愛國賊和日本右翼(之一)-- 三年饑荒

中國和日本一衣帶水，表面上看也是同文同種，但據一些研究中日民族差異的人士指出，大和魂的內在實質是“好戰和野蠻”，這從日本近代的擴張和皇軍的殺戮中可見一斑；而中華精神的實質卻是“和與忍”，這從中國經常搞“以德報怨”和“擱置爭議”中也可看出些苗頭，因而兩者的民族精神有天壤之別，在近代完全走了不同道路。

不過，隨着時間的推移，這些研究者們的記錄可能要改寫了，因為在當今的中、日兩國，有兩伙人正在做着越來越相同的事情，一夥是極盡所能地為日本當年的侵略、屠殺遮醜翻案，而另一夥則是不擇手段地為中共幾十年專制統治中的各種劣跡醜行文過飾非，兩伙人同聲同調，在共同歪曲自身歷史問題的“新民族精神”上幾乎達到了完美的統一。

這兩伙人，在日本，叫右翼勢力；在中國， 叫愛國賊！

要想欣賞這兩伙人在“愛國主義”幌子下的“傑出表演”，就得把一些重大歷史事件重新翻開，筆者將在下面的敘述中，就他們熱衷於“爭論”的一些問題作出介紹，好讓大家看看，在這種所謂“爭論”的背後，隱藏着什麼樣的用心。

第一篇、“南京大屠殺”和“三年饑荒”

這是中國近代史上的兩場災難，一個的肇禍者是侵華的日本法西斯軍隊，另一個的肇禍者則是中國人民的“大救星”--當時以毛澤東為首的中國共產黨。

如今，這兩伙人都熱衷於談論兩個死亡數字，一個是“南京大屠殺”的死亡人數，一個是“三年饑荒”的死亡人數。

在日本方面，日本右翼分子會“義正詞嚴”地告述你，“南京大屠殺”是“支那人別有用心的捏造”或“是根據道聽途說的誇大”，例如，日本右翼分子，日本亞細亞大學教授東中野修道，在2000年1月23日舉行的所謂“二十世紀最大謊言———徹底檢證南京大屠殺”集會上就發出過這種吼叫，他說：“南京大屠殺是捏造出來的”、“死了３０萬人是中國的誇大數字”、“三十萬是謊言”，等等，當然還不止他一人這樣叫喚了。

同樣，在中國方面，當人們談到“三年饑荒”時，中國的愛國賊們也會吼叫，他們也會“義正詞嚴”地告述你，“餓死三千萬是別有用心的捏造”、“是別有用心的誇大、造謠”、“是西方醜化中國的陰謀”，等等。相信讀者對這樣的言論不會陌生。

其實，兩者都是在數字上玩把戲，來為那兩場嚴重的人為罪行作辯解。在日本右翼分子看來，為“南京大屠殺”消災是在“維護”日本的“國家榮譽”(日本右翼分子，前自衛隊政務次官西村真悟語)；同樣，中國的愛國賊們也把為“三年饑荒”消災當做是“維護”中國的“國家榮譽”，

那麼，究竟是誰在“別有用心”呢？我們就先看“南京大屠殺”吧。

“南京大屠殺”可能是海內外華人心中永遠的痛了，關於它的死亡人數，曾先後有過幾個不同說法，它們是：

1、20 萬2、30 萬3、34 萬4、43 萬5、50 萬(以上數據散見於各種有關研究中)

在東京國際軍事法庭上，裁定是“20萬以上”；在中國現在，認定是“30 萬以上”，前者強調20萬，後者強調30 萬。

“南京大屠殺”的死亡人數為什麼會出現這麼多說法呢？主要是因為統計的困難，日本軍隊當然是不會給你一份統計報告的，還有為逃避罪責，許多記錄也被他們毀掉了，因此只能由中方自行調查。調查是在大屠殺十年後，即1947年由南京軍事法庭進行的，當然不可能一具一具地清點屍體，只能把十年前參加過埋屍工作的有關組織、個人報告的埋屍數拿來做加法，並注意儘量避免重複計算，從而得出結論。

但這裡就有了問題，一是雖說避免重複計算，但還是免不了會重複計算，例如，當時把“紅十字會”的埋屍數和另一個名字相近的“赤十字會”的埋屍數就重複計算了。一旦發現，就改動，一改，總數就變了，還會不會有沒發現的呢？

二是由於當時兵慌馬亂，現場慘狀駭人，各埋屍組織無法準確統計屍體，其上報的埋屍數本身就可能有誤但卻無法覆核。

例如，當時的崇善堂掩埋隊上報說，從1937年4月9日至5月1日僅二十三天時間裡，就在南京城的南部和東部近郊掩埋了遺棄屍體十萬零四千七百十八具，在當時還沒有機械工具的情況下，這麼大的埋屍量的確讓人懷疑，但這一數字還是計入屠殺人數了。(後來，日本右翼即死死抓住這一個“疑點”)

再例如，當時的紅十字會南京分會副會長許傳音先生，事後曾到遠東國際軍事法庭作證，他說：

“ (日軍入城後的) 第三天，我得到日本陸軍軍官的同意，在帶領日本兵的條件下，曾穿過市內。此行的目的是為了大致統計在路上或在家中已經死去或即將死去的人數。我看到到處都躺着屍體，其中有的已經血肉模糊，... 我曾在一條主要馬路上點過屍體的數目，當在馬路兩邊點到五百具左右屍體時，感到實在無法再點下去，就作罷了……”

許先生說的這個“無法再點下去”的情況，在當時是普遍存在的，因被慘狀驚駭，點到一部份，就無法點下去了，於是後面的就只有靠估測。這是人之常情，就是換日本人去統計廣島原子彈轟炸的死亡人數，也會這樣。

以上說明，“南京大屠殺”的死亡人數無法準確統計，即使現在中國確認的30 萬，如果從純數學意義上來說， 也可能還是有一定出入，但引起這種統計差錯的最終原因，無疑，還是戰爭和屠殺，而不是什麼“人為誇大”！

所以，一個人若不是別有用心，他就不會從純數學的角度去看這個30萬，他應該更多的是看到它的象徵意義，它象徵着一個血腥的、不能原諒的罪行，這個罪行是有大量的人證、物證，其中包括大量的原日軍士兵的照片、日記可以證明的！

而日本右翼分子明明知道上述情況，卻故意裝模作樣地抓數字上的“漏洞”，這就是真正的別有用心了！

筆者這裡也給出日本方面統計的死亡人數，這些數據散見于田中正明、東中野修道、板蒼由明等人的“研究”結果：1、38000 至 42000 人2、15000 人3、4200人4、1000 餘人5、幾十人

不難看出，經過他們的一再“研究”，“南京大屠殺”實際上已經不存在了，這就是“鑽研”30萬的真實目的。

接着，我們不妨順便談談二戰中，德國納粹屠殺600萬猶太人的事。

關於猶太人的死亡人數，筆者看到的有以下幾個1、420萬2、480萬3、570萬4、600萬5、700萬6、800萬

大家不難發現，和“南京大屠殺”一樣，數據還是五花八門。

其中，最常引用的是600萬，無論是官方文件還是民間刊物，在談到納粹暴行時，都會提到這個600萬！

就象30萬這個數字莊嚴地刻在“南京大屠殺紀念館”里一樣，600萬這個數字也莊嚴地刻在以色列的雅德瓦申猶太人二戰浩劫紀念館裡，成為一種象徵。

為什麼說是一種象徵呢？

因為這個600萬嚴格說來也不是準確統計的結果，有一說它是紐倫堡法庭推算的，另一說它是負責實施大屠殺的納粹軍官阿道夫。艾希曼記錄中的數據，本身並未驗證。

而其他的則是學者們陸續推算的，據筆者所知，主要是這樣算的：先找到歐洲德占區各國在大戰前的猶太人數，比如波蘭，是330萬，再找到它在大戰後的人數，是50萬，兩者一減得280萬，即認為波蘭猶太人有280萬被殺害，其它依此類推，便得出總數。在這一過程中，一些納粹檔案上的屠殺記錄，也用作了參考。

各家引用的資料不同，於是便得出五花八門的結果。

讀者不難發現，若你真要去挑剔，其實這些推算也是有漏洞的，因為：

第一、它沒有扣除在大戰4年中自然死亡的人數第二、它沒有扣除死於盟軍炮火的人數第三、它沒有扣除在4年中逃離歐洲的人數第四、它沒有扣除因被懷疑為“蘇聯第五縱隊”而被反共的鄰居同鄉殺害的人數第五、它也沒有區分殺死、餓死、病死，或事故致死，而一律稱做“殺害”

正是由於上述漏洞，多年來，才不斷有人出於種種目的去“質疑”這個600萬。

比如，　瑞士出版商阿莫德魯茲，就曾在其出版的一份月刊上發表數篇文章，“質疑”６００萬猶太人被殺害這一數字，並提出異議否認奧斯維辛集中營的存在。

他在2000年4月１０日被瑞士洛桑法院判處１２個月有期徒刑。法院認定，其言行違反了該國法律，有種族歧視罪行，須予嚴懲。

歐洲最有名的“600萬”懷疑家是英國右翼學者戴維。歐文，此人歷史知識極為精通，曾先後“擊敗”30個與之爭論“600萬”的學者。由於猖獗地質疑“600萬”，否定“大屠殺”，她被德國法庭罰款，並被加拿大和澳大利亞禁止入境。

另外，在中東，由於以巴持續衝突，而巴勒斯坦人總是吃虧，於是在巴人中由“反以”情緒而衍生出了一股不健康的“反猶”情緒，這種情緒在“600萬大屠殺”的問題上就表現為：抓“600萬”的漏洞，否定它！

例如，巴勒斯坦解放組織的雜誌的一個編輯，Luai Abdo，就曾在1989年12月撰文指出：“所謂納粹的焚屍爐是猶太人為了合法地建立新納粹主義(指猶太復國主義)而編造的二十世紀大謊言”，他斷言：“當猶太人抱怨他們遭受蓋世太保的虐待時，而事實卻是他們在那裡(指納粹集中營)受到了健康食品的良好對待，這一點從集中營里的餐廳就可看出”(筆者註：實在荒唐！)， 他接着說：“所謂600萬的大屠殺純粹是(猶太人)誇大的宣傳！”

還有，前巴勒斯坦廣播部部長Nabil Amar，也曾在他1997年8月25日主辦的一個節目中說：“眾所周知，猶太人年年都在誇大納粹對他們的迫害，他們說有600萬被殺，而事實上經過嚴密科學研究被(納粹)殺害的不超過400萬”

2000年3月25日，耶路撒冷穆斯林領袖Ikrama Sabri在會見意大利記者，談到大屠殺時說：“600萬？其實少多了！如果希特勒恨猶太人的話，那不是我的錯。”

我們不難看出，上述人等是把現實中對以色列的不滿轉化成了對所有猶太人的仇恨，把現在的以色列人等同於歷史上被送進焚屍爐的猶太人，他們“質疑600萬”的根本目的，其實就是要否定對猶太人的“大屠殺”，這是不對的！即使在以巴衝突中同情巴勒斯坦一方的國家，都沒有人支持他們這一立場。

巴勒斯坦人中的這股否定“600萬”之風大有愈演愈烈之勢，不僅引起猶太人的強烈反對，也引起了阿拉伯世界內一些有識之士的批評。

例如， 著名美籍巴勒斯坦作家Ray Hanania，他是一個堅決的反猶太復國主義者，但他同時也堅決地批評這股歪風，他早在1998年9月24日就曾在上撰文寫道：

“我不知道二戰中被納粹殺害的猶太人數字在統計上是否被誇大了，但事實是，納粹確實導演了一場由阿道夫。艾希曼指揮的屠殺猶太人的“最後解決”，納粹欣喜於他們掀起的反猶排猶，就象他們鼓動的反非亞里安人一樣，其中也包括我們阿拉伯人和穆斯林”

Hanania 的話清楚地向他的阿拉伯弟兄表明：不要在600萬這個數字上作文章了，更重要的是要看到它所代表的那場大屠殺的事實，這個事實是對包括猶太人、阿拉伯人在內的全人類尊嚴的踐踏！

所以，筆者這裡也再次強調，對待30萬 或600萬這些數字，以及後面我們將要談到的3000萬，絕對不能以所謂“嚴密科學研究”的態度去對待，除非本身就別有用心。

細心的讀者可能要問：怎麼上面沒有德國人？按說，應該是德國人反“600萬”反得最積極，因為這涉及到他們的“國家榮譽”嘛！

答案是這樣：戰後的歷屆德國政府，都把納粹的榮譽和德國榮譽嚴格區分開，絕對禁止以任何形式為納粹的罪行開罪翻案，其中就包括常見的玩數字遊戲。

因此，德國人中敢在“600萬”這個數字上公開造次的人實在不多。

在德國，你可以用商量的口氣說：“你算出來是600萬，我算出來是500萬”，這沒問題！但如果你在公開場合打出標語，否定性地說：

“真有600萬被殺嗎？”或“一會兒600萬，一會兒500萬，猶太人不能自圓其說呀！”

那麼，等待你的就是警察和監獄了。

1999年十一月，一個叫Toeben的德國人因在德國發放否定大屠殺的傳單，而被判處了十個月的監禁。

德國人對待自身歷史的態度是值得日本人學習的！也值得那些只要求別人卻不要求自己正確對待歷史的愛國賊們學習！

最後，我們來看“三年饑荒餓死三千萬人”的問題。

這是發生在1959年至1961年的一場大災難，是因為中共盲目推行“大躍進”、“刮共產風”而導致的一場餓死上千萬人的大饑荒。

這場饑荒中的死亡人數，筆者看到的從1500萬到4千萬不等，和上面的死亡人數一樣，也是五花八門。這其實是歷史研究中的正常現象，不會象你買回蔥來數數有幾根那麼容易，只有那些自作聰明、別有用心的王八蛋們才會在這變化的數字中去找“漏洞”。

特別是，考慮到中共至今對有關資料還嚴格保密，不允許公開調查研究，因此要獲得這場饑荒的確切死亡數據可謂是難上加難，因而只能依據一些間接材料進行推算，目前，由海外學人丁抒依據人口資料推算的3000萬獲得了較多的承認，從而成為那場大災難的象徵，就象上面的30萬和600萬一樣。

然而，這個數字卻刺痛了某些愛國賊們的心，他們把中共的榮譽等同於中國的榮譽，他們不去指責中共在這項研究上設置障礙，卻去指責研究者“沒有準確的數學模型”；和前文的死亡人數一樣，他們明知不可能有“確切的統計”結果，卻指責那些研究的人是所謂“不顧常識無限地誇大死亡數字”。

這裡需要指出，由於中共也承認大饑荒(但封鎖死亡人數)，因此愛國賊們大多並不直接否認它。

但是，他們在3000萬上採取的“嚴密科學”態度，卻事實上和日本右翼對30萬，狹隘的巴勒斯坦人對600萬的手法一模一樣，就是要從質疑“大”(屠殺或饑荒)，淡化成“小”(屠殺或饑荒)，到最後否定它，只不過這個“否定”不明說出來罷了。

更為可恥的是，愛國奴才們竟完全和日本人一個鼻孔出氣，請看：

A：右翼分子田中正明在談論中國早期統計的34萬死亡數據時，說：“他們(指中國人)竟然連簡單的加法都會算錯。 ”(見)

同樣，愛國賊們也把推算三千萬餓死的丁抒說成是“數學不及格”。

B：田中正明說：“根據國際委員會的記錄，對外宣稱20萬的市民大約在一個月後，即1月14日這天達到了25萬人。增加了5萬人，為什麼呢？這是因為迄今隱藏到各處的難民由於重新見到了和平而從各地歸來。”

同樣，有愛國賊宣稱，根據他的“計算”，1961年本該有百分之8的人非正常死亡，但實際只有百分之二點二六死了，“就是說該非正常死亡的人反而沒有死，這就要感謝政府想了許多辦法，一方有難八方支援的效果了。”(實在不知道1961年政府究竟想了什麼辦法！)

請大家看吧，無恥到什麼程度，一個說我還把你活着的人口“殺”多了，另一個則說我還把你的死亡人口“餓”少了！

C：日本人指責說，中國統計“南京事件”的死亡人數時，對作戰人員和非作戰人員不加區分。他們認為在戰場上殺傷非戰人員應是‘戰果’，而並非‘屠殺平民’。

同樣，愛國賊們在為“三年饑荒”辯解時，也說當時許多人本身就體弱多病，是自己病死的，有些是自己逃荒出去失蹤了，根本不能算做“餓死”，因此，要對“死亡”加以區分。

還有，當年，東京國際軍事法庭中確認“南京事件”(即“南京大屠殺”)是 “日軍屠殺了20多萬中國軍民的事件”， 但在對松井石根的判決書中，卻不知何故，說成了“松井大將統率的日軍屠殺了10多萬中國軍民”，其實一個人只要不是別有用心，就不會在這上面做什麼文章，這只是寫法上的出入，並不影響對日本法西斯罪惡的裁決，但日本右翼分子卻抓住了這個“把柄”，田中正明說，“有這樣荒唐的審判嗎？為了要判處一位將軍絞刑，一會把屠殺的數字說成是20萬，一會又說 是10萬，這就是東京審判的真面目！”就這樣，利用一個寫法上的出入，日本人就把“東京審判”給全盤否定了！

同樣，中國的愛國奴才們也是這樣干的，如前所述，在“三年饑荒”的問題上，有說死三千萬的，有說死兩千萬的，這是不同的推算結果，但愛國賊們卻抓住了這個“把柄”，有人稱：“一會兒說餓死了三千萬，一會兒又減成二千萬，這不是別有用心的捏造、誇大麼？”是“蠢豬不能自圓其說”，等等！

總之，日本右翼所用的一切，愛國賊們全都用上了，“你說的只要有一個逗號沒打出來，我就要從你的雞蛋裡找出骨頭來”，這就是他們在“南京大屠殺”和“三年饑荒”中玩的自以為得計的把戲，至於在屠刀和饑荒中死去的冤魂有多麼慘，在他們來說是無所謂的，只要把皇軍和黨國的名譽保住，就行了。

當然，也還有玩得更妙的，有人聲稱：“推算三千萬餓死時沒有考慮出生率的降低。”真是精益求精啊！難怪日本人在“鑽研”中國公布的“日本侵華，造成中國軍民死傷3500萬”的數據時，也指責中國是誇大，忽略了出生率的降低。日本在中國有這樣好的同志，“大東亞共榮”豈有不能復興之道理！

這些奴才們怎麼不想想，那時許多人餓得肚皮快要貼到後腰了，還怎麼出生啊！難道這樣引起的人口減少不該算到“饑荒”的帳上嗎？不能算成“餓死”嗎？

也還有玩得很滑稽的，有些奴才在對“餓死三千萬”破口大罵一通後，你以為他接着就會說：“好，我馬上去北京要領導把檔案拿出來給你們看看真數據！”

或者，你以為他會說：“好，我給你拿個準確算法出來！”

但都不是，他接着卻告訴你說：“憑我的印象，沒死那麼多人！”

叫喚了半天，原來憑的就是自己的印象，如果當年他的親爹娘也餓死在裡邊，就不知道是什麼“印象”了！

喪盡天良而又自作聰明的奴才們！

以上鬧劇，在否定“3000萬”中屬小混混級別，下面再介紹大混混級別的。

筆者這裡給出一個網址，有興趣的讀者可自行查閱。http://www.cstudent.com/freebbs/lian/messages/7678.shtml

這篇文章題目叫“最新科研突破：三年自然災害的非正常死亡與大躍進無關！！！”，貼在上，作者號稱是“數學”。

為什麼說它是大混混級別呢？因為它是從另外的角度來否定“大饑荒”，它沒有直接在3000萬上作文章，而是從其它方面動手的，手段更“機智”，結論更卑鄙！就讓我們來看看吧。

這裡筆者聲明一下，下面不再區分什麼“餓死”和“非正常死亡”，一律簡稱做“死亡”。

首先，它的開場白就和小混混的不一樣，它一來便說：

“首先，我不否認在中國的1959年到1961年期間出現了大饑荒，造成了許多人的非正常死亡。我所反對的是，一定要將這三年的大饑荒和大躍進掛上鈎。我認為三年大饑荒中非正常死亡的人中大部分人的死亡直接原因，是嚴重的旱災，與1958年的大躍進毫無關係。”

這就是說，他不會在3000萬上玩花招了，他承認有很多人死亡，但他要告述你，這些死亡和“大躍進毫無關係”。

接下去，這位數學家就開始論證了，他建立起了一個所謂線性模型來進行計算，並煞有介事地給讀者作了介紹(請讀者自行參閱他的介紹)，最後他得出了結果，筆者摘引如下：

年份 非正常死亡率 多出的旱百分比1958 0 01959 2.61% 3%1960 13.45% 15% 1961 2.26% 8%

以上說明了什麼呢？數學家得意洋洋地告訴你了：死亡增長率 和乾旱增長率接近，也就是說“大部分人的死亡直接原因，是嚴重的旱災，與1958年的大躍進毫無關係。”

自從這份“最新研究”出籠以後，筆者還沒看到有哪個罵丁抒是“數學不及格”的人出來罵罵這位“數學家”，因為他的研究的確把許多人給唬住了，總覺得有點問題，但又難說出個理來。

其實，這位“數學家”的花招並不高明，不過玩了個“月亮不是圓形，是方形”的把戲，它的前提里就埋了個“黑洞”，這個“黑洞”是：死亡率與乾旱率成正線性比(或等分線性比)，即乾旱增長10%，那麼死亡也增長10%，正是有了這個“黑洞”，所以當他算出那三年，非正常死亡率和 多出的旱百分比 接近時，便可得意地為“三年饑荒”正名了：乾脆叫“三年旱荒”更好！

大家不難想象，在那農業生產基本上是人挖牛耕的時代，若說糧食產量的減少和乾旱面積的增加成正線性比的話，還大體合理，即：乾旱增長10%，那麼糧食減產10%(反之則不一定對)。根據中國“水網”的研究，“糧食單產與旱災面積顯著相關，其相關係數達-0.77，而與水災面積無相關關係”，這裡的0.77 接近1，就大體是個正線性比。

但是，和人員死亡率就不是正線性比了，因為，若一個社會正常的話，它的地方、民間就會有相應的餘糧可作短期自救，有水庫可做抗旱分洪，或者有國家從其它地區及時地組織救援，若本國已災重不支，則向友邦、國際呼救，總之，只要有這三條中的任何一條，或兩條，或三條(最好！)，那麼，人員死亡率和乾旱面積率就不會成正線性比，即乾旱增長10%，那麼人員死亡增長就不是10% ，而是遠低於10%的某個數。

我們從近年的中國乾旱情況就可以看到這一點，事實上，中國進入九十年代後乾旱就日益嚴重，在過去十年來九年降雨量都低於歷史平均水平，中國目前正在經歷著自1949年以來最嚴重的旱災。

在2000年，中國先後有二十多個省份發生不同程度的旱災。到七月，全國受旱面積達四點六億畝，其中嚴重受旱二點二億畝，絕收六千七百多萬畝。嚴重乾旱造成夏糧減產一百一十億公斤以上。

進入2001年後，旱情進一步擴大，以湖北為例，到今年7月份，湖北省受旱面積已達二千三百萬畝，其中重旱六百零七萬畝，八十餘萬人飲水困難。不少農田已龜裂，隨州市已有三百七十三座小型水庫無水可放。

另外，四川、甘肅、河南、寧夏、山東、山西、內蒙、華北、東北均全面告急。

乾旱面積很大了吧，可是受災死亡率以同等的比例增加了嗎？沒有！

再往前看， 50年代中國受旱面積為3645萬公頃，80年代受旱面積為10089萬公頃，增加了1.77倍。可是受災死亡率相應增加了1.77倍嗎？也沒有，因為有了正常的自救和援助，反而大大減小了。

如果說這是所謂“有石油”以後的事，那我們就看看“有石油”以前的吧。

根據的記載，中國乾旱成災面積從1954年的26萬公頃直線上升到1957年的740萬公頃，上升達27倍之多，然而死亡呢？

中國公布的全國人口粗死亡率報告，是根據戶口制度登記死亡報告計算的結果，它包含了受災死亡和自然死亡，它有較大的誤差，因為農村地區漏報較多，但仍有參考價值。它說，“1954年，中國的粗死亡率為13.18‰，到1957年，已下降到10.80‰。在三年困難時期，死亡率曾一度回升。”

如果，受災死亡和旱災面積成正線性比的話，那麼也應該上升27倍，可是，我們哪裡能從這下降的粗死亡率中看到這上升27倍的影子呢？要知道，受災死亡在總死亡人數中占的比例並不小，要是上升27倍的話，總死亡人數也就會相應上升而不是下降。

所以，受災人員死亡率和乾旱面積率完全不是一個正線性比關係。

只有當前述三條都不存在的情況下，人員死亡率才會和乾旱率成正線性比，或甚至成為一條大角度直線，即乾旱增長10%，而人員死亡也增長10%，甚至超過10% 。若出現這種情況，實際上就已經是人禍大於天災了(因為三條人為可以做的都沒做到)。

在三年饑荒中，情況正是這樣，由於中共在1958年鼓動“大躍進”、樹“三面紅旗”，全國瞎搞，許多青壯勞力都被抽去煉鋼鐵和修水庫(許多最後都是廢品)，農村中只剩下老、弱、病、殘，大量農田荒蕪，糧食減產；而下級官員為迎合上面的好大喜功，騙取政績，不惜向上虛報、謊報糧食產量，造成農民的口糧甚至種子糧都被當做“豐收糧”徵購的悲劇(而這些“豐收糧”又有許多被拿去還債，甚至支援世界革命去了)。1959年七月的廬山會議上，只有彭德懷等少數幾個人敢於說出一點減產的真相，但很快遭到打擊，從此，無人敢說真話，人們就只能向着大饑荒“躍進”了。

當災難發生時，下面群眾無糧自救，地方官員不敢上報(怕虛假政績被戳穿)；而上面還陷在“形勢大好、特好”的迷夢之中，還陷在“糧食多了怎麼吃的”迷夢之中，根本沒採取任何措施(專事救賑的中央救災委員會早在1958年就被取消了)，當後來中共上層察覺災情，開始調查時，慘絕人寰的大饑荒已經發生。因此，前面所說的三條一條都沒做到，在這種情況下，當然就會出現乾旱增長10%，而人員死亡也增長甚至超過10% 的人間慘劇了！

所以，當這位自作聰明的“數學家”揚揚自得地宣揚他那個線性模型時，其實就已經把巨大的人為災難這個“黑洞”給隱藏進去了，當然他最後的結論可以是“與1958年的大躍進毫無關係”了！

事實恰恰相反，當死亡增長率與乾旱增長率接近時，那就已經說明正在發生巨大的人為災難，而不是“毫無關係”了！

一個人若臉皮厚起來，你還怕他把鬼嚇不跑嗎？

各位讀者，如果我們中國人中再多幾個象這位“數學”家一樣昧着良心、拿大臀當腦子用的愛國賊，中國還會有希望嗎？日本人還會真誠地向我們道歉嗎？

筆者認為是不會的，因為他的所做所為正和日本人一樣，請看他的結論：

“總之，研究結果表明，大躍進對於大饑荒造成的非正常死亡的影響為零，而大躍進的產物，即中國發現石油，是導致中國打破帝國主義封鎖的重要一環。而我國在大饑荒期間的非正常死亡，是美國和蘇聯對中國進行經濟封鎖的滔天罪行，尤其是美國，長期不允許中國政府進入聯合國，長期認為我國政府是一個非法武裝似的政府，這筆血債中國人民一定要償還！”

鬧騰了半天，這才道出了真情，原來不直接在3000萬上玩把戲的目的，就是要把這3000萬玩到美國人身上去，這就是大混混們玩的更加卑鄙可笑的新花招。

這位“數學家”的臉皮厚度，大大超過了他的數學功底，他怎麼就忘了，當年正是蘇聯的糧食援助解了東北的燃眉之急；也正是國際紅十字會想向中國提供食品援助，卻被中共拒絕，而美國也曾討論過無償提供糧食給中國，卻因發現中共正在大量出口“豐收糧”而作罷了。

這位數學家也不謙虛，居然說自己的“研究”是“最新成果”，“新”在哪裡呢？這種把自己做砸了的事推到別人身上的做法還算“新”麼？下面是他的前輩們的“成果”：

2000年，日本右翼“最新研究成果”，說南京大屠殺是中國兵干的，要找中國人自己算帳！為什麼呢？因為是中國兵在逃跑時搶劫、強姦，是中國督戰隊殺死自己的士兵，是中國軍人在與群眾爭搶逃命船時槍殺中國群眾，等等

還有1995年北朝鮮的“最新研究成果”，說朝鮮水災是美國污染環境的結果，是美國人用小汽車太多的結果！(就不知道為什麼當時韓國沒遭此災)

還有60年代大蒙古人民共和國的“最新研究成果”，他們認為：蒙古當時生產計劃沒完成完全歸疚於中國撤走專家、撕毀合同，提供低劣產品，等等！

可笑的是，這位數學家竟把日本人的強盜邏輯也用在了他的結論中：日本右翼在為“南京大屠殺”消災時，把日軍的野蠻行為推責給中國，說是因中國軍隊的頑強抵抗而激怒了日軍士兵，這裡面的強盜邏輯是：我日本可以侵略，但你中國不能反抗！

同樣，在這位數學家的結論中，也把大饑荒的責任推給美國(還搭上個蘇聯)，歸咎於所謂的“經濟封鎖”，他的強盜邏輯是：我中共可以反帝反修，但你美、蘇不能來“封鎖”！

這位數學家還以為別人的智商都停留在三歲，搬個“線性模型”出來就可以矇混過關了！

打發完上述諸多愛國活寶後，我們就要來認識一下“三年饑荒”的真正原因。

1961年5月，劉少奇到他的家鄉湖南省寧鄉縣花明樓公社和長沙縣廣福公社進行了為期四十四天的調查工作。調查結果得出了「三分天災，七分人禍」的結論。

1961年5月31日，劉少奇在中央工作會議上講道：

“這裡提出一個問題：這幾年發生的問題，到底是由於天災呢，還是由於我們工作中間的缺點錯誤呢？湖南農民有一句話，他們說是『三分天災，七分人禍』。我也問過幾個省委幹部。我問陶魯笳同志：在你們山西，到底天災是主要的，還是工作中的缺點錯誤是主要的？他說，工作中的缺點錯誤是造成目前的主要原因。河北、山東、河南的同志也是這樣說的。其他一些省我沒有問。總起來，是不是可以這樣講：從全國範圍來講，有些地方，天災是主要原因，但這恐怕不是大多數；在大多數地方，我們工作中的缺點錯誤是主要原因。”

(見《20世紀中國通鑑》第三冊，p430，蔡翔等編)

另外，1981年，中共在《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干歷史問題的決議》說：

“……廬山會議後期，毛澤東同志錯誤地發動了對彭德懷同志的批判，進而在全黨錯誤地開展了“反右傾”鬥爭。……這場鬥爭在政治上使黨內從中央到基層的民主生活遭到嚴重損害，在經濟上打斷了糾正“左”傾錯誤的進程，使錯誤延續了更長時間。主要由於“大躍進”和“反右傾”的錯誤，加上當時的自然災害和蘇聯政府背信棄義地撕毀合同，我國國民經濟在1959年到1961年發生嚴重困難，國家和人民遭到重大損失。”

我們剃開上述說法中的一些掩飾性語句，就會清楚地發現，儘管存在着自然災害，但“三年困難”(“三年饑荒”的委婉說法)的主要肇禍者，是中共，是中共的“大躍進”殺了人，是中共“工作中的缺點錯誤”殺了人，這是一場實實在在的“人禍”，而不是什麼“天災”！

慘禍過去後的1962年，中共不得不作了政策調整，在它公布的“農村人民公社六十條”等有關文件里，又恢復了農村家庭副業、自留地和城鄉個體工商戶的地位。在“共產風”中趕出去的私有制又被請了回來，生產遂得以逐步恢復。

這就是歷史！

通過以上敘述，我們便不難看出，在“南京大屠殺”和“三年饑荒”的問題上，日本右翼和中國的愛國賊們正完全臭味相投地做着同樣否定、篡改歷史的事情。

可以斷言，儘管是徒勞的，但他們還會“爭論”下去。

不過，我們可以奉勸他們自問一下：

既然愛國賊們可以放着關於大躍進、大饑荒的各種沉痛回憶於不顧，而只曉得一味地以各種自作聰明的手段去挑“餓死3000萬”的漏洞，那麼日本右翼又為什麼不可以置南京慘案的倖存者、老慰安婦等人的哭訴於不顧，而只曉得一味地以同樣的手法去挑“南京大屠殺30萬”、“日本侵華殺害中國人3500萬”的數字的漏洞呢？

在後續的文章中，筆者還將向讀者們介紹在其它歷史問題上，愛國賊和日本右翼的醜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