馬克思冷酷無情的理論體系 （一） 《共產黨宣言》一上來就用聳人聽聞的詞句開始：“一個幽靈，共產主義的幽靈，在歐洲徘徊。舊歐洲的一切勢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國的激進黨人和德國警察，都為驅除這個幽靈而結成了神聖同盟”。 幽靈肯定是存在着的，對歐洲大陸的舊秩序說來，1848是恐怖之年。革命熱情在高漲，而一片怨憤不平之聲則在耳邊轟鳴。一時之間（在一個短短的時刻中）看上去好像舊秩序要垮台了。在法國，一位魁梧的中產階級君王路易·菲利普，與當時的困難局勢作鬥爭時，終於垮下，他退位後逃到薩里作為安身之處，巴黎的工人則一哄而起，像洶湧的怒潮般奔向市政廳，在那裡升起了紅旗。在比利時，統治者由於受不了驚嚇，表示要提出辭呈；在柏林堆起了路障，槍彈颶贈地橫空而過；在意大利，暴民在騷動；在布拉格和維也納，暴動的民眾在仿效巴黎，占領城市。 《宣言》大聲疾呼，“共產黨人不屑隱瞞自己的觀點和意圖。他們公開宣布：他們的目的只有用暴力推翻全部現存的社會制度才能達到。讓統治階級在共產主義革命面前發抖吧。無產者在這個革命中失去的只是鎖鏈。他們獲得的將是整個世界”。 統治階級確是在發抖，它們到處看到共產主義的威脅。它們的恐懼也並不是沒有理由的。在法國的鑄工車間，伴隨着大榔頭的錘擊聲的是工人激進歌曲的歌聲。德國浪漫派詩人海因里希·海因在參觀了一些工廠之後說，“對我們這一輩文質彬彬的人說來，貫穿在這些歌曲里的惡魔似的音調，是根本無法想象的”。 《宣言》裡的話儘管說得咄咄逼人，但是這個惡魔似的音調並不是在號召共產主義革命，它只是由於受到挫折和失望而發出來的呼聲。這時整個歐洲大陸都在反動派的控制之下，而英國的情況不同，其地的生活卻是寧靜而美妙的。約翰·斯圖亞特·穆勒談到法國政府的特點時，說它“全然沒有一點改革精神，差不多完全憑一時的衝動（而且是比較卑鄙、比較自私的衝動）行事”，而負有這樣的名聲的，並不單是法國。就德國方面說，這時已經到了19世紀40年代，在普魯士還沒有議會，沒有言論自由或集會權利，也沒有出版自由和陪審團的設立，至於王權神授這一陳舊的概念，則不容有與之有一發之差的任何想法。意大利則是個時代錯誤的各種王權的大雜燴。俄國在尼古拉斯一世（儘管他曾經訪問過羅伯特·歐文的新一拉納克）的統治下，被歷史學家德·托克維爾（德·托克維爾（de Tocqueville，1805—1859年），法國政治家，作家。——譯者）說成是“歐洲專制政治的柱石”。 由上述情況引起的失望情緒，如果得到適當的引導或指導，則惡魔似的音調也許會變成一次真正的革命。但是，這類暴動事實上是自發的，不受訓練的，而且是無目標的；他們開始時很得手，然後當他們感到疑惑，第二步應當怎麼走時，舊秩序卻以席捲之勢獲得了恢復。這時革命熱情降低了，在那些沒有降低的地方，則毫不留情地被壓垮。國民警衛軍在傷亡了1萬人的代價下，征眼了巴黎的暴民，於是路易·拿破崙增竊了國家，不久就把第二共和國換成了第二帝國。在比利時，則認為還是讓國王留在那裡好，他接受了這番美意，但廢除了自由集會權。維也納和匈牙利的老百姓則受到來自堡壘的炮轟。在德國，在一次制憲會議中，很好地討論了擁護共和體制的問題，後來分成許多派別互相爭吵，然後不光彩地把國家奉獻給普魯士的弗雷德里克·威廉四世。更加不光彩的是，這位君王宣稱，他將不接受出I自無知的普通平民所貢獻的王冠。 一場革命過去了。當時來勢兇猛，還流了血，但是並沒有得出明確結果。在歐洲出現了幾個陌生面孔，但是，政策大體上仍然同以前一樣。 不過對於剛組成共產主義者同盟的一小批工人階級領導者說來，並沒有使他們深感絕望的理由。誠然，他們對之抱着很大希望的革命，已漸趨平息，隱藏在歐洲各地的激進分子，正在受到比前更加嚴厲的搜捕。但是所有這些，對之都可以保持一定的泰然自若的態度。按照他們對歷史的了解，1848年的暴動，不過是正劇開場前的一次彩排，還有好戲在後面，那種使人望而生畏的壯觀場面的終於勝利地出現，是不容絲毫懷疑的。 這個同盟剛剛出版了說明它目的所在的一個小冊子，這個小冊子就是《共產黨宣言》。但是，《宣言》裡所有的一些口號和犀利的措詞，其用意所在還不只是要煽動革命情緒，或是推波助瀾，在一片喧嚷聲中添上一個呼聲《宣言》還懷有另一想法：一種歷史哲學觀，認為共產主義革命不僅是值得想望的，而且是不可避免的。共產主義者與要把社會改組成比較符合其願望的形式的空想家的想法不同，他們沒有乞助於人們的同情心，也沒有沉溺於平地起樓台的痴想。正相反，他們所提出的是，使人們把命運寄托在一顆星上，然後注視着這顆星頑強地穿過歷史的黃道帶（黃道帶（Zodiac），古天文學上虛設的假想帶，在黃道左右各展開約8度，為日、月及主要行星運行之道，黃道帶共分12宮。——譯者）。這裡不再有兩方之間的競爭，不再有由於道義或情感上的原因，或者是由於現存秩序令人不能容忍，因此這一方或那一方應該獲勝的想法。情況相反，這裡是對於哪一方必然要得勝的冷靜分析，由於那一方是無產階級，其領導者就只好等待，但是它最後是不可能失敗的。 《宣言》是為未來寫的一個綱領。但是青一點也許使它的作者們感到意外。他們是準備等待的，但是沒有想到要等上70年。他們已經仔細看了歐洲，把那裡看作首起發難的最有可能的溫床，至於對俄國那隻角，根本就沒有瞟上一瞟。 眾所周知，《宣言》是那個懷着滿腔不平之氣的有才能的人卡爾·馬克思腦力勞動的產物。說得更確切些，是他和他的一位非凡的志同道合者、贍養者、同胞和同事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共同協作的成果。 他們是很有趣的、並且當然是非常重要的人物。困難在於，他們已經不僅僅是人；作為一個人的馬克思隱藏在作為一個形象的馬克思的後面，而恩格斯則在馬克思的影子的後面。如果我們按照崇拜的人數來判斷，把馬克思看作一個宗教領袖時，就必須把他與基督或穆罕默德並列，而恩格斯這就成為聖保羅或約翰之流。一些學者們在莫斯科的馬克思一恩格斯學院裡，以崇拜偶像的態度吟誦這兩個人的著作，他們卻嘲笑反宗教的博物館。馬克思和恩格斯在俄國已被宣告為聖徒，而他們在世界的許多地區卻仍然被釘死在十字架上。 兩種待遇對他們說來都不相稱，因為他們既不是天使，也不是魔鬼。他們的作品既不是聖經，也不是詛咒。這些著作屬於偉大的表達經濟觀點的一類，為我們闡明了、澄清了世間的一些事物，同放在書架上別的偉大作品一樣，這些著作既不是沒有缺點的，也不是沒有價值的。一般人都抱有以馬克思為一個革命者的成見。但是，假使世上沒有存在過一個馬克思，也會有別的社會主義者和別的新社會預言者。馬克思和恩格斯真正的和持久的影響，並不是他們的革命活動，這類活動在他們自己的一生中，從來沒有取得過大的成果。資本主義必須最後勉力對付的，是作為一個經濟學家的馬克思。因為他在歷史上留下的最後的深刻印象是他的預言，認為資本主義必然要無可避免地走向崩潰。共產主義就是在這個預言上建立起它的高樓大廈的。 但是，讓我們且先看一看這是兩個怎樣的人。 他們在儀表上是彼此大不相同的。馬克思看上去像個革命者。他皮膚黝黑，雙眼深陷，炯炯發光，他的孩子們把他叫做摩爾人（摩爾人（The Moor），指柏柏爾人（Berber）的後裔，居於非洲西北部—一譯者）。他身材粗壯、結實，鬚髮蓬鬆，說起話來有些咄咄逼人。他不是愛整潔的人，屋子裡到處都是紙張，文件，堆得亂七八糟，滿是灰塵，馬克思本人即安身於此中，他穿得很邋遢，不斷地抽煙，在刺痛眼睛的煙霧中踱來踱去。另一方面，恩格斯作為他所鄙視的資產階級的一個成員，是當之無愧的，高高的個子，長得很漂亮，舉止彬彬有禮，看上去像個喜歡走馬擊劍的人物。 他們不僅外表不同，個性也截然相反。恩格斯是個機警而輕鬆愉快的人，賦性靈敏，據說他能勉強說20種語言。他喜歡資產階級生活中的享樂，精於品評酒類，還有一點說起來很有趣，他雖然傾心於無產階級，卻花了許多時間，深情地（但是枉然地）試圖證明他的出身於工人階級的夫人，瑪麗·伯恩斯（後來她死後，她的妹子利齊），實際是一位蘇格蘭詩人的後裔。 馬克思卻凝重得多。他是個出類拔奉的德國學者。是個細緻的、慢工出細貨的、肯下苦功的、甚至抱病的求全責備者。恩格斯寫文章時，不消片刻，一揮而就；馬克思只是為生前不及完篇而發愁。恩格斯只是為阿拉伯語中4,000個動詞的根感到困擾；而馬克思經過20年的實踐，說起英語來還是結結巴巴。他寫信給恩格斯，談到事態的發展使他感到窒礙時，我們差不多如聞其聲。但是，儘管與恩格斯相形之下，他是比較遲鈍的，他卻是兩者之中智能較大的一個，息格斯所提供的是題材中的廣度和闖勁，而馬克思所提供的是題材中的深度。 於1844年，他們在巴黎第二次碰頭，從此就開始了他們之間一生的協作。恩格斯起先只是打算對馬克思作一次訪問，但是彼此之間要說的竟然那麼多，結果他們之間的談話持續了10天。他們的話題簡直沒有一個不要經過反覆修改或彼此間的爭論的，他們的通信可以編成好幾本書。 他們走向巴黎的公共集會場所時，所經過的道路是完全不同的。恩格斯的父親是個虔誠的加爾文派（加爾文派，法國宗教改革者加爾文（Calvin）所創立的教派。——譯者）教徒，氣量偏狹，是萊茵蘭（萊茵蘭（Rhineland），德國萊茵河西部地區。——譯者）的一個製造商。當弗里德里希還是個青年時，他極其愛好作詩，後來他父親匆匆離開了不來梅，去學習出口業務，同一個牧師住在一起。按照卡斯拍·恩格斯的見解，宗教和謀利兩者是對有浪漫思想的人很好的療法。恩格斯恭順地依從了他的父親，致力於經商。但是通過他輕鬆愉快的心情，對商業覺得處處看不入眼，同他父親所要求的嚴格標準格格不入。後來他到船廠去工作，但是他敏銳的眼光所注意的，不僅是雕金摟翠的頭等艙室，還同樣注意到人們“擠在一起像街上鋪路石一樣”的下等客艙。他開始閱讀他的時代的激進作品，當 22歲時，他漸漸傾向於共產主義思想；所謂“共產主義”這個詞，除了否認以私有財產作為組織社會時經濟上努力的一個手段外，當時還沒有很明確的定義。 以後他轉到曼徹斯特，去加入他父親所經營的紡織工業。在他看來，曼徹斯特就像不來梅的船廠一樣，有它光輝外表的一面，也有它的黑暗面。在華麗的大街上，商店鱗次柿比，而圍繞着城市的郊區，則滿是悅目的城郊小屋。但是還有個次等曼徹斯特。它隱藏在頭等的後面，經過苦心設計，使廠主在往返於他們辦公室的途中決不會看到它。聚集在這個地區的一些人，在污穢和了無生氣的環境中，長時借吸毒以麻醉自己，賴以尋覓片時的自慰，就這樣過着絕望和殘酷無情的生活，把時光消磨過去。恩格斯在萊茵蘭故鄉的工廠地區也曾看到類似的情況，但是直到他在曼徹斯特作了考察，才真正看到了每一個小家小戶的生活狀態。他將調查所得寫成文章 ——《1844年英國工人階級狀況》，公之於世，從中得出的結論是極其激動人的。有一次他同一個上流社會友人談起這個地區的悲慘情況，他說他從未見過“造得這樣壞的”城市。他的朋友若無其事地聽着，然後說，“可是在這裡賺的錢卻不少啊，再會吧，先生”。 他在寫一些論文，其中談到英國的那些大經濟學家不過是現存社會制度的辯護土，有一篇使一個年輕人印象特別深，這個人叫卡爾·馬克思，他正在巴黎編輯一種激進派的哲學雜誌。 馬克思與恩格斯不同，他出身於一個自由主義的、甚至有些激進的家庭。他1818年出生於德國特里爾，是海團里希·馬克思的次子，屬於富裕的猶太家族，這個家族不久即信從基督教，所以海因里希作為一個律師時所受到的約束較少。海因里希是個受到尊敬的人，被委任為司法顧問，只有有聲望的律師，才會獲得這種光榮的地位，但他曾參加非法的俱樂部宴會，在這類宴會中是要向共和政體的德國舉杯祝賀的，他還用伏爾泰、洛克和狄德羅的作品來教養他的小兒子。 （二） 海因里希·馬克思希望他的兒子學習法律。但是年輕的馬克思在波恩和柏林的大學中覺得自己完全被當時的哲學大辯論吸引住了。其時哲學家黑格爾提出了一個大變革計劃，而那些保守的德國大學則對此意見分歧很大。按照黑格爾的說法，轉變是生活中的常規。每個意見都會產生它的對立面，這是要壓也壓不住的，兩者會合併成一個綜合體，然後又轉過來產生它自己的矛盾。黑格爾說，歷史上所記錄的，一會兒這一國向那一國開火，一會兒那一國向這一國開火，只不過是意見上矛盾與反覆思考的不斷變動的表現。變動——辯證的變動——是人事中所固有的。但是，黑格爾說，談到普魯土時卻是個例外，這一原則不再能適用，普魯士政府就像個“在地上出現的神”。 這種論調對年輕的學生是個強有力的刺激。馬克思加入了被認為是年輕的黑格爾學派的知識分子團體，這個團體所討論的是一些大膽的問題，是用黑格爾辯證法來討論的、如無神論、純理論的共產主義等問題，於是他決定使自己成為一個哲學家。當時如果沒有這個“像神似的國家”出來採取行動，他也許會成為這樣一個人。馬克思最喜愛的老師布魯諾·鮑爾，渴望為他在波恩謀個職位，由於這位老師在思想上贊成憲法和反對宗教（很明顯，兩者在當時同樣的要不得），被學校免職，於是在學術經歷中要成為馬克思博士的希望成為泡影。 他改變了計劃，從事於新聞工作。其時有個小型的、中產階級的、自由主義的報紙，叫作。萊茵日報》，他過去是它經常的投稿者，邀他去擔任編輯職位。他接受了這個邀請，他的這一職業剛好持續了5個月。馬克思那時是個激進分子，不過他的激進主義是在哲學方面的，而不是在政治方面。當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前來造訪時，馬克思對這個洋溢着共產主義思想熱情的性情急躁的小伙子有些不以為然，當馬克思自己受到指責，說他是個共產主義者時，他的答覆是有些含糊其詞的，他說，“我不知道什麼叫共產主義，但是對於旨在保衛被壓迫者的一種社會哲學，是不能輕率加以譴責的。”但是，不管他在這方面怎樣地否認，他撰寫的社論是當局所忍受不了的。”當時政府頒布一條法令，禁止農民行使他們向來享有的一項權利——在森林中採集樹枝，他對此在社論中加以痛斥，為此受到責難。他在社論中指出關於住房問題的種種惡劣情況，為此受到警告。當他對俄國的沙皇竟然說出了一些不敬之同時，《萊茵日報》終於受到鎮壓。 馬克思到巴黎去接管另一定期刊物，但它的壽命幾乎同他的日報一樣短促。後來他的興趣轉向政治和經濟的方面。普魯士政府不加掩飾的自私自利態度，德國資產階級對任何足以減輕德國工人階級痛苦的堅決抵拒，全歐洲的富裕階級和統治階級所特有的、幾乎帶有諷刺意味的那種反應態度——所有這些，在他的意念中結合起來，成為他的新的歷史哲學體系的一部分。當恩格斯來訪問他時，雙方一拍即合，從此結成了牢固關係，他的那種哲學思想也開始形成正式形態。 這一哲學體系經常被稱為辯證唯物主義；所以說辯證，是由於它是同黑格爾不斷變動的想法結合在一起的，所以說唯物主義，是由於它所根據的不是人們的一些理念，而是社會的和物質的環境。 恩格斯在好多年以後寫了一篇有名的文章，題目是“反杜林論”（它是針對着一個叫歐根·杜林的德國教授的），他說，“生產以及與此相適應的產品的交換是一切社會制度的基礎，唯物史觀就是從這一原則開始的；在歷史上出現的每個社會中，產品的分配以及隨之而來的社會階級和階層的劃分是由生產什麼、如何生產和產品的如何交換決定的。根據這個想法，一切社會變動和政治革命的最終原因，不應該在人們的意識中，或是在人們對永存的真理和公道的日益加深的洞察力中去探求，而是應該在生產方式和交換方式的變動中去探求；不應該在哲學思想中去探求，應該在經濟情況中去探求”。 論證是有力的。馬克思說，每個社會都是建立在經濟基礎之上的，說到底，這個說法所依據的是，人為了使自己能夠獲得衣、食、住，就不得不把他們的活動組織起來這一不容懷疑的事實。組織的方式，從這一社會到那一社會，從這一時代到那一時代，可以有很大差別。其方式可以是以畜牧為基礎的，或者是以狩獵為中心，或按手工藝單位分組，或者是構成一個綜合的工業整體。但是人們組織起來用以解決他們的經濟問題的社會，不管是什麼形式，它總是需要一套非經濟活動和思想領域的完整的上層建築的；它需要法律，使它可以有一個約束力量，需要有一個政府來監管，需要受到宗教和哲學觀念的激勵。 但是，屬於意識領域的上層建築是不能任意選擇的。它所反映的，必然是它所賴以建立起來的基礎。沒有一個狩獵團體會發展到能夠利用一個工業社會的法定結構，同樣情況，一個工業社會所需要的關於法律、制度和政府的觀念，顯然與一個原始村莊所需要的完全不同。要注意到，唯物主義論點並不會礙及對思想的催化作用和它的創造性。唯物主義只是認為，意識雖想改變環境，但是，它卻是環境的產物。 唯物主義會自然而然地把思想變成只是經濟活動的、被動的伴隨物。這不是馬克思的論點。因為新理論既是辯證的，也是唯物主義的；在它想象中的是變動，是不斷的、事物所固有的變動，在這一永不止息的運動中，這一時期發生的思想，即促進另一時期思想的形成。馬克思在評論1852年路易·拿破崙的政變時說，“人們自己會創造自己的歷史，但並不是隨心所欲地創造，並不是在他們自己選定的條件下創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從過去繼承下來的條件下創造”。 但是，這個歷史理論的辯證的（變動的）方面，並不單是取決於觀念和所謂的社會結構的相互作用、還有個重要得多的力量在起着作用。經濟世界自身也在變動；意識結構所賴以建立的基礎也在運動中。 例如，中世紀的隔離市場，在探險活動和政治上統一的推動下漸歸淘汰，一個新的商業社會開始誕生。在新發明的推動下，舊式製造廠被用蒸氣的製造廠代替，後來又誕生了新型的社會組織，叫做工廠。在這兩種情況下，經濟生活自身的最終現實改變了形態，這就迫使發生了這種變動的社會作出新的社會性適應。馬克思寫道：“ 與手推磨相應的是封建領主的社會，而與蒸汽磨相應的則是產業資本家社會。” 一旦發生了這樣的變革，隨之而來的就是一連串後果。市場和工廠雖然淵源於封建生活方式，但與那種生活方式是水火不相容的，它需要與之相配合的新的文化情況和社會情況。它在艱難的誕生過程中，在產生它自己的新的社會階級方面會起促進作用；市場會創造新的商人階級，工廠會創造工業無產階級。 但是，社會變動的過程，並不僅僅是一個新發明強加於舊制度的問題，而是一個新階級代替舊階級的問題。每個社會都是按照它的階級結構組成，都是按照人們在現存生產方式中某一共同關係（不管這一關係對生產是有利還是不利）的各個集合體構成。社會變動會涉及所有階級。生產的技術狀況變動後（例如工廠摧毀手工業）舊階級會發覺它慣有的處境也在變動，那些處於頂端的會發現他們失去了立足點，而那些處於底層的會發現自己的地位已有所提高。在李嘉圖時代的英國，我們就看到了社會階級的這種顛倒情況，那時資本家憑着工業革命之後的餘威，正在威脅着擁有地產的紹紳們由來已久的特權。 由此可見，衝突是會發展的。處於危險地位的階級，會奮起與地位有所提高的階級作鬥爭，封建主會同發展中的商人進行鬥爭，行會師傅則反對新興的資本家。 歷史的進程是無視人們的愛好和厭惡的。情況會逐漸變動，但可以肯定的是，社會中的階級也會得到重新安排。財富的分配，就在一片騷動、混亂和極大的痛苦中發生了改變。這樣看來，歷史無非是，階級間分配社會財富的不停的鬥爭。只要社會在技術上有了變動，前已存在的財富分配就難免要受到攻擊。 對馬克思和恩格斯的時代說來，這個理論對社會所預示的是什麼？它指向革命——無可避免的革命。按照這裡的分析，資本主義也必然包含生產“力”和生產“關係” ——一個技術和組織的基礎和一個法律、政權和意識所組成的上層建築。如果它的技術基礎在發展，那麼，它的上層建築也必然要受到越來越緊張的壓力。 馬克思和恩格斯在1848年所看到的，正是這種情況。資本主義的經濟基礎（實際是它的支撐點）是工業生產。它的上層建築是私有財產制度，在這個制度下，社會產品的一部分，歸擁有這一偉大技術設備的人所得。所以發生衝突，就在於這樣的基礎和這樣的上層建築不能和諧共存這一事實。 為什麼？因為工業生產（商品的實際製造）是一個高度有機化、結構配合適宜和相互依存的過程，而私有財產的上層建築，在社會體系中是充滿着個人主義色彩的。因此上層建築和基礎就要互和衝突，工廠需要的是社會計劃，而私有財產制厭惡的就是這個。資本主義變得複雜起來，它需要指導，而資本家則堅決要求災難性的自由。 結果是雙重性的。其一，資本主義或遲或早會毀滅自己。生產的無計劃性必然造成經濟活動經常處於紊亂狀態，使危機、不景氣和蕭條不斷發生。體系簡直是太複雜了，它經常會發生不協調、步驟錯亂，或者發生對某一商品生產過多、而對另一商品則生產不足的情況。 其二，資本主義會在無意之中，不知不覺地培育它自己的後繼者。在它自己大工廠的內部，不僅為社會主義創造了技術基礎（合理計劃的生產），而且還會創造一個有鍛煉、有紀律的階級，它將成為社會主義的一個力量——一個憤憤不平的無產階級。出於它自己內部的動力，資本主義會自召禍殃，在進程中會養虎貽患，自己培養自己的敵人。 這個理論，不僅是由於對將來的預示，而且是由於對過去展開了全新的觀點，因此是具有深刻的革命遠見的。我們已經熟悉了對歷史的“經濟的解釋”，對於過去有關鬥爭的重新評價，比如說，對於新生的17世紀商人階級同重視土地和世系的貴族之間的鬥爭的重新解釋，我們已經能安然接受。但是對馬克思和恩格斯來說，這不僅僅是一個對歷史重新解釋的做法問題。辯證法對由此所發生的對將來（按照《共產黨宣言》所揭示的那個將來）的影響，指的是無可避免的共產主義革命，這也就是從這個辯證法產生出來的結論。《宣言》裡的話是有些陰森可怖的，它說，“隨着近代工業的發展，資產階級賴以生產和占有產品的基礎本身，也就從它的腳下被挖掉了。它首先產生的是它自身的掘墓人。資產階級的滅亡和無產階級的勝利，是同樣不可避免的”。 《宣言》對歷史作出解釋時，是其聲隆隆，毫不留情的；但不是在巴黎寫出的。馬克思在那個城市的經過時間很短。他在那裡從事編輯一種激進的、有諷刺意味的雜誌，從而傷害了普魯士政府的情感，在它的命令下，把他逐出法國首都。 他於1843年結婚，娶的是燕妮·馮·韋斯特法倫，當她還是個孩子的時候，就住在他隔壁，燕妮是普魯士貴族，一個樞密院官員男爵馮·韋斯特法倫的女兒，可是他是個人文主義者，是個見解開明、無偏見的人。他曾向年輕的馬克思談到過荷馬和莎士比亞，甚至談到過聖西門（儘管被當地主教宣告為持異端者）的見解。至於燕妮則是全市中的一個美女。她長得很漂亮，求婚者多的是。她盡可以找。個比住在隔壁的、那個黑不溜秋的年輕人更加“適合的”配偶。但是她愛上了他，兩家對此也都表示贊同。在馬克思一家，認為這樣的結合可以在社會上贏得不小的聲譽，在男爵看來，這也許是他人文主義思想正確的一次很好的證明。使人感到懷疑的是，當他表示同意時，是不是會料到他女兒將來的遭遇？因為燕妮後來將被迫同遭縲紲之災，為了給她的孩子買棺木，以致不得不伸手向鄰人乞助。她得到的，不是在特里爾愉快的享受和社會的聲望，而是，為了在敵意的世界的誹謗聲中，同她的丈夫同甘共苦，在倫敦貧民區兩間陰沉的房子裡度過她多年的艱苦生活。 （三） 然而他們是一對恩愛夫妻。馬克思與外人接觸時是不大和善的，是多所猜疑和顧忌的，是有些怒氣沖沖的，但他是個有趣的父親和忠誠的丈夫。過後，過了很久以後，當燕妮已奄奄一息，馬克思也在生病的時候，她的女兒對她所目睹的一幅恩愛纏綿的情景，作了如下的描繪： 我親愛的母親睡在前面一大間，摩爾人睡在毗連的一小間。一天早晨他覺得健旺些，可以起床到母親那裡去的時候，那幅情景是我永世不能忘懷的。他們好像又恢復了青春，偎抱在一起，一個是多情的姑娘，一個是熱烈的少年，就像是要共同出發，向前途去奮鬥的那樣，哪裡像個衰弱多病的老頭子和將與世長辭的老奶奶。 馬克思一家於1849年遷居倫敦，4年前他們從巴黎被逐出以後，到達布魯塞爾，就耽擱在那裡（《宣言》就是在那裡寫成的），直到1848年革命爆發。然後，當比利時國王覺得他搖晃的寶座已經充分鞏固時，就下令圍捕在他首都內一些激進的首領。於是馬克思匆匆趕到德國。 經過的情形還是與以前一樣的老一套。他接管了一家報館的編輯工作，但是由政府勒令封閉只是個時間問題。他將末一版用紅色印出，然後在倫敦找到他的避難所。 他在財務上已陷於絕望境地。恩格斯這時在曼徹斯特，卻過着一種奇妙的二重不同的生活（他在曼徹斯特證券交易所是一位受到尊敬的人物），他對馬克思一家的接濟是永遠不會完結的。如果馬克思有點理財之術的話，這個家庭的生活也許會體面一些。然而，馬克思卻不是一個能使收支平衡的人，於是出現了這種怪現象——孩子們學習着音樂，但家中清冷無比。生活總擺脫不了窮困，囊中空空永遠是窘迫的現實。 加上蓮琴（Lenchen）他家一共有 5口。馬克思除了每天風雨無阻地從晨10時到下午7時在不列顛博物館裡從事於他的刻板工作外，別無其他工作。他試圖為紐約《論壇報》，撰寫一些關於政治局勢的稿子，可以由此賺取一點零錢，這個報的編者查爾斯·A．迪納，是個傅立葉主義者，他對歐洲政治路加抨擊的文章並無反民這對他在經濟方面曾不無小補，雖然，此舉出於恩格斯之助者較多，他為馬克思寫了很多篇，同時馬克思則不時從旁出些點子，例如，他在信中說，“您在文章中必須酌量增入一些戰事色彩”等等。當這類撰稿事務中止以後，他曾試圖在鐵道部門謀取一個文書工作，但以書法惡劣被屏棄。於是他家裡剩下來的一點東西都投入了當鋪，至於家裡的一些銀器和比較值錢之物已早被賣掉。有時他窘迫到那樣程度，以致不得不悶坐在家裡，因為他的上衣和鞋都典當了；有的時候他要把作品寄給出版社，卻沒有買郵票的錢。為了解決困難，他遭到了極其痛苦的折磨。有一天他在窮困中在博物館寫了一整天，在晚上回家時他說，“我希望有一天，只要資產階級中的人們還活着，會有理由使他們想到我今天的痛苦。”那時他剛剛寫好《資本論》中描寫關於“工作日”的使人望而生畏的那一章。 這時只有恩格斯可以依靠。馬克思經常寫信給他，內容涉及經濟、政治、數學、戰術以及其他形形色色的問題，特別是他自己的處境。這裡摘錄其中具有典型性的一節如下： 我妻病了，小燕妮也病了。蓮琴在發燒，我無法請醫生，因為手裡沒有錢。我們一家吃的都只是麵包和土豆，這樣已有8天或10天。此後能不能繼續得到這些食物，還是個疑問。我沒有為達納寫什麼東西，因為分文所無，無法出去看。我怎樣擺脫這個困境呢。最後，近8—10天來，我向幾個德國同胞乞討了幾先令，這雖是可憐的，但卻是必要的，否則我就得到街上掏人家的錢包。 只是最後幾年，情況才略有好轉。馬克思的一個老朋友故世時，對他略有所遺贈，從此他沒有陷入像以前那樣貧困的深淵。恩格斯最後也得到了一筆遺產，他從此即不再經商，1869年最後一次到他的營業所之後，他來到野外“揮舞着手杖，滿面笑容，笑着唱着”來看望馬克思的女兒。 1881 年燕妮死了；她埋葬過兩個5歲的孩子，其中一個是她的獨生子，那時看上去她已經是個老弱婦人。馬克思病得太厲害，沒有去參加葬禮；當恩格斯去看他時他說，“這個摩爾人也已經死了”。但情況並不完全是這樣，他又挨過了兩年，他不贊成他兩個已婚的女兒所挑選的丈夫；他對工人階級運動展開的爭吵也感到不耐煩，於是發表了一項～直使他的信徒感到迷惑的聲明（有一天他說，“我不是個馬克思主義者”），然後在三月間的一個下午，悄然逝去。 在長年的生活困苦中，他做了些什麼？ 首先是，他創導了一個國際工人階級運動。馬克思在青年時就說過“到目前為止，哲學家只是用各種方式方法來解釋這個世界，但問題是在於如何改變這個世界”。馬克思和恩格斯在對歷史的解釋中對無產階級已經備加讚頌，現在要着手的是指導這個階級，如何在歷史上發揮它的最大力量。 他在這一企圖中並沒有獲得多大成就。在《宣言》發表的同一時間，成立了共產主義者同盟，但這不過是個名義上的組織，從來沒有顯著地超出這個情況；作為它的黨綱的《宣言》，甚至也沒有公開出售過，革命於1848年告終以後，這個同盟也隨之消失。 隨後於1864年，成立了一個勁頭大得多的組織，國際工人協會。這個國際組織自誇有700萬會員，在橫掃全歐的罷工浪潮中，它是與聞其事的，足以證明它是實際存在的，從而贏得了嚇人的聲譽。但是，它的命運也是這樣，其歷史註定是短促的。這個組織的組成分子，並不是一支堅強的、受過鍛煉的共產主義者大軍，而是一群歐文主義者、蒲魯東主義者、傅立葉主義者、半心半意的社會主義者、偏激的民族主義者和工聯主義者的烏合之眾，他們對任何種革命理論都抱着懷疑態度。馬克思用很大技巧把這一幫人結合在一起達5年之久，然後這個國際組織終於土崩瓦解，這幫人後來有些改從了巴枯寧（他是個大人物，具有西伯利亞和流放生活的真實背景，據說他的講演是那樣動人，他如果要求聽眾割喉自殺，聽者也會心甘情願），余者則把注意力轉向國內事務。這個國際組織於1874年在紐約舉行了一次會議，結果是一次慘痛的失敗。 但是，比第一國際的創立重要得多的是，馬克思接觸工人．階級事務時所抱的那種特殊的態度。所表現的是一個極其好爭論、心胸越狹的人，他一開頭就不能相信，任何不按照他的方式進行推理的人，會有可能是對的。他作為一個經濟學家時語言是明確的，作為一個哲學一歷史學家時是雄辯滔滔的，但作為一個革命者時，卻是粗野暴躁、要口出惡言的。他罵他的對手是“鄉巴佬”、“無賴”，甚至“臭蟲”。當他在早年，還在布魯塞爾的時候，有個德國裁縫名叫韋特林的來拜訪他。韋特林是個在工人運動中受過磨鍊的人，他腿上有傷疤，是普魯士監獄中的鐐銬留下的，他為德國工人進行的無私和勇敢的努力有長久的歷史。他來看馬克思是要談談關於正義、兄弟關係和團結一致一類問題，可是他發覺自己所面臨的是，受到關於社會主義的“科學的原則”的冷酷無情的盤問。可憐的韋特林在慌亂之餘，所答覆的未能令人滿意。馬克思作為一個主考人，先是坐在那裡，後來在屋裡怒氣沖沖地、大踏步地踱來踱去。他高聲叫嚷，“還未曾見到過，無知能有助於任何人。”於是會見結束。 威利什是又一個被逐出黨籍者。他是前任普魯士上校，在德國革命中參加過戰鬥，後來在美同南北戰爭中，是站在聯邦主義者一邊的位名將。但是他堅持一種“非馬克思主義者”的想法，認為革命的動力是“純意志”，而不是“實際環境”；由於這個見解（後來有一天列寧出來表明，這個想法畢竟不怎樣牽強附會）他被逐出運動之外。 列入這一黑名單的還多得不勝枚舉。這種情況後來逐漸蛻化為剔除“異端分子”和“反革命分子”的內部政治迫害；最能說明這種情況、最富於刺激性和預言性的一個單獨事態，也許無過於馬克思和皮埃爾·蒲魯東之間的長期爭執。蒲魯東是個制桶者的兒子，是個自我教育的、才華橫溢的社會主義者，他寫了一本叫《什麼是財產？》的書，從而震撼了法國的知識界。蒲魯東作出的回答是，財產是盜竊之物，他雖然不要求結束一切私有財產，但主張結束巨額私有財產。馬克思同他會見、談話並通信，然後又邀他與自己和恩格斯通力合作。蒲魯東的回答是這樣深切動人，這樣富有先見之明，值得詳細加以引述。 他說，“如果您樂意，讓我們一起去尋求社會的規律、它們的運轉方式以及調查研究的最好方法；但是，於推翻一切先驗的教條主義之後，輪到我們上台時，最要緊的是，務必不要把另一種學說灌輸給人們。我完全贊成把各種不同意見揭示出來的你的想法，願我們之間展開誠摯的辯論，願我們以有學識、有遠見的容忍精神向世人作出榜樣，願我們不要只是由於站在一個新運動的最前面而以新的不容異說的領導自居，願我們不要擺好姿勢，像個新宗教的傳道者——雖然這個宗教是個邏輯的宗教、理智的宗教。願我們歡迎並鼓勵一切異說和抗議，願我們譴責一切排斥態度和神秘主義，願我們不要把問題看成是已經結束了的，即使我們已經排精竭慮，提出了最後論證，如果有必要，也不妨藉助於雄辯和反語法重新開始。如果在這樣的條件下，我將欣然參加你們的團體，如果不是這樣的話，我就不干。” 馬克思的回答是：蒲魯東寫了一本書，叫作《貧困的哲學》，馬克想用題名《哲學的貧困》的一篇文章予以反駁，把它抹煞。 不容異說的格局始終未消失。第一國際之後，接着的是溫和的和本意良好的第二國際，它所包含的社會主義者有這樣一些人，如肖伯納、拉姆齊·麥克唐納和皮蘇斯基（拉姆齊·麥克唐納（Ramsay MacDonald，1866—1937），英國政治家，於 1924、1929—1935年任首相；皮蘇斯基（Pi1sudski，1867—1935），波蘭將軍，政治家，於 1918—1922年任波蘭總統。——譯者）（還有列寧和墨索里尼），然後接着的是聲名狼藉的第三國際，是在莫斯科的贊助下組成的。可是這些偉大運動的影響，看起來似乎已被那位至高無上的共產主義締造者的共產主義氣質所沖淡；這些氣質是心胸狹窄，絕對不能容納不同意見的那種憤激如狂的態度，那種惟我獨尊的架勢，和那種對民主政體深惡痛絕的姿態。 馬克思在他長期的放逐生活中，如果除了從事工人革命運動外別無所為，就不會成為今天世界上這樣的一個重要人物。馬克思不過是十幾個革命者中之一，而且決不是其中之最有成就的，他不過是許多社會主義宣揚者之一，而且關於新社會是什麼樣的社會，他幾乎什麼也沒有寫。他的決定性貢獻不是在這裡，而是在於歷史的辯證唯物論，甚至更加重要的是，他對資本主義經濟前景的悲觀分析。 在 1929年採用的共產國際綱要——《共產黨宣言》的一種後期的重新陳述——里我們讀到，“資本主義的歷史已經完全證實了馬克思和恩格斯關於資本主義社會發展規律的理論，這些規律無可避免地要導致整個資本主義制度的崩潰。”說的是些什麼規律呢？就馬克思的思想體系說來，他所作出的是什麼樣的頂梁呢？ 答案就在那部巨著《資本論》中。就馬克思在極度痛苦的折磨中那種一絲不苟的作風說來，這部書居然會完成，是非同小可的——其實，在某種意義上說，這部書根本沒有完成。在進行過程中前後經過了18年，1851年說，將在“5個星期內”完成，1859年說“在6個星期內”，1865年說，已經“告成”——實際上所完成的是一大捆字跡模糊的手稿，要用兩年時間才能編成第一卷。馬克思於1883年逝世時，還有三卷有待整理。1885年，恩格斯發表了第二卷，1894 年發表了第三卷。最後的第四卷到1910年才出現。 全書計2，500頁，要有堅韌不拔的精神才能讀完。這是個何等驚人的紀錄！其中談到的有些是至微極細的技術問題，把一些數理方面的枝節纏得人筋疲力盡，有些則在字裡行間，充滿激情和怒火。這裡我們看到的是一個經濟學家，他讀盡了在他之前的每個經濟學家的作品，是一個德國式的迂夫子，對於寫腳註有強烈愛好，是一個感情用事的批評家，他會說，“資本是無生命的勞動力，是個吸血鬼，只是靠吸取有生命的勞動力的鮮血生存”，他告訴我們，資本進入世間以後，它“從頭到腳，從每一個毛孔中都滴着鮮血，充滿着污垢”。 （四） 然而我們卻不可匆匆作出結論，認為這只是於痛斥萬惡財主的罪惡時的一些有偏見的和表現得過於暴躁的插話。這部書充滿了關於暴露人同他所假設的對手之間發生的一切複雜情況的評述，使人感到十分怪特的是，它把道德上需要考慮的方面完全隔開。這部書是在怒火滿腔的情況下寫成的，卻用冷靜的邏輯來進行分析。馬克思為他自己樹立的目標是，發現資本主義制度固有的傾向和運動的內在規律，他在這樣做時，卻避不使用單是羅列明顯缺點，這種比較輕鬆但說服力較小的方法。他所使用的方法是，樹立一個可以想象得到的，極度嚴峻和純粹的資本主義，在這個純化的、抽象的制度範圍以內的，是一個想象中的資本主義，在這裡，所有現實生活中的顯著缺點都被清除乾淨，然後從事尋找他所追求的“獵物”。因為，如果他能夠證明，即使是儘可能好的資本主義，也仍然肯定要走向災難，那就不用說，現實資本主義也必然要走上同一道路，不過走得更快些，要證明這一點，那就不須費多大氣力了。 於是布置了這樣一個場面。這裡看到的是一個完善的資本主義，沒有壟斷，沒有工會，也沒有任何人的特殊利益。這裡每件商品都剛好按照其應有的價格出售。所謂應有的價格就是它的價值——這是個難以捉摸的詞。馬克思說（主要是追隨李嘉圖），商品的價值是在它的內部所含有的勞動的量。如果做一頂帽子所需要的勞動比做雙鞋大一倍，那麼，帽子的售價將比鞋子高一倍。當然，所謂勞動並不一定是直接的體力勞動，也可以是要擴展到許多商品的企業管理勞動，或者是一種勞動，把它投入機器的製造以後，會通過機器緩慢地轉移到所製作的產品中。但是，不管它的形態是什麼樣的，一切事物都可歸納為勞動，因此，在這個完美的體系下，一切商品都可按照它們所包含的、直接或間接的勞動量來定價。 在這樣一個場面上，在資本主義這齣戲裡有兩個大主角：工人和資本家——地主已降級到社會中的次要地位。這兩個主角已經不完全是他們在早期類似的場面上所擔任的那樣的主角。工人已經不再是迫切要求生殖的奴隸。他們已是一個自由的談判力量，在處理他所擁有的唯一商品——勞動力 ——時，在市場．上居於中心地位，如果他的工資有所提高，他不會那樣傻，用自拆台腳的增加生育的辦法把他的錢胡亂花掉。資本家所面對的是一個競爭場所。在敘述1860年英國的事態的書中，對資本家對財富的貪得之心，形容得淋漓盡致，語帶譏諷。值得注意的是，他並不是專為求財而求財，而是個企業擁有者，同他同類的企業擁有者從事於無休無止的競賽，他必須努力積累，因為在他所活動的競爭環境中，要末進行積累，要末被別人“積累”了去。 舞台布置好了，角色要上場了。但是現在出現了第一個困難。馬克思要問，在這種情況下，利潤能存在嗎？如果一切事物都嚴格按其價值出售，那麼，誰得到那份自然增值呢？沒有人敢把他的價格提高到競爭價格之上，即使一個賣者要詐騙一個買者，這個買者也只須向系統中的別處，在少花這麼些錢的情況下去買就行了——這麼說，一個人的所得就是別一個人的所失。那麼，如果一切事物都照它應有的價值進行交換，就整個系統來說，怎麼會有利潤呢？ 看起來這就好像是個似非而可能是的論點。如果假定，系統中是存在着壟斷的，因此就可以不必顧到競爭使價格扯平的力量，或者承認資本家在償付勞動時，所支付的低於其應有價值，那麼，對利潤是容易進行說明的。但是，對於這些，馬克思概不容許存在，這裡說的是，將自掘墳墓的純粹的資本主義。 他看到在這個困難問題的答覆中，有一樣商品是與其他一切商品不同的。這個商品就是勞動力。工人，跟資本家一樣，是嚴格按照其價值出售其商品的。這個價值跟一切其他出售的商品一樣，所體現的是投人商品的勞動量，既然是這樣，這就是“製造”勞動時所需要的那個勞動量。換句話說，一個工人的可售能量所值的是，社會在使工人能夠維持生活的情況下所需要的勞動量。斯密和李嘉圖對這一說法是會完全同意的：一個工人的真實價值，是為了使他得以生存時所需要的工資。這是使他得以維持生活的最低工資。 迄今為止，是沒有什麼問題的。但是，這裡發生了一個涉及利潤的要害問題。向對方訂約從事工作的工人，只能要求他所應得的工資。我們已經看到，工資究竟多少，取決於使一個人能生活下去時，所需要的勞動時間的量。如果為了維持一個工人的生活，每天需要工作6小時（如果1小時工作定價1美元），那麼，他的“價值”就是一天6美元。沒有別的了。 但是，工人訂約從事工作時，並不是每天只工作6小時。6小時是剛夠養活自己所需要的工作時間。正相反，他同意工作足足8小時，或者，照馬克思的說法是，一天10小時，甚至11小時。因此，他所生產的是，足足10小時或 11小時的價值，而他所取得的卻只是按6小時計的工資。他的工資只能抵償他的生活費，那就是他的真實“價值”，但是，作為回報，他使資本家可以享有他一整天所生產的價值。這就是利潤所以會加入體系的原因。 馬克思把不受報酬的這部分工作叫做“剩餘價值”。但是，這同道德上的義憤是全然無關的。工人只有享受他的勞動力的價值的權利。他已得到了他應得的全部。但是，同時資本家卻得到了工人整個工作日的勞動的全部價值，這個工作時間長於他所償付的工作時間。因此，資本家出售其產品時，他可以按照它們的真實價值出售而仍然可以獲得一項利潤。因為體現在他的產品中的勞動時間，多於他所不得不償付的那部分勞動時間。 這種事態是怎麼會發生的呢？這是由於資本家在一件事上是居於壟斷地位的——這就是擁有生產資料本身這件事。在私有財產法的安排下，資本家“控制”着就業機會。因為他們擁有人們藉以勞動的設備，如沒有這些設備，人們就無法工作。如果某人不願意工作到資本家所要求的時間，他就得不到工作。跟系統中一切其他商品一樣，工人沒有權利、也沒有力量要求使作為一項商品的他自己的價值有所增加。體制是完全公平的，可是一切工人都受了騙，使他們不得不在使自己生活上得以自給時所需要從事的工作時間以外，從事於工作較長的時間。 覺得這個說法聽起來有些奇怪嗎？別忘了，馬克思所談的那個時代，其工作日是長的，有時長得使人難以忍受，那時，大體上說來，工資僅僅略高於足以維持生活的程度。剩餘價值這個想法，在一個“血汗工廠”在極大程度上已成為過去的社會中，也許認為沒有多大意義，但是在馬克思寫作的時代，卻不僅僅是一個理論上的、思維的產物。這裡只須舉一個例子就夠了。1862年在曼徹斯特一個工廠，在一個半月期間的平均工作周是84小時！在以前的18個月期間，是78 1／2小時。 但是所有這些，說的仍然是一齣戲劇的布景。我們已經有了主角，有了他們的動機，有了情節的線索——“剩餘價值”的發現。現在要讓這些角色動作起來。 所有資本家都享有利潤，但是他們都在競爭。因此，他們都在努力進行積累，企圖在損害他們的競爭者的情況下，擴大自己的產量。但擴大不是那麼容易的。需要增加工人，為了爭取工人，在資本家之間就得相互競爭，於是工資趨於上升。與此相反，剩餘價值則趨於下降。看起來好像是在馬克思主義下，將面臨亞當·斯密和李嘉圖的資本家所面臨的困境——利潤將被上升中的工資所吞噬。 斯密和李嘉圖解決這個困難的辦法是，每次工資的增長會使工人隊伍發生增加人數的傾向。但馬克思拒絕考慮這一可能發生的情況。他對此不屑一顧，只是說馬爾薩斯的論點是“對人類的污辱”——總之，無產階級是未來的領導階級，不會這麼目光短淺，只是由於放縱於肉慾，而把自己的收益浪費掉。但是，他的論調對資本家也同樣起了援救作用．他說，他們會採用節省勞力的機器來對付工資上升的威脅。這會使部分工人喪失工作，從而造成工業後備軍，這將與斯密和李嘉圖日益增長着的人口發揮同樣的作用，使工資迅速回降到原來的“價值”——只能維持最低生活水平的價值。 但是現在出現了一個嚴酷的問題。看起來好像資本家已經獲得挽救，因為他利用機器造成工人失業，從而阻止了工資上升。但是事情沒有這樣稱心如意。他正是在為自己力求多福的這一進程中，此難方脫，彼難又起。 當用機器來代替人的時候，同時他也就是用無利可圖的生產方式，來代替有利可圖的生產方式。在這個不易了解的社會中，單靠精明、厲害的討價還價，是沒有人會獲得利潤的。對一個資本家說來，一台機器，不管它所值多少，可以肯定，他必須付出十足的價格方能取得。如果一台機器，在其整個使用年限中，可以產生價值1萬美元的收益，那麼，可以假定，資本家必須首先付足這1方美元。他只是在活勞動中才能獲取利潤，只能從剩餘的工作時間，即不給報酬的那部分勞動獲取利潤。因此，他如果減少工人人數或比例，就等於殺雞取卵。 然而，他扮演這個倒霉的角色也是出於不得已。在他的行為中，並沒有什麼陰謀詭計，他只是憑他的要進行積累這一衝動行事，只是希望不要脫隊，可以同他的競爭者並肩前進。當他的工資支出在上升時，他必須採用節省勞力的機器來削減成本，對他的利潤起挽救作用。他如果不這樣做，他周圍的競爭者將捷足先登。但是，由於他必須以機器代替勞動，就必然要縮小他滋生利潤的基礎。這就像是一種希臘式戲劇，在那裡，不管願意不願意，人人都趨於死亡，人人都在不知不覺的情況下共同合作，走向覆沒。 現在木已成舟，利潤已經在縮減，於是每個資本家加倍努力，在他工廠里設置節省勞力、削減成本的新機器。他所以還能賺取利潤，只是由於在行列中跨前了一步。授是，由於大家都在做完全同樣的事情，剩餘勞動（也就是剩餘價值）對總產量的比例將更進一步地縮減。利潤率將下降，再下降，直到滅頂之災已在面前。利潤已經削減到使生產不再有利可圖的程度。以機器代人力之後，消費縮減了，因為可雇用的人數不能與產量並駕齊驅。於是倒閉、破產接睦而至，爭先恐後地在市場上傾銷商品，在這一過程中，小型商號即告淪亡。這時，資本主義危機已近在眼前。 危機並不意味着遊戲的結束。工人失去工作以後，會被迫接受低值工資。此時機器堆積如山，資力比較雄厚的資本家就可以用低於真實價值的價格取得機器。過了一陣，剩餘價值又重新出現，前進的過程又重新開始。於是，每一次危機有助於更新這一制度擴張的能力。危機——現代語言稱之為衰退或蕭條，是這一制度運行的方式，而非衰落的方式。 然而，這一過程確實是非常獨特的，每一次更新都導向相應的終結：競相招募工人、工資提高、機器代替工人、剩餘價值的基礎縮小、更加瘋狂的競爭、另一次危機——比上次更嚴重的危機。在危機發生期間，較大商行會併吞較小商行，但是，最後當工業巨頭垮台時，所造成的禍害，會比小型企業覆沒的情況嚴重得多。 最後，這齣戲會演到終場。馬克思對於這一幅人間地獄圖景的描繪，寫得淋漓盡致：“一些資本主義工商業巨頭，勢力日益集中，人數則日益減少，這些人在這一轉變過程中，篡奪並壟斷了一切利益，而廣大窮苦人民所遭受的卻是壓迫、奴役、落魄和忍受剝削；但是，與此同時，工人階級的反抗運動也在增長，這個階級的人數一直在增加，他們既有紀律又團結一致，實際上就是在資本主義生產的作用過程中組織起來的。生產資料的集中和勞動的社會化，終於達到了與資本主義外殼不能相容的地步，這一外殼就要炸毀了。資本主義私有制的喪鐘就要敲響了。剝奪者就要被剝奪了”。 這齣戲將以馬克思憑辯證法所推想的順序收場。體系——純粹的體系——在演變過程中會把它自己活力的根源，剩餘價值，擠掉，從而趨於崩潰由於經濟在本質上是無計劃的，因此經常處於不穩定狀態，這就加速了崩潰的進程，雖然有些力量會對這一結局的到來起拖延作用，但其最後的死亡結局是逃不了的。 這與早期的觀點是何等的不同。在亞當·斯密看來，至少就可以預見的將來而言，資本家循着這架自動扶梯，是可以扶搖直上的。在李嘉圖看來，由於在人口增加的壓力下，栽種作物的農地不足，使進展趨於停頓，而交運的地主則大發橫財，向上運動的通道，因此將受到阻塞。在穆勒方面，由於他發現社會可以按照它認為合宜的方式分配其成果，而不須看“經濟規律”的眼色行事，因此對前途的發展比較有把握。在馬克思看來，即便予以挽救的可能性也不具備。因為唯物史觀告訴祖，國家只是經濟管理者的政治統治機構，有些人認為它可能作為一個中性機構履行職責，作為一個第三種力量，在其互相衝突的成員中起平衡作用，這種想法似乎沒有別的，只是純粹的痴心妄想。體系內部演變的必然結果是無可避免的，體系的這種無可改變的發展，不僅會毀滅它自身，而且會產生它的後繼者。 （五） 至於那個後繼者看上去像個什麼，馬克思對此很少敷陳。它將是“沒有階級的”，當然，馬克思的意思指的是，社會一經擁有了生產商品的一切手段，社會以財產為依據的經濟分配基礎將被消除。至於社會將怎樣“擁有”這些財產；“社會”的含義是什麼；在管理者和被管理者之間，在首領與老百姓之間，是不是會有劇烈的對抗——這些馬克思都沒有討論。在“社會主義”的過渡時期，將有一段“無產階級專政”，在這以後，將是“純”共產主義本身。 必須記住，馬克思不是共產主義的締造者，這個艱巨任務是要落到列寧的肩上的。《資本論》是資本主義的“末日裁判書”，至於上帝最後審判日以後的人間樂園的外相是什麼樣的，在馬克思所有著述中幾乎都沒有提到。 我們將怎樣理解他的啟示錄式的論證呢？ 要處理這一整個問題並不難。要記住，體系是建立在價值——勞動價值——之上的，而體系死亡的關鍵在於所謂剩餘價值這一特殊現象。但是，現實世界並不是由“價值”構成，而是由真實的、有形的價格構成，馬克思必須證明，以金錢衡量的社會所反映的，是與他所創造的抽象社會大體上相近似的。但是，從一個價值世界，過渡到一個價格世界時，他卻陷入了高度的數學糾纏之中，實際是，他犯了一次錯誤。 這並不是一種無可挽救的錯誤，經過一次更嚴重的數學上糾纏之後，是可以把馬克思的方程解“對”的。但是，指出這個錯誤的評論家，無意於把方案搞正確，就把對馬克思犯“錯誤”的評判看成是確定了的。這些方程最終加以整理之後，沒有引起人們多大的注意。因為，除數學上純潔性問題不計外，馬克思的模型中也存在許多問題。我們真的能夠在壟斷世界或科學技術進步中運用剩餘價值這一概念嗎？馬克思真的解決了用“勞動”來度量價值的困難了嗎？ 諸如此類的問題繼續使馬克思主義學者坐立不安，並且已經誘使大部分非馬克思主義經濟學家將這整個框架歸之於棘手和難以改變的問題。然而這樣做，卻忽視了馬克思分析的兩個獨特性質。 首先，它不是另外的一種經濟學模型。馬克思賦予了社會研究一種新的任務，即經濟學自身的批判《資本論》用了很大的篇幅表明，早期的經濟學家沒能了解他們所從事研究的真正挑戰。例如，斯密和李嘉圖碰到過的價值問題。雖然成功的程度不一樣，他們都試圖表明價格如何反映——或不能反映——物化在不同商品中的勞動時間。 馬克思指出，這還不是真正使人困惑的問題。使人困惑的問題是，男人和女人的實際勞動那麼不同，怎麼能夠把“勞動”作為價值的一般決定物呢？李嘉圖曾用捕獲一條馬哈魚和殺死一頭鹿的勞動時間來建立他的交換比例，即價格。然而，沒有鹿是用魚杆殺死的，獵手在叢林裡也捕不到馬哈魚。那麼人們怎麼能用“勞動”作為決定交換比例的決定物呢？ 馬克思認為，答案在於資本主義社會創造了一種特殊的勞動——抽象勞動，一種撇開了前資本主義社會的特殊的個人歸屬的勞動，一種能像小麥和煤炭那樣買賣的勞動。從而，勞動價值論的真締不像斯密和李嘉圖想的那樣，是價格決定的理論，而是一種勞動力成為商品的社會制度被證實的理論。這一社會是資本主義社會，在那裡，社會力量（如因地運動）已經創造了一個無產階級，他們除了像出賣商品那樣出賣他們的勞動力——他們純粹的勞動能力——外，別無所有。 這樣，馬克思發明了一種使經濟學煥然一新的“社會分析”方法。除了這一有特色的貢獻以外，馬克思關於資本主義世界的模型雖然笨拙，但是它也似乎表現出它自身的一種生命力，並且是一種出色的方式。如果它的基本假定（角色的場景安排、他們的動機和他們的環境）能夠成立的話，那麼，它所展示的狀況便會變動，且以一種可預測的方式變動。我們業已看出了這些變動：利潤如何下降，資本家如何去尋求新的機器，每一次景氣如何又以新的衰退收場，小型企業在每次經濟蕭條之時如何被大公司吞併。馬克思把這些“趨勢”稱為資本主義制度的“運動規律”—— 資本主義未來將踏上的通路。令人吃驚的事實是，這些預見中有那麼多竟已成為現實。 企業經濟中的利潤確已趨於下降。這個見解不是馬克思所首創的，利潤的下降也不是出於他所提示的原因。亞當·斯密或李嘉圖或穆勒曾指出（任何商人會同意）競爭和工資的壓力的作用，也同樣能說明問題。除了一些堅不可摧的那類壟斷（那是很少見的）之外，利潤既是資本主義的特點，也是它的唯一弱點，因為沒有一種商業可以使其利潤永遠保持遠遠在它的成本之上。只有一種情況可以使高利潤永久存在，那就是商業（或者整個經濟）必須不斷發展。 但是需要增長就要牽涉到馬克思模式的另一預言——對新技術不停地探索。工業資本主義始於產業革命，這並非事出偶然，馬克思已經說清楚，技術進步不僅是資本主義的一個伴隨物，而且是一個必不可少的組成部分。～種商業要使它存在下去，就必須不斷地使它有所革新，有所發明，並且從事實驗；在這個富有進取心的世界，單以過去的成就為滿足，是不能久存的。近來一個大型化學公司宣稱，它從它產品中獲得的收入，其中60％是從10年前所不知道的產品中得來的，雖然這是個特別以新發明為重的工業，但工業發明與獲取利潤這兩者之間的關係，由此可見。 馬克思的模型表明資本主義還有三種趨勢，這也已經實現。我們已經沒有必要作出證明近百年來商業循環現象的存在和大型企業的湧現。但是我們可以談一談，馬克思作出預言時的那種膽識。雖然未來的事件已經證明了他關於周期性繁榮和崩潰的預測，但馬克思時代的其它經濟學家卻沒有認識到危機趨向（我們稱之為商業循環）是資本主義的內在特徵。對於商業界而言，當《資本論》問世時，大型企業是例外而不是常規，在市場上當家作主的仍然是小型企業。在1867年時說，、大企業將在商業舞台上占支配地位，這種預言的聳人聽聞的程度，不亞於在今天說，美國在50年之後，小業主將取代大公司。 最後，馬克思相信，那些微小和獨立的工匠以及個體工人不能抵抗大量生產的壓力，於是，更大量的勞動力將不得不在市場上出賣自己的勞動力，從而成為一個“無產階級”。這是事實嗎？是的，在 19世紀的前 25年中，大約 3／4的美國人是為自己勞動，或是從事耕作，或是經營小商鋪。今天，只有大約1／10的勞動力是自我僱傭的。我們這裡還沒有把政府職員、公共汽車司機和銀行職員等算入無產階級之列，然而，按馬克思的定義，他們也都是必須將勞動力提供給資本家的工人，而與農場主或補鞋匠不同，因為他們擁有自己的生產資料。 總而言之，這一模型展示了非凡的預見能力。要曉得，這些變動既深遠又可驚，在馬克思眼中，單憑對社會進行檢查，是不可能發現的。這些都是歷史上的變化，其演進是緩慢的，是需要時間的，其真實性就同一棵樹的成長一樣，是不容被注意到的。只是把經濟體系歸為一個微觀世界，然後從中觀察其加速了的成長進程，才能理解其未來傾向。 當然，作出的預測不可能是精確無誤的。馬克思認為利潤不僅將在商業循環範圍以內下降，而且將顯示一種長期的向下趨勢，這一點卻未見發生。但是，儘管存在着這些缺點（我們將會看到，所作出的一些預言遠不是一貫正確的）馬克思的資本主義模式將如何運轉的這方面的先見之明，是非常驚人的。 迄今為止，所提到的馬克思作出的一些預言，就整個資本主義的前途看來，畢竟是無傷大雅的。可是，讀者當還記得，模式中還有個最後預言，這就是，馬克思的“純資本主義”的終於崩潰。 在開頭時就曾經說過，對這一預言是不能輕輕抹煞的。在俄國和東歐，資本主義已經消失，在德國和意大利曾經一度陷入法西斯主義。戰爭、蠻橫無理的政權，命運的播弄，革命者的堅決努力，在其中固然都起了一定的作用，然而，無可否認的殘酷事實是，這些變化主要是出於馬克思所預見到的原因：資本主義在垮下來。 它為什麼會垮台？部分是由於馬克思已經說過會產生的那些動盪不定的因素。一連串商業循環，伴之以戰禍頻仍，使體系中的中下階級喪失了信心。但這不是個完整答案。歐洲資本主義所以失敗，主要不是由於經濟的而是由手社會的原因，而這一點也是馬克思所預示了的！ 馬克思清楚地認識到，體系中經濟上的困難，並不是不可克服的。雖然反壟斷法規和反商業周期政策，在馬克思時代還沒有發現，但這類活動並不是不可想象的；就馬克思的想象力而言，認為在物質意義上是沒有什麼不可避免的東西的。馬克思關於衰變的意見，是建立在他對資本主義的一種想法上的，按照這種想法，由政府來糾偏匡缺，在社會意義上說是不可能的，在理智上、在意識形態上也是不可能的。要消除資本主義的缺點，就得有一個超出單獨一個階級利益的政府，這就得假定，人們能夠從他們直覺的經濟上自私自利觀念的束縛中解脫出來。馬克思的分析使這一假定大有疑問。 正是由於缺少這種社會靈活性，由於受到了目光短淺的利益觀念的束縛，削弱了至少在第二次世界大戰以後的歐洲資本主義。當時許多國家所堅持要走下去的道路，正是馬克思所堅決認為要走向覆沒的道路。對於一個讀過他著作的人來說，現在回想起來，是有些心驚肉跳的。這些政府就好像是在不知不覺的情況下，為了要證明馬克思預言的正確性，就頑強地做着他說它們會做的那些事。在沙皇統治下的俄國，一切民主的工會都被殘酷撲滅，在英國和德國，壟斷企業和卡特爾都受到官方的鼓勵，當這個時候，馬克思的辯證法真是顯得有些咄咄逼人，其兆不祥。在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當人們想到法國、意大利或希臘的資本主義政府，對它們的企業團體不能徵收到足夠的稅款時，當人們視察到貧富之間的巨大懸殊，而看到的跡象是後者對前者全不關心時，就會有一種不安的感覺，感到馬克思為他的歷史劇選派的一些心理上定型的角色栩栩如生，就像是從實物摹寫得來的。 這一期間美國的情況有所不同。我們也有反動分子和革命者。在美國的經濟史上充滿了剝削和醜惡行為。不過這裡的資本主義演進時所處Z為地區，沒有接觸到貴族世系和古老的階級觀念那類影響作用。由此造成了美國的社會風氣，它在某一程度上，比歐洲的粗糙，因為這裡的情況是，個人已經完全為大規模工業化環境所壓倒以後很久，才沾上了“粗魯而樸實的個人主義”信條，而歐洲傳統的“貴人行為理應高尚”的想法，則是與公然的階級劃分同時存在的。然而，由於美國的背景與眾不同，對待公私權力有某種實用主義傾向，對民主觀念則普遍抱讚頌態度，從而導使國家安然越過暗礁，這個暗礁使許多國家挖得頭破血流。 對馬克思分析的回答，就包含在這種應付變化能力中。實際上，我們研究資本主義歷史（特別是近幾十年的歷史）時越是深入，就越加感覺到馬克思思想的洞察力值得重視，也越加清楚地認識到它的局限性。他所斷定的資本主義內部的問題，有許多依然存在，首先是經濟不穩定及財富和權力的集中的傾向。可是，不同國家對同樣問題的應付辦法是大不相同的。例如挪威，根據馬克思的標準（生產資料主要由私人擁有，市場結構大概是要產生剩餘價值的），肯定是個資本主義國家，它把所產生的收入，藉助於一個特製的再分配計劃，抵銷了資本主義的“運動規律”。挪威是世界上最重視平等主義的國家之一。日本，從它的結構和外表看，肯定是實行資本主義的，它的一些大型公司，經過一個試驗期之後，對它們的全部職工，實行保證終身雇用。法國的全國性規劃，有一套精心設計的制度。英國對馬克思和恩格斯說來，是實行殘酷剝削的足以引以為鑑的一個實例，它已經首先實行了“從搖籃到墳墓”的生活保障制度，如廉價住宅的供應等等。瑞典在馬克思寫作的時代，對人民的苛刻和壓制至少不亞於英國，現在就政治和經濟方面的政策說，大概可以說是世界上最民主的國家。 現在可以看到，資本主義作為一個經濟結構，有很大的適應性。這不是說資本主義已經克服了它的一切問題。但是，以上述各國為例（還可加上新西蘭和澳大利亞），要看到馬克思方案中資本主義社會“不可避免”的那種演變方式，已經不再可能；當然，這裡並不是說，每個資本主義國家，都會像斯堪的納維亞國家那樣地進行適應和演變。以美國為例，它在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那一段期間，由於它富於靈活性和實用觀點，以資本主義成就說，使這裡的成就超過了國外，但是近年來看到的情況似乎有所轉變，就社會的反應力而言，這裡反而遜於國外。然而，美國一度曾起到先鋒作用，現在帶頭前進的那些國家，以前曾居於後衛地位，這一事實本身即足以充分證明，未來不是預先註定的。對共產主義國家的大部分說來，“資本主義”仍然意味着，用19世紀50年代舊式的英國資本主義格局建立起來的這樣一個國家，其地的製造商氣量狹窄，其政府則反動無比，但20世紀的成就（和失敗）使我們看到，今日的資本主義同已經出現的任何的社會主義一樣，也能造成一個正派的社會。 然而，除了“不可避免的滅亡”之類的一些債激之談外，馬克思的分析是不能漠然置之的，它仍然是資本主義制度曾經經受過的最嚴重、最深人的一次檢驗。這不是在道德標準下進行的一次檢驗，不是對利潤動機不公正指手畫腳、蝶煤不休地進行指責——這是革命者馬克思的資料，不是經濟學家馬克思的資料。馬克思的分析儘管有激情的一面，可是他作出的評價是心平氣和，不帶偏見的。就是由於這個原因，他的研究結果，儘管使人見了覺得不愉快，但確是貼切和中肯的。 最後，我們必須記住，馬克思不只是一個偉大的經濟學家。在葬禮悼詞中，恩格斯說：“如同達爾文發現了自然界進化的規律一樣，馬克思發現了人類社會的演進規律。”這些讚美之詞也許有些誇大，然而，恩格斯卻是正確地強調了馬克思這樣一種觀點的非凡重要性，即馬克思把歷史進程視為社會階級爭奪最高權力的舞台。就像弗洛伊德教會我們透過個人行為的外觀而把握人們的心理過程，或者像柏拉圖教會我們透過未證實觀念的表象來把握所掩蓋起來的哲學問題一樣，馬克思也教會了我們洞察歷史，而不是觀看歷史。 這就是為什麼馬克思這一名字和弗洛伊德及柏拉圖一樣長存人間的原因。馬克思肯定不像強加於他的偶像崇拜那樣一貫正確。他最好被認為是一個不可繞開（unavoidable）的偉大探險者，他的足跡已經不可磨滅地留在他所發現的社會主義大陸上。所有希望繼續對此探索的人，不管他是否同意馬克思的發現，必須尊敬這個首先為人類獲取了它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