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零八憲章》的意義在於它的“曲庸和寡” 蘆笛 在我看來，《零八憲章》將作為中國現代史上的一個歷史性文獻永垂史冊。之所以如此，倒不是說它發人未發，為人類完善自己的管理貢獻了新思路或新觀點，也不是說它會對世界憲政運動史有什麼貢獻，甚至不是說它能對推動憲政最終在中國實現有什麼具體的助力，而是因為它的意義恰在於“曲庸和寡”，因而不能不作為一個悲劇性的gesture，作為有良知的知識分子目睹大廈將傾時的絕望呼喊而被後人銘記。在這個意義上，它很像傳奇中的“公車上書”（據國內茅海建教授考證，所謂“公車上書”實際並未發生過，只存在於歷史傳奇中）。 依愚見，《零八憲章》最醒目的特點有三： 第一，這是鴉片戰爭以來中國知識分子首次集體表達他們對西方主流價值觀（亦即所謂“普世價值觀”）的理解與體認。蘆某無學，還想不起歷史上有過這種先例，想得起來的不是五四時 “德先生”、“賽先生”的模糊口號，四十年代的“反飢餓、反內戰”，57年的“大鳴大放”，西單牆的“第五個現代化”，便是八九年青年學生對西方民主夢幻式的朦朧憧憬激發出來的詩樣激情。而且，凡是“解放”後一切能冒充“民主”運動的群眾表演，不是“明君虛懷納諫”式的傳統式“民主”，就免不了毛共“人民民主”氣息，還從未見過有哪份群眾宣言能如此全面、系統、精煉地表達國人對西方民主社會運作基本機制的理解。 第二，《憲章》中每句話，在西方都是連大老粗都視為理所當然的老生常談，了無新意可言。在西方跟人談這些，不論對象是何背景，都如同告訴人家 “地球是圓的，不是方的”的一般無味。 第三，《憲章》的訴求遠遠脫離了中國的具體國情，既不為廣大知識分子認同，也無法為草根民眾理解，更將遭到當局的敵視與鐵腕鎮壓，它甚至不為生活在自由世界的許多華人知識分子認可，寒竹先生就是代表性的例子。 這就是我為何覺得《憲章》頗像傳奇中的“公車上書”。康有為等人的alleged的獻策，乃是救亡圖存的最起碼的措施，然而連那種最起碼的步驟都既不為慈禧太后接納，也不為民間士紳集團支持甚至認可。如美國漢學家馬士說的那樣，戊戌變法是一個毫無群眾基礎的“倒置的金字塔”。當“戊戌六君子”被處決時，朝野都拍手稱快。用傳統標準來看，慈禧太后發動政變乃是不折不扣地“順天應人”。 《零八憲章》與它的區別，只在於維新派還有個有名無實的光緒皇帝的全力支持，而且開頭還有慈禧太后“摸着石頭過河”的半心半意的支持，而劉曉波等人連個空頭皇帝的欣賞都沒有，可謂“孤王半天吊”，上不沾天，下不着地。 這在我看來才是《零八憲章》的最大的悲劇意義：要過了足足168年，中國的少數知識分子才能比較全面地理解西方民主社會的構建運作機制（還談不上深入，基本上只是概念的理解，無從談到對其操作藝術的掌握），而廣大知識分子對世界的認知能力雖然在晚清和民國間有極大進步，在“解放”後又倒退到鴉片戰爭前的水平，連西方主流價值觀在道義上的合理性與功利上的優越性都不承認，拒絕向人家學習，要堅持傳統價值觀一萬年不變，以致《憲章》作者們為了照顧國人無比脆弱的自尊心，必須把它包上“普世價值觀”糖衣。 然而若因為“普世價值觀”是外來的，就該出於民族大義毅然拒絕，那請問咱們該堅持什麼國貨？是風水命理﹑麻衣神相﹑煉丹術﹑房中術﹑飛檐走壁金鐘罩鐵布衫外加耳朵認字意念折枝﹑無償勞役﹑保甲連坐﹑梟首示眾﹑剝皮實草、五馬分屍﹑誅滅九族﹑站籠夾棍﹑剝皮實草﹑三寸金蓮﹑太監宮女﹑八股文、三跪九叩、封妻蔭子、三妻四妾外帶俏丫環……，是從蘇聯進口的邪教與中國造反實踐相結合生出來的“階級鬥爭”、“群眾專政”、文字獄、大批判、批鬥會、抹黑手、掛黑牌、“噴氣式”、遊街示眾、層層劃線站隊、面對面批判、背靠背揭發、毒刑拷打、光腿跪在碎玻璃上小腿壓上鋼錠、在陰莖上捆上鞭炮或在陰戶里插入鞭炮後燃放、向兩大派群眾發槍令他們互相殘殺、讓初一學生馬悲鳴和高一學生王希哲徹底喪失人性，或參與打死逼死師長，或下令“凡火線臨敵投降者一律槍決” ……，還是跑馬圈地、化公為私、將暴力搶來的國家資源系統地化為私產捲逃國外、以坦克裝甲車大規模屠殺手無寸鐵的平民、剝奪世世代代的自由農的遷徙權利以及祖輩相傳的土地，讓他們世代永作固定在原位的農奴？ 這些好東西，只怕最鐵杆的忠黨愛國壯士，也無法曲為之辯吧？但既然諸位要否定“普世價值觀”，總得拿出個像樣的國貨來取代它吧？敢問那是什麼？不就是只有“堅持黨天下”這一條麼？為什麼要堅持黨的領導？因為它能保障我的利益，我當然要擁護它，推行“普世價值觀”必然否定黨天下，所以我當然要堅決反對。 這心理我完全能理解，甚至可以說它是民主思想的萌芽。我早反覆說過了，民主制度就是社會各集團的和平爭利機制。出於自身利益考慮選舉議員，為了自身利益擁護某個黨派，正是西方公民的標準作法。因此，有此想法無足深責，相對於80年代的“義令智昏”的“民主”憤老中青們的智能水平來說，它甚至可以算成是個進步。 然而黨天下和西方民主制有個本質差別：它不保障全體公民的權利，遠不是每個人的利益都能得到法律的保障，遠不是所有的人都有同等的發財機會，相反，它專門以制度製造權利的不平等，使權貴能利用他們與普通公民之間巨大的“權利落差”瘋狂吸納社會財富，導致社會分配的極大不公，釀成深重的社會危機，而這種背時社會又毫無化解社會危機的機制，只會將它積蓄下來，於是最終便只能以全國大亂、玉石俱焚來結束一度烈火烹油、鮮花着錦的“唐虞盛世”，完成中國永恆循環的又一周期。 可悲的是今日中國竟然沒有多少人能看到或是願意承認這點。今日的中國非但沒有志士，而且沒有智者。而這就是它與80年代的最大區別。 八九“風波”過去快20年了，這20年間，中國社會結構發生了兩個根本性變化。 第一個變化就是我黨從宗教集團變成了單純的世俗權力集團。如所周知，中國傳統社會與歐洲傳統社會根本不一樣，統治集團不是什麼與特定社會生產方式相聯繫的階級，而是一個自我支持的官僚集團。中共革命完成的社會改革，只在於它徹底粉碎了官僚集團之外的一切民間社會，將所有的國家資源與權力都集中在自己手上，從而建立起了一個空前強大的官僚集團。 但在改革開放前，官僚集團擁有的權力並未直接兌換為金錢。因此，黨內政策之爭具有相當濃厚的意識形態成分。所謂“路線鬥爭”頗像傳統社會的“清濁流”之爭。如文革鮮明展示的那樣，黨內權力鬥爭的主要策略乃是搶占道義制高點，證明自己的主張更符合“聖賢”（馬列）經典，而對方則是“名教”（馬列）叛徒。改革開放乃是鄧小平那“濁流”（pragmatist） 以實力壓倒“清流” 們（ideologues）的道義抵抗強制推行的。正因為在道義上心虛情怯，他才發明出“不爭論”的高招來。 因此，雖然信奉的是邪教，當時黨內仍然不乏志士，因對教義的不同理解而能產生意識形態分歧，這就是“姓社姓資”兩派的來源，也是89年全黨發生大分裂的根本原因。分歧雙方都是為了“人民幸福”，只是他們對它的理解完全不同。“姓社”派對改革的抵抗主要還是一種比較真誠的道義抵抗，比起純粹出於捍衛私利的抵抗來說，它相對要容易克服得多。 如今我黨可完全不是當年的宗教集團了。黨內如今還具有超脫於個人利益的信念的人，也就只有那些30年代參加革命的知青，如李銳、何方那樣的“兩頭真”。然而這些人已是風燭殘年，在黨內毫無影響。掌握了實權的乃是50、60、80年代的大學生，這些人統統是我黨的負篩選機制精選出來的“有奶便是娘”之輩，除了金錢之外毫無信念。 這結果便是黨內再也沒有什麼“改革派”、“保守派”之分，只有清一色的“撈錢派”，達到了高度的和諧與統一。這就決定了2000年代與80年代的中國前途的基本區別：再也沒有了和平改革的希望。 所謂改革從來是自上而下的，其發動的前提就是統治集團內必須有實力雄厚的改革派，他們看到了現行制度的根本弊病，痛感“不能再率由舊章，必須從速改革，否則國將不國”，而成功的前提，則是在朝的改革派的主張得到在野社會精英的呼應與配合。80年代之所以是“新”中國的黃金時代，正在於黨內出現了改革派，使得改革具備了發動前提。如果不是遭到以方勵之為首的愚昧精英的顛覆，它本來完全可能成功。 如今的黨中央可就完全不同了，再也沒有了胡耀邦、趙紫陽那種為了國家民族推行改革的志士。在這種情況下要發動改革，就只有全靠民間壓力。既得利益集團對改變現行制度的反抗，要比當年“姓社”派出於信仰的反抗暴烈得多。更不幸的是，中國社會結構發生的第二個變化，使得民間壓力即使出現，也決不可能是建設性的。 改革開放前，中國社會是個兩極結構：黨作為統治者屬於一極，人民包括所有階級和階層屬於另一極。在這種情況下，我黨維護統治，除了武力威懾外，全靠對民眾洗腦建立起來的盲目忠誠。當這洗腦在80年代末期因對外開放失靈後，黨便不可避免地變得極度孤立，完全只能靠槍桿子支持。就是這種恐懼，驅使鄧小平作出了大屠殺的決定，以求一勞永逸地嚇得百姓魂飛膽裂。 在此之後我黨吸取了教訓，效法傳統社會官僚集團與士紳集團結成聯盟的作法，將人民中能量最大的知識分子納入既得利益集團，結成了“權貴”與“精英”的聯姻，使得知識分子成了官僚集團之下的第二等級。社會因而呈現了向傳統社會某種程度的回歸：社會等級變成“官—士—商——工—農”。其與傳統社會的差別，在於後者是“君——臣—士——農—工—商”（破折號的長度相關於社會地位的差距），如今的“新”社會少了皇帝作為凌駕一切的最高仲裁，而商人的地位有了顯著改善。 於此，社會發生了顯著斷裂：知識分子從原來的人民隊伍中游離出來，扮演類似傳統社會士紳集團的角色，變成了以權貴集團為核心的統治集團的外延部分與官僚後備池，與工農大眾構成了社會的兩極，兩者之間出現了巨大的利益鴻溝。 這變化發生得非常自然，諷刺的是，在很大程度上，它其實是89學運刺激出來的。一位化名為“我不理解西方”的中國聽眾在BBC上發表的《我看改革開放30年》中已經把這心路歷程說得清清楚楚了： “我也理解那些在中國維權的人。只是這些人有一點沒有想清楚，就是改變（制度）是不可能的，只有改變自己 才有可能。有時間不如多看看書，培訓，找好工作，掙更多的錢。像香港電影《無間道》提到的一句話：‘人改變不了事情，只有事情改變人’。中國目前只有一切向前/向錢，發展才有前途。而目前的執政者，作到了，我非常感激。” 我相信這位發言者曾經參加過89學運，從自身的痛苦體驗中發現“人無法改變制度，只能改變自己的境遇”。既然李祿、沈彤等人都沒有改變制度，卻巧妙地利用由此獲得的政治資本，把自己成功地改變為億萬富翁，他們又胡不可改變自己去迎合那個制度，盡最大限度為自己謀求好處？兩者都是同一邏輯，是不是？ 不難看出，在這種社會中，除了少數信仰尚存或鬱郁不得志的知識分子外，唯一要求改變現狀的只有被繁榮遺忘的族群——普羅大眾。這或許就是異議人士何清漣女士為何要在激賞“我們的英雄楊佳”的同時，迫不及待地呼喚新時代的“大澤鄉起義”吧。 可惜據本人這位前工人階級積累幾近一甲子的理性與感性知識，普羅大眾徹底缺乏構建新社會的能力，卻具有巨大的破壞能力。傳統社會正是因為具有類似今日的結構斷裂，使得這種巨大的破壞能量周期性地釋放出來，從何女士激賞的“大澤鄉起義”開始，一次又一次地將中國帶回石器時代。 這就是《零八憲章》的悲劇意義：儘管它每句話述說的都是一個常態社會的基本公民常識，然而卻只會遭到大多數中國精英的排斥，也無法為普羅大眾理解，無望變成他們的訴求。這道理簡單之極：居住在北半球的人永遠看不到澳洲人能看見的“南十字架星座”。連先知先覺如劉曉波輩，對西方價值觀的理解都只能停留在概念水平，居住在中國的普羅大眾又有什麼希望somehow頓悟西方健康的生活方式，無師自通地設計出一個能工作的常態社會模式來？又有什麼可能知道必須有理有利有節地向政府施壓，逼着政府採取措施向常態社會逐漸過渡？他們能做到的，充其量無非是如楊佳那樣用牛耳尖刀去“給說法”。就算是全體奮起抗暴，無非也就只能再譜寫出一首“出門無所見，白骨蔽平原”的“七千哀詩”來罷了。 從這個意義上來看，似乎可以說《零八憲章》乃是那“七千（或七萬）哀詩”的前奏曲，而這就是它的歷史意義。 首發《海納百川》網站http://www.hjclub.inf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