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參謀 整理

成文評述：這是我在網絡上看到的第一篇從戰略高度上剖析一旦發生“台海戰爭“後，假若美國人干涉的情況下，台灣人所持的心理。是一篇好文章。老參謀為此重新加了一個大標題，並對此進行專門的評論。

歷史上，“國軍“（以下省略雙引號），一直是依仗美國人的支持來與我軍作戰的，因而不斷榮獲“運輸大隊長“一光榮稱號。這當然是過去了。但今觀當代的國軍，也就是今日的台灣軍隊，其實也是扮演着這一角色，只是由於環境和時代的不同，形象的逼真程度不同罷了。

但是，全世界誰也不相信，一支軍隊若依靠外來的軍事支持，尤其是武器裝備的支持，是能夠打敗對手的。在我的記憶中，二十世紀，也僅僅只有一個以色列做到這一點。小小的以色列能夠在二十至三十多年的時間內，依靠美國的支持，打敗一個個強大而又虛弱的阿拉伯軍隊。由此，作為國軍，也就是今日台灣軍隊，誰能相信它憑藉着手中的美國武器，或者說是法國武器，能夠戰勝本身具備強大武器研製和裝備操作能力的人民解放軍呢？

這也正是台灣人，尤其是台獨們所擔心的。因此，在他們的心理上，他們幻想着美國人的參與，幻想着一旦打起來，儘可能地將美國人拖下水。

這的確是一個如意算盤。

但我一想到美國人在金門防禦戰為國軍艦艇護航時的情景，我就可以判定，美國人決不會拿諸多的生命與我們打一個他們非常懼怕的近戰的。今天的中國，已不是那種“告訴他們，他們已進入十二海里的我方領海了。“的年代。今天，我們不敢說能夠制海，但我們絕對可以制三四百海里的範圍。這就是近戰的有利環境。

由此可以判定，美國人也是極不希望兩岸打起來的。

其實，我也不希望大陸與台灣打起來。因為畢竟是中國人打中國人。

可是，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怎能隨他去呢？

所以，它敢獨，我就敢打。這場戰爭，從一開始就應當叫“民族解放戰爭“，而決不是統一台灣戰爭。為什麼呢？一個非常簡單的道理，台灣不想讓中華民族屹立在世界民族之林，而且，李登輝又是前日本軍官。台獨的主要頭目基本上都是日本血統。由這樣一幫日本狗掌握的台灣，其實就是殖民地台灣。

由此，統一台灣的軍事鬥爭，其實就是“中華二十一世紀的民族解放戰爭“。

其實，美國人真的來的，又當如何？大不了不就是撕破麵皮，兩敗俱傷麼？東風吹，戰鼓擂，現在的人兒誰怕誰，不是人民怕美帝，而是美帝怕人民。

這當然不僅僅是一種自信，更是一種實力。

來吧，我歡迎美國人加入戰爭，也不枉此生再來一次抗美救國戰爭。

下面的文章寫得挺好，請閱讀－－－－－！

冷戰後，支配世界各國關係和動力結構的根本因素還是兩大類別：一，觀念因素：政治和意識形態，目前持進攻勢態的是民主、自由和人權的思想原則，被認為代表當代人類社會和文化進步的必然方向和程度；二，利益因素：國家經濟利益和民族生存和發展。這個古老的國際生存法則在今天的首要表現方式是技術文明流通和競爭，國家和區域集團間的貿易聯衡和戰鬥。大家都知道，在今後幾十年內，世界王公諸侯的排位，將由此決定。台海兩岸關係以及命運，將在這兩大因素塑造的世界環境中發展和消長。認識自己和這兩因素的關係和力量所在，是兩岸政府制訂相關戰略和策略的出發點，換句話說，是生命線。

毫無疑問，在觀念因素方面，中國大陸現在處於守勢，只能忙於招架，試圖躲開擊向這塊軟腹部的拳頭。 相反，台灣已被西方認為是華人社會中最自由民主的。台灣有明確的政治和觀念方面的優勢和長處。在這方面，對西方，誰敵誰友無可爭辯。似乎可以說，如果台灣在這方面向主動出擊，帶動全局轉化，形成一個有利於自己伸展的環境，以求在未來統一的談判桌上獲得最佳條件，應該是順理成章的謀略。然而，各種跡象表明，台灣的主要能量，不是用在這個方向。多數華人的印象，是台灣在另一個戰線上“向不可能性挑戰”－－向根植在中國人意識中的民族國家的生存和利益挑戰。台灣領導人的一系列言論和行動，在任何華人社會中，包括島內，都不被多數人看作是有意中國統一。很難說這完全是因為在“統一”“分裂”的定義上大家都以的話語系統為準的原故。

你可以看到，非律賓在南海鬧事叫喊“中國威脅”，西方一串串“遏制中國”的號角聲，都在台灣的報紙上獲得共鳴。出於生存需要，台灣力圖把對自己的導彈威脅演繹為對整個亞太地區的威脅，提醒日本等等也應該“擔憂”。雖然西方歡迎這種說法，但和李登輝先生訪美一樣，結果是海外華人中反共派別進一步萎縮。台灣關於大陸的政策行為，很大程度為的是內政的需要，在這個意義上，它是精明的政治。但就兩岸關係的大角度而言，它不在有希望的軌道上。除了被動、短程和情緒化外，它不僅是自己揚短避長，而且幫助此消彼長。最後，台灣的優勢方面也將被轉換掉。由於這種齊心合力地向中國人最一致的地方挑戰，今天，中國大陸政府在海外大陸學人中獲得的默認和支持正在穩步回升。民族情緒在中國人中高漲，為完成從共產主義信仰向民族主義支柱的“軟着陸”提供基矗雖然打民族主義的旗號自有資本，但幫忙更多的是西方、吳弘達式的民主鬥士以及台灣的大陸政策。人們很清楚，美國人對中國大陸的言詞和行動，拉也是為了利益，打也是為了利益。他們不想只看着別人在大陸賺錢，他們又擔憂中國也因此富強起來。他們雖然沒法全面圍堵，但能造點麻煩就算一點，能抵制一天就算一天。在這種實際而短視的戰略下，美國正在幫助“團結一切可以團結的力量”。在最惠國問題上做文章的民運人士如同鑽在一架四面推拉的風箱裡，現在已不被認為有在理論、政治或道德上作貢獻的可能。別無選擇的結局是，在可見的將來，自身將會有變化，但執政這個事實將不會變化。在濃重的憂患意識下的高層，共識遠多於西方想象的分歧。可以說台灣問題已成了的健身房擋箭牌，台灣的大陸政策外交政策和西方的利益行為配合得越好，走得越遠，她身邊的大漢將越強壯並充滿敵意。台灣正在這個惡性循環中掙扎。所以，台灣過去一年急於有所突破有其焦慮的背景。雖說“時間絕對對我有利”，真這樣想事情就好辦多了。

台灣願意和美國的戰略利益掛鈎也是不得已。她的兩難突出地體現在“國統綱領”中“三通”的條件－承認台灣為對等政治實體，不使用武力－和“亞太營運中心”的計劃的對立上。三通的條件，當然是台灣的生存條件。然而，台灣越來越認識到，營運中心的計劃，參與大陸經濟起飛的過程，對台灣在下世紀保持經濟實力本錢，也是至關重要的。況且，該中心不僅是經濟的火車頭，而且寄託着另一層期望：台灣經濟利益的國際化，從而達到以國際利益來阻止武力統一的目的。現在是兩個生命條件相互對立：有國統綱領制約，三通不成，“中心”很難。美國聯邦快遞公司馬上要和大陸直航了。而就這麼三通呢？國統綱領的生存條件將自動消除。雖然台灣企圖以“境外轉運中心”的方式來突破困境，然而，和最近台澳航空協定所表明的一樣，不管怎麼做，受制於人的感覺隨着時間的推移越來越清晰。實力的傾斜已不可逆轉。從這裡可以了解為什麼台灣感到，要“出埃及”，宜早不宜晚。這個盤算有合理的一面。大目標是幾十年的埋頭發展，因此不會捨得輕易破壞大環境，而且現在打起來損失會很慘痛。對美國共和黨右翼人士，“遏制中國”也是宜早不宜晚。

在這個通盤考慮下，台灣的戰略價值最高將是“珍珠港”式的導火索。因為一個全面的遏制計劃，沒有其西歐盟國的參與將是得不償失的。然而這種參與，需要一種共同的危機感緊迫感。面對目前謹慎的，唯一的辦法是鼓勵台灣。一旦台海陷在血和火之中，“中國威脅”便為活生生的事實，一個象當年對付蘇聯威脅一樣的聯盟將會應運而生，遏制戰車隨即起動。李登輝先生訪美被某些人當做這種規劃的一步試探。不過事情的發展並不那麼鼓舞人心。當對美國大吼、對台海發射導彈時，遠在歐洲的盟國們基本上是無動於衷。東亞離他們太遠，而德國或俄國東山再起的意義又離他們太近。所謂“維持亞太戰略平衡”，在他們眼裡只是美國的個人問題。看到犧牲了台灣也不一定能成事，參議員們開始在這個方向上退卻（他們現在開始更多地提醒日本為其未來擔心）。

台灣的有識之士當然明白，把自己的命運綁在別人的戰車上，危險是很顯然的。而且，歷史告訴我們，雖然在國際政治中正義原則從來就是靈活的，但最關懷自己國家利益的右派，在戰略轉換的時候，從來是犧牲夥伴最迅速的一群人。台灣的急迫，除了文宣上的收穫，並沒有達到預期的目的。某些效果則是相反的：參議員們領會到“台灣牌”也有和自己的利益不一致的地方。

報上登載過一位美國教授的警告。她說一九九六年三月台灣總統大選後如果台灣利用美國會白宮矛盾再推動一次首次民選總統的訪美，結果將是災難性的。她勸台灣別這麼做，因為那時正是美國和中國大陸的關鍵時期：美國要為自己的智慧產權，貿易協定執行，中國進入世界貿易組織等等問題和打艱苦交道，不想有別的因素來惡化雙方的關係。很清楚，這段話的潛台詞是我們的利益第一，不會為任何思想原則犧牲，更不希望朋友來打擾。即使這樣，台灣獨派人士還在寄希望於他們的美國朋友。最近一階段，報紙上對一旦動武美國會不會幫忙的問題特別關注。人們極力想從美國人的模稜兩可的話中套出保證的含義來。這種心情實在是別無他法的寫照。當然也有鼓勵的話傳過來，比如某專家稱軍事裝備如同“廢鐵”；某專家說台灣飛機打的如同“射鴨子”；美國防部次長說“沒有人知道美國會不會參與”，“應記取韓戰的教訓”（美國先也是說南韓不在其防務內的）；甚至有前駐北京大使李潔明呼籲美國應明確強硬表態不容許使用武力統一，從而阻止越雷池一步。不過我相信，台灣主政者能夠認識到，能夠解決問題的美國援助是不存在的。運送武器能解決問題麼？存在美國能及時全力動員以韓戰越戰的投入度和中國大陸打一場全方位戰爭的可能性就能阻止對“台獨”動手麼？

我不得不遺憾地指出，對認識，李潔明在北京待的那幾年是虛度了光陰。他和他的國防部同事或者中國問題專家朋友一樣，從來就是用自己的思想方式來揣測模擬中共的思想和行為方式，從來就是以自己的邏輯為作決策。對歷來為達到戰略目的不惜犧牲、歷來就是用劣勢裝備打仗、面對美軍有血染的驕傲的，他以為一旦他們發現對手有武器優勢或打起來損失巨大就會猶豫不決；他以為“美軍來了，勝利就來了”的心理應該是中國人的共性；他以為如果在“台灣共和國”前面擺上第七艦隊或別的什麼隊，共軍就不敢開火。

有一些歷史事實本來家喻戶曉。韓戰表明，在感到受威脅時，甚至是不在乎有沒有戰略優勢勝利把握的。美國人當年並不預測敢和它打仗。同樣，一九七九年對越南作戰，是在當時越南盟友蘇聯有可能在北方干涉的假設下發動的。如果美國人也想從韓戰中吸取什麼教訓的話，他們應該不要過高估計自己的威脅對決策的影響力。當然，美國人有資格和權力無知，因為戰爭終將是台海戰爭，最大的損失決不會是美國的。美國兵的血每一滴都是珍貴的。台灣不是珍珠港，美國老百姓很難會忍受為了政治家才說得清楚的“戰略利益”讓兒子去打一場法律上屬於中國內政的惡戰。在這種奇特的名義下出兵只有在對付巴拿馬之類小國穩操勝卷的時候才說得通。所以，美國兵即使進來了也隨時都會被迫撤出去，留下的是中國的鮮血和廢墟。

作為中國人的政治家們，首先的最高的目標應該是避免中國人的內戰。然而，依照目前雙方的心態，政治目標和策略的對立，政治人物的權力願望和相互的敵意，如果簡單直線式地推理，戰爭不可避免。毫無疑問，正在為這個“迫不得己”的結局作準備。大家應該注意到過去這一年中國大陸對周邊國家的頻繁外交活動，對菲律賓的低調忍讓，和南韓新加坡的密切合作，和俄國的經濟軍事的“夥伴”關係，和越南“恢復傳統友誼”，等等。很明白，不管美國在不在圍堵，已在未雨綢繆。

大家都看到中國大陸正在迅速發展，在積蓄動量。什麼時候才算夠了呢？他們當然是希望越強越好。當台海力量對比類似於美國和巴拿馬的級差，周圍的哪一個還想談論自己的“戰略利益”受到牽連？不過可以預測，這樣大的級差在台海是不太可能形成的。但這並不妨礙的思路。他們對“力量優勢”的判斷，從來就有自己的獨特傳統。比如說，由於多年和內外諸強作戰的經驗，一直把軍隊的士氣，頑強，獻身精神，無畏決心等放在武裝力量強大的核心。如果台海戰爭成了一場反對外強，捍衛領土完整，洗刷百年恥辱的聖戰，相信他們的傳統優勢將會繼續。同樣，由於其一貫戰略戰術思想，認為戰術的傑作會抵消對手的戰略優勢（“戰略上藐視敵人，戰術上重視敵人”的內含）。在這方面他們頗有自信，而且在此他們擁有戰術運用的主動權。所以，在看到雙方在武器裝備上達到全局大致可比的階段，在軍事勢態上雙方戰略差距不大的時候，也就是他們作出力量對比對己有利之判斷的時侯。

在台海問題上，達到這一步的一個關鍵因素，是目前對空軍質量提升的收穫。屆時，如果他們認為有台獨的壓迫，的決策目標將不再是動不動武的問題，而是如何把由此可能產生的國家經濟損害減到最校對此的準備將是繼續不厭其煩地向世界各國唱“台灣問題是中國內政”的調，消除西方干涉的法理基礎和東南亞近鄰的恐懼心理。繼續改革開放，只會對他們有利。幾百億的貿易額和投資，已經讓美國喪失了為人權原則作利益衝突的勇氣。當美、歐對大陸貿易和投資達到四千億的台階；當中國大陸的國民生產總值達到和美國可比的範圍；當台灣的經濟成為大陸為主體的經濟圈的一部份，包括台商在內的華人資本和貿易的基地和主要收益在大陸而不是在台灣，會預期，和現在的美國一樣，甚至用不着“內政”的法律依據，即使藉口保護“生命線”進行遠洋作戰，列強們也會按國際慣例保持高貴的中立富國的生活方式當然不得不需要國界以外的要素來保持；會相信，台海一戰，從西方刮來的“關切”和“遺憾”最多不會重於風中飄過的公文；還會指望，使用高科技局部戰爭方式直搗神經中樞，甚至連直接損失都可以減到最校按目前的勢頭估計，作出達到這個優勢的判斷，大致在十五到二十年的時間跨度內。到這個時候，動武的門檻，將大大降低，台灣即使只是走出目前幅度的“務實外交”，也將會產生比目前嚴重得多的後果。

概括起來，采勸迫不得己”的行動，將取決於（１）由台灣方面的行動所產生的危機感，和（２）由以上要素形成的思想模式導出的優勢判斷。台灣在這個範圍內的影響空間將主要限於第一方面，而不是第二方面。因為正如上所述，和西方合流對中國大陸作圍堵，已經證明只是自我孤立的良方。就目前情況來看，大勢已經青山遮不祝台灣的困境是：不但既不能統，也不可獨，甚至象這樣“維持現狀”不過等於維持走下坡路，不過是坐等未來二十年內不得不面對的重大抉擇。以上的分析，對台灣方面當然不是玫瑰色的。但它的兩個推演前提卻是自明的：（１）中國總是要統一的；（２）中國大陸的發展是很難阻擋的。前提（１）的存在不在於它在理論上該不該，而在於大多數中國人要不要。這是文化的問題。它的一個函義便是不因政黨政府甚至政體而變。不要作大陸非共化或民主化便會被迫讓台灣獨立的假設。這一點不需要證明。前提（２）的函義在於，隨着時間推移，統一的步驟和方式將越來越不受台灣政治家的願望的控制。不過，以上兩個前提的推理並不表明在這個必然過程中台灣已無可作為，只是表明有哪些事情她不能做。她要作的顯然不是抗拒必然，甚至不是去消極地拖延必然的到來，因為這只是坐吃山空的辦法。按其目前的方式走下去，那最後必然的足音越近，台灣將越來越無力與之周旋。她最後將在巨大的壓力下作極為有限的選擇。很可能的是一種屈服的妥協，如果不是兵戎相見的話。

我預期，一旦認識到如此走下去的戰爭可能性，雙方走向妥協是必然的。只不過越晚台灣越不得不妥協。要走出這個困境，避免流血或者城下之盟的悲劇終局，台灣的根本策略，應該是在認知統一不可避免的前提下充份運用自己所長，主動地，進取地，明確地，連貫地，精緻地，靈活地和建設性地展開一場與中國大陸既競爭又合作的進程。合作的含義主要是經濟的。既然遏制大陸發展兩岸經貿交流已經是沒有用的，主動積極投入到大陸經濟之中也是唯一對自己有利的選擇。在這方面，台灣有的是善意的姿態可擺，有的是牌來證明她並非要獨立而是為中華民族富強出力。三通的條件，既然已不可能達到，與其形同虛設地豎在那裡或最終被迫束之高閣，不如儘早高姿態大聲宣布靈活處理，化被動為主動。這是為消除敵意台灣可以主動做的事。而台灣政府目前的兩岸政策，則白白給人阻擋兩岸經貿交流的印象。儘管她一再重複“兩岸關係以經貿為主軸，開拓互補互利的經貿關係”，台灣出名而徒勞的“剎車”政策，已經明確教育如何領會這抽象口號後的具體內容。

台灣和的競爭，應在其優勢的戰線上進行。台灣應該向和海內外中國人表達這樣一種信息：台灣的存在和嘗試，不是要走出中國，而是在走出中華民族不僅在經濟上而且在政治制度上進入現代社會的路子。民主制已在台灣有良好的開端，台灣還希望嘗試和證明它在中國大陸更大的範圍內的合適性。為此台灣願和競爭，看誰能為中華民族的全面現代化作更多的事，看誰更能代表中國的未來方向。一句話，台灣的中國人要和比賽誰更愛中國，誰的胸懷更廣闊，誰能爭取更多的中國人的支持。這種合作又競爭的進動過程，不僅為中國大陸好，也保證了台灣的自主發展。因為它不再是站在中國人和中華民族利益的對立面上，它在為自己爭取朋友。因為它清楚地表明它是在為一個統一的並且全面現代化的中國努力，在這根本問題上，它向和中國人表明了善意，消除了使用武力的前提，而且任何改變台灣社會和政治特點的企圖也會受到中國人的反對。

一旦進入這樣的互動進程，台灣有極大的機會來展開一種進取性的、富於想象力的、務實的和靈活的策略，從而取得極大的活動空間。比如她可以正式提議在大陸合作，象新加坡建立蘇州工業園一樣建立台灣投資和經濟特區，以台灣模式管理，在將來一定階段，試行台灣式的社會規範，為大陸在經濟發達的地區和階段推行政治改革作示範和參考。諸如此類的具體提議，在談判桌上和在實際中都有積極的作用，一次不成可以再提再試，和大而強硬的要中國大陸民主化後才可談統一的要求相比，它不但更面善，而且是在為這個目標出力。這是一個互利雙贏的進程。很清楚，台灣的行動再也不能是拋文宣口號和周旋，再也不能是坐等“在民主、自由、均富的體制下統一”的目標，再也不能是制訂一個個不切實際的條件作繭自縛。出路在於實際和全局的參與和合作。甚至在競爭的方面關鍵也是合作的意願，以建設性的態度促進對手的政策和政治的合作和轉變。台灣已宣布願考慮“江八點”作兩岸溝通橋梁，錢復轉而強調大陸政策位階高於外交政策。

但兩岸對言詞的信任已經破碎，已認準，不管再說多少次“統一”，台灣主政者是形左實右。在認識到實際的經貿交流和三通已不可阻擋，台灣的“務實”外交冒進已失去了國際戰略配合的環境，最多成了沒有後續的意氣用事之後，已不再急於追求那種具有政治和政策象徵意義的“交流進展”。在明確實際收益和台灣能走的限度之後，現在正以逸待勞。所以，一方面，即使三月大選後，也不會自動打破僵局和台灣恢復以前的交流；另一方面，即使大選後李登輝先生再訪美或訪日，還會“演習”，但依然不會真動武，他們將樂於繼續保持這種有利的趨勢直至最後的優勢。台灣的這種被動，關鍵來自中國大陸對台灣“一個中國”意願的否定。這有嚴重的含義。熟悉談判作風的人知道，他們在談判中首先重視的是原則，如果談判雙方能達到和堅持共同原則，他們能在具體細節上靈活和禮讓。但如果雙方沒有原則的共識，那談判將是敵手的對抗，方式是寸土必爭。而這只能對弱方不利。因此，打破這種惡性的僵局，擺脫這種下滑的被動，是令人信服地表明兩岸都是在追求一個中國。如今，這只能用上述的具體參與進程才能做到。三月台灣總統選舉之後，是起動這樣的進程的良機。在可預見的未來，雙方相互打交道的對手將不會變化，然而台灣因為選舉有了法理的基礎作政策和戰略的轉折和變化。這是台灣難得的天然機會，不可放過。

很大意義上，台灣依然掌握着影響台海兩岸關係好壞，台灣自己的命運，甚至中國的前途的槓桿，這就是到底按目前的模式走向本文所描述的那種終局，還是進入上面提議的互動進程，打開雙贏的新天地。某些跡象表明，台灣有可能在三月選舉之後有更“務實”的變化打算，動的東西甚至包括“國統綱領”的三通條款。但人們希望，這種變化是一種新思路和綱領的全盤考慮，而不是依然如故的被動、局部、隨意和短程的反應。

人們希望，支配政策走向的是高瞻遠矚的理性和具體的努力，而不是敵對情緒、純粹談判策略和權力運作的考慮。只有這樣，台灣才有可能得到她現在所要求的那種統一。她自己的那種特質才能保存，而且帶動大陸。在這種互動中可能轉化。儘管這樣的道路誰也不能保證沒有挫折，但卻是可以想象的最和平最有希望的道路。為了自己和每一個中國人的切身利益，難道不應該努力去追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