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歷了六四大屠殺所導致的合法性危機，經歷了蘇東紅色帝國解體的衝擊，中共政權卻作為僅存的共產極權最大遺留物而生存下來；江澤民作為權威和能力皆不足的欽定黨魁，曾經被國內外普遍認作過渡性人物，而江澤民時代卻穩定地持續了十三年。現在，已經沒有人再懷疑江核心權力基礎的穩固，至於他是否在十六大上全面交班，與其說取決於外在壓力，不如說取決於江本人及其黨羽的利害權衡。

　　從某種意義上說，中共獨裁政權及其江時代的穩定，向日益民主化的世界主流文明發出了最尖銳的挑戰。我以為，這種挑戰的尖銳性甚至超過了冷戰時期的東西對峙。因為，冷戰的制度對抗在軍事上和疆域上處於均勢，共產極權製造的人權災難和普遍貧困，也具有廣泛的覆蓋性，在整個東歐、亞洲的眾多國家、美洲的古巴、格瓦拉式的和毛澤東式的游擊戰所及地區……人權災難和生活匱乏猶如一望無際的大海；更因為前蘇聯的存在，中國制度的野蠻並沒有被特別凸現而成為出千夫所指；何況，在冷戰時期，對毛澤東的崇拜是世界性的，即便在西方，毛澤東也有眾多知名不知名的左傾追隨者。而冷戰結束後，中共政權成為孤島式共產暴政的最後堡壘，在人權高於主權的新世紀，中共政權所製造的人權災難——六四和法輪功——就顯得格外扎眼，甚至比中國經濟的所謂“一支獨秀”還要醒目。但是，六四後，所有關於中共政權崩潰的預言，無一例外地“跌破眼睛”；近期流行於西方的中國崩潰論，也拿不出令人信服的經驗證據；即便福山式的歷史終結的蓋棺論定，應用於中共政權，其解釋效果的不理想也顯而易見。如果不是江澤民本人的愚蠢，人為地製造了法輪功這一“邪教”，釀成了六四後最大的人權災難，從而將這一龐大而鬆散的民間組織逼向政治化國際化，整個９０年代的大陸就會顯得更加穩定。

　　有一種對當下大陸局勢的流行評估，一直左右着海內外的輿論，即把六四後政權的穩定，主要解釋為中共高層決策的結果，首先歸功於鄧小平的南巡，其次歸功於江朱體制在保持經濟高增長上的成功。但我以為，這隻說出了穩定原因的一半，即執政集團為應付危機所做的策略調整對穩定的作用。另一半原因是民間，是被統治者對現存秩序的或主動或無奈的認同，是長期獨裁制度養成的“好死不如賴活着”的馴順，是中心城市和整個精英階層被利益收買，成就了江澤民政權穩定的民間基礎。如果說，毛澤東時代的穩定，是靠強制的平均分配、意識形態勸誘力和領袖個人的超強權威來維持的，那麼鄧、江時代的穩定，就是靠對精英階層的發財致富欲望的大釋放、對底層百姓的維持溫飽欲望的滿足和徹底的實用主義機會主義的統治策略。而中共執政的這兩個時代的社會穩定，其共同的基礎，一方面是大多數國民對貧困和不公的超強承受能力，由於教育費用的日趨昂貴，造成龐大失學人口及其貧困的代際傳遞，使弱勢群體從農耕時代進入現代社會的發展更加無望；另一方面是精英階層對弱勢群體和社會不公的麻木不仁，知識分子利用自身的話語霸權，毫無掩飾為權貴利益集團服務。

　　談論中國會不會在短期內崩潰，引證一些抽象的統計數字固然重要，但我更願意回到常識，從身邊的經驗事實出發，而且最好是那些眾所周知的事實和大多數人都有的經驗。儘管這些經驗觀察是有限的，但根據有限經驗提出某種假說性解釋，還是具有局部真理性的。我從經驗事實中得出的穩定假說，其實也是國人的傳統常識，即“好死不如賴活着”——拋棄一切道義原則的利益至上（弱勢群體對溫飽的要求，精英階層對發財致富和躋身高級幕僚的饑渴）。首先是政權本身統治策略的機會主義化，只要能維持特權制度，只要權貴們能夠牟取暴利，怎麼幹都行！其次是精英們的生存策略的犬儒化，只要能得到既得利益的實惠，怎麼做都行！再次是底層百姓是逆來順受，只要能維持物質上的基本溫飽，怎麼被詐取被剝奪也能忍受……在此現狀下，除非中共政權本身因內部的腐敗和權爭之加劇而自行瓦解，否則的話，中共政權仍然能維持中國的基本穩定。

　　本文的重點是分析下層百姓對苦難和不公的超強承受能力——所謂“知足者長樂，能忍者自安”（對精英階層的分析將另有專文論述）。

　　眾所周知，大陸煤礦的頻繁爆炸及其生命死傷乃為世界之最，但是這並沒有阻止非法小煤窯的不斷擴張和源源不斷的農民工下井挖煤。礦主與礦工之間私下定立的生死合同，完全出自雙方的自願，不必經過法律公證。礦工因事故而喪命，礦主至多負責賠償幾千元到幾萬元不等的撫恤金，效益好的煤礦可以賠償的價碼平均在二萬元左右。

　　毛澤東時代的政策造成了沉重的人口負擔，使人均占有資源極端匱乏，人口和資源之間的緊張所造成的巨大社會壓力，對經濟發展、財富增加和社會穩定都構成威脅，所以統治階層和權貴精英們最希望減少人口，而在人口最多的廣大農村，長期的貧困和奴役使生命大幅度貶值。不僅在政權、資本和各類精英的眼中，百姓的生命算不了什麼，即便在百姓自己的眼中，無價的生命也可以用金錢來衡量，近年來勞動力大量過剩的激烈競爭，更使生命變得極為廉價。

　　去年，有一則新聞曾轟動過大陸：中共寧夏回族自治區吳忠市副市長王明忠，帶着所轄五縣（市）主管農業的副縣（市）長和若干局長等３０多人，分乘９輛轎車下鄉視察農田基本建設。車隊行至中寧縣一座小橋時，騎自行車過橋的１３歲女學生王萍，為躲避車隊而不慎人車一起落水。官員們先後鑽出轎車，但皆駐足觀望，竟無一人下水救助。結果，在社會輿論的強大壓力下，官方賠償受害者家人６萬元人民幣，此事就此了解。地方當局有了說辭，受害者家人也不願繼續追究。在農村父母的眼中，一個女娃的生命換來６萬元的賠償，已經足夠了。這樣說，雖然有點冷酷，卻是事實。

　　造成百姓生命價值如此低賤的首要責任，無疑是中共政權對人權和生命的蔑視。不要說政治鎮壓所造成的對生命的肆意戕害，不要說在沒有任何道德的為官瀆職者眼中百姓的生命多麼不值錢，即便是朱熔基，在現任中共官僚中，已經算是關心百姓疾苦的清官了，但是看看他是如何關心遭遇車禍的鳳凰衛視女記者，而又是如何對待在空難、煤礦事故和煙花爆炸中眾多死傷的百姓和孩子，生命在中共總理心中的高低貴賤便一目了然。

　　大陸百姓，不僅輕看自己的生命，而且對貧困、苦難和不公，也有着超強的承受能力。貴州是貧困省份，我曾去過這個省的貧困鄉高坡，那裡的大多數家庭，除了簡陋的日常生活用品（供吃飯和睡覺之用）之外，大都家徒四壁，豬馬牛等牲畜與人同處一室，女孩大多沒有上學，男孩也至多小學畢業。他們的主要不滿是針對基層幹部的橫徵暴斂和現金短缺，而填飽肚子的糧食皆有富餘。所以，他們還能夠忍受不公和貧困。

　　我走進過的一個五口之家，唯一裝飾品極怪誕，令我驚奇：一面牆上並排貼着兩幅招貼畫，一張是毛澤東的畫像，顏色的塔配極為艷俗，老毛的臉蛋和嘴唇是輕佻的粉紅色，顯然是農村年畫，而且還是簡陋作坊的產品；另一張是紅極大陸的女影星小燕子趙薇的招貼，色彩和構圖還算和諧，顯然是出自專業廣告公司的產品。改革前的政治明星（偉大領袖）和現在的影視明星，在這座家徒四壁的農舍中比肩而立，可以作為目前大陸百姓的審美趣味之縮影——前現代的紅色記憶和後現代的玫瑰色小康，儘管前者是觀念烏托邦，後者是夢幻麻醉劑，但二者在大眾心理上的融合卻天衣無縫，共同維繫着一體化的大眾馴順。

　　大陸的巨額居民儲蓄，也反映出百姓的超強承受能力。近幾年，儘管個人存款的利率一降再降，還要交納利息稅，儘管國有銀行的巨大不良資產黑洞，主要靠巨額的居民存款來填補。但是，在沒有其他安全的投資渠道的情況下，節衣縮食過日子的大多數百姓，無奈之中，只能把所有節餘存入銀行，存款的主要目的，一是為了獨生子女的未來，二是為了應付家庭的突然變故（比如得重病）。四大國有銀行的不良資產，按照官方公布的數字高達總資產的２５％，民間和外國的機構評估是４０％至６０％，如此之高的不良資產所隱含的金融危機之緊迫之巨大，任何執政者都會有坐在火山口的危機感，而中共政權卻可以高枕無憂。一是因為當下執政集團的短期行為，只圖自己當政時的私利和政績，而根本不管民眾與國家的未來；二是因為銀行中有幾乎花不完的居民存款——已經高達８萬億元，中國的外匯儲備也高達２４００多億美圓，其中居民個人的外匯存款高達８００億美圓左右。如此高的現金儲備，在中國的體制下，不就等於是民間資本為獨裁政權應付各種社會危機而準備好了充足的儲備金嗎？

　　這麼多閒置資金，何愁沒有在短期內創造政績和購買穩定的資本。中共決策層看着銀行里的巨額儲蓄，先是想用刺激消費和擴大內需來拉動經濟，但在這一策略屢屢失靈之後，他們臉一沉就決定：百姓自己不願掏腰包消費，那就由政府來幫他們花錢，一方面，老百姓的巨額存款是實施積極財政政策的最大本錢，用銀行里的錢大量投資大工程，給國有企業優惠貸款，以便保持經濟高增長的政績；另一方面，鎮壓異見者和法輪功，平息各地的農潮工潮，不都需要錢嗎？花老百姓的錢向老百姓購買政權穩定，獨裁者們何樂而不為！

　　中國最龐大的人口是農民，而農民受到的虐待最為深重，其忍耐力又是超強中的最強。他們苦熬過餓死人無數的人為大饑荒，忍受着每一寸土地都被剝奪的沒有任何自由的集體化，無奈於只能老死於土地上的城鄉隔離，在這一系列嚴酷的榨取和歧視之下，農民卻只做過極其微弱的自發反抗。第一次是１９５４年，由強制集體化引發了屠宰牲畜和消極怠工的反抗，被毛澤東稱之為“生產力暴動”，致使中共決定對激進的合作化運動進行糾偏，提出“停、縮、整”三字方針。對已經成立的６７萬個合作社，劉少奇要求砍掉２０萬個，但最終的實際結果才砍掉２萬個，６７萬個變成６５個。隨後而來的非但不是集體化運動的中止，反而是更激進的狂飈突進——人民公社化運動以及大躍進，造成了人類歷史上餓死人最多的人為大饑荒。正是在求生本能的驅動下，農民於１９６２年開始了第二次自發反抗，以“單幹風”來反抗集體化和謀求溫飽，在廣東，差不多有７０％的生產隊搞單幹。大饑荒和農民的自發反抗，逼迫中共對農村政策再次做出調整，允許極為有限的“包產到戶”和“自留地”，單幹風瞬間刮遍全國。但是，隨後毛澤東發動了“社會主義教育運動”和提出“階級鬥爭為綱”，又開始了農村的新一輪整社運動，直到發展為文革的“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的極端，致使剛剛得到喘息的農民又陷於連溫飽都維持不了的普遍貧困。與此同時，劉少奇、鄧小平、鄧子恢、陶鑄等高官被打倒，因為他們曾主持過的有利於農民的政策調整，被毛澤東作為黨內走資派的罪證而用於高層權爭。

　　文革結束後的７０年代末，農民又是在求生本能的驅動下，冒着極大的政治風險，第三次走向了自發反抗，其方式無非是恢復６０年代初的“包產到戶”的責任制而已。而這次，農民的自發反抗正好為鄧小平提供了可資利用的民意，鄧小平本人的從政經歷和文革遭遇，也使他清醒了點：不調整農村政策，以發展經濟為主的改革開放及其社會穩定是不可能的。於是，中共執政後第一次承諾把土地使用權長期下放給農民，這種長期政策相對於毛澤東時代的幾次短暫的政策調整，顯然是一個進步。所以，整個八十年代乃至九十年代前期，農民基本是滿足的，農村也是穩定的。

　　但是，中共當局對農民的仁慈也就僅限於溫飽的賜予，骨子裡對農民的殘酷榨取和准奴隸制的歧視依舊。而且，隨着利益至上的機會主義執政方式風靡全國，所有的基層政權象各級政權一樣，不僅是衙門，也變成了基層權貴們的贏利公司。於是，放權讓利變成了與民爭利，全民受益變成了極少數權貴和精英受益，各級權貴在強烈的利益驅動下，開始了對社會財富的瘋狂掠奪，基層權貴也隨之開始新一輪對農民和農村的瘋狂榨取，基層官員變成了“要糧要錢要人”的合法（合乎中共的惡法）搶劫集團。儘管局部的示威請願甚至暴力反抗時有發生，但是大多數農民還不至於忍飢挨餓和衣不遮體，土地使用權下放給了農民也算一種半吊子自由，村民自治也給了農民半吊子民主，勞動力市場的有限制流動使農民的後代也可以進城打工，更重要的是，他們既沒有合法的利益表達的權利，也沒有政治上的利益代言人，所以，農民的大多數反抗僅僅止於眼下溫飽的滿足，而沒有上升為對基本人權的訴求，加之一盤散沙的無權利無組織狀態依舊，中共高層也知道“水可載舟亦可覆舟”的道理，不斷高喊“減輕農民負擔”，對農村政策進行微調，因此，不可能出現大規模的對政權構成嚴重威脅的民間挑戰。

　　通過簡單地回顧中國農民與中共政權之間的博弈過程，就會發現一個帶有規律性的現象：農民的每一次自發反抗皆始於求生存的本能，而自行中止於溫飽的獲得。同時，每一次反抗都會引起中共的農村政策的暫時的局部的調整，每一調整又基本可以暫時滿足農民的溫飽要求。由此，我們可以做另一種假設：如果農民的反抗不是自行中止於物質溫飽的獲得，不是僅僅為滿足於眼下的既得利益，而是基於自身的基本權利和長遠利益，持之以恆地堅持和平的群體抗爭，如果農民不滿足有限的土地使用權、黨控的村民自治和歧視性的勞動力流動，而是在經濟上要求土地所有權，在政治上要求完全的自治權民主權，在社會地位上要求廢除城鄉二元的歧視制度，爭取國民待遇的平等權利，中共政權該如何應對？它還能如此輕鬆地平息農民的不滿和反抗，如此長時間地維持現行體制的穩定嗎？

　　以上農民與中共之間的利益博弈過程，也可以擴展到城市人與中共之間的利益博弈，二者在根本性質上基本相同：只要政權能夠在利益上滿足精英和平民，民間的反抗就會止於既得利益的滿足，而象八九運動那樣基於權利訴求的大規模自發反抗是極為罕見的，而且，如果沒有胡、趙時代來自中共高層開明派的激勵，八九運動也不可能發生。相反，當中共高層在政治上取得穩定第一的共識而變得極為保守之時，大規模的民間自發反抗就完全消失，只有極少數人的民間反抗的首要訴求是基於人權和長遠利益，而大多數城裡人，要麼因既得利益的滿足而放棄反抗，並站在維護政權穩定的立場上；要麼出於既得利益的嚴重受損和維持溫飽的危機而進行分散的小規模的群體反抗。前者是各類精英階層，鄧、江體制的“讓一部分人先富起來”，實際上就是讓精英們先富起來，獲得以前難以想象的肉體生存的超值享受，在溫飽之外過上名車豪宅、盛宴美女、一擲千金的奢華日子；後者主要是日益擴大的失業和退休的群體，他們對政權的強烈不滿，絕非是針對制度本身的非人性或一黨獨裁，而是針對給他們帶來生活災難的具體政策。與之相應，他們的利益訴求也與農民一樣，始於眼下的既得利益而止於溫飽要求的滿足。只不過，由於長期的城鄉二元化歧視制度，使城裡人的溫飽要求與農民的要求相比，也帶有城鄉高度不平等的歧視特徵，城市弱勢群體要求獲得與城裡人身份相應的溫飽生活，享受到城市平民所能普遍享受的待遇，如最低生活保障、失業保險、退休金足額發放、住房補貼、醫療保險等，而這些保障不可能出現在農民的溫飽要求之中。所以，許多城市失業者寧願呆在家裡領取救濟，也不願干那些農民工干的“下賤活”。

　　更重要的是，中共對民間自治組織的嚴格控制、當下的利益至上潮流和傳統的一盤散沙格局，使民間反抗大都局限於“各家自掃門前雪，莫管他人瓦上霜”的分散孤立狀態，運動自身的存續，既沒有縱向連續也沒有橫向擴展。每一次局部的群體抗爭，都沒有為了長遠利益而爭取權利的訴求，而只局限於自身的既得利益；即便是同一群體的反抗，也只局限於極為狹小的熟人空間之內，例如，農民的反抗主要以自然村落為主，擴展到同一個鄉的聯合反抗都很少見；失業職工的反抗主要以同一單位為主，象遼陽那樣的幾個工廠的聯合示威也不多見；因而也得不到其他群體的支持，最好的結果也只能局限於特定小群體的特定當下成效。而自由知識界的反抗，雖然主要基於言論自由的權利訴求，但別說沒有廣泛的社會支持，就是在精英階層內部也得不到太多的呼應，至多也就是數十人或上百人的言論抗議，一封公開信的發表只能引起短時間的媒體效應（境外媒體和互聯網），根本無法形成整個知識界的維權運動。而最大的悲劇在於，這些民間反抗特別是底層的農民和城市失業者的抗爭，很難在能夠影響全局的中心城市找到利益代言人，也很難在運動的關鍵時刻（比如工人領袖被捕）得到精英階層的支持（特別是法律援助），即便是那些以極端的自戕行為（如自殺）進行的抗議，如最近江西鹽城２８名失業工人集體自殺，也沒有引起精英們的關注。對弱勢群體的反抗，少數有良知精英的支持也僅限於抽象的言論表態，根本無法影響社會輿論的主流，更無法對政權構成足夠的民間壓力。

　　當下民間的抗爭，發生在忍無可忍之時，有許多也是在脫離普適公正的軌道上狂奔。因為長期生活在沒有起碼公正的社會中，人們已經失去對是非善惡的基本判斷，公正就喪失了一視同仁的普適性，而變成隨行就市的萬花筒，變成一種無標準的機會主義，完全視具體情境和具體利益而區別對待。要說還有什麼統一標準，那就是以自身的利害得失為唯一標準。於是，反腐敗反兩級分化的動機，不是出於尋求社會公正，而是出於“吃不着葡萄就說葡萄酸”的嫉恨。正像傳統中國的農民起義一樣，殺掉當今的昏君和鳥官，是為了自己坐龍廷戴官帽。

　　幾千年了，中國百姓對生命意義的理解，仍然局限於“好死不如賴活着”肉體溫飽，民間反抗仍然維持在止於乞求麵包的水平上，而無法形成向人性尊嚴和自由價值的提升。有人曾預計，大陸的社會轉型是“先麵包而後自由”、“先有中產階級而後有政治民主”，但就改革二十多年的經驗而言，似乎是有了麵包就已經滿足，自由完全是可有可無的奢求；在物質上達到中產水準甚至富豪的人群已經頗為壯觀，八萬億存款中的８０％屬於占人口２０％的富有階層，但他們在政治上並沒有表現出追求政治民主化的強烈意願，反而更傾向與現存獨裁體制保持高度的穩定共識。

　　孟德斯鳩有言：“在專制國家裡，人的命運和牲畜一樣，就是本能、服從和懲罰。”專制制度延續的時間越長，生活於其中的人就越馴順，不僅對暴政具有超強承受力，以至於養成了對極端不公正和野蠻剝奪的麻木不仁，而且由於被統治者只求簡陋的肉體溫飽和物質享受，所以很容易得到滿足，只要獨裁者稍施小恩小惠，人們就會感激涕零，以至於肉體的溫飽就可以補償曾經遭受的所有災難和不公。

　　除非經濟全面崩潰，中共政權仍然能夠繼續長壽下去。即便不久後經濟真的崩潰，收拾殘局的新政權也極有可能是又一個新的獨裁政權。因為，雖然獨裁政權無法保持長治久安，但它在短時段內恢復秩序的效率，顯然高於自由制度。

　　被壓迫者當然不喜歡這種非人秩序的長壽，而喜歡並全力維護這一秩序是少數統治者。他們有強大的組織網絡、暴力手段和壟斷了主要社會資源，而被壓迫者，儘管占有人口的絕大多數，卻是分散的、難以組織也不允許組織起來的，他們不僅缺乏暴力手段，甚至連名義上合法的知情權和發言權都不具備。一盤散沙的零星反抗對付有組織的軍隊警察、官僚系統和輿論控制機構的一致鎮壓，對付運用熟練的特務內奸和分化瓦解，根本無法構成真正的對抗。這就造成一種人人自危且人人自保的局面：具體到每一個人，反抗的代價註定了得不償失，損失之大甚至難以承受——除非是聖徒和殉難者，除非生命意義的標準是罕見的超常價值，正由於能夠充當殉難者的人極少，警察統治完全可以提前發現並及時地悄悄清除。所以，面對這樣一個環環相扣、龐大厚重而又經驗豐富、相當精巧的體制，無論怎樣，被奴役的活着總比死了好，就是合乎人性的利益計算。而爭取更好的秩序，其巨大成本和風險如何分攤？對於個人來說，這種承擔無論怎樣計算，也只能是負數的計算，是負多負少的計算。何況，老練的統治者最善於在負數的空間裡憑空製造成本和風險。

　　所以，這樣的穩定秩序，其作用不是正面的積極的而是負面的消極的。或者說，這種穩定，對不同利益集團有着完全不同的意義。它對於政權及其極少數權貴階層的當下利益來說是積極的，而對於廣大民眾和整個國家的長遠利益則是消極的。這是頑固堅持一黨獨裁的政權和逆來順受的民眾合謀製造的騙局，是自欺欺人的穩定：大家都在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地得過且過，面對日益惡化的根本矛盾，或盡力掩蓋或視而不見或甘願忍受，並把解決方案推給無限期的未來。也就等於全體國人幫助中共政權無限制地提前透支子孫後代的未來，以至於我們所擁有的穩定，僅僅是眼前，僅僅是過一天算一天的肉體存活。

　　這樣的穩定，對於人性來說（無論是統治者還是被統治者），其作用更是完全負面的，即讓人的生存僅僅維持在動物水平上——統治者是狼而被統治者是羊或豬。我不請求國人原諒我用了這樣有辱人性尊嚴的比喻，因為製造無尊嚴生活的政權和忍受着或享受着無尊嚴生活的民眾，共同營造了好死不如賴活着的生存現狀。“免於恐懼的自由”，即過上有人性尊嚴和個人自由的生活，必須從敢於拒絕恐怖政治和利益收買開始。

　　２００２年９月６日於北京家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