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評品人物與個人恩怨 |
| 送交者: 馬悲鳴 2002年01月10日15:44:56 於 [天下論壇] 發送悄悄話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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評品人物與個人恩怨 馬悲鳴 南朝·宋·劉義慶在《世說新語·上卷·德行第一》有連續三段文字如下∶ 十一，管寧、華歆共園中鋤菜，見地有片金，管揮鋤與瓦石不異，華捉而擲去之。又嘗同席讀書，有乘軒冕過門者，寧讀如故，歆廢書出看，寧割席分坐，曰：「子非吾友也！」 十二，王朗每以識度推華歆。歆蠟日，嘗集子侄燕飲，王亦學之。有人向張華說此事，張曰：「王之學華，皆是形骸之外，去之所以更遠。」 十三，華歆、王朗俱乘船避難，有一人慾依附，歆輒難之。朗曰：「幸尚寬，何為不可？」後賊追至，王欲舍所攜人。歆曰：「本所以疑，正為此耳。既已納其自托，寧可以急相棄邪？」遂攜拯如初。世以此定華、王之優劣。 這三段文字裡的第一段就是有名的“管寧割席”典故出處。凡知道這個典故者，無不佩服管寧而鄙夷華歆。但看過了後兩段才發現，其實華歆的德性總還比王朗強。 《世說新語》裡就到此為止了。而如果把王朗和當時的其他人物比較，可能還有比他更低下者。王朗就算說得過去了。 從人品上說，管寧高於華歆，華歆高於王朗。我是讀《世說新語》長大的，故也喜歡評品人物。這評品人物也是文章之一流，只要不涉嫌誹謗就行。 現在我正在評論吳征楊瀾請律師警告曹長青案。因為我的看法與廣大網眾意見相左，就有人指我與曹長青有個人恩怨。 這是不讓人講話了。 他曹長青能評品高行健、艾蓓與吳楊，我馬悲鳴為什麼不能評品他曹長青。誰給的他豁免權？現在網上每天有多少人評品我！？ 我從來不曾打電話，偷設電話錄音去偵察曹長青的底細。我指出他偽造《人民日報》案和“護照改名”都是他自己炫耀出來的。這種低下的人品，如何還能評品艾吳楊的造假呢？ 我並不否認艾吳楊也有造假的可能，但曹長青的造假是落實了的。與有造假可能者比，能落實造假者的人品更低下。曹長青與艾吳楊相比，就好似王朗比華歆，或者華歆比管寧。但還有比曹長青更低下者。比如直接罵村話的吳國光就連曹長青都不如。 在吳國光與曹長青的互相責難中，我還曾給曹長青助過拳（見附錄）。曹長青最近發表《民運人士，丟死人了》也寫得不錯，結果遭到王希哲和劉國凱的抨擊。這兩位文革餘孽就比曹長青的人品更低下。因最近沒空，否則我還會在他們之間給曹長青助拳。 曹長青的大部分評論我都看不上眼，但偶爾也能出幾篇不錯的。高行健、艾蓓、吳楊比曹長青，與曹長青比吳國光、王希哲、劉國凱，就好比管寧比華歆與華歆比王朗。 【附錄】～～～～～～～～～～～～～～～～～～～～～～～～～～～～～ 一隊夷齊下首陽 ·馬悲鳴·
武王伐紂時孤竹國一對公子弟兄，長曰伯夷，幼曰叔齊，兩人一起攔住武王坐騎，力勸其不可以下犯上，以臣伐君，以暴易暴。武王不聽，滅了殷商。夷齊兄弟只好避居首陽山，義不食周粟，竟至於餓死了。後儒多以這對兄弟為守節的典範。 大清國坐穩了江山以後，明朝那些練儒術，講氣節的儒生怎麼好意思出仕？可那時還沒有計算機軟件工程這種腦力勞動專業，知識分子若不從舉業，就得回家務農了。而務農是很辛苦的事，又不能旱澇保收。清王朝當然不願意看到滿天下的儒生都給明朝守節。康熙皇帝也看出了這些遺民知識分子的窘態，於是開了個博學鴻詞科的考試。名稱很好聽，其實只是做做樣子。只要知識分子肯出來應舉，就都能給個官做。開頭還有很多人觀望，假裝在那裡守節。等看到首屆舉子如此輕易就當官取富貴以後，他們再也守不住了。於是從第二期開始，天下知識分子的絕大多數就都趕來應舉。康熙以此法讓儒生們輸了個徹底，保證了大清國小三百年天下的安定團結。 當時有人譏諷那些趕考的舉子是“一隊夷齊下首陽”。我們可以想象一群破衣爛衫假裝的伯夷叔齊們排着長隊，浩浩蕩蕩走下隱居的首陽山，進京求富貴時的那付沒骨頭樣子。
最近《北京之春》連續載文，討論海外民運人士回國是否有失尊嚴。筆者的看法是∶“無名之輩無所謂，有名之人有講究”。名人回國確實應該考慮自己的身分。 當年元朝的忽必列汗滅宋以後非常器重被俘的南朝狀元宰相文天祥（文山）。文天祥雖然才華橫溢，可生活上卻是個很不拘小節的花花公子。忽必列優待文天祥，虛宰相之位達數年之久以待其降。但文天祥還是寧願死節。最後忽必列只好成全了他。文天祥在禁所時他弟弟文溪來信問自己是否可以出仕的問題。文天祥回答說可以。因為他的弟弟沒做過宋朝的官，沒食過宋朝皇家的俸祿，因此不欠趙家人情，可以出來給元朝做事。但他自己做過宋朝的宰相，因此必須盡忠，寧可死節也不能再給元朝做事了。文天祥是宋儒理學的產物。[1] 如果文天祥當了元朝的宰相，那麼今天人們會如何看待他呢？明朝沒有宰相，最高行政首腦叫大學士。明末的大學士洪承疇就具有能和文天祥比肩的才學與地位。他就被俘降清當了清朝的開國宰相。清朝的典章制度都是他一手制定的，而且定得相當不錯。後人心目中洪承疇和文天祥的歷史地位判若雲泥，連大清家都把他列名《貳臣傳》，最後他竟因此而氣死了。洪承疇是明儒禮教的產物。 曹長青先生在《有尊嚴地回家》一文里指責民運人士回國有失尊嚴，並以被中共當做典型宣傳的徐剛和吳國光等人為例。吳國光先生聞之大怒，發表文章質問曹長青∶凡當年海外的留學生幾乎無人不曾參加過反對中共武裝鎮壓的抗議示威，如今他們回國的越來越多，自己不過是他們中間的一員，憑什麼不可以回國？！ 這話很有道理，回國乃是吳先生的公民權利。但吳國光忽略了一個重要事實，即吳先生自己的政治名人身分。
記得六四過後不久和一位出得國來的名人打電話時，對方不無得意地說，美國有個內部掌握的政策，對“部主任”以上的前中共高級幹部給以特殊優待，可以直接拿綠卡，而不必象廣大留學生那樣年復一年地等待總統的特赦令。這個“內部掌握的政策”是否確有其事，筆者未曾查考，姑妄聽之。 在另一個公眾場合，某名人指着另一位名人介紹說，這位先生是六四跑出來的地位僅次於某某的，官位最大的人。 原來這些名人亡命美國之後，還是要講究他們自己在中共黨內掙得的地位！ 吳國光先生是《人民日報》的評論部主任，中共前總書記趙紫陽政治報告的起草人兼民陣綱領的起草人，還是鮑彤的得意門生。不但所有回國的留學生，就是在整個中國三十歲到四十歲之間的人里，大概無人能與吳先生比肩。吳國光直到最近還在海外發表內容廣泛的政治評論，是個至今沒有消聲匿跡的大名人。 和文天祥同意他弟弟事元，而自己則寧可死節一樣，名人回國確實要考慮是否有失尊嚴的問題。中共一貫的政治謀略是“儘量爭取大多數，孤立打擊一小撮”。對於海外民主運動來說，這“一小撮”就是包括吳國光先生在內的政治名人。既然是要孤立打擊這些名人，中共號召海外人士回國，既往不咎的政策，自然就不包括他們在內。 如果名人回國當然也可以，那就得忍受折腰的屈辱。中共正在那壁廂坐等着羞辱這些名人呢。回來一個名人，算是消滅掉一個名人的聲望和號召力。回來兩個，消滅一雙。回來得越多，消滅得越多。全都回來，全都消滅。乾淨、徹底、全部地完成分化瓦解海外民主運動的統戰指標。 六四之際，詩人徐剛和劉再復一起叛逃。徐剛在《民主中國》上發表了他是“頭頂着父親精液出生的”孩子以後，無法忍受大名人在海外乏人問津的寂寞，回國去了。把冒死救助過他的地下交通員出賣給了中共保安機關做重新獻媚的見面禮。他回國後即發表報告文學，恩將仇報地大罵收容他避難的仗義之國。徐剛此行，連劉再復都不齒。 吳國光先生在中共黨內的地位比徐剛更高，正是中共瞄準了要孤立打擊，或者等着回國受辱的那一小撮名人里的一個。可不知吳先生是怎麼想的，偏偏就大不列顛地回去了。但中共也不是省油的燈。他們隨手就把吳國光提溜出來和徐剛並列，做了個海外名人回國的典型四處張揚，盡情奚落了一番，而完全不顧及這位堂堂該黨前總書記政治報告起草人的麵皮。 當吳國光四處闢謠時，卻從不曾回過頭來想一下，中共為什麼要造謠和為什麼能造謠。蒼蠅不叮無縫的蛋，這個令中共有機可乘的破綻是吳國光先生自己賣給中共的。設若吳先生根本不曾回國，中共端是造不成謠。 象吳國光這一流的政治大名人踏入國門，中共怎麼可能裝聾作啞，充耳不聞，聽之任之呢？對於一個在中共高層混跡過的人來說，這些都是起碼的常識。 吳國光先生自取其辱而不自知，反而在一些枝節小事上強辯。孰不知中共已經不計較包括吳國光在內的這一小撮海外名人的細微末節了。不管吳先生怎樣和中共辯，怎樣和曹長青辯，只要一回國，就算是輸掉了。
趙紫陽和八九學潮都敗了。不管是偉大的失敗也罷，“夾這尾巴逃跑了”的失敗也罷，反正是敗了。失敗者應該怎樣回國呢？ 法國的拿破崙也失敗過，並被流放到厄爾巴島上。後來他潛出該島登陸回國。拿破崙走到哪裡，哪裡的人民就起而響應。所有遇到的武裝阻截，拿破崙都步行從正面走上陣地前沿，直接報出自己的姓名。守備部隊的士兵一聽說是皇上回來了，馬上不再聽從指揮官的命令，掉轉槍口，連指揮官一起都加入到拿破崙身後的隊伍里歡呼前進。拿破崙兵不血刃，平步直回巴黎。這就是百日復辟，甚至是整個人類歷史上最激動人心的一幕。還有誰能做到這步田地？ 衡量中國的民運英雄也是如此∶踏上中國大陸，振臂一揮，就地拉出三百萬軍隊，把殘暴不仁的共產黨給推翻了。這是天下第一條好漢。做不到這一步的，別再牛氣！ 第二等人物回國得搶着坐牢去。第一條好漢的功勞是沒本事想了，但苦勞還是要爭一爭的。將來勝利了，雖然數不出功勞來，總還剩點苦勞。 到第三流的人物才能說得上拒絕回國的夷齊。反正美國超級市場上賣的食品都不姓“共”，怎麼吃都不怕失節。 比第三流再低一層的才是那些回國觀光的精英或者政治名人。這其中不曾有過官身的還好說些，可是象給趙紫陽當過官的名人如吳國光者就更有身分上的不當。
吳國光和徐剛之間確實有五十步與百步的差別。但不回國的夷齊與吳國光之間也確實有零步到五十步的差別。曹長青的第一篇文章已經算是把話說到點子上了；儘管有些言辭上的不敬，也沒有什麼反駁的餘地。吳先生駁之，決於回與未回兩句之間耳。若果曾回去過，則曹長青沒有造謠。 吳國光回國就和當年挑起八九學潮的方勵之避難美國使館一樣，幹了不是自己的身分可以幹的事！方勵之此行至今還在遭受時任美國駐華大使李潔明的責難。而任何其他沒有這種特殊身分的人避禍外國使館或者回國都不會引起類似的非議。吳國光先生當然可以拿自己的公民權利辯解，但那也就不用再指望大名人的聲望和號召力了。 六四剛過時，曾有很多大大小小的名人出過好一陣子風頭。可他們如今都在哪裡？ 沒人知道！ 他們或許改行作生意去了，或許就真的是回國了。這些人為什麼既沒遭到曹長青的指責，也沒有受到中共的奚落呢？因為他們已經不再趟政治這一行的混水，不再當名人了，而吳國光先生卻為虛名所累。 當名人，尤其當政治名人，是很得意的事。正因其得意，也就不可能當得太便宜。當年那些精英們忘乎所以地成名，輕易就敢以職業政治家自詡的時候，萬萬沒有料到今天還有不能隨便回國和動輒得咎的倒賠。其實這種對當初“得意”的支付，旁觀者看着是很公平的事。 要麼不當名人，那麼來去自由。要麼當名人，那麼就得隨時想着自己的身分和公眾形象。當政治名人和來去自由，二者不可兼得，就看您是取魚還是取熊掌了。
海外的事業已經差不多算是輸了。現在我們還要等着看提出“我們要笑着回家”的通緝要犯柴鈴、李祿之輩回國；等着看譴責徐剛回國賣友求榮的劉再復回國；等着看在講演中發誓∶“楚雖三戶，亡秦必楚”的趙紫陽手下的體改所所長陳一咨回國。 如拿破崙般平步北京，推翻共產黨是不用想了。只要這些類似的精英名人既沒有如格瓦拉般真的回國運炸彈，拉杆子，又不肯爭着回國坐牢，而是“一隊夷齊下首陽”；不管下了首陽幹什麼去；就意味着整個海外民運事業徹底輸光。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附錄】～～～～～～～～～～～～～～～～～～～～～～～～～～～～～ 關於“尊嚴”的故事、笑話和感想 ·吳國光·
…… 按照“馬悲鳴”批評我的文章所說，“蒼蠅不叮無縫的雞蛋”。也是，人家那位有尊嚴的老太太為什麼就要屈尊盤問我呢？肯定我是有什麼地方讓她看着不順眼。既然讓人不順眼，一定不是什麼好人，問問你又怎麼了？ 這就是曹、馬們的邏輯。而我居然敢不接受甚至反駁他們的理直氣壯的批評謾罵，他們就要抱怨“被封住了嘴”。曹長青質問：天下到底還有沒有公理？我看，有也不多了，因為：被“活着的上帝”的徒兒曹長青屈尊賜罵幾句的人，不僅不趕快口稱萬歲，低頭認罪，居然還要還嘴！而且“這裡是有法制和新聞自由的美國”。簡直是笑話！ …… 給曹長青幫腔的“馬悲鳴”，已經看出了曹氏的這個根本破綻：你憑什麼對別人回國這樣的事情說三道四？於是，“馬悲鳴”自己創造了“無名之輩無所謂，有名之人有講究”的原理來替曹長青補台。按照“馬悲鳴”這個邏輯，“名人”就是公眾人物，而“政治名人”就是政治人物，所以他們的行為就是政治行為，因此是必須受到監督和批評的。好了，現在，我們看看吳國光是不是一個“政治名人”呢？“馬悲鳴”這時當然毫不吝嗇地抬舉我了，賜封我為“大名人”，而且是“政治大名人”。於是，被抬上了“政治大名人”轎子的我，當然就得乖乖地接受曹、馬們的亂棒，最好我還能笑顏相對、極有風度地口稱“感謝”，尊曹、馬為“政治大名人”的“指導”和“國師”。 這真是一個一廂情願的大笑話。淺薄可笑的馬悲鳴，你張嘴一封我就真的成了“大名人”了嗎？我一旦成了“大名人”就得挨你和曹長青之流任意糟踐了不是嘛？這真是對民主政治中公眾對於政治人物的監督和批評權利的最為荒唐可笑的理解。在民主政治中，人們對於經由一定製度途徑產生的公眾政治人物具有批評和監督的權利，包括通過媒體來批評他們。就象曹長青所僅知的，克林頓總統必須“接受和忍受媒體的轟炸”。可是，一個聽來簡直愚蠢可笑的問題是：吳國光是克林頓嗎？吳國光是曹長青和馬悲鳴們所選舉產生的“總統”或其他什麼這類玩意兒嗎？結論不言自明：曹長青根本沒有任何權利對我說三道四、指手劃腳。 “馬悲鳴”是懂得上面這個道理的，所以他不象曹長青那樣撒潑罵街。他耍了一個花招，創造了“政治大名人”的頭銜來頂替曹長青的“總統”，教育我說：你既然是“名人”，而又要回國，“那也就不用再指望大名人的聲望和號召力了”。謝天謝地，誰指望過？“馬悲鳴”賜封的“大名人”，我嫌爛污都來不及，還指望有什麼“聲望”？在曹長青和馬悲鳴們之中具有“聲望和號召力”嗎？饒了我吧，我寧願去打掃廁所，我想那裡也不見得更加骯髒污爛、臭不可聞。 …… 我們這裡就有現成的兩個例子，即曹長青和馬悲鳴。從貝嶺所舉曹長青對於自己名位的病態重視的例子，可以看出曹氏是一個“自我”很強、名利心甚重的人。在中共專制制度下，曹長青尚且可以做個不大不小的官兒；到了美國這個自由世界，他居然落魄到要靠罵人吃飯——我們可以想見他的悲憤心境。於是，我們也就可以理解，為什麼曹長青要在文章中不斷提及我曾經是人民日報評論員和趙紫陽講演稿撰寫人等這些與主題毫不相幹的事情。據說我在“炫耀”這些東西。如果我在和曹長青辯論回國問題時提到我的這些經歷，那是我神經有毛病。如果我在發表自己記錄的趙紫陽講話時交代這一點，那不過是在敘述一個事實。總之，我不覺得自己因此比別人多出一點兒“尊嚴”，有什麼可“炫耀”的？曹長青可能有點兒太在乎我的這點微不足道的經歷了，所以他出於保護和平衡“自我”，宣稱“即使讓我當趙紫陽演講稿的第一撰稿人我也不干”。你無聊不無聊？你可憐不可憐？誰請你幹了？誰都可以不干任何他不願意干的職務，就是有人請你干而你又不干，這又有什麼可牛皮的？曹長青口口聲聲自己“作為一個知識分子”，以為一個在讀政治學博士的人就神聖到不能說“????”，甚至認為他的“記者同行”就應該高人一等，凡此種種，都是“自我”不能實現因而作祟的一副小家子像。這種人總覺得自己尊嚴不夠，於是要“裝份兒”，要宣稱“有尊嚴地活着”。活你的唄，誰理你呢？其實，你有這份工夫裝腔作勢、橫行霸道，還不如好好調理調理自己，那對獲得尊嚴應該更能事半功倍吧！ “馬悲鳴”倒是不“裝份兒”，他的戰術是掉幾個不着邊際的通俗書袋，拐彎抹角損人，以此來消解自己的不平之氣。象我這麼一點道行，居然被馬悲鳴看成“大名人”，因此你可以想見他反省之下對自己的懷才不遇有多麼傷心和懊惱。不過，老馬啊，既然被你抬舉，我也得夠朋友，和你說幾句知心話：第一，滿世界都闖蕩這麼多年了，怎麼眼眶子還這麼淺？以後可別“露怯”。第二，雖然我是個“政治大名人”，可是在中國並沒有當過任何官。真不好意思辜負你的提攜，可也得怨你情報太不准。第三，罵名人既然是你已經選定的成名途徑了，為什麼不撿些名氣確實大的人物來罵罵呢？其實你也甭怕他們，毛主席不是說嘛：小人物肯定超過大人物。我呢，也不是說不讓你罵——叫你罵上幾句就能成為一個“大名人”，這種好事哪兒找去？比我自己瞎努力這麼多年還管用。可是，我也不能光顧自己，也得替你想想。就我這點兒名聲，就算都被你罵爛了、全被你繼承了，馬悲鳴又能成多大氣候呢？趁年輕，你還是趕快另攀高枝、早“吃大戶”去吧。 【附錄】～～～～～～～～～～～～～～～～～～～～～～～～～～～～～ “政治大名人”典出何處？ ·馬悲鳴· 拙作《一隊夷齊下首陽》用了幾個小典故，被吳國光先生譏為“掉書袋子”。其實那篇文章的書袋子還沒有掉乾淨，現在把“一隊夷齊下首陽”的全詩補足如下，以享同好∶ 清朝聖旨試賢良，一隊夷齊下首陽。 所謂掉書袋子，就是指寫文章用典。吳先生譏笑筆者掉書袋子的同時，還抱怨鄙人亂給他加封“政治大名人”的頭銜烤他。在下本無義務加封吳先生。拙作指出吳先生的政治大名人地位其實也是在掉書袋子。張嘴封吳先生的並非鄙人，而是朱嘉明先生。 在“鄧小平之後的中國”討論會上，朱嘉明介紹吳國光時，說咱們這位仁兄乃“中國三十歲到四十歲人中最值得大家注意，最具潛力，而且能力也最全面的人”，“在今後中國政治中將發揮我們現在無法估量的作用”者雲（見《中國之春》的報導）。如果不指望大名人的聲望和號召力，還想對中國政治發揮無法估量的作用，那麼除了尚陰謀以外，還真替吳先生想不出什麼好途徑來。 從二十歲到九十歲這七個年齡組裡，只可能有七名“之最”的政治家。比如說，當今中國八十歲到九十歲之間最有才能的政治家乃是當今太上鄧小平。而中國三十歲到四十歲之間的“最、最、最”政治家，按照朱嘉明的當眾賜封，即是吳先生。如此精選的政壇英傑，安能不是大名人？ 據聞，吳先生幹過大名鼎鼎的《人民日報》評論員。《人民日報》評論員乃是中國首席評論員。當年吳先生手中那管硃砂篆刻着“橫掃千軍”的狼毫小楷也不知糞土過多少世間英物。如今輪到吳先生自己的人品與行事規則遭人評論了，這下子心理可怎生平衡？ 再掉個不着邊際的書袋子吧。清初有政策∶“留頭不留髮，留髮不留頭”。大家都得剃頭梳辮子。一時間滿街都見剃頭匠給人剃頭。有人作詩詠之曰∶ 聞道頭堪剃，何人不剃頭？ 如今請看吳先生這位剃盡天下人頭的中國首席剃頭匠亦被人剃了個淨光時，那付老大不高興的嘴臉躍然紙上；好比是陷進了英國哲學家羅素那個∶“剃頭匠給‘不給自己剃頭者’剃頭”的“剃頭匠悖論”也似。 不過，老吳先生阿，看在大作一再“揚馬抑曹”的份上，鄙人這廂也得夠朋友，和先生說句知心話∶剃了閣下腦袋的曹長青不是聲言美國乃言論自由的地盤嗎？先生大可抱定了“剃自由他剃，頭還是我頭”的宗旨__罵則由他罵，該回國還是應該照回不誤。我就不信他曹長青能阻截得住！ 中國士大夫不是還剩個光榮傳統嗎？__“笑罵由他笑罵，好官我自為之”，就是這個道理。 ～～～～～～～～～～～～～～～～～～～～～～～～～～～～～～～～～～～ 主席∶ 下面我們請吳國光先生發言。吳國光先生雖然還很年輕，但是是資深人員。他是山東人，生於1957年。北京大學畢業後，又攻讀於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曾任中國社會科學院院長馬洪秘書，《人民日報》評論員，評論部主任編輯，中共中央體制改革研究室研究員。一九八九年到美國後，曾為哈佛大學尼曼學者（Nieman Fellow），哥倫比亞大學東亞研究所魯斯學者（Luce Fellow）。現為普林斯頓大學政治系博士候選人，兼任當代中國研究中心綜合學部常務協調人、《當代中國研究》主編。 除此之外，因我認識他時間較早，我覺得他是中國三十歲到四十歲人中最值得大家注意、最具潛力，而能力也最全面的人。我相信他在今後的中國政治中將發揮我們現在無法估量的作用。所以，希望大家非常認真地聽他發言，證明我對他的判斷沒錯。（掌聲） 吳國光∶ 謝謝主席（朱）嘉明。他這廣告一做，我下面沒法講了。不好意思。 …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附錄】～～～～～～～～～～～～～～～～～～～～～～～～～～～～～ 另一個“人” ·林培瑞（著） 夏 友（譯）· 大約五年前，中國一位有影響力的文學評論家李陀宣布他將努力在日常語言中禁絕使用“最”字。李陀認為在毛的年代中，“最”字被濫用了：偉大舵手是“最最敬愛的我們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陽”，黨是“最偉大，最光榮，最正確的”。李陀認為唯一能擺脫毛的陰影的辦法是從語言上除根。 … 【附錄】～～～～～～～～～～～～～～～～～～～～～～～～～～～～～ 名利濃於酒 … 一隊夷齊下首陽，幾年觀望好淒涼。 後來又開第二次“博學鴻詞科”，再收服第一次未收服到的人。因為許多人看見第一批“博學鴻詞科”的人，都有很好的官位，自己就更忍不住了（從這裡看，中國人講究的節操，要守住真是難事，自己的中心思想能終生不變，實在是最高的修養）。第二次去的人更多，考場的位置都滿了，後去的被推到門外，有人便吟詩挖苦： 失節夷齊下首陽，院門推出更淒涼。 ～～～～～～～～～～～～～～～～～～～～～～～～～～～～～～～～～～～ 若以徐剛類比第一隊下首陽之夷齊，則被中共盡情奚落的吳國光便是第二屆因後到而被推出院門的舉子。吳國光氏後來的再度發狠便如這後一首詩所云∶ 失節夷齊下首陽，院門推出更淒涼。 【附錄】～～～～～～～～～～～～～～～～～～～～～～～～～～～～～ 評架而不勸架 ·吳逸夫·
中國人是喜歡看熱鬧、看吵架的。從前還喜歡看殺頭，如今畢竟社會進步文明多了，喜歡看殺頭的人大概已經不多，但愛看吵架的心理恐怕短期內難以改變。 兄弟當初對民運的吵架也深感失望，但因為看得多了，漸漸地悟出個道理：這些吵架是不可避免的，因而是正常的；我們該做的不是去無謂地勸架，而是儘量從觀架中引出一些積極的東西來，從而使吵架的水平有所提高。
看曹長青罵回國民運人士的文章感到很有道理，看那些被罵民運人士自辯和反罵的文章也感到很有道理。最後覺得還是馬悲鳴先生的《一隊夷齊下首陽》最為公允而得要領。 但馬先生的文章也只是指出回國的民運人士是走出首陽山的伯夷、叔齊，並沒有牽涉到究竟如何評價這倆兄弟的問題。事實上，中國人對這兩個歷史人物的評價幾千年來一直是有分歧的：有人推崇他們為堅貞守節的典範，也有人嘲笑他們為頑固迂腐的象徵。 可見迂腐和守節之間並沒有絕對的界線。其實判斷迂腐和守節還牽涉到兩個變數：“何所守”（舊政權）和“何所歸”（新政權）的性質。俗話說罵狗還得看看主人，這裡起決定作用的是新、舊政權的性質。 最簡單的情況當然是舊政權為暴政而新政權為仁政，那麼歸順新政權當然是“棄無道而就有道”的“起義”；或者舊政權是仁政而新政權是暴政，那麼守節的必要性才會明顯。但如果新、舊政權皆為暴政或仁政，那麼問題就複雜了。也許暴和仁的程度還有區別，那多少還有一點標準可循。為難的是兩者暴、仁的程度相差不明顯時。 作為老百姓，其實倒還簡單，反正誰上台他都得照樣納稅吃飯，這是基本人權，那麼老老實實在新政權下作順民就是了。但面子上總還應該好看些，於是“勝者王敗者寇”的歷史觀就大行其道。這種歷史觀實在是小民心理上的自慰器。 但對於涉足政治的人就不同了。在難分是非的情況下，還是以肯定守節為好，因為趨利避害是人的本性，那是不難做到的，而守節多少需要一點犧牲精神，需要鼓勵鼓勵。如果人人都“見勝兆而紛紛聚集，察敗象而惶惶逃散”，那麼，這個世界也太單調了。現代的伯夷、叔齊們至少為這“咸與維新”的大格局增加了一點多元的色彩。 因此，我的意見大致和馬悲鳴先生相同：歸順是老百姓的權利，而守節是政客和作為“准政客”的“士人”（不完全等於知識分子）的義務。 二、測不準原理和多元化 曹長青和回國民運人士的分歧，在於怎樣才能最有效地推進中國的民主化：是接觸合作呢還是批判抵制。而這裡面牽涉到太多的不定因素，包括一些沒有說出的切身利益問題，而且這些因素環環相扣，互相糾纏。例如飯碗問題，可以說是個切身利益問題，但又不完全是，因為有了飯吃才能，或至少是才能更好為民主奮鬥。 根據測不準原理，同被觀察對象接觸越少，判斷結果越正確。那麼，也許只有置身於這場是非之外的人才能旁觀者清。如果站得高一點，那麼可以說這種吵架本身是一個多元化積極因素。 即使“在共產黨領導下走資本主義”的道路真的成功了（這個可能性是很大的），這也不足以判定“抵制派”是全然錯誤的。首先，抵制派可將失敗的責任推給對方的牽制和“助紂為虐”。其次，在旁觀的立場上，也可說“承認派”的成功正是因為有抵制派給他們當出頭鳥、做惡人，當承擔閘門的苦力，因此中共當局才能容忍“承認派”民運人士，使有空隙可鑽，有好人可做。假如沒有海外激烈抨擊中共的掩護槍響，戴晴的“狂妄”反黨言論不被當做首要打擊對象才怪，哪能象現在這麼自在地拿着外國的“自由金筆獎”、“自由論壇獎”在北京寫作呢。 從這個角度來說，各派民運人士是在合唱一台戲，一個紅臉，一個白臉。退而言之，明爭總比暗鬥好，互相罵罵是不妨的，可以活躍空氣、活躍思想。但千萬別太上火了，別太進入角色，不要讓中共成了導演。別忘了主要對手應該是中共頑固派。我們可做的，應做的，是提高改善吵架的水平、層面，使之健康化，而不可能，也不必，去根本取消這種爭論。
周舵、戴晴會說，“在海外罵共產黨，算不得好漢，有種的回國來罵”。問題是中共能夠提供這個方便嗎？所以這話來指責海外罵家，是沒有多少道理的。應該轉身對共產黨說，“有理的不要怕人罵，你們有种放曹長青之輩回國罵嗎”才是。 馬悲鳴先生提出民運人士應該爭着回去坐牢，其實這也不是一廂情願的事情，韓東方要回去準備坐牢，中共就不讓。 我對周舵、戴晴還是甚為佩服的，他們畢竟還不同於一般的體制內改革派。他們對中共的批判是嚴厲的，有深度有新意的，那還是需要有一定道義勇氣的。更重要的，是兩位的溫和而執着的政治態度是始終如一的。西方論人很講究“一致性、完整性”（integrity）。其實這就包含了堅守初衷（守節）在內。 至於在廣場上號召別人不怕犧牲，後來自己卻利索外逃的廣場英雄，確實有言行不一和“船長逃生”的道德欠缺。但這一點也是指出就好了，實不必牽住不放、口殊筆伐、冷嘲熱諷。我更看不慣那些聲討者道貌岸然的神氣。失望是可以理解的，但不必深加指責。她（他）們畢竟都是二十來歲的孩子嘛，如果你們在他們的年齡，在他們的處境，又會如何呢？ 當然，如“船長不能逃生”一文所說，她（他）們作為學生領袖的信用算是完了。以後還是好好讀書打工吧，小狗子最好還是不要再養了吧，有時間去腳踏實地地作些民運的打雜工作，才對得起廣場上犧牲的同學們。或者乾脆要求回去坐牢。中共革命時期許多在路線鬥爭中蒙受不白之冤面臨槍斃的黨員就要求去白區或前線工作，以表心跡，如無可能，則表示願接受其他形式處死以便省下子彈去打蔣匪、日寇。“文革”中一些斗輸而想不通的紅衛兵就去越南打美帝以顯忠心。這種寧願去同敵人搏鬥，不願受同志窩囊鳥氣，寧願清清白白死於敵人槍口，不願糊裡糊塗死於同志之手的悲壯舉動，不失為一種減少內耗轉移矛盾的方式。好在如今犧牲是不大可能的了。 說到方勵之的逃進美國大使館，兄弟很替他不平。他是中國著名學者中第一個公然離經判道的，當年吶喊的勇氣確實不凡。而八九民運之時，大概是長期孤軍吶喊已經有些疲勞了，或者敏感到群眾一旦起來時更需要的冷靜和節制，總之是已經不那麼慷慨激昂了。他沒有以領袖自居，也沒有號召學生堅守廣場或不惜犧牲，所以自沒有以身殉職、殉諾的義務。他一直把自己定位為首先是一個科學工作者，這種始終如一的敬業精神是可貴的。 有人指責他是平時吶喊人民起來爭取民主，群眾一旦起來卻不敢出來承當領導角色的葉公好龍。其實，在一個“見勝兆則紛紛聚集，察敗象而惶惶逃散”陋習盛行的國家，高潮中保持低姿態和低潮中保持高姿態才是難能可貴的。這也就是我們在“一隊夷齊下首陽”的形勢下讚賞留守首陽的抵制派的原因。 馬悲鳴指出名人不好當的道理。但總還是需要有人出頭露面、赤膊上陣。所以對名人太苛求也不好。“文化革命”時揪斗老幹部時我的一個感覺是反正革命稍犯錯誤就是反革命，稍有動搖就是叛徒，而從來不革命的永遠是“革命群眾”。現在清算民運名人的傾向也不要泛濫才好。因為失敗，就指責不斷，這種勢力眼思想方法也不健康。至於有一些人物在民運高潮時默默無聞，低潮時卻出來指三道四，或批判中共時悶屁不放一個，民運反思時卻姿態特高，對此也要具體分析。當然就別提那些“手拿綠卡罵漢奸”的賤民、奸民了。 民運名人要反思，民運群眾也同樣要反思。本來嘛，名人有錯誤，下來輪換就是了，“皇帝輪流當，明年到我家”，名人最好也不要終身制。可惜的是敢於拋頭露面的人太少。自己不願意承擔風險責任，又妒忌別人拋頭露面出臭汗爭來的名氣；既希望人家貢獻一輩子，又眼紅人家的出名一輩子，這也不是健康的心態。高潮時領袖、名人的狂熱，不也是狂熱的群眾捧出來的麼？名人內鬥時語言過火、人身攻擊，原因之一也是迎合民眾好看熱鬧、聽醜聞的心理。成也蕭何，敗也蕭何。魯迅說中國的大眾，喜歡把名人捧得很高，然後狠狠地摔下來再踩上一腳。看來，有什麼樣的群眾，就有什麼樣的領袖、名人。當初就不必期望過高，現在也不必失望過深，指責過激。讓我們一起來沉痛地反思，別只是一味地互相指責。 旁觀者清只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是不當家不知柴米貴。站得太遠也會看不清的，沒有發言權的。
曹長青對貝嶺的指責暗示貝嶺有出賣民運的幕後交易，而貝嶺的自辯又暗示自己回國還作了一些地下聯繫工作。這裡的微妙是非外人甚難插嘴。 假如某些民運人士回國，在作了一些表面的妥協之後，回國後確實扎紮實實地作了一些有益民主的工作，這當然很可貴。但這種大手筆是不容易做到的，不宜作為一般人之師表而提倡。《後漢書·馬援傳》記載，馬援聽說他的兩個侄兒結交俠客，就寫信告誡他們說：“大俠客季良和大儒伯高，都是我所十分尊重的人物。但是我只希望你們去學習伯高而不要去學季良，因為季良這種人太難學，不是一般人所能做到的。學習季良不成功，就會成為天下人所嘲笑的輕薄子，成為違法亂紀的人，好比畫虎不成就會成為狗（畫虎類犬）；而學習伯高比較保險，即使不成功，還不失為一個對社會有用的厚道人，安分守己的老百姓，好比畫天鵝不成，多少還象只鴨子（刻鵠類騖）。” 抗戰時期漢奸，不少也是出於“曲線救國”的本意，結果國是沒有救成，漢奸的帽子卻歷史地落到了頭上。日本人不是傻瓜。地下工作者是那麼好當的嗎？你要利用日本人給你的身份，日本人當然不會讓你白白利用。周總理大概也是走的曲線糾毛的路線，但事實上成了毛的幫凶同謀。他要利用毛澤東給他保留的地位干好事，但毛澤東更會利用他，他為了保住地位必須先去服從毛一起犯罪。在這個互相利用的關係中，通常是權力大的一方占便宜。不能不擔心，如今“回國搞民運”的人，恐怕有不少會自覺不自覺、被迫不被迫地成為中共的幫凶。
如今，曾經參加過民運的留學生紛紛回國已經是不可避免的了。一首發表在匿名電腦網絡組的“綠卡歌”就生動地刻畫了這種揚揚自得的心態： 大家來美衝着卡，人人都來搶綠卡。 兄弟認為這未必就意味着整個海外民運的徹底輸光。對留學生回家找機會應持理解態度，其中許多人在攢錢的同時，可能也會盡其所能作些有利於民主的工作。只要不是懺悔着鑽狗洞回去，這種來往總還是進步的表現，對雙方都如此，這是一種良性的互動。事實上也可以說這種比較寬鬆的關係是海外民運奮鬥爭取來的成果。希望這的確能成為中國和平演變的一個正面因素，我們樂觀其成。 但是我們不能不警惕一面倒的危險傾向，總希望首陽山上人不要走空了才是。只要國內的言論自由沒有實現，一個海外獨立的、尖銳的批評聲音，無論如何是絕對需要的。否則又是象毛澤東時代那樣一片歌功頌德聲音，這正是最容易產生毛澤東的社會條件。 郭沫若曾吹捧毛澤東“有雄文四卷，為民立極”。可是當時中國只有一“極”，八億人民都圍繞這一極，生存空間就極度地縮小了。現在抵制派、激進派能站出來用激烈的言語批評中共，那就是為民立了另一極。唯有在多極的張力之下，中國人民（自然包括溫和改革派）的生存空間才能有充分擴張的保證。□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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