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我同意冼岩先生全民和解的概念和用意。

我極之贊同洗先生「相互對峙，彼此提防，誰也不能放心向前邁步；只有各讓一步，相互包容，社會才能進步，民族才有未來。」的觀點與見解。

從反面的誅心之論觀之，我推想，洗先生的意思是站在“民”的一方以責己嚴待人寬的態度立論，所以我覺得全民和解的建議是積極和善良的。但是即使是責己嚴待人寬的態度也不能是毫無界線的，不能變成為了寬容而單方面地要求“民”無限期地忍受過沒有自由、沒有人權、任由魚肉的過日子；為了要求和解而任由當權者無休止地任實行高壓和迫害政策。

[一]我們不同意「不寬容的單向和解」

我們提倡的必須是「寬容的雙向和解」而不是「不寬容的單向和解」。

在這個前提之下我提出一些個人見解與冼先生及網友參考，並請指教。

我對現狀的基本理解是現政權是政治之惡的主源。要解決中國問題唯一的出路就是“搞西方式民主”。就歷史與現實觀之，除此之外都是死路。現在種種不走“西方式民主”道路的訴求，與其說是為了救國，不如說是為了向現強權買怕。是一種逃避現實的心理反映。

現在不是要正在討論“中國現狀和前途”嗎？

“中國現狀和前途”，是指政治之惡的問題。為甚麼會出現這些問題？當然是多方面的，但無可否認的是最主要的是強權政黨造成的。要解決問題也應該面向這個強權黨，而不是處於無能地位的從來沒有受到寬容對待的民眾一方。

現在中國現狀和問題都越來越嚴重（否則的話就無須討論了），解決之法大致有二，一是在繼續強權黨的高壓迫害累積矛盾導致革命而作出一個你死或我亡的決戰；一個是全國和解。全國和解應是獨霸權力的黨與無權利的民雙方進行的全國性和解；不應是單向的，單方面向獨占權力多占權利的黨無條件忍讓的和解；但霸權者必須進行主動與主導的和解。

為甚麼要當權者主動與主導的和解？

我們應該看到，“中國現狀和前途”是指今天的社會是分裂的前途是危險的。這分裂的基本型態是政治上和很大程度的經濟上絕對占權與絕對無權者的分裂。而這分裂是由獨占權者自己着意製造敵人，特別是把爭取權利的“民”當作敵人的結果。要解決問題，首先要求黨做到對民寬容一些，不要把人民當作敵人。

我說黨把“民”當作敵人，是因為現實明明白白的是這個黨把要民主、要人權、要宗教自由、要……自由的“民”甚至他自己的黨員和黨的領袖都放到監獄去了。

冼先生說：「視意識形態純正性為自身生命線的中共，都能對當年的極端偏執作出反省」，並且反省到「現在的執政者基本上已可與昨天劃清界限」的高度了。言外之意就是中共不把“民”當敵人了。如果人們正視現實的話，當然應該承認黨的馬列意識形態是變了，但更應該看到更本質的問題是黨視為“自身生命線”的獨掌權力的意識形態絲毫沒有改變，把要求自由民主人權的“民”當作敵人的政策和心態一點也沒有變，而且在新形勢下更顯得變本加厲了。

這些不寬容表現在對六四定性的死守、對民主黨和一切主張政治改革改良者的絕不手軟的消滅於萌芽狀態中、對地下教會法輪功的高壓和迫害。

現在明明是當權者對民眾與知識分子的不寬容，洗先生不向統治者在這方面提出寬容的要求，相反提出要求民眾與知識分子寬容當權者的獨迫害與高壓。不合理吧。

其實不把“民”視為敵人是極之容易用“抽象的正確性”來解決的。這“抽象的正確性”就是全國和解。只要黨把被視作敵人的人放出來就行了。這樣和解絕不會減少黨權力的穩定性反而會大大地提高黨的威望。把原黨總書記趙紫陽、黨幹部方覺、主張共產黨是領導黨的民主人士放出來，對黨有甚麼危害？所以我們應該也可以用“抽象的標準或先進水平的尺度來衡量現實與理想的差距”並以之解決問題。

[二] 寬容為甚麼要以人民放棄民主為代價？

“身體構造、生存條件及生活需要都不一樣”的中國馬褂衣着、望聞問切醫療、珠算計數器、飛鴿通訊、皇帝大臣、科舉、皇帝詔書、特別是當作國情寶典的社會主義計劃經濟…等等占了百分之九十以上的國情，在今天幾乎都百分之一百地用“照搬西方模式”的西裝、西醫、計算機電訊、輪船飛機火箭、主席部長、選舉、憲法、共產黨、馬列主義、人權、特別是正在方興未艾的市場經濟解決了的。

唯獨就是政治民主這個“身體構造、生存條件及生活需要都不一樣”不能“照搬西方模式”。

而這個“照搬西方模式”的政治民主是毛主席等共產黨人在五十年前已經信誓旦旦地說過是百分之一百絕對地全面地適合中國國情的，而且是每一部分都適合民主，應該馬上實行民主；現在和我們一樣具有我們相同國情文化和歷史傳統的台灣也以民主解決他們的“中國現狀和前途”。但經過五十年後黨自稱取得了空前絕後的偉大成就，現在又是實行三個“強代”，進入了世界經濟強國之林，也簽認了兩個國際人權公約，我們的偉大核心也在布什面前當着全世界人民說民主和人權是全人類的共同願望的偉大時代，為甚麼反而又變成了不能“照搬西方模式”的政治民主了呢？

為甚麼用西方這把尺度中國的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事理都適用、都沒有錯，一到用在政治上就會產生“兩者的身體構造、生存條件及生活需要都不一樣”了呢？

到底甚麼真正原因令到我們不能“照搬西方模式” 解決我們的“中國現狀和前途”？

試想一下，如果你天我們的黨還是強調並實行實會主義計劃經濟，並視自由市場經濟如今天視民主政治一樣為西方亡我之毒計，在這樣的情況下，由冼岩先生寫一篇解決中國經濟問題的文章的話，我相信，先生的理由是百分之一百與今天談政治問一樣：不能“照搬西方模式” 解決我們的“中國經濟現狀和前途”！

已經存在的事實是，因為黨首肯點頭了，自由市場經濟就成了適合中國國情之事物，不適合論也就消聲匿跡了。

同理，我們可以推斷，當有一天，這個黨又表示民主可用時，自由民主人權又變成符合中國國情之事物了。現在高唱民主不宜論者也就鴉雀無聲了。

這是唯權力馬首是瞻，這是理論為權力服務。

從這裡我們是不是可以想一想，今天的不能“照搬西方模式” 解決我們的政治上的“中國現狀和前途”的出發點到底是為了祖國的人民和國運着想還是因為在強權壓力之下作的無奈悲鳴？

到底是面對現實地解決問題還是逃避現實的自我安慰？

中共對馬列主義確是作反省了，但對獨霸權力沒有丁點兒反省。在“民”這一方面，作的反省夠多了。現在民運方面百分之九十以上都主張改良而不認同革命，即使是認同革命者也主張改良先行革命備用。有的還主張承認共產黨為領導黨、同意共產黨執政三十年…。這算不算是“民”的反省？這些反省還少嗎？擺在人們面前的現實是，在權力方面共產黨一點也不反省，“民”的反省太多太多了。在這樣的現實面前單方面指責作了太多包容妥協的“民”不妥協，讚揚一點也妥協的黨很寬容，不但不能令人接受，而且會令人反感。

說“中國今天與西方發達國家的巨大差距並非中共造成的”把責任推到虛無縹緲的“歷史包袱”上面是不是太武斷一些了？

請問，如果沒有中共的雨後春筍般的政治運動、沒有這個那個的人為的史無前例的大災難，中國今天與西方發達國家的巨大差距真的會如此之大？我們總不能說開放改革造成的與西方發達國家的巨大差距縮小是中共功勞的，前三十年倒退造成拉大中國今天與西方發達國家的巨大差距則與中共無關。

誰造成的災難就應由誰負責。一個給祖國和人民造成史無前例的大災難的黨到現在還不對受他們侵害的“民”寬容，反而倒轉來要受災受難的“民”無休止地給黨包容。是不是過一些分了？

既然「民主自由是好東西，它本身就是值得追求的價值目標」，我們就應該追求。沒有必要找尋諸種理由去橫加阻擋。

民主「不是人們唯一需要的東西」、「他們堅決主張徹底改變政權，立即全面實行西方式的民主政治」是無的放矢的話。我從來沒有聽到過有民主人士或民運人士愚蠢和魯莽到提出民主是“人們唯一需要的東西”的主張，更無聽過有民主人士民運人士提出「立即全面實行西方式的民主政治」的訴求。但為甚麼我們對這些主張和訴求都聽到滾瓜爛熟呢？那是因為反民主人士給民主人士栽的贓，並不斷用戈培爾攻勢造成的。把不存在的東西當作是一種事實並用它來反對民主，這種討論是不是有欠實事求是精神？很可惜洗先生也用上了這一極不光明磊落的一招。

據我所知民主人士與民運人士都是把民主當作是「人類同時還有着多重需要」中的其中一種重要的東西來追求而已。「人類同時還有着多重需要」並不排斥對其中的任何一種重要的東西來追求，例如人為了活命也“同時還有着多重需要”，例如空氣陽光水分等等，但不能因此否定人們對其中一種需要（例如水）的追求。

現在的問題是冼先生要求“民”放棄對「人類同時還有着多重需要」裡面其中一個需要即民主，以此來寬容不准“民”要民主的獨霸權力的黨。這個要求是不合理的。合理的做法是黨包容“民”對自由平等民主人權的需要，“民”也包容黨的領導地位。但現在明顯之極是“民”早就做足包容了，黨對民的包容寸步不讓。

冼先生的理論，離不開所有反民主文章的套數：不能照搬西方文明，必須用自己偉大的文化自創出一套符合中國國情的獨特的政治模式。願望當然非常之良好，但現實是空中樓閣。就世界範圍來說，至今為止的現代化國家，不論是像中國那樣歷史文化悠久偉大的還是像新加坡那樣沒有自己傳統歷史與文化的國家都還沒有一個不是西方模式的。沒有一個能根據自己的文化與國情獨創出一個有別於西方現代化政治模式。所有現代化的國家都是結合自己的文化歷史國情拿用西方的現代文明，而不是另創一套與眾不同的現代化文明。不論是文化、政治、經濟、科學技術無不如此。所有所謂自己獨特的現代化民主政治，例如甚麼集中的民主、有指導的民主、社會主義民主、階級的民主、亞洲精神的民主……都是阻擋民主的藉口，都是專制制度的代名詞。現在冼先生的「踩出一條適合於中國國情的道路」和上述東西本質是一模一樣的，只是說法不同而已。現在大講寬容，這很好，我相信民主人和民運人士不會不寬容人們「踩出一條適合於中國國情的道路」，如果真的有人去作這樣的踩踏的話。但很明顯的是冼先生的寬容論對追求西方民主的訴求不寬容，對西方民主不寬容。

[三]我們要求的是「寬容的雙向和解」

「寬容的雙向和解」的原則是要求民眾尊重中共執政的現實，承諾不用暴力推翻共產黨，不作推翻的行動。要求黨尊重憲法和人權公中人民應有的權利，停止鎮壓、迫害異見人士和宗教人士。

「寬容的雙向和解」的具體要求是黨釋放所有被判刑的良心犯和政治宗教犯，讓人民可以遵循憲法和人權公約辦傳媒、結社……

至於人民方面應具體做些甚麼，希望和解論者提出具體的建議。

如果有人提倡只要人民對統治者寬容，容忍在高壓和迫害下過沒有自由平等民主人權的生活，黨則對自己強霸的權力寸步不讓寸土必爭的話，張三一言明確回答：不！

[420/2002/1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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