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緣何不要當頭？ 解濱 最近海外中文媒體廣泛轉載了一篇有關中國“不要當頭”的文章。 原文刊登在《耶魯全球化》期刊上（http://yaleglobal.yale.edu/display.article?id=12074）。 該文認為，中國作為全球第三大經濟體，本應該告別其“獨善其身”的謹慎行為，在國際事務中擔當更重要的角色。但中國似乎還沒有準備好進入角色，還有些扭扭捏捏，不情願提升自己的國際地位， 擔當更多的責任，而是甘願擔當配角，在國際上被動地行事。 中國如此不情願“當頭”，似乎有以下三個原因： 1. 縱觀中國的現代歷史，“當頭”並沒有給中國人帶來任何實惠。 在毛澤東時代，毛澤東先是舉傾國之力，扛起“抗美援朝”的大旗，犧牲了幾十萬士兵的性命，保住了金日成的政權。 然而北韓並未領情，刻意要從史書中刪去這段歷史。 後來，毛澤東不甘願屈從於蘇聯“老大哥”的指揮棒，和“老大哥”分庭抗禮，另起爐灶。 作為代價，中國不顧自己捉襟見肘的窘迫困境，大筆無償援助阿爾巴尼亞、越南，幾乎是半給半送地援助非洲修鐵路。結果卻是，人家絲毫也不感恩戴德，反而血盆大口越張越大。 當中國決定罷手時，阿爾巴尼亞和越南就與中國反目成仇。 這種超越國力的負擔在當時不但是得不償失，亦嚴重影響了中國的發展。 鄧小平將此作為“當頭”的教訓。 所以，後來才有“決不當頭，韜光養晦”一說。 2. 中國擔心“當頭”遭致國外更多的疑慮。 中國近三十年的發展成就舉世矚目。 這種崛起引起了不少國家的憂慮。 許多國家（尤其是周邊國家）把中國的崛起看作是一種威脅。 儘管中國一再宣傳“和平崛起”，試圖安慰這些國家，打消他們的憂慮，但事實上很多國家還是對中國不放心。 中國擔心在國際上過多地出頭露面將遭致這些國家更多的疑慮，所以中國在許多國際事務上寧願保持低姿態，讓別人說了算，自己則甘願附和他人。 3. 近代中國曾遭受帝國主義的侵略和掠奪，對於外國的武力干涉造成的痛苦仍然記憶猶新。所以中國很不情願介入別的國家的事務中。一當頭，勢必常常要去惹人。 中國政府深怕擔當國際領導角色會有朝一日對別國的內政指手畫腳，所以就小心謹慎，儘量避免惹上這種不必要的麻煩。另外，中國本身也有些問題在國際上經常遭受指責，所以就儘量不去招惹別人，省得別人反過來說自己如何如何。 這些原因當然都是現實的。 但更深刻的原因卻是：我們中國人的自信心似乎還沒有恢復。 中國有悠久的歷史。 中華文化是整個東亞文化的基礎。 在相當長的歷史時期中， 中國的GDP都是世界第一。 中國在過去五千年中多半不缺乏自信心，以“中央大國”自居。中國落後於西方，不過只是近四百年的時間。 而挨打受屈只是在最近一、兩百年。中國人的學習和適應能力並不差。 一百年前的中國實際上完全喪失抵禦能力，任憑西方列強宰割。 但中國人很快就開始向西方學習，進行變法。 中國人推翻了滿清政府，建立了共和制度的國家。 後來受到西方和蘇俄的影響，中國出現了共產黨。 共產黨建立政權後雖然搞了幾十年階級鬥爭，但最後還是回歸到務實的路線上來，短短的三十年中國就創造了世界經濟奇蹟。 而國父孫中山當年的強國夢也大都實現。 按理說，中國人的自信心應該隨着中國的成功而恢復。 但現實卻如同《耶魯全球化》那篇文章上說的那樣：中國的自信心滯後於中國的實際成就（“China’s self-confidence lagging behind its actual achievements”）。 另外一個原因可能是：中國眼下還缺乏在國際社會“當頭”的能力。“當頭”的能力在英文中的一個比較正規的詞就是“Leadership”。 西方各國普遍重視人們當頭的能力。 小孩子很小就被培養這種能力 - 隨便找個中學生都能滔滔不絕地說出一套大道理。 美國的許多一流大學如哈佛、耶魯等在錄取學生時最重要的一個指標就是當頭的能力。而在我們中國的古代文化中這些都是“浮而不實”，甚至“野心勃勃”。 我們的文化並不倡導人們“當頭”，最好是人人都當“螺絲釘”。 而中國的現代教育也很少培養學生的領導能力，更多的是在培養學生的被領導的能力。 筆者在美國有過許多華人同事。 我們華人雇員常常是：幹活時基本上從不挑揀，開會時基本上坐在後邊，討論時基本上從不發言，對上司基本上沒有意見，“提干”時基本上永不沾邊。 有一項調查結果顯示，華人在美國的收入高於其他許多種族，但華人進入財富500強董事會或高層的數目卻低得驚人。 這只能歸咎於我們的教育問題和思維方法。 我們太不重視對學生領導能力的培養了。一個國家不重視培養學生的領導能力，到頭來整個民族都會缺乏領導能力。 當然，有的時候，“不當頭”是出於無奈。 鄧小平並非近代中國第一個“不當頭”的領導人。 二戰結束後，中國作為戰勝國和聯合國安理會的常任理事國，國際地位赫然。 盟軍曾請求中國出兵占領日本，並在那裡長期駐紮，讓中國成為亞洲的領導。 蔣介石考慮再三後拒絕了盟軍的請求。有人說蔣介石是想把更多的精力放在打內戰上，所以才不願意出兵日本。 更可能的原因是：當時國家戰後百廢待興，中國派兵海外有可能確實力不從心。 過去三十年間，中國致力於國內經濟建設，在國際間“不當頭”也許確實省卻了不少麻煩。 但“不當頭”也使中國付出了一定的代價。 最明顯的一個代價是，由於中國長久“不當頭”，就在國際事務中喪失了許多本應有的籌碼以及道德制高點和話語權。例如，北韓問題按理說應該由中國牽頭解決。 中國實際上握有北韓的生命線。 但遠在大洋彼岸的美國卻一直在主導北韓問題的解決。 美國的任何方案當然不會以中國利益為重點。 在過去三十年中，中國不但在經濟建設方面卓有成效，在其它許多方面也有諸多進步。 三十年前任何一個中國公民要到其它城市旅行都要工作單位開介紹信，任何一個國家機關工作人員如果發生婚外情都有可能丟失飯碗甚至惹來牢獄之災，全國人民能夠接觸到的出版物或大眾娛樂產品屈指可數，警察要是打了誰甚至殺了誰老百姓是絕對無權過問的，等等。 今天中國固然還有許多問題，但這一類事情卻基本上是歷史了。 而中國在世界許多國家人民的心目中和三十年前並無二致。 中國不但在人權問題上十分被動，在其它許多問題上，如反恐，環保，武器出售，能源等，也沒有多少話語權。 在歷史上，蔣介石不願意在亞洲當頭，放棄派兵占領日本，最直接的後果就是：中國永久失去了琉球群島。 如果蔣介石當初哪怕派2000人永久占領日本，今天就不會有釣魚島問題。 長期以來，國人對於“當頭”的認識存在着一些基本誤區。 在國人看來，“當頭”者自己就要是完美無缺的，就一定要充大頭，慷慨地援助“小兄弟”們，就一定會惹人嫉妒，讓人害怕。 這些誤區至今仍然存在。 美國國內和國外的問題也多得很，風格也並不十分高尚，但這並不妨礙美國在大多數國際事務中發揮積極的領導作用。 美國作為冷戰結束後的唯一超級大國，也幹過“撒鈔票”的事情。 但美國的國際領導地位和美元的壟斷地位也確實幫助美國大撈鈔票。 美國終究還是撈得多撒得少。 至於“樹大招風”，也是事實。 任何一個國家只要有強大的實力就會惹來很多關注，以至於一天到晚有人找上門抗議示威，一舉一動都有可能遭到莫須有的指責。 中國應該開始習慣於這種國際秩序，積極看待這些麻煩，主動解決這些問題而不是消極被動地迴避這些問題。“決不當頭，韜光養晦”應該是特定歷史時期的權宜之計，而不能以此作為基本國策。 一個勤勤懇懇的雇員如果缺乏領導能力，可能永遠得不到升遷的機會，工資待遇也不會太好。 一個實力充足的國家如果長久缺乏在國際事務中的領導能力，就有可能白白喪失許多國際機遇，處處受制於人，到頭來更是得不償失。想一想蔣介石不願出兵日本的代價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