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千年回顧:一個全球史的鳥瞰（下） 作者: 孫隆基

　　蒙古世界統治的遺產

　　對中國整體來說，蒙古的遺產有下列數項。蒙古滅金時在中原長期作戰，造成華北的殘破。一度是北宋重工業區的河南東部和河北南部，從此一蹶不振。蒙古雖然與南宋長期在國界上交戰，但滅宋過程卻很短，因此江南比較完整。至元代，華南與印度洋和西亞的貿易又獲進一步發展，北衰南盛的形勢從此成定局。蒙古消宋之前先滅了大理國，蒙古統一中國，使雲南變成中國的一部分。西藏也於元時內附，從此中國人習慣上覺得西藏是國土一部分。

　　從元代開始，"回民"成為中華五大族之一，尤其集中在西北與西南。他們多是隨蒙古人入主中國的"色目人"之後代，他們在元代又稱作"回回人"，多信奉伊斯蘭，因此後者被中國人稱作"回教"。在中國本部以外，以今日新疆為基地的察合台汗國受了該地臣民的影響，後來也皈依回教。改信了回教的蒙古統治者，在十四世紀末又強迫最後一批不信的回訖人改奉回教。

　　後者是今日中國境內回民之大宗的維吾爾族。

　　對亞洲總體來說，蒙古東征西討的遺產受益人反而是突厥人。表面看，初期的蒙古軍西征接二連三地摧毀了突厥人政權，尤其中止了塞爾柱人的西進，把東羅馬帝國的壽命多延長了兩個世紀。但蒙古人本身只有一百萬人，為了擴充隊伍，把所有的游牧民族都變成"蒙古軍"。因此，所謂"統一大漠"其實是把原先地域已經很廣卻很分散的突厥人組織起來，讓他們的地盤進一步擴展。因此，當蒙古浪潮退潮後，西亞的突厥人繼續西征，建立橫跨歐亞非三洲的土耳其帝國，在伊朗者則建立十葉派政權，是為近代伊朗之始，另一支入主印度，建立莫臥兒帝國。

　　蒙古人進軍俄羅斯時，自身的民族只能撥出五千人左右，其餘是內亞洲的其他游牧民族，可想象是以突厥人為主。他們征服的南俄地帶原先已為欽察(Kipchak)游牧民族占領，也屬突厥人的一支。蒙古人建立的"欽察汗國"索性以他們為主力，以其名為國號。後來，蒙古人、突厥人、斯拉夫人、芬族彼此交配，混出一種說突厥語的"韃靼人"(Tatars)，在今日蘇聯解體後的俄羅斯共和國里是第二大民族。

　　對世界總體來說，蒙古人的所為有利於歐洲的興起和亞洲的落伍。蒙古旋風對西亞回教世界的摧毀特別沉重。他們對前大食帝國的核心地帶--伊朗--破壞未盡的地方，在十四十五世紀之交，為瘸子帖穆兒(TimurLenk)完成。他是突厥人，出身察合台汗國轄下的鹹海河間地帶，屬於文野分界的定居民這一方。但他自稱察合台汗的繼承人，非但沒有保衛文明，反而刀刃向內，搗向伊朗腹部，並模仿野蠻階段的蒙古人屠城、築頭顱塔，而且蓄意破壞文明的基層建設如灌溉系統之類。該地區定居與游牧的界線早已不穩定，從此，伊朗--尤其是東部--基本上變成大漠的延伸。今日伊朗境內四分之一人口是突厥人，游牧是國民生活很重要的部分。

　　回教世界是西方基督教世界的死敵。蒙古在西亞地區造成的後遺症，無疑是幫了西歐的一個大忙。歐州在當時是發展中地區，如同今天的"第三世界"。西歐人避過了蒙古世界征服的兵鋒，在"蒙古和平"期間首次與中國直接接觸，他們從歐亞大陸一端旅行到另一端，親自目睹中國的富庶。此後，西方的經濟發展總有一股東向的欲望。哥侖布就是看了馬可波羅的遊記，想從大西洋另闢新航路到達中國，而無意中發現新大陸。

　　蒙古軍西征也把中國的"高科技"西傳。尤其是火藥武器來到歐洲，其水平又往上翻了一番。十五世紀的法國和意大利是繼東亞之後的第二個"高科技戰場"。從此，歐洲在這方面領先。至十六世紀初，西歐人將最新型的火炮裝在戰艦上，配合中國發明的羅盤，開始征服海洋。

　　綜觀第二千年的前五百年，可以說是中國遙遙領先，但中國的高度發展結果是替別人作嫁衣。這種觀察即使確實，仍失諸狹窄。中國的貢獻如果成全了蒙古，後者的業績又何嘗不是替第三、第四者作嫁衣。今日蒙古人侷促於內亞洲的一個小國內，人口只有兩百萬，而突厥人的國家至少有五個。至於受益於蒙古旋風的歐洲人則在後五百年代之而興，成為世界的新主人。世界史似乎有它自己的邏輯，不為狹窄的民族主義思維所框范。中國在後五百年重演這場戲，也當作如是觀。

　　青黃不接的十五世紀：中國的海上霸權

　　在第二千年的前面五百年，新型邊疆民族是天之驕子，到後五百年，則由航海國家獨領風騷。這個變化有其內在邏輯。在前階段，舊大陸的歐亞大草原是世界的通衢大道，草原民族的鐵騎加上文明國家的高科技武器，即合成支配世界的方程式。但火藥武器的進一步發展卻宣判了草原帝國的死刑。世界史進入我們的"近代"，海洋繼大草原成為世界的新凝固劑。有走向海洋的意志、並能把新型火炮裝上遠洋船艦的海權國家就成為時代精神的使者。

　　在這第二場徑賽還在暖身階段，當時的中國已經以"世界冠軍"身分出現。後來連這種穩操勝卷的事都不干，乃由於志願放棄出賽。如果宋代中國有世界最龐大的陸軍和最先進的戰爭工業，明代中國則有世界最龐大的海軍和超前的航海技術。當全球史上第一個"世界系統"散套以後，離西方海上霸權的興起還有一個世紀。在此期間內，中國完全齊備稱霸海洋的條件，而且也初試啼聲--其表現即鄭和下西洋。

　　明初海上霸權，有前人積下來的基礎。首先是宋室南渡，賴江防抵禦胡騎，在中國史上首次建立獨立的海軍衙門，戰艦上的標準火器裝備是霹靂炮。除了國防之外，失掉中原的南宋在稅收上越來越依靠遠洋貿易，在高宗時代曾占政府財政收入中現錢的百分之二十。

　　唐朝對遠洋貿易只開廣州一埠，至北宋則另增杭州、明州、泉州、板橋（青島附近）、華亭（今上海）等九個港口。南宋為了擴充貿易量，甚至在海南島新建一個神應港。南宋對海洋貿易大事獎勵，不論官民，能招來外商增加國庫收入至某數額者，都予以加官進爵，政府負責維修海港、建立倉庫、在沿海一路置燈塔，並於海上島嶼設立水師寨，替進出的商船護航。

　　從宋代開始，外貿已經擺脫"朝貢"體制，朝自由化方向走。元代承襲此勢，而它的政權性質又是"全球化"的，中亞西亞的蒙古政權是姻親，並不是化外，因此，外商來中國的特別多，中國商人對外國也更為熟悉。這個全球化傾向到了明朝開始逆轉。要了解明代中國，必須將它放在全球史裡面看。蒙古是世界帝國，其崩潰後必然出現地區性的"民族主義"逆反。這個逆反也包括莫斯科的俄羅斯以及十葉派伊朗--該兩地今天的民族認同都是"後蒙古"產品。

　　有人認為明帝國重建的是較狹義的、亦即是只包括漢族的"天下"。

　　這在開國時就勢所必然。明太祖雖然把定居中國的色目人一視同仁地當做子民，但元代蒙古人、色目人、漢人三頭馬車式的政治體制勢必然告終。明太祖為了繼統，仍把元朝視作中土的正統皇朝，把忽必烈牌位拱在歷代帝廟，但他並沒有消滅蒙古人，只把他們逐至塞外，結果他們又重組游牧帝國，威脅時刻存在，結果北疆重新成為第一國防線。這不可免地造成"夷夏之防"意識之重熾。明中期以後，屢遭倭寇、滿州侵略，於是逐漸出現宋代那種漢人民族意識，而抗倭抗清的英雄戚繼光、史可法也繼岳飛、文天祥之後，被編織入民國革命時代發明的民族英雄譜系。

　　明太祖在沿海一帶也頒布海禁令，當初乃純行政性質。朱元璋打天下時的勁敵張士誠、方國珍等的地盤，就是具海洋帝國雛形的南宋舊地。這些勢力的殘餘拒絕接受明統，逃亡到南洋，甚至日本。1380年，太祖借"胡惟庸案"誅殺中國最後一位宰相，罪名是他僱傭日本武士圖謀行刺皇上。這個"海外關係"實在耐人尋味，它與"去父母之邦"的"天朝棄民"同樣令中央不放心。

　　海禁令禁止民間出海，卻沒有終止晚唐以來的遠洋貿易，它如今成為中央的專利。中國人不可以出去做生意，而來"天朝"經商的外國人從此必須打着來"朝貢"的旗號。於是，國際通商被加上"政治掛帥"的緊身衣。

　　這個國家對外貿的壟斷，使明初的海軍一度膨脹。中國至南宋時已有獨立的海軍部，蒙古為了滅宋也在金朝水師的基礎上擴建，最後是海上的崖山一戰滅掉宋朝。元朝合併了金、宋、朝鮮的艦隊，成為世界第一海軍大國，曾兩次東征日本，一度南征爪哇。明初的艦隊在數量和船隻體積方面又超越前人。明海軍在十五世紀初的鼎盛時代有三千五百條船隻。

　　鄭和於1405年第一次"下西洋"，率領兩萬八千人，用六十二艘船分載，最大的"寶船"長四百四十尺、橫梁長八十尺，有九桅，可載千人。它比八十七年後哥侖布發現新大陸的三條小船大將近五倍，而且設備亦較為先進。中國的造船技術在宋代已經發明水密隔艙，歐洲船舶到十八世紀才有這種設備。19最令人瞠目的是對如此龐大的遠洋艦隊的補給，這個問題必須擁有海外殖民地或海軍基地才能解決。明朝沒有在海外殖民，但附庸國麻六甲可能是它海外基地之一。

　　鄭和六次下西洋是在成祖朝，最後一次(1431-1433)在宣宗朝，鄭和死於回程中。自此，中國從海洋退縮，而如此壯舉最後連一點漣漪都不剩下。在鄭和時代，回教勢力--尤其從印度南端擴散的--已在印度洋伸張。鄭和本身是回教徒，明朝勢力達到該區，亦是順其原勢，並無橫加干涉。中國人撤離印度洋後，它很快成為回教的內海，西至西非海岸，東至大明在南洋的據點麻六甲，都漸次皈依回教。這是透過商旅和傳教士的活動，非經由武裝征服。因此，當葡萄牙人在十五世紀末侵入印度洋，該區毫無抵擋能力。

　　問題在於：當蒙古的"世界系統"散套，而西方海權還未興起之際，最有資格帶頭重組新世界系統的該是中國，但它卻在關鍵期間撒手不管。原因何在?

　　它有表面的，也有深層的。

　　表面上是成祖朝開銷過於龐大，他的繼承人勢必採取緊縮政策。除了派大艦隊"下西洋"耀武揚威之外，成祖朝還六次征討蒙古、長期對安南用兵，同時建筑紫禁城--即今日的"故宮"。羅榮邦認為成祖以後明朝出現財政困難。但他同時認為鄭和時代的外貿對中國是極端有利的，因為明朝強大，能夠單方面決定價格。

　　這引起了兩點疑問：遠洋貿易足以補助國家的財政困難，何必裁減?外國和中國做生意每次都吃虧，還有誰千里迢迢到中國去"朝貢"?

　　答案或許在明朝外貿與"朝貢"不分這點上。鄭和的下西洋並非孤立現象。成祖一朝，對不包括安南在內的南洋國家就出使了六十二次，多半是只前往一個國家，規模沒有鄭和那麼龐大。但它們的功能相同，那就是負責朝貢國使團的接送。鄭和第一次的航行帶回爪窪、麻六甲和蘇門搭臘的使團，而第六次於1423回國，帶來包括波斯灣區的六國使團，共一千二百人。這些人到了中國，盡了"朝貢"禮儀後，就可以在市場上販賣夾帶的免稅的私貨，並等待下一班中國船把他們送回去，多半一等數年，每天都由主人盛意招待。明朝既然當了宗主國，有藩屬的君主被推翻的，亦得派海軍保送他回去復位。

　　這個負擔的確沉重。成祖死後，北京連前往黑龍江生女真地方的使團亦裁掉。中亞地方有代表子虛烏有國家的使團，希望來"天朝"討賞的，明廷也加以謝絕。"下西洋"自然是被優先開刀的項目。但遺憾的是明廷連遠洋艦隊也裁掉。

　　成祖死後，攻打安南的戰役還持續中，但1426年明海軍在東京灣吃敗仗，使明廷放棄征服安南的打算，亦使人懷疑海軍是否有用。此時大運河也已經修復，並且裝上新發明的閘鎖，內陸的運河漕運比沿海運糧安全得多，於是，海軍被大量裁減。1449年發生土木之役，蒙古勢力復熾。明廷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到內亞洲國防線，不久就開始建築長城，從西到東，達一世紀才完成。當時的海疆並無威脅，明廷不會同時維持兩大筆國防經費。

　　但明朝顯然放棄南宋用外貿養海軍的措施，非但不准國人出海，海洋國來進行"朝貢貿易"的數量也限得極低，而且完全為政治服務。有邦交的"一年一貢"、差一點的"三年一貢"，像日本那樣關係極壞的則"十年一貢"。令人費解的是明廷接二連三地下令，把造船的體積越限越小，禁止尖底的只准造平底的。至1500年，造多於兩桅的船隻變成重罪，1525年朝廷又下令各地方搗毀遠洋船隻，逮捕所有使用者。

　　如果政府裁減海軍，只是政策性的問題，無須變成法令。它們顯然是針對私營企業，國家自己解散海軍，但又防止民間的力量超出官方。這種限制導致明末製造鄭和時代那種九桅大船的技術失傳。

　　更深層的原因是中國的鎖國心態抬頭。明代中國從蒙古世界系統中擺脫出來，有如二十世紀共產中國與西方帝國主義世界秩序斷裂一般，都不可免作出背對世界大勢的自然反應。中國從唐末已開始走向海洋，但如今這個新走向變成"離經叛道"，並被算在"外族"蒙古的頭上，而新冒現的鎖國心態則被說成是"華胄重光"。明太祖有平均天下的思想，他雖然沒有制度性地平均地權，但用羅織的方式消滅富戶，尤其把江南的大地主誅戮殆盡。"幾場大清算下來，可以肯定的是全國充斥了小型的自耕農。"他心目中的新社會是烏托邦式的，"它更像一個龐大的農村公社而不像一個國家。"亦即是商業不發達的純樸的不流動的農業國。

　　他無向外擴張的野心，生前為子孫列下一份"不征國"的名單，其中包括朝鮮、日本、安南以及南洋諸國。

　　元代和印度洋和西亞的聯繫，明成祖想保留並發揚光大之，並委派回族色目人後代鄭和主其事。成祖以後這條路沒再走下去，實在是遺憾。成祖這個明代第三位帝王，其實更像是最後的一個蒙古"汗"。他五次到塞外親征蒙古，不像華夏君主所為。已有人指出：成祖的"態度和元朝的皇帝幾乎雷同，他們熱切地到外國去拉關係並且聘用外國人為他們服務。"

　　忽必烈想征服安南，勞民傷財而終告失敗，成祖又把這件蠢事重演一遍。忽必烈建立的朝貢體制，承襲蒙古"大汗"的派頭，強制外國君主親自到北京朝覲中國大皇帝，他們不肯來，就派海軍去攻打。成祖的體系則是成立對客戶友善的接送服務。但兩者耗資同樣巨大。成祖以後，儒家文官政治的"不勞民傷財"的"祖訓"就變得更無可非議。

　　印度洋：從中國的"朝貢體制"到西洋人的"公司體制"

　　西歐人對遠東和印度洋的財富有一種饑渴。為了另闢到東方的新航路，葡萄牙人沿西非海岸逐步南航，摸索了大半個世紀，終於在1487年繞過好望角，進入了印度洋。隨之而來的就是武裝恐怖行動。達迦瑪於1502年率領十五艘全面武裝的船艦，炮轟印度南端的港口喀里古(Calicut)，建立霸權。東非海岸斯瓦錫利城邦(Swahilicitystates)--是鄭和航海到達的地方--是靠印度洋貿易繁榮昌盛的，現遭葡萄牙人的侵略而撤退入內陸，整個斯瓦錫利文明從此衰亡。西歐人帶來地中海作戰的暴力水平，印度洋諸邦根本無招架之力。

　　1511年，葡萄牙人滅掉中國的藩屬麻六甲，把它變成殖民地。這一帶，早已由華僑所殖民。鄭和第一次下西洋回程之時，曾與盤踞在蘇門答臘的巨港(Palembang)的華人領袖陳祖義作戰，殺掉五千人，並把陳本人帶回南京正法。這些人可能就是和朱元璋爭天下的元末群雄逃到海外的殘餘。明廷的政策是消滅海外不肯就範的華僑，寧可扶植地方土著，對馬來海峽對岸的麻六甲恩澤有加，鄭和幾次下西洋都用它當基地。後來中國勢力自動撤出，讓麻六甲自生自滅。但葡萄牙之消滅麻六甲卻獲當地華僑協助。這些海商在明廷的海禁下已經處身法外。當他們與麻六甲政府發生爭執，需要國家力量撐腰時，就索性找葡萄牙人幫忙。明廷則對整件事無關痛癢。至1557年還把澳門給了葡萄牙。

　　早於明孝宗弘治五年(1492)西班牙的哥侖布已經發現新大陸。葡英法等國也在美洲占一席之地方。從此，大西洋變成西歐人的內海。在這個大西洋圈，西歐提供資本和經理人才，從西非把黑人運到美洲當勞動力，去開發美洲的資源。一個建築在三洲分工體制上的西方中心的世界體系開始冒現。在這個大西洋圈成形後，西洋人又從美洲和印度洋進入太平洋，促成太平洋圈的誕生，並對歐亞大陸造成合圍之勢。1565年，西班牙因沒法弄到像澳門那樣的據點，就在太平洋建立了一個殖民地--菲律賓。

　　當時的明廷在幹什麼?

　　明世宗一朝(1522-1567)大半在鬧"倭寇"之患。它的起因表面上是1523年日本"朝貢團"在寧波鬧事引起的。但後來幾十年延續不斷的犯境，船隊和人數規模都很大，不像是當時的日本所能發動。學者們也已經證實："倭寇"里有日本人，但頭目都是中國人。他們是宋代以來已成氣候的沿海豪強，在海外早建立關係，如今被明廷禁令變成"法外"的海盜。中國當時海上力量的強大，反而表現在這些非法分子身上，他們有大型船隊。在對"倭"作戰時，曾一度傲視世界的明帝國海軍沒有蹤影，甚至連有效的海岸巡邏也不見。待海盜登陸深入內地，占領縣城和衛所後，才由陸軍將領戚繼光等人去圍剿。

　　由於海禁越禁亂子鬧得越大，明穆宗(1567-1572)朝只好讓步，局部解禁，在國家壟斷之外允許有限度的"私營化"，限在漳州一個口岸。明神宗則於1589年把民間能出海的船隻限定為每年八十八艘。這不只太少，也太晚。至此時，明帝國的海洋朝貢體系已經七零八落。在葡萄牙人的新體系裡，"中國貿易"變成澳門--果阿--里斯本路線和澳門--長崎路線的一個環節。西班牙人亦建立漳州--馬尼拉環節，和他們的馬尼拉--墨西哥的阿喀普可(Acapulco)環節在菲律賓接駁。

　　十六世紀末，英法荷繼葡西等國在海上稱霸。他們為了打擊後者的專利，從事的海上活動是軍商賊不分。和明朝把自己最優秀的航海人員逼上梁山、變成海盜、反攻祖國的情形相反，英法荷的海盜是他們的海軍之源始，政府鼓勵他們去劫掠西葡船隻。英女王伊利沙白對這種海外活動，甚至像現代買共同基金般作逐次性的有挑選的投資。

　　西歐新教和舊教國家的鬥爭，不限於商戰和殖民戰，他們把宗教戰爭也帶入平靜的印度洋和亞太地區。在新舊教國家的火拼還未開始，葡萄牙人已夾着"十字軍東征"的狂熱而來。他們對回教商賈的航路儘量堵塞，對回教徒動不動就屠殺，尤其在攻占印度洋最富庶的商埠麻六甲時曾進行屠城。後來葡萄牙逐漸收斂恐怖行動，適應印度洋原有的商業網。

　　從葡萄牙人開始，西歐人把印度洋的貿易接駁上歐洲的市場，把它變成西方中心的世界系統的一個環節。從前，大西洋國家必須從中間人--意大利商人和亞洲的回教商人--手上獲得東方貨品，如今親自在印度洋占了一席地。他們如無力用白銀去支付南洋的香料和中國的精緻品，就在印度洋從事跨國貿易(countrytrade)，就地累積商業資本。例如，明朝與日本斷絕邦交，兩國之間的貿易就落到了葡萄牙這個中間人手裡。他們把日本需要的中國貨販運到日本，在那裡賺了大量的白銀後，又回過頭來購買歐洲人渴望的中國產品到歐洲去拋售。

　　葡萄牙人還成立在海上收"買路錢"的制度，但他們沒有帶來革命性的變革。葡萄牙國王像南印度和南洋的土王一般投資海洋貿易，和他們一樣都沒有現代公司的觀念，其作風也一概是國庫與私庫不分，國家收入與商業盈利混淆不清，有盈利也不見得投資於其他有生產性項目。25而且葡萄牙這類的舊教國家，其動機也非純為利潤。葡萄牙人不斷強迫土著皈依天主教，引起反感，根本不利於做生意。法國人一開始只注重傳教，生意做得並不成功。在遠東只有菲律賓一處殖民地的西班牙，則視把土著變成天主教徒為首要任務，並相當成功，該地如今成為亞太地區最天主教化的國家。

　　因此，我們不看誰先占據印度洋這個當時世界經濟的樞紐--蓋盤踞舊大陸中段的回教文明早已把它化為內海--而是看誰為這個樞軸地段帶來了革命性的新組織原理。它是英荷等國的貢獻。這個新原理就是唯"私利"是圖，撇開宗教甚至政治。1622年，葡萄牙人在波斯灣口的據點荷爾穆茲(Hormuz)--該地的使團兩個世紀前曾乘搭鄭和的船到過中國--被英國攻占。在1580至1640這段期間葡萄牙是與西班牙合併的，而1622年的英國外交政策極注重與西班牙結盟，但還是受了英屬東印度公司之請侵占了對方的海外據點。在這裡，非但私庫不為公庫所沾，政府的行動自由反被私營公司的利益左右。

　　荷屬東印度公司也是只顧私利，至於政府，是該替它服務，它對政府卻無任何義務。它的董事會宣言裡居然包括有公然"賣國"的權利："公司在東印度群島奪取的地方與據點是私商的財產，不得視為國家的征服，私商有權把它們賣給任何人，甚至是西班牙國王或聯合省（即祖國荷蘭）的另一個敵國。"

　　十七世紀初，為了共同對付西葡，英荷兩國政府已經達成協議共享亞洲貿易。但荷屬東印度公司在東印度群島的大班眼裡只有公司的利益，在1623年把侵入他地頭的同盟國英國人進行屠殺。

　　十七世紀是荷蘭人的海上霸權時期。荷屬東印度公司在十七世紀初攻占了葡屬東印度群島。英國的東印度公司想分一杯羹，被荷蘭人驅逐，只好專心發展印度。荷蘭人則往亞太區發展，在德川幕府"鎖國"以後，成為唯一的歐洲人在日本長崎還保留據點的。他們搞"中國貿易"也想弄一塊象澳門那樣的落腳地，遂強占舟山群島，1623年明朝地方官叫他們去台灣落腳，根本沒把台灣當做中國領土。1641年，荷蘭人把麻六甲從葡萄牙人手裡奪了過來。1656，他們又攻占葡屬錫蘭。

　　十八世紀則是英法兩家"東印度公司"在印度次大陸爭霸的時代。先是法國人發明用土著組成公司軍隊的方法，英國人效尤，並於1763將法國擊敗。由一家英國公司在印度洋建立"大英和平"後，英國人就繼續東進搞"中國貿易"，在貿易逆差無法平衡的情形下，遂在孟加拉種植鴉片販賣給中國人，挑起鴉片戰爭，從此中國不能維持鎖國，被強迫納入西式"全球化"。

　　"海洋中國"是否成氣候?

　　自南宋以來，華南已逐漸形成一個"海洋中國"的胚胎。但因為面對東海和南中國海的海岸地區不寬大，無法和西方海權發源地的地中海比較，它總無法形成一個可與大陸帝國抗衡的力量。在一位美國學者眼裡，明代的華南沿海是大陸中國與從海上來的外人之間的折衝地帶，華南的海上豪強雖然不得已時充當一下"倭寇"，但他們通常扮演的角色是這兩個世界的中間人。這個夾縫地位顯示他們本身無法形成強大的自身認同。

　　但自南宋以來，華南也是抗拒北方征服者的最後基地。這類對抗一般是北勝南，而後者的反抗餘波總會蕩漾於海外，使南北戰爭導致內陸中國與具雛形的"海洋中國"的對局。臨安陷落後，宋室逃到泉州，圖謀以市舶司使蒲壽庚的船隊為根基繼續抗元，蒲為波斯人後代，他把全部船艦投降了蒙古，元水師乃得在崖山海戰中消滅南宋。宋亡後，宋遺臣還想到占城繼續抗戰。明朝奪得天下期間，元末群雄不服朱明者逃遁海外，而太祖始有海禁之令。明成祖篡奪建文帝之位，仍擔心乃侄遠遁海外以圖復辟，為派遣鄭和下西洋的動機之一。至1644年清兵入關，南明在江浙福建的小朝廷都依靠海上勢力，其中包括海盜鄭芝龍。他是"倭寇"的後身，年輕時曾居日本平戶島，與日本婦人結婚，生下兒子鄭成功。後來，就是這位中日混血的海寇之後在台灣繼續抗清。

　　鄭氏的海上力量強大，足以在1661年驅逐占據台灣的荷蘭人。翌年，鄭成功想進一步攻占菲律賓，建立海洋帝國，因去世而中止。台灣田賦收入少，多賴海上貿易維持國用，因此鄭氏台灣具海洋帝國的雛形。它是第一個與大陸中國公然對抗的海上政權，對大陸帝國的威脅遠勝於明初，因此清初的海禁甚於前代。清廷靠荷蘭人幫助滅掉鄭氏後，逐步放鬆海禁，後與西洋人貿易中頻頻發生事故，至十八世紀後期遂把它限於廣州一埠，倒退到唐朝的水平。

　　這不是"海洋中國"的全體命運，還有海外華僑的故事。華人對亞太地區和南洋的殖民早於西洋人。但因為國家非但不支持，還視為"天朝棄民"，因此海外中國人的生存採取"寄人籬下"方式，變成後來世界各地所有華僑的一個模式。

　　當西洋人就在中國前門處建立殖民地，華僑的這個模式就已造成。例如，西班牙人未能像葡萄牙人一般在華南弄到一個據點，唯有在菲律賓從事"中國貿易"，並全面依賴華商從漳州進貨到馬尼拉，因此引來大批華人定居馬尼拉。但中國人有自己的儒教文化，很難為天主教所吸收，因此他們變成像西班牙本土的猶太人，只在經濟上有用，除此之外則構成一個威脅。在菲律賓，華人的人口比西班牙人還多，使後者寢食難安。結果，明末發生兩次大屠殺。1603年那次把兩萬人的華僑社群全消滅。事後，華人移民又陸續從福建來到，發展成一個三萬人的社群。至1639年，第二次大屠殺時又被幹掉兩萬。

　　對這些在自己前門口發生的慘案，明廷漠不關心。第二次明朝已接近滅亡，自顧不暇。第一次是萬曆年間，也不聞不問。1740年，荷蘭人在爪窪的巴塔維亞（今耶加達）亦對華僑進行屠殺。此時，已經是清代的乾隆盛世，也不見北京有何反應。

　　中國人寄人籬下式的生存方式，使他們夾在白人統治者和當地土著之間，為前者服務而為後者所憎恨，把南洋的經濟發展起來但對自己的命運卻無法控制。這個遺產至殖民地時代結束後仍為華僑之大患。在戰後獨立的東南亞國家裡，排華的事情常見發生。1998年印尼暴徒蹂躪華僑婦女事件，兩地中國政府的反應和明清兩朝差不多。

　　海洋時代的大陸帝國

　　西方海權的興起，最初並不代表陸權的衰落。如果我們身處十六世紀，最看好的當是回教勢力。回教文明在蒙古時代受了很大的打擊，雖然其腹心地帶的西亞已走向"大漠化"，但其疆域卻隨着突厥人的武功而向外延伸。哥侖布發現新大陸後，土耳其帝國仍進軍東南歐，至1529年甚至圍困歐洲心臟地帶的維也納。十葉派的伊朗也在十六世紀初誕生，是波斯帝國在突厥人領導下的重造，亦是現代伊朗的奠基。1526年，瘸子帖穆兒的後代侵入印度，仍自稱是"蒙古人"，建立輝煌的莫臥兒帝國。葡萄牙人在南洋一帶橫行，導致許多土著倒向回教，造成回教地盤西起摩洛哥、東至菲律賓南部，北達土耳其斯坦，南及黑色非洲。

　　換而言之，當西方開始控制大西洋和太平洋，並占據美洲這個新大陸之同時，回教在歐亞非舊大陸和印度洋都發展了新地盤。其在南菲律賓和西非沿岸的勢力，甚至還沾到了一點太平洋和大西洋的邊。在十六世紀的棋盤上布成這樣一個局，其實頂不壞，誰會預測它後來會變成輸家。

　　在西洋海權時代，歐亞大陸的心臟地帶則變成中俄兩國的天下。這兩個定居的"火藥帝國"從東西夾攻，把最後的草原帝國消滅殆盡。1581年，俄羅斯已派哥薩克人進入西伯利亞，至1639抵達太平洋岸，1647年開始侵略黑龍江流域，後為清帝國所阻。滿清以"邊疆國家"覆滅明朝，未入關以前已經降伏漠南蒙古。入主中國以後，代表定居帝國向內亞洲進軍，於十八世紀中期消滅盤踞新疆的漠西蒙古勢力，並重新控制了西藏。至此，內亞洲被中俄兩國瓜分幾盡，剩下的西土耳其斯坦在十九世紀被俄國吞沒。

　　滿清上承明代，但把疆域擴大一倍，加入了滿蒙藏，重建了廣義的"天下"。從漫長的中國史來說，清代該是中華大陸帝國"功德完滿"的階段。歷朝的第一大患--傳統的內亞洲防線問題--被它基本解決。清朝也把歷代的內部威脅--外戚、宦官、強藩--控制到最低程度。它又是歷代最儒家化的皇朝，連皇帝都謹守它的教誨，因此沒有太壞的君主，在現實的限制下最接近儒家的德治。清代學術是傳統學問的總結帳，不但把儒家經典全部整理了，諸子百家也考據普遍，似乎舊學問也已經走到盡頭。因此，清代中國在西洋人面前吃癟，並非中華帝國已經走向頹廢，反而是發生在它各個方面都臻於完善的時刻。

　　無疑，在西方稱霸海洋時代，掌控了歐亞大陸心臟地帶的帝國仍有對抗的餘地，甚至還可以造成分庭抗禮的氣勢--其典型的例子就是俄國。中國在現代革命以後也起而效尤。但回顧過去五個世紀，不論在政治、社會、思想、文明各方面，開風氣之先的仍然是西洋的海權國家。大陸帝國背負傳統的包袱--無論農耕帝國還是草原帝國的--比較沉重。

　　俄國模式和中國模式都必須設定有一個強大的中央，才能把廣袤的大陸帝國維持不解散。

　　在"後蒙古"時代的俄國，恐怖的伊凡為了建立專制國家，已把中古的王公消滅殆盡，代之以"服役貴族"。彼得大帝進一步把這個階層栓在國家役使的功能上。該時社會上極大多數人已降為農奴，彼得將其奴役加深，去滿足服役貴族的需求，作為他們被國家奴役的補償。俄國專制國家在意識形態上是自相矛盾的，一方面利用傳統的東正教來控制愚昧的農民，另一方面用實施某程度的歐化（現代化）來肯定現形式的國家機器之存在，以及其鐵腕手段的合理性。在處理帝國境內的其他民族上，俄國模式採取的是強制性俄化政策。這個模式唯有中央不斷施用高壓，才不導致分崩離析。

　　中國模式在近代之前該說是最"平民化"，它至宋代基本上淘汰了世襲貴族階層，用科舉的方法從民間挑選精英階層，這個階層的流動性很大，也代表了各地區。他們組成文官體制替皇權的秩序服務，但比較不脫離草根。它的治理方法是維持社會均平，不讓出現太大的階級分化。它也力圖減輕城鄉矛盾，避免造成西亞和南亞的軍事集團和都市豪商勾結共同剝削農村的格局。它最成功的莫如防止軍商勾結，保障了內部和平，但代價是只能採取守勢的國防政策，不能像西歐那般不斷把軍火工業推往前走，用戰爭來養活武器市場。

　　自宋代以來，市場化和契約化已經變成普遍，因此國家不再能採取秦漢時代那種"抑商"手段。事實上，帝國的龐大領域有賴商業網絡凝合，北邊的國防軍需亦得靠商人運轉。因此，這個時代的"抑商"，是將商人活動限制在維繫大一統國家這個目的之內，不讓他們形成本階級的意識。這個措施相當成功，即使到了帝制晚期，商人資本仍傾向朝土地方向發展，亦即是和文官集團認同。同一個保持穩定的意向，也令帝國政府對任何"海外關係"極端不信任。

　　這整個意識形態體現的是儒家"平天下"理想。但正如現代中國的革命政權的教訓所示，一個有均平天下理想的統治集團，在發揮它的功能的同時，也會墮落為國之大蠹，自身變成製造社會兩極化的媒介。它雖然防止了軍商勾結，但引來的也會是同樣不妙的官商勾結。到了這一田地，均平天下的理想就轉由農民戰爭來執行。中國的農民起義，從東漢的"太平道"到清代的"太平天國"，都是打着均平的旗幟。

　　這裡，就牽涉到一個植根於中國文化深層的特色。中國這樣一個能把世界最龐大的人口保持在一個歷久不散的團體內，其付出的代價是各單元都不該走向分化，也不能過分壟斷。一位西方學者把西方近代初期的企業組織方式和同代的中國作比較，指出：初期的西方企業家已有控制生產過程各環節的意欲：從採購原料，到分派給各地的紡織戶，到再分派給加工單位，到回收，都一把抓。在帝制晚期的中國，很少有操縱生產作業全部過程的情形。可能是中國的市場機制比較發達，各種服務在市場上都可以購得，因此出現"用商業代替管理"的安排。"但總體來說，一個累聚成規模龐大的工業，不是靠擴充生產單位的體積造成的，而是憑市場串連日見增長的大群小生產者，整個結構各部分之間的直接功能整合儘可能低。"

　　從目前流行的文化解釋看問題，可視為不能讓一方壟斷，"讓大家都有口飯吃"的心理。

　　中國是這一千年來世界上政治、社會、文化最穩定的地區。這個罕見的成就也是致命傷：新的結構性的變動難以產生。

　　中國歷史的"長時期"結構

　　第一個"中土"帝國其實已結束於漢帝國的覆亡。與西方羅馬帝國不同，中華帝國的框架屢次獲得新生。蠻族入侵使羅馬帝國永不復元，卻被中土文明多次吸收為新血液。例如，隋唐帝國上承北魏，乃具鮮卑血統的統治集團與漢人士族合作的產品。在野蠻民族的漢化使北方獲得更生的同時，中原舊族則移植和開發南方。於是，一方面中土舊體制獲得持續，另一方面地盤卻從北溫帶擴充到亞熱帶。隋唐以後南北兩區得賴大運河這條大動脈整合。在中國本部以外，隋唐"第二帝國"也將中土帝國規模擴充為東亞帝國的規模。

　　進入公元第二個千年，這個模式重複出現。隋唐"第二帝國"解體後，宋明兩個中土皇朝都先後亡於"外族"的蒙古與滿州，後兩者重建"天下"都比前者成功。同時，這類中國化的邊疆國家又把東亞帝國擴充到內亞洲。

　　另一方面，宋上承唐代華南地區興起的趨勢，使經濟重心移到江南，並順理成章地走向海洋。這個軌跡可勾畫如下：公元第一個千年中國從北溫帶延伸到亞熱帶，第二個千年則出現從亞熱帶走向熱帶的衝動。在忽必烈派遣海軍去打爪窪，以及明成祖用更龐大的海上力量"下西洋"這些宏偉的業績背後，是沉默的中國商旅和移民朝同一方向推動的波浪。唐代在華南只開廣州一埠，從宋到元，甚至包括國家壟斷的明代，在沿海--尤其在華南--都設有一連串的海口在吐納着遠洋貿易。這一帶可以說已經變成大陸帝國的"經濟特區"。

　　因此，第二個千年造成的大趨勢是：中國的發展重心由北移向南、由西移向東。今日中國面對的問題是如何調整南北的先進和落後關係，但這個對比還是比較輕微的，難題是如何發展整個大西部。

　　的確，第一個千年末，中國的首都已經越來越往東移--從長安到洛陽到開封。從宋朝開始，首都--開封、臨安、燕京--都得靠在大運河邊上，因為它是南北經濟的大動脈，而較落後的北方越來越依靠富庶的華南支持。至於古代的"關中"，早已被這個時代潮流遠遠拋棄於後。

　　既然如此，為什麼首都一定得設在北方?

　　為什麼政治中心不能和經濟重心合而為一。答案是：政治中心非但必須在北方，而且還必須處於北方國防線上，除非這個朝代不是大一統政權。事實上，中國歷來定都於南方的政權都是半壁江山。在古代和中古，對中國的威脅多來自西北方和正北方，因此國都亦設在長安或洛陽。然而，從755年的安史之亂開始，一直到二十世紀，亡國的肇機皆來自東北地區。剛進入第二個千年，這個地區已興起史無前例的新型邊疆國家--遼與金--它們成為宋朝的大患。繼起的蒙古則在滅金的條件下滅南宋，而造成漢人的天下首次全亡於"外族"之手。後來明亡於清、日本人侵略中國，以及共產黨之取代國民黨，都從東北開始。

　　因此，在近一千年，除了弱宋，北方的首都也必然設在農耕和草原交界的東北國防線上--金、元、明、清都奠都於燕京。歷來能統一或征服中國的武裝力量也必來自北方，甚至連兩次成功的北伐--明室和國民政府--都不例外。明朝不過是將蒙古人趕回漠北，蒙古人放棄對漢人的統治，回到塞外仍然是一個游牧帝國，繼續對縮小了的中國造成威脅。至於定都南京的國民政府則是半壁江山。

　　內亞洲既然是帝國第一防線，自南宋以來形成走向海洋的華南則勢必屈居附庸地位，它用"南糧北調"的方式支援北邊的國防。而南北的這種協調也成為整合面對內亞洲的華北和面向海洋的華南的唯一可行方式。但是，這個雙面神(Janus-faced)式的帝國歸根結底仍然是大陸性質的，它對不能整合的"海洋中國"部分會感受威脅。明清兩代都實行海禁。台灣在清代開始成為對大陸中國的一個具體威脅，這個威脅至今照舊。

　　當葡萄牙侵入印度洋的時候，它的人口約一百萬，只抵中國沿海的一個大縣，其海上力量不見得超過明代的沿海豪強。但包括葡萄牙在內的大西洋國家如今都把人口疏散到海外去，尤其是英語民族，從一個島國繁衍為美國、加拿大、澳洲等大國。在二千年前期，世界上的空地還很多。中國在這個千年內不面向海洋的後遺症是造成今日人類百分之二十三侷促在百分之七的可耕地的現象，在世界史上是一個反常。

　　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海洋時代已經結束。邁入了核戰時代，內亞洲還是沿海是第一國防線的問題也變得無謂。如今我們面臨的是太空和電子資訊的時代，用什麼態度應付它，足以構成一個新的挑戰。在這個轉型期間，回顧一下這一個千年是怎樣走過來的，它如何塑造了我們的性格，造成了我們今天的局面，留下了今日的難題，是十分應時也是十分有益的。

　　作者簡介：孫隆基，國立台灣大學歷史系畢業，先後獲明尼蘇達大學及斯坦福大學碩士及博士學位；曾任教於美國堪薩斯大學、聖路易市華盛頓大學和加拿大阿爾伯特大學，現任教於美國田納西州猛菲斯大學。著有《中國文化的深層結構》、《未斷奶的民族》等。（世紀中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