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對於胡耀邦而言可能是在國際和國內政治舞台上最繁忙最活躍的一年。他抓緊工作間隙馬不停蹄地到基層特別是邊遠地區巡視，先後去了廣東、廣西、雲南、貴州、青海、江蘇、上海等地，實踐他踏遍全國2000多個縣的宏願；他訪問了英國、德國、法國、義大利等西歐國家，還接待了眾多外賓、外商和華僑。 胡耀邦巡訪基層時，竭力宣傳他所認定的改革方向。面對著各地反映的種種改革障礙以及提出的紛呈改革設想，他總是站在推進改革的立場即興建議率性指導。 然而，作為不主管具體經濟事務又沒有具體經濟實權的總書記，他的熱忱和善意，對下，難免不有開空頭支票之嫌；對上，又難免不與具體策劃改革的趙紫陽預訂的規劃步驟相牴觸，甚而生出總書記四處許願，卻要當管家的總理兌現的難堪。同時，胡耀邦真心實意地積極倡導鄧小平提出的、在高層元老中業已推行的解甲退休政策，用君子之腹反復明申對老一輩革命家的優惠待遇，期盼他們量力而為，身體力行儘快退下來頤養天年，以保證幹部隊伍年富力強、充滿活力。胡耀邦的這些作為無意間得罪了一批相信「有了權就有一切」的老幹部，這些人總有門路節外生枝向上打小報告。 在自由化問題上胡耀邦又犯了大忌。由他主持起草的十二屆六中全會文件《中共中央關於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決議》要體現的是鄧小平的改革開放思想，胡耀邦則希望通過宣講精神文明建設能夠在推進自由思想和民主理念上有所突破。起草期間，他就「正確處理黨內兩種不同的矛盾的問題」，批評毛澤東嚴重混淆了不同性質的矛盾，任意擴大對抗性矛盾，把不贊成和不完全贊成自己主張的好意見，當成「右傾」、「走資本主義道路」、「反黨」；提倡在黨的會議上，允許黨員自由地發表意見和批評任何人，即使錯了也受到保護。所有這一切，體現了胡耀邦的善良寬厚。在決議起草時他儘量避免突現「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這類令民眾厭惡的用語，不少老幹部不僅與胡耀邦心心相印而且更激烈執著。陸定一是其中的一個，他在為全會作準備工作的北戴河會議上，從歷史到現狀分析了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口號的荒謬和危害性，堅決主張去掉決議中有關資產階級自由化問題的論述。 1986年9月28日，中國共產黨第十二屆中央委員會第六次會議在北京舉行。在討論《精神文明建設指導方針的決議》時，陸定一堅持不提反對自由化，萬里表態支持。 元老們群起而攻之。作為會議主持人的胡耀邦深知，決議是鄧小平審定的，不獲鄧小平同意是改動不得的，只能發表意見同意保留文件中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的提法；出於本意，也體現百家爭鳴，又表示，有關自由化問題，今後還可以討論。 鄧小平對胡耀邦在大庭廣眾之下模稜兩可，有違聖意的表態大發雷霆，當即聲色俱厲地說，「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我講得最多，而且我最堅持」，「自由化本身就是資產階級的」，「就是對我們現行政策，現行制度的對抗」，「反對自由化，不僅這次要講；還要講10年20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