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前當“六四”發生不久時，上到某些中共高層領導，軍隊高級將領，下到普通北京市民，外到海外華人和全球輿論，絕大多數人都堅決認為開槍是不可饒恕的暴行。沒過幾年就有人竊以為開槍必要；九三年以後開始不乏公開唱讚歌的。 12年後的今天，甚至一些親嘗了“六四”血腥的學生，都堅決認同開槍鎮壓的必要性。 僅僅十年，這一切轉變是如何發生的？本文試圖就這一問題進行某些探討。而這必需從這一切的始做俑者：鄧小平談起。 鄧小平理論的精髓（胡耀邦與鄧小平：理想與現實的衝突） 鄧小平理論可以概括性地總結為三點，或曰三論，即“貓論”、“摸論”和 “燈論”（這是借用當年“新權威主義”的代表吳稼祥先生對鄧小平思想總結的淺顯但卻是傳神的描述）。“貓論”是盡人皆知的，即“甭管黑貓白貓，抓住耗子就是好貓”；“摸論”即“摸着石頭過河”；“燈論”乃是廣東地區的群眾為他們敬愛的小平同志總結出來的，大意是“看見綠燈快步走；看見黃燈趕緊走；看見紅燈繞道走”。“貓論”是實用主義的聖經，恐難擺脫為達到目的可以不擇手段的嫌疑；“摸論”是得過且過；“燈論”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註腳。“三論”前後呼應，構成了一套完整的、庸俗的實用主義哲學。其表述方式都是如此淺顯、親切、實用，當真是“老嫗能解”、家喻戶曉。在大唱高調，全中國都雲裡霧裡，理想主義成災的毛澤東時代，“貓論”乃是一副重要的清醒劑和解毒劑，是現實主義的基石，具有非常積極的意義。難怪其如此深入人心，具有非常強大的生命力。但在鄧小平時代，鄧以此為基礎，輔以“摸”、“燈”兩論，經過幾次使用和較量，終於把理想主義趕出了歷史舞台，造成了理想主義在中國的終結，導致了中國政治生態和信仰世界的完全失衡。後果以下會有詳細論述。這一套庸俗實用主義哲學是如何全面統治中國的呢？我們可以從鄧小平與黨內理想主義代表人物胡耀邦的衝突中，把握一下梗概。 80年代初的整黨，鄧小平的目的非常明確，即揪出“三種人”完事。原因很簡單：鄧小平、陳雲等老人決不願看到自己身後再有人翻案，甚至沒死之前就被人搶班奪權。而三種人當時都正當年，三、四十歲，所以一定要清除出黨，以防後患。但到此為止。而胡耀邦則對整黨有更高的期望：想籍此重新樹立黨的光輝，廉潔形像，把共產黨變成一個有號召力、有凝聚力、有道德的領導集團。因此在青海省省委包庇殺人犯楊小民一案，以及胡喬木之子胡石英經濟詐騙等案上，胡耀邦都是斬釘截鐵地一查到底，並主張嚴懲貪贓枉法者。而鄧則出面保下了青海省委主要負責人，並強迫公安機關釋放已被捕的胡，嚴重妨礙了法律的公正性，損害了黨的聲譽和胡耀邦的威望。當然，鄧這幺做自有他的道理。當時百廢待興，鄧不願節外生枝，只要殲滅三種人的目的達到，不想擴大打擊面，見好就收。青海事件，殺人犯已經伏法，鄧不願再去換整個一個省的領導班子，以維持穩定。胡案，鄧不願自己最得力的筆桿子受太大打擊。鄧與胡又是患難之交（胡在76年“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時曾向“四人幫”揭發過鄧，而鄧似乎並不在乎），也認識胡的兒子，他又是極重家庭的人，這個人情不能不送，這都說明鄧是一個非常現實的人。太現實了自然會拿原則做妥協。可你卻又很難說他妥協得沒有道理。另一個典型例子就是81 年對“凡是派”大戰告捷後，鄧對民主運動的全面收拾。當然，對民主運動的鎮壓早在79年整肅西單民主牆時就開始了。但當時鄧還需要黨內外民主派的支持以對付華國鋒為首的凡是派。所以還算手下留情。毫無疑問，在全力維護共產黨統治方面，鄧與“凡是派”是一致的。79年鄧在政策法律上比較大的動作就是從憲法中取消 “四大”（大鳴、大放、大字報、大辯論），這實際上是大大剝奪了人民的言論自由。可當時卻基本上是順應民心的，因為經歷過文革的大多數人都對毛澤東的“四大”沒好印象。 鄧小平能抓住時機取消四大，足見其老練成熟。但也暴露出其短視現實的一面。他認準了老百姓是想好好過日子，這沒錯，但要是認定老百姓只想好好過日子，那就錯了。人的需求是多方面的，尤其在日子過好之後。鄧小平沒有乘粉碎四人幫後的大好形勢，奠定黨內民主化的基礎（我們並不指望他能建立一套民主制度，黨內先能民主化就不錯了），真是一大憾事。 凡是派倒台之後，鄧一下露出了獨裁者的猙獰面目，將黨內外民主派一網打盡。他是靠民意重新復出的，又是靠民主派的支持來贏得對凡是派鬥爭的全面勝利的。可他坐穩江山之後，首先打擊的恰是這股力量。此公實在深諳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的道理。當時，不少人都覺得看清了鄧小平的本來面目，卻又無可奈何。在大方向上，鄧的路子是大家都認同的，那就是改革開放。並且鄧是一直往前走的。何況還有陳雲、李先念等保守派的存在。保守派的存在使自由知識分子只能選擇與鄧結盟。毫無疑問，自由知識分子最認同的是胡耀邦，而胡、鄧那時基本是在同一戰壕的，胡又以總書記的身份在前台主持。大家（包括胡，鄧本人）都還沒有意識到他倆人的分道揚鑣是不可避免的。 胡耀邦的下台與毛澤東的復活：不死的理想主義 在共產黨內，鄧小平是實用主義的大師，或者說是庸俗現實主義的大師。庸俗而現實者，浩如煙海，能被稱為大師的卻寥若晨星。毛澤東一再說鄧小平人才難得，大概指的就是這個。因為政治就是很庸俗、很現實的。毛是極富理想主義色彩的人物，總是大手筆、不耐煩、不屑為瑣碎庸俗之事。而管理一個國家本身，就是瑣碎平庸的集合。難怪毛總想當甩手掌柜。毛很清楚他很需要周恩來、鄧小平這樣的人來平衡自己。鄧比周果敢、決斷，氣魄也比周大。毛是舵手，周是大副、剎車和潤滑劑，而鄧卻是另外一個駕駛員，一個重新調整航線的人。毛一再批鄧，又一再用鄧，保全鄧，真是愛恨交加，離不開又無可奈何。有意思的是抬頭望天的人都需要腳踏實地，腳踏實地者卻不一定抬頭看天。在治國安民上，理想主義者要倚仗現實主義者，但後者對前者卻未必有多少好感。80年代以後，黨內理想主義的代表就是胡耀邦。理想主義者大多很有魅力，胡也不例外：熱情、真誠、坦率，缺少城府，甚至有幾分天真。是共產黨內非常罕見的人物。胡耀邦能做到總書記，簡直是一個奇蹟，共產主義運動史上的奇蹟，與赫魯曉夫類似。這類人往往結局不妙。胡耀邦代表着中國共產黨內最進步、最開明的力量。粉碎“四人幫”後，在中共中央組織部長任上，大刀闊斧地平反冤假錯案，解放了無數蒙冤受害者和一大批老幹部；接着，主持了關於真理標準的討論，贏得了對凡是派的全面勝利，從而為改革開放完成了組織上和理論上的準備，也為自己贏得了崇高的榮譽和信賴並因此當選為中共中央主席。這也是胡耀邦與鄧小平最親密無間，同心同德的時候。否則鄧豈能把中共中央主席的位置交給胡。可問題也就出在這兒。鄧不作一把手而讓胡作，卻保留最後決定權，造成了名不正、言不順的尷尬局面。在其位者不能謀其政，而政由鄧出，這是一種人為災難。也難怪86年底，學生遊行時罵鄧是慈禧，胡是光緒。如果胡耀邦就是一個鄧的傀儡，唯其馬首是瞻，也還罷了。偏偏胡是一個極有信念、理想、追求的人，又很講原則。所以上文提到的兩人在整黨方面的矛盾也就不足為奇了。以後的衝突就越來越多。83 年清除“精神污染”，胡耀邦、趙紫陽都不支持。在反資產階級自由化上，更是背道而馳。胡成為包庇資產階級自由化人物的代表。尤其是胡耀邦死保劉賓雁，為黨內某些人切齒痛恨。四大被取消後，再沒有劉賓雁，老百姓就真是無處申冤了。人民利益這四個字，在胡耀邦那兒是真的，在別人那兒就很難說了。另一重大分歧是在退休問題上。而這才是鄧小平最大的心病。胡是講原則的人，堅決主張一刀切，建立明確的退休制度。任何人都不例外。所以勸鄧退休，開個好頭。這就不僅觸怒了鄧小平，也得罪了黨內一大批老人。被打倒過的人最知道權力的可貴。人是自私、現實的，誰願意主動放棄權力以及與此相關的一大堆好處？何況才恢復權力地位沒幾年嘛。並且只要鄧小平不退，大家就都可以賴着。所以大多數人都勸鄧留任。真是一箭雙鵰的好事。就鄧而言，很難說他只是貪戀權力。鄧有很強的個人使命感和歷史責任感。反正鄧不想退，並由此對胡耀邦產生了怨恨心理。這件事無論怎幺評價，都是鄧小平錯。正因為鄧小平的固執和自私，使中共的幹部退休制度至今都沒有很好地建立起來，造成了一系列惡果。兩位總書記的跌倒都與此相關。這不僅是鄧小平本人的悲劇，是胡耀邦、趙紫陽的悲劇，也是中國共產黨和中國的悲劇。 總之，83年以後，胡鄧之間，在許多問題上分歧越來越大。無事則罷，有事就要算賬了。而學生早晚得出事。86年底開始的學生運動，給倒胡派提供了最後的藉口。因為學生運動自然被認為是胡耀邦縱容資產階級自由化的結果，那是一定要大做文章的。老人們對文革時的學生運動還記憶猶新，早成驚弓之鳥並恨之入骨。令人吃驚的不是胡喬木們的所做所為和元老們的怒不可遏，而是鄧小平。對胡耀邦的罷黜又一次充份展示了鄧小平庸俗實用主義中最醜惡的一面。搞掉胡耀邦對鄧小平來說已經是壯士斷臂，對改革開放是極大的損害。本來此臂是可以不斷的。他不僅斷了，而且斷得極其醜陋。違犯黨章，不顧一切制度和原則，在中央顧問委員會一次極不正式的聊天生活會上，在胡耀邦沒有任何準備的情況下，搞突然襲擊，罷免了中國共產黨的最高領導人。當時是87年一月初，距離計劃中的13大召開僅有九個月。他是完全可以等上半年，讓胡耀邦體面下台的。何況半年以後形勢會發生變化。其實只要略等一等，就會明白讓胡耀邦下台是很大的失策。可他偏不這樣做，一定要用這種非組織、非制度、非程序化的方式。以如此手段對付那末真誠、忠厚，又是他最親密的戰友，改革開放事業最重要實施者的胡耀邦，實在令人齒冷。鄧關鍵時刻出手很快並且相當無情。由此可以想象他日後對付89民運會是何種手段。問題是鄧對胡完全沒有必要這幺做。鄧是吃過違反黨內原則的大苦頭的，輪到自己主宰他人命運時，卻步毛後塵，成為悲劇中的一環。 胡耀邦的下台導致了中國政治生態的失衡。貪官污吏們少了一大麻煩，更加變本加厲。拜金主義與享樂主義盛行，黨風與社會風氣急轉直下。失去這一黨內重要清廉形像後，黨群關係，官民關系統統變壞，對立加深並表面化。官倒十分猖獗，其中就包括鄧朴方屬下的康華公司。老百姓有理無處說，有冤無處訴，滿腔怒火終於召喚回了反官僚的不朽靈魂：咱們的領袖毛澤東。對毛澤東的懷念與崇拜突然遍布神州大地，形成文革後崇毛的第一個高峰。人們在對毛澤東的懷念中寄託的是對清廉、平等，和人民當家作主的嚮往，是對現實不滿的表露，是對改革利益調整中，極端不平等的抗議。是一種反鄧、反改革的情緒宣泄。“動亂”的情緒已開始蓄積。 “六四”：各種勢力在中國轉型過程中的悲劇性碰撞 “六四”的直接導火索實際上是88年鄧小平要趙紫陽價格硬闖關，結果導致了下半年的價格失控，銀行擠兌和搶購風潮。市民的不滿情緒已是一觸即發。而學生運動只不過起了觸媒的作用。比較一下老百姓對這之前的學生遊行的態度，便知此中差別。對過去的學生運動，普通老百姓普遍持一種觀望甚至嘲笑的態度。學生運動若無廣大群眾參與，往往是在給改革派添一堆麻煩之後，折騰幾天了事。然而，這次的起因是胡耀邦逝世(胡耀邦的去世標誌着黨內理想主義的終結)，口號是支持改革，反官倒。從一開始就帶着悲壯色彩，引起了從上到下各個階層的強烈共鳴、支持和參與。所以它遠不是一場與往常一樣的單純的學生運動，而是一場全社會的悼念抗議與發泄行動。所以才如此聲勢浩大，最終不可收拾。是另一場不折不扣的天安門事件。舞台沒有變，情節也幾乎一模一樣，只不過主要演員做了些許調整：胡耀邦作了周恩來，鄧小平自己作了毛澤東，而讓趙紫陽作了他自己。歷史為什幺總是和中國人開這種惡劣又殘酷的玩笑？ “六四”開槍：千秋功罪 很顯然，在政府方面，事件的解決方式當時只有兩種：妥協與不妥協。妥協假如成功則會有兩種結果。１，從此形成朝野的良性互動，中國的民主化由此走上正軌，這是最好也是可能性最小的一種結果。２，從此學生方面以為政府軟弱可欺，沒完沒了地提高訴求，動轍示威遊行，結果要幺政府垮台，要幺由軍方鐵腕人物出來恢復秩序，如６０年的南韓。趙紫陽四月訪問北朝鮮回京後，企圖尋求妥協，鄧小平也希望趙紫陽能夠以這種方式兵不血刃，解決問題，可惜學生一方根本不合作。後事態經不斷演變，最終也只有不妥協一途了。鎮壓也有兩種選擇：１，選擇手段的鎮壓。２，不擇手段的鎮壓。而鄧小平選擇的恰恰是不擇手段，不惜一切代價的鎮壓。這是鄧小平七十餘年革命生涯中最後一次命令部隊開槍，地點不是硝煙瀰漫的戰場，而是中國首都的鬧市；對象不是全副武裝的軍隊，而是手無寸鐵的北京市民；時間不是遙遠的野蠻時代，而是二十世紀的末期。士兵不是哪一國的入侵者，而是人民的子弟兵。在全世界目瞪口呆的注視下，中國又一次成為血淋淋的焦點。鄧小平為何一定要這幺做呢？ 鄧在本性上是一個極其倔強，不達目的決不罷休的人。鄧的目的就是完成改革開放的大業，完成中國的現代化目標。那幺任何有礙這一目標實現的麻煩，他都會毫不猶豫的予以清除。鄧是個不折不扣的民族主義者，認同國家利益高於一切的原則。在今日為他辯護的許多人中，都強調他為國家長遠利益，敢於承擔責任，敢背千古罵名的勇氣和膽識。更有人強調是學生主動進攻，鄧是被動防守。學生文攻，老鄧武衛。如果沒有鄧小平的決斷，多糟糕的結果都難以逆料。 簡單地說，對“六四”可以用兩個標準來評判。一是道德（是非）標準，二是利害標準。道德的評價結果是沒有疑問的，這是赤裸裸的暴行。這一標準正是事件發生時絕大多數人自然而然地，本能地採用的標準。十年過後，這一標準逐漸軟化和邊緣化，因為利害的標準越來越占據主導地位。而以利害標準評價“六四”，是一件非常複雜、困難和痛苦的事。而目前多數人採用的恰是這一標準（可能是無意識地）。許多人，包括不少當時在開槍現場的示威學生都認為“六四”開槍是對的（實際上不少人是認為開槍是不對的，但卻是值得的，這是極有代表性的利害判斷），恐怕是基於以下原因： １、開槍使一場可能由改革引起的利益調整和分配不公引發的，很難避免的大規模社會動亂瓦解於無形。如果動亂在鄧身後發生，沒有人象鄧小平一樣敢作敢當，並擁有絕對權威，局面可能完全不可收拾。 ２、90年以來，中國完成了一系列重大改革措施，基本完成了由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的偉大轉變，而未引起任何騷亂，這被認為是“六四”的正面效應。 3、中國現在的情況比所有放棄社會主義制度的前蘇聯以及東歐國家都好（至少目前，表面看來是這樣。其實，這是一個需要深入研究，並且過些年才能回答的問題。近年來，東歐國家的經濟已開始全面復甦，她們已基本完成了社會轉型）。表面看來，蘇聯、東歐，在過去十年中大多四分五裂，民生凋弊。相比之下，中國經濟的增長速度是全世界最快的，中國人享受了少有的安定與繁榮。人民生活水平在過去十年裡迅速提高 應該說這些理由是有說服力的，但第一點還很難說。現在尚未明了“六四” 是消彌了一場潛在大危機還是僅僅推遲並深化了它，還有一個重大漏洞：即這一切並非“六四”的直接結果，而是“六四”與1992年鄧南巡的迭加效應。 開槍與南巡：力迫與利誘的雙重操縱 “六四”開槍是鄧小平庸俗實用主義哲學運用的極致。鄧小平是籍此恢復了秩序，但其對中華民族心理上，道德上所產生的消極作用和惡劣後果是無以復加的，影響會是極其深遠的。現在已開始露出了端倪。因為它太野蠻、太殘忍、太赤裸裸，它教給人的不是對正義、公理、法律、程序與規則的尊重和認同，而是對強權和暴力的畏懼與崇拜。它展示的不是現代文明的規則而是弱肉強食的叢林規則。我相信鄧小平是有強烈歷史責任感的人，但“六四”卻偏偏把他變為一個對歷史不負責任的國家領導人。道德代價大到讓幾代人都無法承受的地步。給後來的領導人留下了太小的操作空間。最讓人感到悲哀的是，相當一批目睹了現場鎮壓的青年學生，當時痛不欲生，今天也認為鎮壓合理。這悲劇太大了。鄧小平的勝利太徹底了：如果說十年前他只是征服了他們的肉體，那末今天，鄧是征服了他們的靈魂。 《渴望》《紅太陽》 開槍和之後的清查之恐怖程度比76年四五運動之後有過之而無不及。但老百姓憤怒與無奈的情緒遠超過恐怖。不久，在中國“六四”事件的強烈刺激下，柏林牆倒塌，蘇聯垮台，東歐易幟，集權社會主義在短時間內，在整個歐洲灰飛煙滅。四十多年的冷戰，以美國兵不血刃的全面勝利而告終。社會主義中國猶如驚濤駭浪中的一葉孤舟。 北京更是死氣沉沉，令人窒息，幸虧九零年搞了個亞運會，這口氣才算喘過來。改革開放幾乎全面停頓，全國都處在一種壓抑狀態，無所適從、無處發泄、彷徨、痛苦、壓抑與希冀，匯成一種渴望的情緒。電視劇《渴望》應運而生，造成了萬人空巷的熱烈反應。全國人民和海外留學生都看得如痴如醉、失魂落魄。劇中插曲：《悠悠歲月》和《好人一世平安》也聲情並茂、深入人心。後來的電視劇或許水平更高，但再難有此效果。十億同胞在渴望什幺呢？是在逃避，是在回憶中逃避現實。同時有一種莫名的渴望。《渴望》中，大部份是改革開放前的事，是毛澤東時代的再現。不久以後，《紅太陽》與《大救星》唱遍大江南北，形成了80年代以來第二次懷念與崇拜毛澤東的高潮。如此大規模的、自發的、無限眷戀的、不可遏制的懷念一位已故領導人，是什幺意思呢？顯然是對當今領導人的不滿，矛頭直指鄧小平。《紅太陽》是緬懷故人，《渴望》是緬懷往事，毫無疑問都是對現實不滿的發泄。在中國，還有比歌唱毛澤東更好的渲泄渠道嗎？政治上絕對安全，情緒上非常解氣，心理上相當陶醉。老百姓長歌當哭，拿毛澤東澆自己心中塊壘。當局有苦難言、聽之任之，形成了一條看不見的戰線，一種沒有遊行隊伍的示威。 南巡與鄧小平的影響與歷史地位 鄧小平深知，如果這樣下去，那末他在歷史上的地位就不是改革開放的總設計師，而是開槍鎮壓群眾運動的劊子手。最重要的是，鄧覺得自己的歷史使命── 改革大業，還沒有完成，於是，在一種極其強烈的責任感、使命感和緊迫感的推動下，1992年春，鄧小平以八十八歲高齡，以一個退休老人的身份，幹了他一生中最後一次無組織、無紀律、無原則，但卻有膽、有識，震動極大、影響深遠的大事：南巡。這是一次集“貓論”、“摸論”於一身的闖紅燈行為。是當代中國庸俗現實主義大師鄧小平的最後一個傑作。 南巡就是對中國人民說一句話：你們一心一意掙錢過好日子就是了。南巡肯定了經濟特區的資本主義市場經濟模式。南巡把中國帶出了“六四”之後國際制裁下的經濟蕭條和無所適從。在全國掀起了一場類似美國淘金熱式的、瘋狂的、沒有節制的發財狂歡。全國人民一下都變成了“好貓”，直奔“錢老鼠”去了。如果“ 六四”鎮壓是力迫，南巡就是利誘，這是指效果而言，並非鄧的本意。南巡使回到計劃經濟的可能性不復存在，認識到這一點後，與鄧小平鬥了多年的老共產黨員們，深知大勢已去。頑固如李先念者，撒手西去；明智如陳雲者，棄杖認輸。 鎮壓與南巡對鄧小平來說都是為了達到一個目的：中國的現代化與富強。我想絕大多數中國人都認同鄧小平的動機，可如此手段或者說不擇手段的施為，結果可能與實施者的初衷大相徑庭。現代文明的一個最重要特徵就是手段（過程）的程序化、規則化、透明化、是非、對錯、功過都交由一套程序來決定，結果如何倒退居次要地位。從“貓論”是絕對推論不出尊重程序的，卻很容易推出“六四”和“南巡”。按照“貓論”，投鼠是不必忌器的，抓住就行。而這“忌器”的心態正是文明之所以為文明的理由。 從“六四”到南巡，鄧小平翻雲覆雨，真把中國折騰得死去活來。先在血水裡浸一回，再在糖水裡泡一回，如此經歷，聖賢都難免不變成禽獸。南巡之後，全民族的是非標準產生了極大的混亂，基本都以利害代替了是非。“金錢掛帥”成為活生生的現實。鄧小平通過“六四”與南巡，相當徹底地在今日中國，釋放出了小心翼翼地被從孔夫子到毛澤東的中國文明禁閉了三千年的惡魔：貪婪與自私。雖然未必是其本意，但他絕對難辭其疚。如果有槍就可以殺人，那末有權為何不可以謀私？一個不能為自己開槍殺人做道德辯護的政府，怎幺能對其各級官員的胡作非為施加道德約束？這是個簡單的邏輯問題。南巡又敞開了任意攫取公共資源的大門，難怪腐敗會遍布中華大地了。現在假貨充斥，是因為政府就有掛羊頭、賣狗肉之嫌：打初級社會主義招牌，干原始資本主義勾當；名實不符，難以自圓。共產主義理想，國家和人民的利益早已是昔日黃花，幾成笑柄；中國傳統士大夫階級信奉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信條也早已土崩瓦解。在喪失所有理想和道德資源的前提下來管理這幺大一個國家，真是臨深履薄。控制手段只剩懲罰一途了。老子曰“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失仁而後義，失義而後禮，失禮而後法” 。中國目前丟得只剩下法了，可惜既不健全，更不獨立。國法恢恢，既疏且漏，難怪大小貪官們前仆後繼、層出不窮、義無反顧。過去說殺雞儆猴，而今殺猴儆雞都不管用。現在又恰逢中國人口最多、資源最少、欲望最強、環境最差的時候。13億人，上不信上帝，下不信鬼神，中沒有道德，如何是好？在這舉國上下，與錢共舞，大江南北，百花“特色”的時候，誰會想到“六四”？ 信念，道德的全面崩潰表現在各個方面，其中最讓人震驚的是軍隊的迅速墮落。從80年代中期鄧小平允許軍隊經商以後(鄧小平實在無奈。放權讓利的結果使中央政府囊中羞澀)，局面就開始不可收拾了。和平年代本來就很消磨軍人意志，更何況再加上金錢的腐蝕和誘惑？這相當於讓修行了數十年的高僧破了色戒；而“六四 ”開槍更讓軍隊破了殺戒，是對中國人民解放軍理念和情感上的摧毀。其結果是災難性的。鄧小平在用軍隊鎮壓的同時，也毀滅了軍隊的良知。劉連昆、紀勝德、徐俊平──間諜、貪污、叛逃；這“鋼鐵長城”還能打仗嗎？而我們看到得只是冰山一角而已。最近的中美撞機事件也暴露出中國軍隊的不少問題，如應急能力差，缺乏大局觀念，不夠專業化（PROFESSIONAL）等。 作為二十世紀中國最重要的領導人之一，鄧小平身後留下了深遠的影響。有積極的，也有消極的。積極方面：鄧領導中國從前現代走向現代。一言以蔽之，就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或者說把誤入歧途的社會主義中國往資本主義道路上牽引。參照系是毛澤東，是把中國從崩潰的邊緣往回拉。所以其豐功偉績的絕對值很大，相對值卻相當有限（這是胡平先生的論證）。而他遺留下的短期內的消極方面有：1，過份的放權讓利導致中央政府外強中乾，強枝弱干，中央財政岌岌可危（見王紹光，胡鞍鋼《國家能力報告》）；2，軍隊經商導致軍隊嚴重腐敗；3，政府腐敗尤其是海關走私的全面失控。這三點都與國家利益，生死存亡有重要干係。直到1998年朱熔基出任總理後，才開始得以糾正：經濟軟着落成功，停止軍隊經商（軍隊為爭奪經商利益曾大打出手），查處海關走私（一個又一個令人目瞪口呆的驚天大案）。但道德規範的崩潰，理想信念的喪失，短期內是無力回天的。 現在不給“六四”平反，或者說現在不是為之平反的最好時機，恐怕是不少人的共識。持此主張者可以舉出以下幾個原因：第一，“六四”牽扯太廣，弄不好會造成政治動盪。許多賬都要算，算又算不清，算清了也無法償還。說句實在話， “六四”已是死灰，令其復燃，代價太大。所謂平反，就是將這死灰從我們心底請到頭上；從自己家的後院，請入八寶山，讓全民族細細咀嚼一遍，以昭後人。第二，目前為“六四”平反不具備任何積極現實意義。一旦平反，黨將不黨是肯定的，問題是可能國將不國，事與願違，弄巧成拙。全民族都沒有做好這個準備。第三，治大國若烹小鮮，“六四”平反將是一次大翻動，必須慎而又慎，萬不可無事生非。第四，即便必須平反，也要在內政外交都很順利時進行，中國現在沒這份奢侈。 “六四”是註定要平反的。什幺時候？不知道。要幺在中國最好的時候，要幺在中國最糟的時候。中國共產黨會從一個專制的暴力政黨轉變成一個現代民主政黨，這一改變是遲早要發生的。只是江澤民這一代既無精力，也無條件完成了。等待來者吧。 “六四”是全體中國人心中不滅的死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