對熊指示，準備長時期潛伏，熊之角色就相當於國共對弈中共產黨所下的閒棋、布的冷子，到時自會有用。

　　果如周之所料，對外槍聲剛停中原硝煙又起，抗日勝利不足一年，國共之間重開大戰。經八年抗戰，共產黨軍隊已不復是當年“游擊隊”“土八路”，誰都能看出，此番開戰，要麼不打，要打就是有你沒我有我沒你生死存亡的大決戰了。胡宗南是蔣介石嫡系，長期屯駐西北，已發展為擁有幾十萬軍隊的西北王、蔣介石倚為股肱的方面大將。進攻延安中共中央所在地，自是胡宗南承之大任，連帶着熊向暉也就真正發揮大作用了。

　　胡部進攻延安前，熊原已脫離胡部，受胡支助準備去美國留學，想不到胡“如同鬼摸了頭”又將熊緊急召回幫忙，於是，進攻延安之計劃部署悉經熊手轉給了延安。兵馬未動糧草未行，而一切卻已為對手知悉，此仗焉能不敗？於是，胡宗南雖占領了延安，卻撲進了空城；雖有幾十萬大軍，卻找不到對敵之處之機，反被共方吃掉幾個旅。毛澤東周恩來帶領中共機關在山溝里轉悠，近在咫尺的胡軍卻茫無所向。人贊毛澤東“胸中自有雄兵百萬”，這個百萬大兵是應將胡軍一起算上的。事後，毛澤東誇讚熊向暉三人的作用相當於三個師，從胡部受挫對大決戰全局影響，共產黨由此從戰略防禦轉為戰略相持再轉為戰略進攻來看，熊等人作用又豈止是三個師？

　　熊向暉“後三傑”間諜案，最後還是為國民黨破獲，可此時熊已在美國讀了大半年書，遠不可及了。由於胡宗南與軍統的老關係，保密局並未聲張悄悄壓下了，卻不敢不報蔣介石。胡宗南最後敗退西昌，蔣卻不許胡去台灣，直到參謀總長向蔣力爭道：送一員大將給對方不符合指揮道德，胡才得以在最後一刻登上飛機。蔣對胡的憤怒於此可以想見。事情還沒完，胡到台後，陝西籍監察委員李夢彪領銜聯署四十五人上文彈劾胡，這是國民黨去台後的第一次彈劾案，指責胡帶部隊離開陝西是受匪諜虛聲恐嚇，雖未明寫熊向暉事，卻明指“其總部多有共區份子滲入”。胡提出答辯，只是自保而作的勉強應付了，胡當然早就明白，熊向暉是潛伏身邊的共黨間諜，熊此時已從美國畢業直接去了北京。

　　間諜戰的道德問題

　　胡宗南因身邊滲入間諜不自知，蔣介石氣憤得不讓去台灣，蔣部下有人提出這不符合指揮道德。自熊向暉近年公開自己十二年間諜生涯，有人也提出熊的道德問題。

　　胡對熊可謂厚矣，自招熊在身邊擔任副官、秘書後，胡不但予以信託，注重培植，而且照顧其全家生活，多次為熊家人安排職業，最後並助熊妹與熊一同去美留學。有人憤慨難平斥熊不講信義，致誤老長官一生事業功名。當年同為胡之部屬的張佛千為熊辯護，指出，熊參加共產黨在先，到胡身邊工作在後，要講忠誠信義,熊只能是忠誠於共產黨,“怪只怪周恩來善於擇人,造成胡的畢生大憾”。

　　熊向暉真可稱得上古今中外最出色間諜，不但圓滿完成間諜使命，立下卓著功勳，而且毫髮未損全身而退，更且讓對手出錢出國深造，最後又學有專成歸隊為共產黨工作，直做到部長級高級幹部。征諸古今中外間諜史，幾乎是絕無僅有之特例。間諜能完成艱巨使命的，往往難逃暴露真相的危險，即使九死一生最後歸隊，一般也就此打入冷宮投閒散置，因為間諜一旦暴露真實身份，也就失去其利用使用價值。而熊之高段，竟然由對手出錢往美國留學，學有所成而再服務於共產黨外交界。胡正如民間所謂：被別人賣了還幫別人數錢。

　　熊之間諜沒有道德問題，那麼共產黨間諜戰是否有道德問題呢？

　　敵我相爭相鬥，往對方派遣間諜往往是優先考慮的重要一着，問題只在於派得進派不進、派得深派得淺，不存在派不派的問題。為了派得進派得深，老謀深算有長遠眼光的，總要預作布置提前考慮，提前五年十年乃至一二十年都是可能的。用周恩來的話，就是下閒棋布冷子。那些隱蔽至深的間諜，要說無事可能也就浪費，可一旦有事地位又恰當，那其作用就未可限量了。這可以說是公開的秘密，是各方都默認和接受的應有之義。

　　可這只限於相鬥相持之時。如果是友好鄰邦、合作夥伴，單方或雙方來這一手，那就上不得台面了。一旦揭穿，是會影響雙邊關係的，特別是單方面的過度作業，一旦為公眾所知，更在道義上要失分。熊向暉間諜案難以名正言順說得通的是，熊在胡部潛伏時，正當抗戰時期國共第二度合作，雙方名義上是友黨友軍。共產黨來這一手，對國民黨頑固派或許不是問題，因他們遵守的也是同樣的行為邏輯，在竭力往共方派間諜，但對其他人則要有所交代，至少要有一個說得過去上得了台面的理由。周恩來是政治大家，深諳其中關係，熊向暉從美國到北京後，周恩來曾邀集張治中、邵力子、劉斐等前國民黨和談代表聚宴一次，專為他們給這位昔日熟悉的“熊老弟”作背景介紹。周首先說明，熊不是起義而是“歸隊”，今後準備派熊出任外交方面工作，然後向眾人道出熊做胡部臥底間諜的前後，最後，周正色加以解釋說：

　　我們是依靠政治，不搞下流手段，同國民黨的特務工作有本質不同。我們派他到胡宗南那裡，是要他幫助胡宗南抗日，不是要他搞情報。當時我們誠心誠意想同國民黨合作抗日，中共中央還決定不在國民黨機關、部隊裡建黨組織。可是蔣介石硬是要反共，我們不能不自衛，我們就交給他自衛的任務。毛主席早就公開說過：“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我們在軍事上、政治上是這樣，在情報上也是這樣。蔣介石、胡宗南已經知道他是共產黨員，今天我向大家講出來，希望文白先生有便轉告蔣介石，讓他知道來龍去脈。

　　周恩來這番道理，好在不會引起爭論，聆聽對象都是剛入新朝的前國民黨人士，但周恩來還是說了，這當然要的是道義分。

　　間諜戰情報戰，國民黨也輸了

　　在周恩來說詞後，張治中曾有一番感慨，張說：以前只知道國民黨蔣介石政治上、軍事上不如共產黨，想不到在情報戰上，國民黨也不是共產黨的對手。不管真情還是虛應，張治中說的卻完全是事實，國民黨情報戰也輸給了共產黨，而且輸的還不是一點點。

　　對此，多數國民黨人也認識也承認，而且將情報戰的失敗看作是國民黨失敗的最重要因素之一。更有人將國民黨失敗完全歸之於情報戰、間諜戰的失敗，認為經濟方面是由於孔祥熙、宋子文重用潛伏共產黨人冀朝鼎，擾亂了金融政策；軍事方面，則由於國防部參謀次長劉斐秘密投共，將軍事計劃悉數透露給對方。這一說法無論如何太過分，如果不是為自己或某些國民黨派系集團推卸責任，就是見木不見林的浮泛之論，而且所依據事實也不對。劉斐親共，以後更投共，但指其將大決戰軍事計劃透露給中共不是事實，這是將後日行為妄推前此原因。即以指劉為“匪諜”最力的胡宗南參謀長盛文，也不能將胡部攻打延安失利推給劉斐，因為劉斐當時儘管是管作戰參謀次長，對該計劃卻不得與聞，是蔣介石本人與胡宗南和他三人商定的。泄露計劃的另有其人，盛可能為免連帶責任不說熊向暉而妄誣劉斐。

　　更重要的是，國民黨的失敗，情報戰、間諜戰遠不是決定性因素，國民黨整個大局輸在政治上、軍事上、經濟上，更輸在民心向背上，情報戰、間諜戰只在局部具有關鍵性作用。但不管怎樣，國民黨的情報戰總是輸了，而且輸得很慘。

　　共產黨人都是情報戰行家裡手

　　不消多說，周恩來是領導情報戰老手，以上兩次漂亮的間諜戰可說都出於其直接領導和策劃。可令人驚異的是，共產黨其他高層人物對搞情報布間諜，似乎也都是行家裡手，一點也不陌生。這裡僅以三人董必武、朱德和劉少奇為例，至少在一般人印象中，這三位共產黨高層人物，與情報間諜一類事是扯不上關係的。

　　先看董必武。熊向暉在武漢被胡宗南親自選中任用的當晚，熊即往漢口八路軍辦事處，周恩來有事外出，這第一次談話就由董必武出面與熊談的。董首先向熊說明，派其打入胡部是出於周恩來下閒棋布冷子的考慮，未雨綢繆先走一步，這是一項特殊任務，具體要求須根據情況發展再定。如果說這些只是董的轉達，以下間諜工作的具體指示則完全是董自己的了。董向熊提出三點：第一不要急於找黨，組織自會與他聯繫，不管多長時間都要忍耐，絕不要離開胡宗南部隊。第二，隱蔽黨員身份，不發展黨員，保持不左不右、愛國進步的政治面目，胡宗南反共也要表面同胡一致。第三，在國民黨內，為人可略驕，寧亢勿卑，但也要掌握分寸，無論何時何地必須謹慎，敢於和善於隨機應變。最後，董讓熊按時渡江回駐地，以後不要再去八路軍辦事處，也不必見其他人,這一次談話，要管幾年。

　　再說劉少奇。抗戰之初，另一共產黨人趙榮聲在第二戰區副司令衛立煌身邊任秘書。衛部駐紮山西，積極抗日，與陝北八路軍友好，趙是衛從八路軍處要來到身邊服務的，但趙的共產黨員身份則是秘密的。由於衛立煌放手，趙等人在衛部中模仿八路軍做法，搞了許多宣傳活動，並在衛部秘密建立了共產黨支部。三八年年底，劉少奇從延安到山西找趙秘密談話。

　　劉首先講了共產黨和國民黨約定不在對方黨政軍中建組織的約定，命趙立即將支部解散。然後對趙作出具體布置，要求趙停止組織聯繫，保留黨籍，長期隱蔽下去。趙的潛伏為絕密，只有中央幾個負責同志知道，也不列入文字記錄，將來歸隊由劉給他們證明。劉更具體指示趙，要真正成為衛立煌心腹，需要十年八年甚至更長時間，要作長期打算，跟着他做官，鑽得越深越好，官做得越大越好，只要能在衛身邊待下去就是成績。以後不許找地方黨組織，不許找八路軍辦事處，有事劉會派人找趙，而趙不需要知道劉在哪裡。劉最後往新四軍工作臨行前又囑咐趙長期隱蔽下去，等待時機，並要做好隨時應變的準備等等。

　　劉不愧是長期搞地下工作的，對情報間諜非常內行，對一切細小之處都不放過。當衛立煌部疏散出一批秘密黨員時，劉不讓他們去延安而去蘇北新四軍，劉認為去延安的人多複雜，年輕人又好吹牛，對仍在潛伏中的趙榮聲等人不利。一位黨員名叫陳其，劉認為名字不妥，一看而知是共產黨人名字，親自為其改名陳其五（此人解放後曾擔任上海市委宣傳部長）。

　　朱德此前也曾到過衛立煌部一次，對衛作正式拜訪。趙榮聲等人在衛部所作的抗日宣傳工作本以為能得朱誇讚，想不到朱非常生氣，與其作秘密談話時朱大為光火，怒責趙這樣搞法太明顯，所有做法一望而知出於共產黨人之手，朱指責趙不要把工作一天做完，使自己被國民黨發覺後連根刨掉。朱雖是行伍出身的總司令，對秘密工作卻也有着縝密的頭腦。

　　無論軍統中統，統統打不進中共

　　共產黨注重情報戰，國民黨又何嘗不注重？共產黨高層人物多是搞情報行家，國民黨高層直至蔣介石本人也絕不是外行生手。如果說，共產黨由於多年受打壓且在第一次國共合作時吃了大虧，因而步步小心處處設防，那麼國民黨的優勢在於其執政地位，擁有體制上一切便利條件，擁有充裕的人員、經費、裝備來建立各種公開的、秘密的組織機構來對付共產黨。

　　國民黨有兩大特務組織，一為中統一為軍統，軍統歷史雖較中統為短，卻借抗戰之機急速膨脹，成為一時擁有直接工作人員幾萬人的最龐大、最張狂的特務組織。但無論中統軍統怎樣分工，對付共產黨是兩組織的最根本宗旨，也無論國共合作或對抗，中統軍統有多少方面的工作，最重要工作就是與共產党進行情報戰，情報戰最有效手段，自然就是打入共產黨內部的間諜戰。可積幾十年之功，無論中統軍統，這方面幾乎毫無建樹，統統打不進共產黨。

　　抗戰之前，據沈醉所言，軍統上海地區的中心工作，就是打入中共地下組織和其他反蔣集團中去活動。可最不容易打入的是中共組織，只能在一些外圍組織中找一點線索便進行破壞，卻無法深入。最容易打入的是一些反蔣集團和地方軍閥派系。抗戰時期，軍統內專設有中共科，另有張國燾主持主要由共產黨變節者組成的特種問題研究室，專門設計和指揮向延安等地的滲透。戴笠還親自領導一個特別偵察組，想派人打入重慶的中共組織,要求哪怕打入一個能當《新華日報》印刷工或賣報報童都算是成功。可軍統這部分工作基本是白費心血，徒勞無功。抗戰以後，軍統轉制為國防部保密局，蔣介石親自面授指示，要求保密局的外勤人員社會化，每個人要有公開掩護的職業，以便打入社會各階層中去進行活動，設法打入各民主黨派和進步團體，最主要的任務則是要千方百計、不惜任何代價打入共產黨各地組織，以便徹底消滅共產黨，鞏固後方。國民黨高層不可謂不重視，中統軍統也不可謂不努力，也做出過不少成績，如三十年代顧順章案，抗戰以後軍統破獲共產黨北平地下電台，由此追尋出各地共產黨地下組織以及潛伏間諜，熊向暉等三人真正身份，也就是在這次行動中被揭露的。

　　儘管如此，國民黨的情報戰仍輸給了共產黨，最重要的就是,無論中統軍統，都無法打入共產黨內部，國民黨積幾十年之功，始終就沒有過一個打入共產黨要害部門如前後三傑那樣的出色間諜！共產黨步步進逼，國民黨處處被動，個別局部的抓捕，其功用焉能勝過深入核心的間諜？國民黨的情報戰不能不輸。

　　國民黨間諜戰輸在何處？

　　認識上，雙方沒有差別，國共高層都對間諜戰給以高度重視，都不惜代價處心積慮地想打入對方。共產黨處於在野受打壓地位，因而聚斂鋒芒，時刻保持警覺以求出擊，是其長處。國民黨執掌政權，擁有軍警憲特、特別是中統軍統兩個龐大特務系統，能以制度的名義和力量對共產党進行圍追堵截，是為國民黨的優勢。兩相比較互相抵消，雙方至多也只打個平手。

　　共產黨成功在間諜打得久打得深，國民黨失敗在間諜打不進打不深，這就需要從間諜工作本身來加以考慮。

　　一個間諜要能成功打入對方核心，並且能安全穩妥地潛伏下來，長期發揮刺探軍政情報的功能，涉及三方面因素：第一，間諜個人素質；第二，打入對方陣營方式的便利與否；第三，對方陣營中的環境，這涉及到間諜能否長期安全地潛伏下去。將此三因素在共產黨和國民黨之間作比較，很顯然，共產黨都要優越於國民黨多多。

　　間諜個人素質，可以包括政治信念、知識程度、勇氣膽略、堅忍的意志、隨機應變的機智等等。諸多條件中，知識程度是前提，政治信念是根本。知識程度不夠，即使打入對方陣營，也只能做基層大兵，無法進入高層核心，也就無法接近情報源。所以，當年周恩來選中清華大學生且有官宦家庭背景的熊向暉，就是綜合這多種情況才加以決定的。挑選間諜，當時無論國共，大學生青年知識分子都是最合適人選。政治信念，不是一般意義上的左傾右傾，在中國外敵當前、內部連年軍閥混戰期間，青年知識分子多是左傾的，這裡必得還需加上忠於共產主義、忠實於共產黨，若沒有這一條，其他都談不上。而一般左傾青年，加入共產黨或參加國民黨都是可能的選擇，國民黨為執政黨，是所謂“正途”，可以論功行賞、論資排輩做官，而加入非法共黨，或長年流竄在荒野山凹，偏處一隅，或秘密潛身於白區晝伏夜出，冒殺頭危險從事地下活動。試想誰更可能具備堅定的政治信念？

　　第二個因素，是間諜打入對方的方式，這一點也對共產黨有利。國民黨既為執政黨，控制着全國政權，共產黨名為非法，紅色割據着一塊塊局部政權，除此之外，所有共產黨活動都處於地下隱蔽狀態。作為間諜要打入對方，在國民黨是從大範圍到小區域，從全局進入特殊局部，在共產黨是從小區域到大範圍，從局部融入全體。哪一方更有利於順利地進入和融合，是不待言說的。

　　最為關鍵，間諜存身的環境

　　第三點，間諜打入對方後的存身環境，是最為關鍵的因素。間諜打入對方固然難，但間諜要能在對方陣營中隱蔽身份長期潛伏，而且能發揮作用，在關鍵時刻不失時機地送出情報，那就更難。設想一下，國共雙方間諜進入對方後，國民黨環境和共產黨環境哪一方更利於長期安全地潛伏下來，並待時而動送出情報呢？

　　國民黨環境，共產黨間諜已有前後三傑事例在，提供了很好的證明。而且更妙的是，這前後三傑最後的身份暴露，都不是出於國民黨自己察覺，出於中統軍統的直接偵破，而是其他共產黨人叛變以後的連帶暴露。可以相信，如果不是這樣，象熊向暉這樣已潛伏了十二年的間諜，潛伏到四九年底胡宗南部隊徹底垮台，那是沒有什麼問題的。

　　那麼，共產黨環境又如何？第一次國共合作時期，共產黨內由於對國民黨政策有過或左或右的分歧，結果在國民黨分共清共時吃了大虧，這一教訓，共產黨人是牢記在心，無時無刻不在警惕着的。第二次國共合作時期，周恩來的下閒棋布冷子，劉少奇的後發制人等等，都是由此而來。共產黨對派出打進是行家裡手，對自己這一面的警惕防範，可想而知也絕不會掉以輕心的，劉少奇不讓衛立煌部撤出的秘密黨員去延安，就是出於當時延安人多複雜的考慮。

　　無論軍統還是中統，對派遣間諜可說不遺餘力，也確曾派出不少人員混進延安作潛伏，可從未能成功地打入要害部門，更談不上接近共產黨上層。就是許多混入共產黨基層組織的無足輕重的小間諜，也或遲或早被共產黨清除一空。這不是軍統中統無能，也不是他們不了解共產黨，完全不是這樣。軍統中統中許多專事對共產党進行間諜戰的，原就是共產黨變節分子。而且，說來令人驚異，軍統中統訓練人員的方法，主要也是依照蘇聯秘密組織“契卡”和“格別烏”一套體制進行的。可國民黨就是不行，不但打不進共產黨，反被共產黨打入，早期如中統的錢壯飛，後期重慶時期的軍統，竟然被共產黨間諜在內部發展了一個組織。

　　為什麼？這就涉及到共產黨的思想、體制和作風了。

　　簡單地說，由於共產黨宗旨、奮鬥目標和理念的設置偉大和懸諸崇高，由於共產黨鬥爭環境艱難兇險、奪取政權路途的漫長，更由於中國共產黨第一次國共合作所經歷的挫折和傷害，還有就是當時蘇聯共產黨內鬥爭的影響等等，所有這些就必定使得共產黨最為注重黨內建設，注重黨員思想的統一和黨的隊伍的純潔，注重黨員個人成為“特殊材料製成的人”，否則是無法達成其近期目標和遠程理想的。而要達到這些要求，一個最為常用的也是極為有效的方法，就是思想整風和組織整頓。所以，儘管大敵當前，四面遭困，鬥爭環境極為艱苦險惡，江西中央蘇區以及其他紅軍根據地，共產黨內部仍然開展了大規模的整肅AB團和托派分子的運動，抓了一大批，殺了一部分，據當事人回憶，當時看見口袋上插一支鋼筆的就會指為AB團，列為整肅對象，往往無須多少堅實的證據，也沒有必要的程序，就可以拉出去砍頭。抗日戰爭時期，共產黨鬥爭環境雖然較為緩和，延安以及其他根據地，前後又搞過“搶救運動”和全面整風運動，這次吸取了以往的擴大化教訓，但也同樣抓了一大批，殺了極少數。試想，在共產黨內部，每隔幾年就有一次、幾乎涉及所有人的拉網式過關的運動中，間諜即便僥倖打入，但可能有長期容身之地嗎？共產黨自己的許多忠誠同志，都被懷疑為內奸和間諜，被冤枉地整肅，那些來路不明真正的國民黨間諜會有可能安然潛伏下去，並送出什麼情報嗎？面臨這樣的整風，需要講清楚革命來路，說明白祖宗三代，交代出親朋好友各種社會關係等等，許多忠貞共產黨人尚且人人自危難以應付，那些心懷不軌的間諜看見這樣的陣勢，還不嚇得屁滾尿流，抱頭鼠竄？如果還來得及的話。

　　歸總而言，國民黨要想往共產黨內打入間諜，潛伏下來，極少可能。

　　國民黨亡命台灣後也開始整肅

　　國民黨自被趕出大陸、偏處台灣一島之後，國共間諜戰也就基本告終。小打小鬧也有，特別是隔海對峙的最初幾年，國民黨有空投有海運還有從港九一帶陸路進入，但根本不成其氣候，小動作搗點亂有之，想派間諜潛伏下來進入核心部門，連門都沒有。大陸上殘存的國民黨人員，經過肅反運動，基本上清除無餘，萬一有倖存身下來的，大陸上每隔若干年一次的政治運動，肯定也給整得靈魂出竅，噤若寒蟬，更何談什麼長期潛伏刺探情報？

　　從共產黨一方說，卻也不再能像以前那樣，往台灣島打入間諜。台灣島地理上與外隔絕，兩岸之間官方民間不通來往互為封閉等等，都是原因。但還有一個更重要原因，那就是國民黨也如共產黨，在島上開始了內部整肅運動。

　　這與國民黨敗退台灣一島後的懼駭心態有關，也與島上幾番政治軍事變化如“孫立人兵變”事件有關,當然更主要還是出於國民黨總結大陸失敗的經驗教訓。國民黨剛敗退台灣，即成立國民黨改造委員會加以整黨，另一方面則是吸取共產黨間諜滲透內部的慘痛教訓，對黨政軍系統進行全面整肅。國民黨敗退台灣，地盤小了，各類組織系統縮編，可"情治系統"卻並未隨之縮小，原軍統演變的國防部情報局、原中統演變的司法行政部調查局都保存延續下來，一九五四年又成立安全局加以統籌，由蔣經國親自主持整個台灣的情特工作，在島上進行了一場長達十多年的廣泛而細密的清查共黨、揭露匪諜的整肅運動。整肅不僅涉及一般民眾，更涉及黨政軍各界，連情治單位本身保密局、調統局也不得倖免。整肅中最經常使用的罪名就是“匪諜”，教師中有“匪諜”，軍人中有“匪諜”，連老資格軍統高幹、當年北平站站長的喬家才少將也遭到“匪諜”指控，被抓捕入獄多年。從近些年所批露材料來看，當年的抓殺整弄錯了許多,殃及無辜無數。不過，不言而喻，共產黨如果真地有間諜派往台島，在如此環境中也就難以存身了。

　　間諜戰的代價

　　共產黨的間諜戰打得漂亮，打進清出都漂亮，打進打得深，清出防得嚴，滴水不漏，令國民黨無從下手，無論中統軍統，統統無用。

　　然而，漂亮的間諜戰卻是有代價的，代價就是那無數殃及的無辜。對此應作怎樣的評價呢？當然，這一評判不是指主事者，主事者有自己的行事邏輯，評價也已經作出，那就是“漂亮”。可以相信，如果主事者以後碰到類似情境，恐怕仍會採取同樣的行事方法，仍會付出如許代價的。也不能從對立者立場出發，對立者遵循同樣的行事邏輯，過去這樣，今後大約也不會有多大改變。這裡，需要跳出對立兩極的思路，才能得到新的評判角度，這一評判角度當然不是虛擬的，無須另找，那就是現實中存在的“代價”們的評判。

　　必須指出,中國共產黨在蘇區搞的反托派、抓AB團,延安時期的“搶救運動”和整風運動，都與當時蘇共指導方針和具體政策有關，許多做法都是經由共產國際之手，再轉達給中共加以貫徹實施的。蘇共與中共，前者老大哥，後者小老弟，一般方法只能是蘇共創始而中共傳承。即以國共間諜戰，差不多也是蘇聯與西方間諜戰的翻版。蘇聯與西方間諜戰中，蘇聯也有如中共前後三傑那樣的出色間諜，早期為三十年代的佐爾格，以後有六十年代深藏英國間諜機關的鼴鼠，還有最近剛剛暴露出的美國中情局的前蘇聯間諜，這都是震動整個西方世界的大間諜案，弄得西方灰頭土臉的。反之，西方卻從沒有過打入蘇聯要害部門如此之深的間諜，叛逃的有，叛逃時帶出情報的也有，但主動打入的間諜卻沒有。這當然只能歸結於前述間諜存身環境的問題。所以，我們就以蘇聯三十年代為例來看看“代價”究竟如何。

　　斯大林在三十年代搞的大清洗，當時被抓殺並被指為“人民敵人”的，一大類直截了當地就稱作“間諜”，其中還分門別類地指為英國間諜、德國間諜和美國間諜，如蘇聯元帥麥列茨維基曾被指控為英國間諜逮捕入獄，航空人民委員（即部長）也是蘇聯革命元老卡岡諾維奇之弟，被指控為德國間諜後被迫自殺身死，連斯大林衛隊長保克爾最後也被指控是德國間諜而遭捕殺。根據赫魯曉夫一九五六年蘇共二十大秘密報告，蘇共十七次黨代會上選舉出的139名中委和候補中委，其中83名遭到逮捕和槍斃，1966名代表中有1108名被逮捕和槍斃，這些人中的一大類罪名就是間諜。這在當時就引起了人們的懷疑，卡岡諾維奇是猶太人，希特勒強烈反猶，其弟能夠為德國人信任而成為德國間諜？可在斯大林個人獨斷專行下，一大批無辜者被抓被殺了，只不知其中是否真有個別真正的間諜在？三十年代及其以後為斯大林所抓殺的，赫魯曉夫時代作出了一定程度的糾正，八十年代後期戈爾巴喬夫時代，更對此作出了徹底的公開平反。

　　如此慘痛的代價，卻仍有說詞，赫魯曉夫“解凍”時代，當真相逐漸為世人所知，有人為之巧詞辯護說，即便斯大林清洗的確擴大化到許多無辜，但此番清洗也有其純潔隊伍的實效，可資證明的就是，蘇德戰爭開始後，蘇聯軍隊中未曾出現過任何“第五縱隊”。赫魯曉夫完全否定了這一說法，赫在秘密報告中指出，正是由於這番清洗，大大削弱了蘇聯黨政特別是軍隊的戰鬥力，加以斯大林個人的判斷失誤，而造成戰爭最初兩年的大量傷亡和大片土地被侵。其實，赫所持仍然是當局者的現實功利立場，按此說，如果大清洗確有純潔隊伍的功效，大清洗就該肯定？

　　“代價”們自有自己的立場，那些被擴及的無辜者，那些不是間諜而被指控為間諜的無辜者，他們是絕不會同意“純潔隊伍”說的。可以想象，即便在他們之中真有間諜，即便清洗真有“純潔隊伍”的功效，他們也絕不會願意以鮮血和生命作此代價的。

　　可惜，“代價”們總是處於微不足道的地位，今天，我們已可以聽到當年出色間諜眉飛色舞的現場說法了，可還是聽不到多少“代價”們的聲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