標題: 國人眼下能指望的最佳制度 (433 reads) 時間: 2009-3-09 周一, 下午2:09 -------------------------------------------------------------------------------- 作者：蘆笛 在 蘆笛自治區 發貼, 來自 http://www.hjclub.info 國人眼下能指望的最佳制度 蘆笛 一、天下並不是只有一種生活方式 老金引用韓寒的“理想國”藍圖，大家都不同意，這再自然不過——大家都生活在西方健康的社會環境中，都接受了“普世價值觀”，回首神州，但見一片污濁。出於對故國的感情，當然盼望國人也能生活在類似的健康社會中。如果不是這麼想，反倒是涼薄之輩了。 勿過，我能理解老金和小韓的心思，如果在國內，我也只會有類似要求。其實自俄羅斯開始顯示倒退跡象來，我就一直在想這問題，越想越覺得天下並不是只有一種活法，並不是所有的民族都能有健康的活法。你若嫌大家活得不乾淨，把百姓煽動起來換個活法，只會活得比原來更糟糕。中國自辛亥以來的折騰史，不就是這簡單道理的反覆證明麼？比起來，俄羅斯和獨聯體其他國家走回頭路，應該算是林副統帥說的“損失最小最小最小，勝利最大最大最大”了——畢竟，人家無論是“天鵝絨革命”還是“天鵝絨復辟”，都是和平進行的，沒有如中國一般殺到血流漂杵。 前段看電視，記者從西到東橫跨整個俄國，沿途採訪各色人等。給我的感覺是：鐘擺又大幅度地擺回去了，俄羅斯民族的下流劣根性再度頑強地表現自己，那個所謂“民主國家”跟大家在西方見到的完全是兩回事。這證明了17世紀的英國思想家洛克強調民族傳統在變革社會制度中的重要性是何等英明。倘若社會制度的變革超越了民智水平，則社會絕無可能達到穩定點，一定會向舊的生活方式回落，直到重新取得平衡為止。可笑的是晚生兩個世紀的馬克思還沒這點見識，這才會提出“唯物史觀”來蠱惑落後國家的愚民與更愚昧的知青。 據那電視採訪，如今的俄羅斯的民情與中國也差不多，“民族主義”成了時代最強音。接受採訪的大學生們都表示，俄國現階段最緊迫的任務，是恢復過去的超級大國地位，改善人民生活，實行民主乃是後一步的事，空洞的原則並不能代替實惠，云云。據記者調查，俄國仍有少數信奉西方自由主義的知識分子在活動，但他們並無市場，跟中國的自由主義者們處境也差不多，同樣是“曲庸和寡”，形單影隻。 前段俄國舉行的民意測驗證實了那電視採訪，斯大林那人類有史以來最大的屠民儈子手竟然成了聲望第二高的歷史人物。據說他本來名列第一，後因組織調查的人做了許多工作，這才改成了第二。這種“民調”也只有那下爛國家才會幹——調查者豈能干擾受試者的自由意願？如此做出來的調查還有什麼客觀性可言？ 俄國人擁有的言論自由恐怕還不如中國。據那部電視系列片披露，莫斯科有個異議人士專門在博客上抨擊政府，沒多久這位仁兄就被暗殺了。另據報紙報道，去年年底有位波羅的海國家（是哪一國記不住了，反正不是立陶宛就是拉脫維亞）的作家鋃鐺入獄，判的刑期還相當長，唯一罪狀就是他在報紙上發布預言，說該國經濟即將崩潰。這些爛事若發生在西方，肯定要引起大嘩，被害者還可能如馬丁•路德•金一樣名垂千古。然而英勇的前蘇聯人民卻莊敬自強，處變不驚，絲毫沒有在意。 這些現象說明什麼涅？說明世上有些民族喜歡統治者來屠殺自己，“屠民治國論”的信奉者並不限於中國。無論是英勇的中國人民，還是偉大的俄羅斯人民，似乎都同意“為了大多數人的利益，統治者殺害一部分人民是完全必要的，是非常及時的。殺人不是看他是否犯了死罪，而是看治國是否需要”的偉大真理。 由此可見，所謂“普世價值觀”，就連在 “民主國家”俄國也行不通，這世上就是有許多人認為自己的福利遠比他人的性命重要（此乃屠民治國論的出發前提）。既然如此，那推論就是：不是所有的民族都能按照西方的健康標準過日子，有的民族就是要在泥地里打滾。這是傳統決定的，與生產力發展基本無關——光榮革命時代的英國不必說，美國獨立時也還處於前工業化時代，論生產力水平根本不能與今日中國或俄國相提並論，然而彼此信奉的價值觀卻天差地別。由此又可導出：經濟的發展未必會使得一個民族徹底改變生活方式，信奉一種在西方人眼中更健康、更正常、更富於人性的價值觀。 二、文明社會是一種“單子社會” 所謂“單子理論”乃是17世紀德國大數學家兼哲學家萊布尼茨的哲學理論。馬恩批判的“形而上學”就是針對萊布尼茨學派。老萊子認為，客觀世界呈現出來的萬事萬物互相聯繫、互相制約、互相影響其實是表象的，以為它們互相作用乃是人類的錯覺。例如全世界的鐘到點都會自鳴，但你若以為倫敦大本鐘與莫斯科克里姆林宮的鐘彼此之間有什麼聯繫，那就大錯特錯了。據他說，客觀世界也就是由這種事先上好發條、定好時間的無數“鐘錶”組成。它們稱為“單子”，彼此並無聯繫，其外表的和諧一致乃是由原來固有的內在程序決定了的。 這當然是荒誕不經的P話，但可以借用來描述文明社會。在我看來，文明世界的和諧也是靠社會成員們事先確立的固有的內在程序決定了的，法律的威脅當然有作用，但主要還靠“單子”們的自我約束，並非單子之間的互動使然。 即興網友在隔壁寒山小徑發表過一篇訪日觀感。據他介紹： “東京的社會治安狀況也給我留下深刻印象。我陪着朋友，推着兩輛分別 載着小孩的小車逛街。要就餐時，如前所述，日本的店堂一般較小，將推 車放到店堂內將會造成擁擠不便。朋友也曾是位紐約客，見我有些不知所 措，笑笑說，‘把車留在門口，沒問題。這不是紐約。’更使我驚奇的是， 因店堂里較熱，他把禦寒的外衣與背包就往童車上一扔，泰然地進店了。 這店門是木製的，在裡面根本無法照看門外的車物。朋友見我疑慮的眼神， 還是若無其事地說，‘沒事，這兒不是紐約。’ 餐後，果然啥事也沒有。 在其他公共場所，如小孩遊戲的地方，人們也就把隨身的衣物放在門口的 開放衣架里，既沒有鎖，也沒門。人來人往的從沒人丟了什麼東西。在大 的綜合商場中的小孩遊樂處，他們也總是把衣物往推車上一扔，將推車隨 便往櫃檯邊一靠就放心與孩子們瘋玩去了。我想，一百戶遊客中若有一人 遺失了東西，這百戶遊客就不會有一個會放心地隨意放置自己的物品了吧。 人們能這樣安心地亂放隨身物品，對社會的治安該有多大的信心，是不用 我多加稱道的了。紐約啊，紐約，要我怎麼說才好啊。” 的確，只要有一個人不遵守遊戲規則，拿走了別人的東西，這風俗立刻就要被打破，再也無法維持下去。 文明世界中大概也就只有日本人有這淳厚風俗，不過靠單子們的自製來維持社會的和諧運轉乃是文明世界的通則。已經反覆強調過了，民主制度要能運轉，前提是參與遊戲的各方對規則凜遵無違。這跟開賭場毫無二致，只要有一方不肯願賭服輸，則遊戲立即破產，再也無法玩下去。 這是從國家的運轉來說，小事又何嘗不這樣？西方為何沒有毒食品的爛事？我看主要靠單子們的自我約束。食品商們真要發動競相投毒的人民戰爭，再強大的法律也約束不住，何況民主國家根本不是中國那種警察國家，其鎮壓力恐怕還不到中國的萬分之一。真正起作用的還是商人們心中的那個不可逾越的底線，而中國人缺的就是那底線。 這就是中國文明化的最大障礙。自辛亥以來，中國人折騰了將近100年，越折騰離開文明越遠，我看主要作用機制就在於這個底線被打破得越來越完全徹底，全社會建立了一種“反向博弈”，專門把不守規矩、毫無底線、毫無自我約束的爛污分子選拔出來，捧成“國父”，尊為“導師”、“領袖”，還要把痞子們的“超限戰”經驗奉為國教經典，以國家宣傳機器強力為全民洗腦，使得全國人民都變成毫無起碼自我約束的痞子，這大概就是共黨統治中國造成的最大、最難以逆轉的災難。 如所周知，十月革命爆發後，立即引起了文明世界的普遍敵視，英法等國都進行了武裝干涉。歪？蓋布黨和納粹一樣，信奉的是“強權即公理”的狼羊律，公開提倡以暴力踐踏文明規則，以暴力掠奪一切國家資源與社會財富，堅決反對以和平協商的妥協方式解決社會各階級的利害衝突，實行“贏家通吃，不服者一律鐵拳伺候” 。這種反文明逆流當然要引來文明世界的一致敵視，人家本能地知道，若令其得逞，勢必要顛覆文明世界，使得人類喪失結成文明社會的起碼基礎，從此只能在險惡的叢林中過暗無天日的日子。 這不幸就是後來在中國發生的事，也是毛共留給現代中國的最大文化負遺產。現代中共已基本背叛馬列，繼承的衣缽也就只有這一個，因此至今還是那個叢林黨，無論在黨內外都以暴力作為解決利害衝突的唯一手段或起碼是終極手段。上行下效，全國人民當然也就要以詭道解決利害衝突，實行“自身利益最大化”。 這在我看來就是中國民主化的最大障礙，也是我認為中國不會走上台灣和平演變之路的基本原因——台灣沒有遭受過全民痞子化的劫難。凡是經受過共禍的國家，民主化實在不是那麼容易的事，比一般專制國家和平長入民主國家難多了。貨真價實的民主制度可以在希特勒之鄉、東條英機之鄉、佛朗哥之鄉、二蔣的第二故鄉建立，但恐怕不會輕易地在列寧之鄉、毛澤東之鄉建立。相反，經過我黨的教育，如果日後中國再度進行共和國實驗，引來的災難恐怕要令民國實驗破產悲劇瞠乎其後。 光是《海納百川》網站的民主實驗就充分提示了這一點。當初我和老狼老非提出，以西方式“明爭”取代東方式“暗鬥”，以光明正大的民主爭利方式，劃定各人的股份。對方也同意了，但等到他們發現自己的股權不足以控制網站，立即就吹燈拔蠟掀桌子，利用自己掌握的技術優勢將所有的帖子洗劫一空，連服務器都搶走了，然後拉閘斷電，讓網站沉沒，與此同時趁機開張《新海川》，把所有的訪客都拉過去。等我輩從水底掙扎出來，向大眾募捐買服務器，人家還要使出絕後計來，在公開宣布退出海納百川俱樂部之後，又以該俱樂部的名義在網上發公告，造謠說我們盜用該俱樂部的名義非法集資，觸犯了美國法律！ 請注意，這些人都是海外“民主”精英，文化水平起碼在大學以上，在海外蒙受了多年西方的文明糖衣炮彈，而且大部分人還是我掃蕩偽民運前還是蘆粉，主謀的魏碑還曾是我的“鐵哥們”，爭的不過是個毫無盈利、只能往裡不斷扔錢賠功夫的爛網站，可人家就是什麼沒底線的下作爛事都有本事干出來，那麼狠毒，那麼斬盡殺絕，那麼不顧舊情，至今令人思之不寒而慄。更絕的是，多年後我早已心平氣和，只是純粹出於好奇，特地到魏碑的多維博客去問他：對朋友搞這種陰謀暗算，事前瞞得如此之緊，下手如此之毒辣，在事後是否曾有過瞬時性的星點內疚？他還急赤白臉破口大罵，罵我是祥林嫂＋竇娥。弄到最後似乎還是他是受害人，我是施害者！ 從這個例子不難想見，中國真要實行民主，那還了得？那絕對只會變成高效逆向篩選，把爛仔捧上台，讓正人君子傾家蕩產，身敗名裂。好在國人現在並無這種要求，《零八憲章》遭到的冷遇就足以說明這一點。由此看來，民主並非現實危險。 三、我們的功利主義與他們的功利主義 我歷來提倡寫作時作基於事實與邏輯的智力批判與功利分析，反對使用良心作為論據，理由已經解釋過多次： 1）過往170年中國反覆遭受的不是奸臣禍國，漢奸禍國，小人禍國，“犬儒”禍國，而是“清流”禍國，“良心”禍國。前人少的不是熱血與正氣，而是腦子。愚昧因為有良心的支撐就變得格外理直氣壯，最後化為邪惡。 2）使用“良心論證”有“道德訛詐”之嫌，亦即將論敵打成天良喪盡之輩，將自己裝扮成“中國良心”，乃是毛共嫡傳功夫，與西方自由主義精神冰炭不同爐。 3）“良心”、“正義”言人人殊，愛國憤青又何嘗不是出自“民族大義”？若在這問題上糾纏，可以爭論到世界末日。 4）國人的良心猶如《說唐》上的神馬“呼雷豹”頭上的那撮毛，早已被反覆揪了170年，至今已經寸草不留，再揪也沒有什麼鳥用處。人家現在講究的是“利益博弈”，對良心毫無興趣。 正是出於這種考慮，我才在推銷西方生活方式時，着重指出其功利合理性，反覆告訴讀者，真正的大智慧不是中國人擅長的鼠目寸光，殺雞取蛋，有力者獨霸財源，不許無力者染指。這樣只能招致社會周期性動亂，大亂來時全社會玉石俱焚，無論是統治者還是人民，誰都沒有好處，因此，必須實行偉大領袖的教導：“世界上的事就是要商量商量”，學西方以民主的方式解決利害衝突，實行機會均等，利益均沾。 此外我更指出，所謂道德，其實也是功利設計，其出發點與判斷標準都落實到功利，靠自我約束欲望而體現，其原則就是鐵木網友指出的，在為欲望驅動做某件事前先想想：如果全社會都這麼幹，其功利後果會如何。國人正是不會這麼想，以為做毒食品騙錢乃是大智慧，最後全社會都這麼幹，連自己也給坑進去，世上再沒比這種毒殺自己的民族更愚蠢的人了。這種“反向單子社會”的特點是，所有的人都不顧別人去實現“自家利益最大化”，到頭來卻造成了全民利益的最大損失，也就是“共產惡魔”網友說的交易成本最大化。 我原來以為，這種論述方式符合中國的爛污國情，應該遠比民運人士的良心秀有效。然而老金那天轉述的同事的英明教導卻使我大吃一驚，錯愕幾不能言。 據那位曾經留學西方的“高級知識分子”說，不用擔心痞子蔡這麼瞎搞會讓國際社會避中國人如蛇蠍，從此實行“華人與狗不得參加拍賣”，因為國人如今財大氣粗，乃是國際拍賣會的大買主，顧客即上帝，墨索里尼總是有理，人家不敢抵制，只會忍氣巴結。而且，中國應該向美國黑人學習，發揮“種族優勢”，死捏西方自由主義者“政治正確”的死穴，就是應該在國際社會中橫着來，如果人家抗議就指責對方種族歧視。 我看後幾乎身心崩潰：做夢也沒想到國人的功利分析會如此進行！而且，您還不能說那位留過學的高知作出的冷靜分析無道理。人家可真是“知己知彼，百戰不殆”。確如他說，西方絕不會因為痞子蔡搗亂就此禁止國人入場，哪怕國人不是拍賣商的上帝也如此——誰也沒那膽量禁止中國人入場，“種族歧視”的帽子在西方可是能壓死人的。 看來“汰優存劣”的生存競爭不但要在國內轟轟烈烈地進行下去，而且還有蔓延到國際社會上來，污染整個文明世界的危險。前者也倒罷了，反正我又不住在國內，頂多“拼死吃河豚”，冒險吃點國內來客帶來的食物禮品罷了。後一前景可是讓我不寒而慄，真要呼喚何新他夫復何言了也（翻譯：何新說“我夫復何言”，意思是他丈夫答覆了何言）。 最令人絕望的是，這表明無論講良心還是講功利，都無法使國人上進，看來在泥地里打滾乃是咱們的宿命。 四、我心目中的中國最佳制度 所謂“最佳制度”當然不是世界上的最佳制度，而是中國人配享有的道義與功利上的最合理的制度。所謂“合理”當然是用“普世價值觀”作標準，也就是以全民利益為標準。它並非“最適制度”。所謂“最適制度”乃是就可操作性而言，指的是該制度最符合國情民俗，能夠順利運轉。專制制度歷來是中國的最適制度，因為更好的制度無法在中國運作，若要勉強推行，社會就會逸出既有軌道，“走向反面”，弄得比原來還不如。現代專制制度之所以不再是最適制度，其原因我早反覆說過了，那是西方先進文明的流入，使得“可遺傳專制制度”（也就是帝制）再也無法實行，而非遺傳專制制度必因權威逐代遞減而搞不下去，最終土崩瓦解。 中國的尷尬，乃是失去了最適制度，而且折騰了170年上下求索，至今尚未找到。因此只能根據眼下的國情民俗，找出一個相對來說最佳的制度來，它具有一定的可行性，但不是最有可行性，因而並非最適制度，甚至不是較適制度，但是按西方標準來看（也就是所謂“普世價值觀”），它是現行國情下能爭取到的最好的制度。 這種最佳制度只能說是開明專制的初級階段，所謂高級階段，就是香港或二蔣時的台灣那種“不民主的自由社會”，國人眼下還不配享受那種政治奢侈，能否實現初階開明專制也在未定之天，還得靠我党進一步弱化或改惡從善，以及人民的配合，兩者缺一不可。 該制度的要點如下： 1）當國者徹底擺脫竊國者的持續恐懼心理，放棄“以小民為敵國”的思維定式，與“屠民治國”的罪惡理論與實踐徹底決裂，停止把敢於維護自己的權益的百姓當成敵人鐵腕鎮壓整肅的山大王國策，完成從革命黨到執政黨的身份轉換。朝野逐漸磨合出一條和平解決利害衝突、化解社會危機的途徑來。 2）黨內也要迅速摸索出一個和平解決權力鬥爭，預防大規模內訌的途徑來，徹底放棄“槍指揮黨”，以暴力清洗競爭對手的土匪作法。 3）實行黨在十一屆三中全會時就早已作出的“停止以言治罪”的諾言，嚴格按照憲法行事，保障公民的言論自由，哪怕僅僅是保障網絡言論自由都是好的。 4）明文規定各級幹部每年的合法貪污指標，超標後才予以懲罰。 5）在實行按階級或階層對於穩定社會的重要性分配社會財富的同時，也讓無力危及社會安定的工農大眾分享點殘羹剩飯，不要讓人家活不下去。 這在我看來就是眼下國人能爭取到的最佳社會制度，其他的起碼措施如司法獨立、輿論獨立等等則連提都不敢提，情知我黨絕不會理睬。即使要求如此之低，我黨還是不大可能聽取。所以，唯一的希望，看來還是只有請鐵木勇士毅然回國，發動暴力革命，推翻我黨的殘暴統治，打土豪分田地，重建蘇維埃政權，必要時可以實行偉大領袖在1959年的廬山會議期間的指示，去請蘇聯紅軍出兵，起碼要請到喬巴山大元帥的外蒙騎兵，來解救水深火熱的中國人民特別是內蒙人民。 2009/3/9 作者：蘆笛 在 蘆笛自治區 發貼, 來自 http://www.hjclub.inf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