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與中國的巨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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顧昕

　　“申奧成功了，足球出線了，WTO加入了，我結婚了！”這是《北京青年報》的一位年輕的編輯在其婚禮上的致辭。據中國最受歡迎的報紙之一《南方周末》報道，在2001年的最後一個月，“申奧成功、足球出線、WTO加入”，已經成為中國許多喜慶場合的標準開場白。

　　的確，2001年是中國的喜慶之年。在一個生活品味日趨走向多元化的時代，很少有什麼事情能讓億萬中國人舉國同慶，而這樣的事情居然在2001年發生了三起。

　　對中國來說，2001年是一個分水嶺。未來的歷史學家肯定會這樣記載：2001年是中國走向全球化的一年，尤其是在12月加入WTO，乃是中國現代化歷史上屈指可數的最重大事件之一。

“與國際接軌”

　　這一分水嶺的重要意義，堪同1978年12月鄧小平重返中國政治舞台相提並論。當時並沒有舉國同慶的場面，只有那些對政治敏感的都市中國人，才隱隱約約地意識到中國的巨變即將開始。然而，沒有人想像到20年後的中國會發生如此滄海桑田般的變遷。

　　同1978年那一歷史時刻的中國人似乎有所不同，2001年擁抱全球化的中國人，具有更加清醒的歷史意識和更加廣闊的國際眼光。事實上，“與國際接軌”這五個字，自1995年以來便成為中國政壇和輿論界的流行用語。在20世紀90年代的最後五年，中國不僅是外資輸入大國，而且是西方市場經濟制度的引進大國。政治、經濟和知識精英們不遺餘力同國際接軌的努力，促使中國的經濟體制和經濟結構發生了歷史性的變化。正是這些變化，促使中國長達15年的“入關”申請，終於在2001年修成正果。

　　在歡欣鼓舞的同時，中國的精英們依然保持了應有的冷靜，他們清醒地意識到，同國際接軌，是中國面臨的嚴峻挑戰。迎接這一挑戰的關鍵，乃是中國的各級官員，全面了解市場經濟的運行規則，並且依照這樣的規則，改造中國的各級政府。基於這樣的認識，在中國各地出現了各種各樣的WTO培訓熱潮。熟悉國際經貿規則和市場經濟運作的經貿人士和學者，成為中國走向全球化之後的第一批贏家。

民營企業首先獲得國民待遇

　　在2001年的最後一周，中國政府把加入WTO的文件翻譯成中文，公布在對外貿易經濟合作部的網站上。雖然對這些文件的細節有深入了解的人並不多，但是WTO規則中的“國民待遇”和“透明性”，已經成為中國政壇中耳熟能詳的理念，而這些新理念已經並且正在為中國的政治經濟帶來積極的變化。

　　所謂“國民待遇”，乃是WTO所規定的非歧視原則的一個具體體現，它要求各成員體對其管轄區內的本地企業和個人、外國企業和個人給予相同的待遇。然而，這項原本針對歧視外國人和外資企業行為的規範，對中國內部民營企業的發展，起到了意想不到的催化作用。

　　中國的民營經濟，從80年代的個體經濟（也就是市場經濟中所謂的“自雇”self-employment）到90年代的私營公司，已經取得了長足的發展，成為促進經濟成長、提高就業的重要經濟部門。然而，長期以來，受到原有計劃經濟體制的影響，民營經濟部門在市場准入、信貸、進出口、引入外資等多方面，處於不利的地位。在意識形態上，民營經濟長期以來被視為非社會主義，備受歧視。在1989年六四事件之後，中共高層還一度揚言要讓個體戶們“傾家蕩產”。

　　在中國努力加入WTO的同時，對內實行“國民待遇”，也就是取消對民營企業的各種歧視性規定和待遇，切實改善民營企業的經營環境，成為中國經濟界的強大呼聲。中國著名的經濟學家吳敬璉便在2001年多次向政府提出這一建議。

　　對於中國民營經濟界的人士來說，2001年的7月1日是一個難忘的日子。這一天，中國最高領導人江澤民在中國共產黨建黨八十周年的紀念講話中，第一次把民營企業家，定位為“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為民營企業家加入中國共產黨鋪平了道路。民營經濟最終獲得“國民待遇”，也指日可待。

透明性與“官本位”社會的崩解

　　WTO的透明性原則，要求成員體政府所頒布的法律、法規和政策，向所有需要了解的人公開。為了適應加入WTO的挑戰，中國沿海先進地區的不少地方政府，已經發起了所謂“政務公開”的運動。上海和廣州是這一行政改革運動的先鋒。自2001年起，所有地方性的法規和政策，都在政府公報中公開。

　　這一措施，對於長期生活在市場經濟中的人們來說，乃是天經地義，因此熱衷於暴露中國醜陋黑暗面的西方主流媒體，絕對不會認為這一變化具有新聞價值。然而，對於中國人來說，這一小小的變化，乃是打破中國僵化的“官本位”社會的一次大躍進。

　　長期以來，中國社會形成了一種獨特的行政化等級體系，每一個人都在其中擁有特定的“行政級別”，儘管他們也許並不擔任任何行政職務。

　　筆者在1991年出國留學之前在一個研究所任助理研究員，相當於所謂“科級幹部”，而所里的副研究員相當於“處級”，正研究員相當於“局級”。依照這樣的制度，中國的教授、演員乃至和尚，都有級別。當時政府發布的政策，都以“紅頭文件”的方式，按照級別逐級向下傳達。如果某一政策只能傳達到處級以上，那麼筆者即使是專業的政策研究者，也無緣接觸到這類政策的內容。

　　當昔日的“紅頭文件”變成今日的“政府公報”，所有人都可以購買甚至免費索取之日，“官本位”的制度開始瓦解了。事實上，早在80年代末期便有一批中國的知識分子對“官本位”社會口誅筆伐。10年後的今天，正是全球化推動這一社會變革。這種不是新聞的新聞，每天都在全球化時代的中國發生。

作者為美國加州大學伯克萊校區中國研究中心博士後研究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