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經濟能否浴火重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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阮次山

　　二次世界大戰後，在美國的扶植下，日本從戰後的廢墟中，一路崛起成為當今的全球第二大經濟體系。

　　可是，最近10年，被視為近乎典範的日本經濟出現敗象，1989年起，日本經濟所呈現的泡沫化，迄未能有復甦的跡象，從1990年到2001年，日本出現欲振乏力的經濟困難，已使日本進入10年內第三波衰退期。

　　表面上，雖然日本各大城市依舊繁榮如昔，百貨公司堆滿了名牌產品，但是，據西方媒體到鄉間，到郊區實際考察，日本經濟的衰退可能不是三、兩年內就能復甦，目前，日本雖然可以“吃老本”，憑藉過去40年的成果支撐一段時日，但是，能撐多久，如何撐法，仍然是極難找到答案的謎。

　　日本的國內生產總值（GDP）在第二季的成長率為負0.8%，第三季為負0.5%，等於已陷入衰退期，這也是日本在近10年內面臨的第三次經濟衰退期。

　　不止如此，近二年來，日本經濟所呈現的許多數字都是令人觸目心驚的歷史性負面數字，譬如，日本的失業率已達5.6%，一般預料，照目前各界經濟學家所估計的，日本將從明年起連續六季會遭遇GDP負成長的厄運，換句話說，在2003年前，日本經濟難以復甦。

未來幾年展望不佳

　　不止如此，日本銀行(中央銀行)及經濟合作發展組織（OECD）最近都一再“唱衰”日本經濟前景，像OECD在其12月4日發表的年度預測中就認為2001年日本全年的GDP呈負0.75%的成長，明年一年將為負1%的成長，該組織並稱，在最好的情況之下，日本最多能在2003年出現0.75%的成長。

　　更加雪上加霜的是，日本政府在12月20日公布的2002年4月開始的新會計年度的國家總預算，其赤字共達5萬4000億美元，成了人類史上最鉅額的國家預算赤字，而小泉政府編列此鉅額預算赤字競基於一些並不實際、且過於樂觀的經濟前景預測。

　　因此，目前令人納悶的是：究竟是什麼因素使日本的經濟奇蹟和經濟神話泡沫化？日本是否能在近期內力挽狂瀾，使其經濟振衰起蔽，重現光輝？

　　嚴格說來，日本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拜韓戰之賜，受美國扶植為亞洲乃至於世界經濟大國，使日本在70年代到80年代出現泡沫化的經濟成長，此時的日本外銷市場活躍，賺取了大量外匯，受此泡沫化經濟成長沖昏頭腦的日本企業界，做出了兩項致命性的錯誤決定：

　　一、把賺來容易的鉅額美元轉投資在國外房地產上頭，在80年代初期，日本在美國最著名的房地產投資，就是花“天價”買下紐約洛克菲動中心的控股權，這段時期，日本商人在美國紐約、芝加哥、洛杉磯買下的房地產數以百億美元計。

　　二、為了防止各國對於大量日本進口貨物的制裁，日本企業開始在海外設廠生產，尤其北美自由貿易區（NAFTA）成立後，許多日本公司乃在美國及墨西哥設廠生產，直銷北美地區。此措施使日本本土工人陷入無工作可做的狀況，可是，由於日本公司在海外生產賺錢，各公司乃可以支撐其日本總公司繼續視員工為家人極少裁員的企業文化。

　　然而，1989年到1990年間，日本受到全球性衰退的影響，其經濟呈現泡沫化，高房價、高股價的泡沫因此遭戳破，再加上全球市場的萎縮，日本面臨兩大困境：

　　△其海外投資的房地產一蹶不振，資金周轉出問題，銀行呆帳日高，只好廉價出售其海外房產以求套現。

　　△海外公司受挫，無法再支撐國內總公司不能裁員的傳統政策，只好裁員。

社會和企業文化面臨變革

　　日本企業界過去的經濟神話之一是視員工如已出，決不裁員，日本人青年讀完書後，一旦加入某公司，即終身效忠，各企業也會照顧其員工，一旦日本企業界不得不裁員時，日本社會文化及企業文化立即面臨結構性改變：

　　一、員工不再視公司為家，不再全心為公司盲目效忠，其工作態度及敬業精神自然轉變為個人主義，如此則徹底打散了日本的公司文化，使日本經濟奇蹟賴以依存的社會結構產生變化。

　　二、日本民眾一旦失去終生受照顧的保障，必然盡力儲蓄以防不測之需。這兩年，受此消費行為改變之災，日本零售物價年年下滑，銷售量年年減少，惡性循環的結果，形成百業蕭條的衰退現象，因此，即使日本中央銀行試圖以零利率的貼現率刺激經濟，但由於消費者及業者信心低落，作用不大。

　　正因為日本近10年經濟下滑是其傳統“員工以公司為家”的社會文化受到衝擊和考驗，除非日本社會文化、商業文化針對這種舊框框進行改造，日本再也承受不起這種不計成本堅持不裁員的社會文化成本，因此，日本業界及政府最近兩年都在思考一種所謂的“創造性破壞”構想，說穿了，這就是西方常說的“震盪治療法”，即針對日本社會傳統的“決不解僱員工”的文化進行改造，對敗壞的企業不再扶植，任其優勝劣敗，失敗後的企業流散的員工也只好任其失業，任其另謀高就。此現象如一發生，各公司自然會重估其絕不挖角的政策，“失業”與“挖角”的風氣一開，日本企業文化自然遭到衝擊”。

　　問題是，“創造性破壞”和西方推行的“震盪治療法”一樣，都會出現改革期的陣痛，而且行之已有45年的這種日本企業文化，不可能在短期間內找出替代方案，即使有了方法，也非三、五年即可促使日本螞蟻式企業文化有所革新，因此，日本企業雖然明知須要徹底對其企業文化進行“創造性破壞”，但是，無人能知道何時才能出現“創造性文化”。更無人能預測，在新文化醞釀成功前的陣痛時期有多長，痛苦指數有多大。

　　更加雪上加霜的是，若過度推行“創造性破壞”，日本政客們在其陣痛期間必會受選民責怪，影響其政治生命，當然不敢過度奢言推行改革，小泉純一郎首相便是這種心態的代表，他雖然以“推行改革”起家，但是上任後，一直未能推出大幅改革方案，另一方面固然怕得罪選民，另一方面當然也是實在“無計可施”。

　　因此，當日本經濟持續性衰退的原因主要是受其結構性企業文化拖累時，當日本還無法找出替代性文化結構時，日本經濟的前景實在難以樂觀。即使日本在美國的支持下能拖過今天，卻也難拖過明天，筆者敢大膽預測，日本經濟神話和奇蹟很難在10年內再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