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記得什麼時候在什麼雜誌上看到過，蔣介石曾經說：中國人缺乏的不是民主，而是紀律。這可能是他在大陸上屢戰屢敗給共產黨時說的，更可能是敗退到台灣以後說的。這句話是否真是他說的，已經無從查考，不過口氣確實像他。

更重要的是，無論是誰說的，這句話說中了一盤散沙似的中國人的要害。

在美國的加州洛杉磯等大城市，如果你在商店、銀行等服務場所看到有人不排隊，他們一定是中國人。也許有人會說：那些人都是偷渡到美國的，素質太差。可是，偷渡人員比例更高的墨西哥人卻在這方面很守規矩，看見中國人這樣，也只是在後面抱怨，至多罵點髒話，我卻從未見過他們跟中國人去比“你能我也能”，雖然論體力，墨西哥人絕對能擠得過中國人。從另一方面說，在飛機場準備登機回國的人，應該是素質較高的吧？可是登機時不排隊的還是中國人，包括“物質文明”較高的台灣人，搞得老外們只能聳聳肩而已。

在中國就更不用說，在公共汽車站、火車站、機場、商店、醫院，等等，凡是有人的地方，就有這種爭先恐後的現象。即使只有兩個人，他們倆往往也要爭奪一番。相信每一個在中國的人或曾經在中國的人都見過這種場面。

中國人聰明，但是一群聰明的中國人組成的團體卻往往效率低下。道理何在？聰明而不守紀律的烏合之眾，比不上不很聰明但紀律嚴謹的隊伍。這也正是中國和日本的差別。一支軍隊的戰鬥力絕非每一個單兵戰鬥力的簡單加和，否則你無論如何也解釋不了人力物力占絕對優勢的漢族為什麼在最近一千年中竟然多次被人力物力占絕對劣勢的少數民族打敗，更有兩次成了亡國奴。

什麼是紀律？廣義地講，紀律是一套規則，一套使團體行動達到最高效率的規則。軍隊也好，國家也好，都不例外。一個團體如果每一個成員都按規則行事，這個團體就是一個強大的團體，反之人再多，也是烏合之眾。“將在謀不在勇，兵在精不在多”，此之謂也。

沒有紀律的民主是什麼樣？不用想像，現成的例子就在這裡：文化大革命。民主的規則，或者說民主的紀律是什麼？最基本的一條，就是人人有說話的權力。可是文革呢？說你是反革命，你就是反革命，你就必須承認自己是反革命，你敢分辯就是反對革命人民，你沉默就是對抗革命人民，甚至自殺也是自決於革命人民。總而言之，說你是什麼，你沒有不承認的權力，連沉默的權力也沒有。另外一個例子，就是洪哲勝整天吹捧的台灣“民主”了，賄選買票，人身攻擊，乃至在立法院中互相煽耳光，掄拳頭，洪哲勝居然告訴我們這是向民主制度轉化過程中不可避免的。真不可避免嗎？為什麼日本當初沒有出現這些亂七八糟的東西？老洪可能會說：日本是在麥克阿琴的弟弟強迫下實行的民主改革，有美國人壓着嘛。那為什麼韓國也沒有出現這些亂七八糟的東西？沒辦法，兄弟就是兄弟，只要是中國人，不管在大陸還是在台灣，都一樣。

再看看咱們的“海外民運”，唉，不提也罷。

中國人，咱們能否別那麼聰明，總把自己那一點點私利放到集體之上？不錯，人的本性是自私的，但是文明的人應該不會那樣明目張胆地在眾目睽睽之下就侵犯他人利益。當一個人為自己“聰明”地占了一點便宜時而洋洋自得的時候，整個集體的效率就下降了一點。積少成多，每一個人都這樣，整個集體就是一架低效率的機器。

在國外的人看到老外們守法往往到了“拿雞毛當令箭”的地步，便笑話老外傻。其實，這種“傻”要比中國人“拿令箭當雞毛”不知高明多少。一位曾在日本工作過的朋友講了這樣一件事：一次他的電腦電纜壞了，他用一根同樣規格但不是規定的品牌的電纜代替。一個日本同事看到，告訴他這樣不行。他問：“這不是一樣嗎？”這位日本同事回答說：“規格一樣，但是按規定，你的計算機不能用這個牌子的電纜。”你看，日本人沒有蠢到不知道同樣規格的電纜可以互相代替地步。也許電纜牌子錯了不會造成嚴重後果，但是規定就是規定，不能輕易違反。

另外一件事，是我在八十年代在中國的電視上看到的。某廠的四氯化碳(一種易燃易爆的液體有機化學品)罐有輕微泄漏，一位廠領導讓一個焊工修理。這位焊工告訴這位領導：“按規定要先放出罐內液體，然後鼓風吹乾，才能進行焊接。”這位領導為了趕進度，卻堅持讓這位焊工立即修理，焊工知道危險，堅持不做。這位領導偏偏不信邪，說：“怕什麼？我就站在罐子上，它要爆炸我就上天！”這位焊工不敢得罪領導，就讓這位領導站在罐子上坐陣，他在下面開始進行焊接。結果，罐子爆炸，這位領導真上了天，而這位焊工最終因為未能堅持原則，而成為這位無知的領導的犧牲品。

讀完這兩段故事，你對“中國人聰明，外國人傻”的說法有何評論？

新加坡由於李光耀對違法者從重懲罰，才使其成為模範國家。台灣如果不是國民黨戒嚴三十餘年，恐怕也難以成為四小龍之一。香港也是因為採納了英國人的法制，而不是因為民主，才繁榮起來。

日本和德國在其最強大之時，都不是民主國家，但是這兩個民族卻都是極守紀律的民族，世界上質量最好的許多產品，諸如汽車、照相機等等又出於這兩個國家，這難道是偶然嗎？

中國要富強，就要先有紀律，然後再有民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