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逢中必反

逢中必反，有人喜歡，有人厭惡，無可厚非。但是我們現在看到的事實是逢中必反的人往往沒有系統的理論分析，除了漫罵和叫囂，就是糾纏在縹緲虛幻的問題上，毫無意義。逢中必反，基本上可以分為三類人，一類人是那些反整個中華民族的，這裡包括台獨分子。這些人我們一般叫做賣國賊。因此，我們無需理會這些人，瘋狗咬我們，我們當然不能咬瘋狗。我們主要分析一下後面兩類人。第二類是反對中共的，像網上一些整天喊着中共下台可又提不出什麼建議的人，這裡面包括法輪功分子。其實，把法輪功分子歸到這一類人裡面已經非常客氣了，因為我們可以看到法輪功裡面很大一部分人（尤其是海外的法輪功分子）已經和台獨勢力勾結，所以他們已經開始出賣整個中華民族。但是我們今天還是暫時把他們歸到這一類人裡面來。第三類人，也是反中共的，但是他們的旗號是“民主人士”。

首先，我們看看第二類人。他們的主要行為是漫罵，甚至罵得不堪入目，充分體現了他們的無知和幼稚。要不就是提出一些沒有根據而且荒謬可笑的指責，例如說這個的兒子貪污或者那個跟某個女性有私情。對分辨能力極差的人來講，這種傳言可能會起到迷惑作用。但是稍微有判斷力的人就會識別這種傳言的真偽。因此，製造這種傳言有什麼意義呢？所以，我們可以把這種人的行為歸結成“術”，小人之術，而不是“道”。什麼是道？我們就上述的問題對“道”作分析。如果要提出傳言中的指責，那麼你就得有證據，通過法律的手段提出控訴。這就是最起碼的道。當然，有人會說在國內沒可能把這些事情搬上法庭，那麼，為什麼你們沒有在海外的法庭指控呢？又有哪個海外的法庭將你們的指控立案了呢？比如你們說江澤民和某某女性有私情，請問，你們有證據嗎？就算你們要告他通姦罪，你們是掌握了兩人的錄像還是談話的錄音？再不行，你們有證明兩人通姦的照片嗎？你們要告朱雲來，江綿恆或者李小鵬貪污，吞併國有資產，那麼，你們是掌握了他們轉移國有資產的銀行轉帳單據還是拿到了他們公司內部的財務報表了呢？還有人甚至說朱鎔基調整股票市場是為了讓朱雲來入市，這種無稽之談更是可笑。話又說回來，我們並不是說有些事情根本不存在，只是如果沒有證據，用這種傳言來漫罵和叫囂，實在沒有什麼意義。這種方式不但不能達到目的，更會醜化了自己，使自己的無知暴露無遺。很多事情都是這樣，如果有了證據再說也不遲。大家都痛恨腐敗，但是明智的人都知道，懲治腐敗是不能用這種沒有根據的手段來實現的，這些最後只能被看作是無理取鬧。如果這些人不明理，那麼就只能更加顯示他們的小人之術了。

所謂的“民主人士”，他們的主要行為是隔三差五開座談會，在海外媒體發表文章。討論什麼呢？討論例如中國應該施行民主選舉，中國應該奉行多黨制這一類的問題。我們可以說他們有他們的“道”，因為他們有分析，一般不隨便漫罵。但是這種“道”太脫離中國現狀，沒有實際意義。中國施行民選，奉行多黨制，客觀來講，最大的障礙不是共產黨，是老百姓的素質。如果全民素質到了一定程度，那麼這種民主改革是必然的，就算共產黨想擋也擋不住。主觀來講，中共肯定不希望多黨制，但是，客觀上中共已經在黨內不斷地作了初步的民主改革，不論在領導幹部的交班還是幹部提拔方式，還有其他各個方面都在發生變化，透明度不斷增加，這是不可否認的事實，我們應該正面地看待這些問題。還有就是江澤民的“七·一”講話和“三個代表”，不要一看到理論就完全否定，任何改革最後都得從理論付諸於實際。“七·一”講話提出了資本家入黨，“三個代表”裡面提出“中國共產黨代表了中國先進生產力的發展要求”。在中國，誰是先進生產力？那麼就是誰掌握了財富，誰才是先進生產力。因此，先進生產力指的是資本家，國有企業的管理人員，而不是我們以前所說的工人叔叔和農民伯伯。因此，“三個代表”如果被寫入黨章，這就從法理上為中共以後的改革奠定了基石，從根本上改變了共產黨的概念。有些人一看到“三個代表”這些理論就說是垃圾，說是江澤民為自己立功碑。請問，世界上哪一位領導人不想為自己立功碑？在主觀意識上任何人都會有這種想法，無可厚非。但是了解了這個理論的人都知道，在客觀上，這個理論的意義非常重大，可以說，“三個代表”已經開始逐步否定了共產黨老一套的理論。江澤民能提出這種理論，就值得讚賞，就值得我們從正面分析。至於改革得一步一步來，誰都不能一口吃出個胖子。要江澤民一步到位施行政改，可能嗎？前蘇聯的例子我們都看得到，我們也深知如果是那樣，我們只會比他們更慘。因此，中國不需要第二個戈爾巴喬夫。剛才說到，政改的最大障礙在全民素質，我們來看看如果一下子推翻共產黨，施行民選可能性。假設共產黨下台，全民投票選舉領導人。先暫且不說十三億人當中素質較高的城市居民會怎麼投票，我們的八億農民會怎麼樣選舉他們心中的領導人呢？我們不是看不起農民，但是我國的農民文化程度在事實上的確比較低，根本不具備選民應有的素質。而任何一位候選人都會在政綱中提出改善農民生活水平。那麼，誰又能知道他們的投票標準呢？即使我們幾億素質高的選民作出了明智的投票，但是相對另外八億不明智的選票，我們的選擇能獲勝嗎？有人可能就會提議讓只有某種文化程度以上的人參加投票。這更加可笑，憲法規定，只要是成年的公民都享有同等的政治權利。就算廢除中華人民共和國的憲法，也不能剝奪任何公民選舉的權利吧？因此，全民投票又是一個不切實際的想法。我們再來看看開放報禁，也就是所謂的“新聞自由”。這麼多年的經驗我們都知道，只有穩定才能使國家發展。而現在開放新聞管制，造成的後果是，各個媒體不斷揭露經過證實或者沒經過證實的社會不良現象和高層的政治鬥爭，由於中國人的劣根性，幾千年來中國社會的弊病，媒體必然會演變成鬥爭的武器，最後就是風聞言事，聽風就是雨。當然，人民有知道真相的權利，但是，在我們絕大部分老百姓素質都比較低的今天，應該讓他們知道真相嗎？更別說聽風就是雨了。這樣的後果只能造成社會的不安和動盪，這就會嚴重影響我們的發展。如果中國不亂，繁榮昌盛可能會在不久的明天；但是，如果中國亂，分裂崩潰就在今天！我們都期待共產黨開放新聞自由，國家施行多黨制，但是這些都是短期內不會實現的事情，最起碼十年內不太可能出現。有人在蘇聯解體以後斷言，中國共產黨很快也會下台。但是，十幾年過去了，共產黨下台了嗎？別說十年，如果把握不好，就算是眼前的事情我們也做不好。金正日以為翅膀硬了，不用看中國的眼色行事了。在沒有跟中國提前打招呼的情況下擅自任命了楊斌為新義州特區的行政長官。結果怎樣，楊斌被扣，金正日被迫另擇人選。連金正日想好了的事情都會把握不住，你們今天在這兒討論十年後都不一定發生的事情又有什麼實際意義呢？再說，這十幾年來，哪一個所謂的“民主人士”成了大器？更別說那些甘當反華勢力棋子，任由別人擺布那種。現在很大一部分所謂的“民主人士”已經和法輪功勾結在一起，更有些人跟台獨勢力發生關係。六四以後，兩個當時所謂的“學生領袖”吾爾開希和王丹，一個去了台灣給特務組織幹活，王丹則成了台灣「中國憲政協進會」理事長，前不久更公然支持陳水扁的“一邊一國論”。要知道，以前可能會有人同情這些海外“民運人士”，但是這樣下去，他們自己就讓人感覺不值得同情了，國人怎麼同情支持台獨，分裂民族的人呢？舉一個例子，1987年起，達賴喇嘛就開始和奧姆真理教的麻原彰晃勾結，起初稱兄道弟，最後變成師徒關係。誰知，當1995年麻原彰晃在東京地鐵釋放沙林毒氣時，達賴傻眼了，自己的徒弟突然變成了全世界聲討的邪教頭目，當時達賴在國際間的地位可以說是狼狽不堪，生存的空間越來越小，從前同情和支持他的人也對他另眼相看。到了現在，達賴的堅持已經成了雞肋，繼續下去顯然沒有意義，放棄呢，又不甘心，所以只能無奈地挺着。他深知，中共現在根本不急着跟他談判，急的是他。只要自己一死，中共馬上就會在西藏展開靈童搜索，到時候，他們連教理上存在的根據都沒有了。這個例子就表明，“民主人士”如果再這樣逢中必反，只要是反共勢力就投靠，最後只能使自己走上一條國人痛恨的不歸路。

我們不是要大家完全不反，只是需要大家正面地，客觀地看待中共所作的一切。哪個政黨都有弊病，加上中共的不透明和沒有完善的監督機制，出現不好的現象是難免的，鄧小平在改革開放一開始就說過“蒼蠅也會飛進來”的話。我們在批評的時候應該中肯，以實際情況為依據，漫罵和無根據的指責只能增加對手的不屑一顧。對於政府工作中的失誤，我們更應該抱着寬容的心態去對待，沒有一個政府是不犯錯的，關鍵是看政府帶給了人民什麼。客觀來講，二十年來，共產黨帶給了人民的是生活水平的提高和國際地位的提高，這些是不可否認也不可磨滅的。對於爭論最多的是腐敗問題，我們也應該清醒的看待。應該知道，在中國社會，不論是共產黨執政，國民黨執政，或者是古代皇帝統治，反腐敗和政治目的總是結合在一起的。大老虎被牽出來的背後其實在進行着政治鬥爭，這是千百年來的弊病，不是共產黨獨創的。我們看到多數的大老虎都是被政敵整肅的，首鋼的周冠五，其子周北方，後來的陳希同，近期的遠華，哪個後面沒有政治目的？我們不得不承認這種客觀現象。當然，通過法律系統和內部監督機制的完善，反腐敗和政治目的會漸漸地脫鈎，這也是大的趨勢。但是，如果期待中共馬上施行政改或者共產黨下台，短期之內轉變這些所有的不良現象，那簡直是痴人說夢。我們不管外國的例子，由於中國文化的獨特性，我們舉中國自己的例子。中國五千年的封建統治，能由一個黨史才80年掌握政權才50年的共產黨推行民主政治嗎？我們再來看看國民黨，建黨108年，統治經驗也達90年，而台灣的“民主選舉”也是兩年前才進行的，就算是他們的多黨制也只有15年歷史。這裡還包括了許多國民黨不情願也沒有預料到的因素：蔣經國的錯誤眼光推舉李登輝上台，國民黨內部對李登輝的疏於防範，加上李登輝的三次分裂（新國民黨連線與集思會鬥爭產生新黨，國民黨指控林洋港和赫柏村違紀參選而撤銷黨籍，國民黨指控宋楚瑜違紀參選而撤銷其黨籍）和大力扶持台獨勢力，這才有了國民黨“不情願“的民主。然而，相對於一黨專政比國民黨“先進”的共產黨來講，期待裡面產生李登輝一樣的人物繼而分裂共產黨，推行所謂民主，這對選拔機制複雜和善於做思想工作的共產黨來說，可能性為零。因此，現在的實際情況表明我們只能期待中共逐步加深政治體制改革，來實現最後的民主。這是客觀現象，不容我們不承認。

上面說的兩種人，其中很多人都在國外。而在國外的知識分子，大多分成兩類，一類是大學畢業申請出國的，出國時間也較早，由於早期留學的國家選擇較少，因此他們多數都在美國，少數在日本，其中後來有些人也去了美國。另一類是國內工作了一段時間，然後出國深造的，這些人出國時間沒有前者長，多數是近幾年去的，這裡面有很多在歐洲，也有部分在美國，日本。前者中的很多人是比較逢中必反的，後者則大多數比較客觀，準備回國效力。為什麼呢？因為由於美國的返簽制度，前者里的很多人出國以後就很少回國甚至沒有回過國，對國內現狀根本不了解。而後者多在國內工作過，看到了國內近年的變化，知道什麼才能使國家發展。就前者而言，希望他們對現時的中國增加了解，想清楚發展的趨勢和國家的實際情況，如果他們還是選擇逢中必反，我想問一下他們：你們中的絕大多數人都是大學畢業出的國，沒有在國家工作過，更別說經歷過文化大革命。因此，說實在的，共產黨根本不欠你們任何東西。反而你們的知識是國家給的，沒有這些知識你們連國門都出不去，你以為你們出國前交了那2萬塊國家撫養費就不欠國家了嗎？還不算那些想盡辦法不交的。再說，既然你們沒有在國內工作過，你們給國家交過一分錢稅嗎？你們連起碼的公民義務都沒有行使過，又有什麼資格去“逢中必反”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