農曆除夕的爆竹聲中，“鼠年”已竄，“牛年”登場。在一片“牛年行大運”“牛氣沖天”“牛轉乾坤”之類的喧囂口彩聲中，既反映出人們對美好未來的嚮往，卻又表現出對世事無常的無能和無奈，只能還像老祖宗曾經生活過的迷信、蒙昧時代那樣，寄希望於祈求某種朦朧規律的循環或輪迴。雖然追求幸福和享受快樂，乃是天經地義、無可厚非的人之常情，但是仔細想來，在一個聲稱要實行“民主”的社會裡，作為“主人”的大眾皇帝們，卻不能左右自己的國家或社會的前途，難道不是一件足以感到羞愧和需要“罪己”的事嗎？而我們本來的確是應該、也有能力來“趨吉避凶”甚至防患於未然的。其真正的問題，就在於我們沒有能正確理解和掌握博大精深的中國文化，並堅持按照這盞文化“神燈”照耀的方向前進。卻反而像神話故事中的愚蠢婦人那樣，用自家的“神燈”，去換來一盞由西方“獸文化”加工出來、“潘多拉盒子”式的“新燈”。從此在和世界進行削足適履般的所謂“接軌”中，以中國文化所具備的能力，和龐大的人口基數生成的能量，從負面產生了令世人望塵莫及和舉足輕重的影響，反過來甚至有成為西方錯誤理論在“耍賴”時，拿來當“替罪羊”的可能。 這並不是譁眾取寵的聳人聽聞，而是基於《新理論》提供的立場、觀點、方法，和所建立的一些最基本的社會學概念，對當前人類社會的表象和本質，加以判斷和認識、推論的結果，更完全符合始終沒有正確社會理論指導下運行的、人類社會的歷史軌跡。有些中國讀書人精英，不是總是在喋喋不休地嚷嚷要“轉危機為契機”嗎？卻始終說不出一個所以然來，讓科學的規律，成了“宿命論”似的迷信。 其實這裡面有一種“左右逢源”的投機心態，因為中國文化中一向有“禍福相依”、“丕極泰來”之說，具有深刻的哲學含義，更符合自然科學的“鐘擺原理”。所以這種宣傳模式經常被政客或經濟學家所利用，用來穩定人心，振奮民意，又因為沒有具體的時間和目標規定，無需承擔“食言”的責任。更不用說這種說法的本身，就意味着在“好起來”的同時，已經在開始另一輪“壞下去”的循環過程。而且那些在這一輪“金融海嘯”中製造災難、因此受到（甚至還沒有受到）懲罰的高智商精英“高等動物”們，在錯誤社會理論和叢林法則的教唆、支持下，一定會從這一次災難過程中，總結得逞經驗和吸取失敗教訓，以便在下一次循環過程中，讓手段變得更隱蔽、更高明甚至更加的狠毒，更不顧人類的長遠利益來“殺雞取蛋”。而給社會製造的災難後果，也必將一次比一次嚴重，完全不排除最後因此再發動大規模的恐怖肉體戰爭的可能。如此惡性循環下去，直到“末日”的來臨！ 根據和中國文化互動而形成的中醫理論，一個高明的醫生對生了病的人，會採取“治本”之法，也就是首先要設法找到致病的真正原因，然後加以“根治”，只有濫竽充數的江湖郎中，才會用“頭痛醫頭、腳痛醫腳”的“治標”之法，來敷衍塞責混飯吃。那麼，現在人類社會生了“病”，傷了“元氣”，我們應該怎麼辦呢？ 首先，根據“根治”的原理，應該找出致病的原因，而這個原因非但不複雜，反而是十分明顯易見的。那就是我們 長期沿用了西方一個有絕對方向性、原則性錯誤的社會理論，將其當成圭臬，來作為指導個人和社會行為的準則，付諸實踐後所造成的直接後果。甚至可以毫不誇張地說，今天全人類社會面臨的所有問題，和遭遇到的一切災難和痛苦，幾乎全部都可以追根尋源到這個連什麼是“人性、幸福”？都說不清、道不白的“罪魁禍首”身上來（歡迎不服氣者挑戰、質疑，保證有問必答）。 其次，根據西方在自然科學的物質領域裡，取得巨大成功的經驗啟示，證明一個取得預期效果的成功實踐背後，一定要有一個科學而正確，能夠認識和解釋一切相關問題，並經得起推敲、質疑和事實檢驗的基礎理論，來指導和支持。否則結果只有一個“事與願違”。這難道不正是當前人類社會表象上的一個真實寫照嗎？所以根治人類“社會病”的“藥方”也就開出來了。那就是設法找到一套科學而正確，能夠經得起推敲、質疑和實踐檢驗，所以能夠去“以理服人”的社會理論系統，來徹底取代現有的錯誤社會理論，進行撥亂反正，重新整合各有所長的東西方社會的力量，讓人類社會重新回到正確的進步方向上來。這是完全做得到的，因為我們已經積累了足夠多的歷史的成功經驗和失敗教訓，一旦以博大精深的中國文化為代表的“精神文明”，和西方的“物質文明”能夠攜起手來分工合作，各自揚長避短、相輔相成、珠聯璧合、共襄盛舉，人類社會就再也沒有克服不了的困難或解決不了的問題！ 這才是包括中國人在內的全人類，真正反敗為勝的契機，而不是一味去幫西方資本主義社會“擦屁股”，或以自己的犧牲為“落水狗”墊底,讓它爬上來再重蹈“為財死”的覆轍。 這也是中國人當仁不讓的“天命”，因為他們的傳統文化本身，就具備了建構新社會理論的幾乎全部要素，只要正確“解壓縮”和系統化就可以了。 這更是建立在《新人類社會學》理論基礎上的“新里程碑”網站，和未來所有支持者們義不容辭的責任。因為它已經在嘗試進行解壓縮，形成一套可供開始實踐挑戰錯誤理論的雛形。並將要以“精神戰爭”的方式來付諸“行動”準備，試圖喚醒至今不知真正“民主”為何物的大眾皇帝，能夠幡然覺悟，認識到自己在不斷嚷嚷着要追求的“民主”，其實就像曾經以為什麼都沒有的空氣一樣，根本就是一個從來沒有離開過任何時代、任何社會制度而客觀存在的事實。因為無論我們承認不承認這個事實，都要像“（社會）主人”一樣別無選擇地，要替社會承擔為所有失誤或災難後果“賣單”的責任。一味推託抵賴，只能陷自己於“（大眾）昏君”般的歷史尷尬。與其如此，不如索性“牛”一把，真正樹立起“社會興亡，人人有責”的科學“民主觀”，利用文化賦予中國人的優勢，主動、自覺地，帶頭為全人類開創一個真正貨真價實的“民主新時代”。只要領袖和大多數民眾一起齊心協力，這是完全做得到的。不信就在牛年來試試看吧！正是： 衰時生衰景，屋漏還下連陰雨； 牛年干牛事，不用揚鞭自奮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