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四發生的背景

上世紀八十年代，中國剛從文革的惡夢中醒來。痛定思痛，政界學界都在反思為什麼會發生文革這樣的浩劫，幾乎一致認為源於毛澤東獨斷專行。又由於開放政策，知識界與西方交流大增，與西方民主的對比，便強烈要求實行民主。再者，鄧小平大刀闊斧進行改革，正應了毛澤東的話“矯妄必須過正”，法治尚未到位，各種貪腐乘虛而入，社會亂象紛至沓來，社會各界均嘖有怨言。（雖則怨氣各不相同，左派和右派對於亂象的理解和批判截然相反。）

凡此種種，反映出複雜的社會矛盾非常尖銳。其實文革期間矛盾甚至更尖銳，但是由於高壓而不顯現，此時正是因為政治氣氛相對寬鬆，各種矛盾都顯現出來了，思想極其混亂。這就醞釀了一場運動的爆發。

社會亂象同樣引起中央的分歧，一部分認為必須加強控制，另一部分主張更加放鬆。八老表現出政治上更加老練，年輕一代的胡趙則更富有學者的正義感。而中央的分歧使學運感到更有底氣，使矛盾更形尖銳。

學生利用為胡耀邦悼念之機，喊出要民主，反官倒的口號。這個口號得到社會各界的同情，紛紛表示支持，這反過來鼓舞了學運領袖，他們便採取了更加強硬的態度。李鵬在人大會堂接見時，他們毫不妥協，使矛盾進一步升級。而群眾由於1976年天安門事件被平反的經驗，認為政府絕不能開槍，與政府對抗的情緒有持無恐。政府宣布的戒嚴和軍隊強力進駐都無濟於事，這就使矛盾變成對抗性的了。

由於互不妥協，最後的結局是一個兩敗俱傷的悲劇。

如何看待這一場悲劇

如前所述，政治問題想用學術的觀點評判是非，是做不到的。為了認識這個問題，我們必須從更廣闊的視角去看。首先要明確以下幾點：

1.    自由從來是有限度的；

2. 在社會矛盾尖銳的時候，不可能實現民主；

3. 學者看重道義，政治家看重後果。

搞清了這幾點，你就會得出相應的結論。

自由從來是有限度的

人類在進入文明社會以前，可以說是最自由的。那時沒有任何約束，既沒有道德的約束，更沒有法律的約束。但是也不自由，因為周圍有着太多的威脅，飢餓，野獸，自然環境都是威脅。當人們在與自然鬥爭中，認識到集體的力量，形成一個社會時（最早是氏族社會），在生活稍有保障的同時，就開始有了道德的約束，那就是任何的行為不能傷害其他人的利益。當人類不斷進步，社會的規模越來越大時，道德的約束也越多。

當道德還不夠時，又有了法律。當社會生活越來越複雜時，又有了各種各樣的法規、管制，如交通有交通法，金融有金融管制，建房要城管批准，等等等等。美國制度比較上軌，也正是限制多，或者說比較規範。許多小事都有限制，比如在陽台上曬衣服會受到干涉，有些地區屋前的圍欄不得超過4英尺高，諸如此類的限制還多得很。某“民主鬥士”在中國被關了多年，後來讓“保外就醫”出國，當他拿出香煙準備抽時，立刻被人制止說那裡不許抽煙，他驚訝地說“這不是自由世界嗎？”

民主粉絲會說“這些限制是合理的，我們要的是言論自由”。不錯，現在美國言論自由的寬容度是比中國的大，但是絕不是沒有限制。所有媒體，輿論都掌握在寡頭手裡，老百姓究竟有多少言論自由？有些高喊民主自由的“志士”在落難到靠別人施捨過日子時，就不得不按施捨者的意圖說話，甚至為台獨張目，他們有自由嗎？他們應該認識到在“自由世界”里，自由度是和資本額成正比的，掌握了資本才有自由，也包括言論自由。當政府的權力減少時，資本的權力就加大。

從另一個角度看，甚至“不涉及”政治的言論也不是完全自由的。有一個教授，諾貝爾獎獲得者，曾說黑人的基因如何如何，立即遭到大量批判，說他的言論是種族歧視。這位教授不得不公開表示道歉。為什麼沒有這種言論自由？因為它可能引發種族騷亂。不管他的言論在科學上是否正確，這個道歉都是必要的，因為這不是簡單的科學問題，而是政治問題。在科學上，發表哪怕是荒謬的假設，都是可以的，因為不涉及他人的利益，在政治上不可能有這種自由，正如上面這位教授。

自由從來都是有限度的。這限度就是掀不起大浪，不至於影響社會的穩定。美國以前白宮開放任何人都可以參觀，因為那時認為沒有危險。911之後，發現了危險，於是很多地方限制嚴了，從此參觀白宮的這一項自由被取消了。美國也絕對不會允許一群人去占領白宮或機場，也絕不會容忍在國會大廳大打出手。對自由的限制恰恰是民主成熟的表現。

言論自由的廣度取決於社會和諧的程度，自由的限度在於不影響社會的穩定。確保穩定沒有錯，因為社會不穩必定人民遭殃，它會損害絕大多數人民的利益，那恰恰是違背民主的精神的。

我無意說中國言論很自由，無需改進。中國的確問題很多，亟待改進，包括政改。但是中國目前沒有條件允許像美國那樣的言論自由。正是因為中國的現實矛盾很多，而在社會矛盾尖銳的時候，不可能實現民主。

在社會矛盾尖銳的時候，不可能實現民主

我這裡指的是狹義的民主，即西式民主：多黨制，直選，言論自由。

以為民主能夠解決所有社會矛盾是很幼稚的想法。在文革初期的1966年到1967年，那時實行所謂大民主，兩派打得死去活來。儘管中央呼籲大聯合，根本無法實現，相反地武鬥不斷升級，仇恨不斷加深。當兩派誰也不服誰的時候，當力量勢均力敵的時候，當切身利益受到威脅的時候，一句話，當矛盾尖銳的時候，“民主”是無法實現的。

如上所述，80年代的中國社會矛盾很多，文革的傷痛尚未癒合，人民生活依然清苦，貧富分化開始顯現，少數官商用“合法的”和非法的手段大肆斂財，貪腐不斷增多，各階層都有怨言。毋庸置疑，還有一些與共產黨有仇的，和國外的反共勢力，都極力想推翻共產黨。

在這樣的背景下，如果允許無限制的言論自由，允許喊打倒共產黨，結果會如何？我毫不懷疑，要糾集幾萬人遊行示威不成問題，就連法輪功都能組織幾千人圍攻中南海。但是持相反態度的人也絕不在少數。兩派或多派的產生就不可避免。如再出現文革初期“大民主”的兩派斗，將更難收拾。

在辛亥革命前，有人以為推翻了滿清就能實現共和。現在也有人以為推翻了共產黨就能實現西方的多黨制民主。都是做夢。看看世界上改旗易幟的例子：蘇聯解體四分五裂，經濟倒退十年；東歐“顏色革命”；伊拉克戰亂不斷。中國人口民族眾多，地域廣大，歷史遺留問題成堆，如果混亂，結果只會更糟。

的確中國目前問題很多，最嚴重的是貪腐。它是民怨的重點，改革的阻力，中央政策難以貫徹（上有政策下有對策）的主因。但是，這不是以所謂“民主”能解決問題的。

以台灣為例，蔣經國治理下，經濟發展了，貪腐也大大減少。陳水扁治理，貪腐反而大增。

簡言之，社會矛盾尖銳時，不可能實現民主。所以首要的是解決矛盾，使社會逐步和諧。民主和自由的廣度都取決於社會和諧的程度。

學者看重道義，政治家看重後果

學者看重道義，政治家看重後果；學者關心是非，政治家關心利害；學者強調個人權利，政治家強調照顧全局；學者傾向理想主義，政治家傾向現實主義；學者仰望未來，政治家觀察時機。儘管不同的階級，不同的文化，不同的民族對道義，理想的認知都不盡相同，但是所有國家，學者與政治家都有不同的是非標準和處事原則。

一般老百姓都傾向學者。因此政治家在口頭上都會站在道德的高點，以獲得群眾的擁護。而在行動上卻要遵循現實主義的利害。當利害與道德標準一致時，那很容易做到。但是並非經常一致，那時就說一套，做一套。

學者如果對道義太較真，那麼就認為政治是最骯髒的。政治家會說這些書呆子“明察秋毫之末卻不見輿薪”。孰是孰非？

如果你認識到學者與政治家的是非標準本來就是不同的，你就會用另一種觀點來看待現實。

那些競選總統的政客在競選時都會迎合民眾的口味，說好聽的。一旦當選之後，實行的就是另一套。你當然可以說老百姓被忽悠了，但是不能僅僅因此就說他是虛偽，是壞蛋，因為他的地位決定他必須這樣。

最突出的例子是1972年，尼克松與毛澤東這兩個意識形態上的死敵握手言和。儘管當時兩國的道德標準截然相反，從道義上看，都決不能與敵人握手，所以讓全世界都大跌眼鏡。但是他們兩都是從利害來決定他們的行動。一個美國朋友對我說，尼克松反共是有名的，如果是民主黨提出與毛澤東拉關係，一定會受到共和黨的猛烈攻擊。

其實這樣的例子不勝枚舉。中國幾千年的歷史，所有開國之君，如果從道德的高度，無一例外都該譴責。唐太宗被認為是其中最英明的，但是在玄武門之變他先下手為強，殺了他的哥哥和弟弟，才奪取了政權。

從中不難理解，為什麼所有開國之君都不喜歡儒家。因為“開國”必在亂世，而在亂世鼓吹儒家的王道，則必然是“秀才造反三年不成”。只有在“盛世”，相對安定和諧，才有可能實行王道，因為只有那時的道德和利害才能基本上保持一致。

如何看待六四

八十年代，右派要求仿效西方的民主，左派掀起姓社姓資的爭論。雙方能通過辯論統一認識嗎？不可能。不少知識分子羨慕西方民主，但是他們接觸的大多也是知識分子，只代表了部分人的觀點，而對於左傾的觀點，甚至反對改革的人群了解甚少。事實上，八十年代知識分子的地位大大上升，工人地位相當下降。我曾參加一個工人的座談會，一個工人激動地說：“改革……，我只希望把我們工人當人看。”我不是說，這個工人就代表多數工人的意見，我是想說，那些年輕的熱情的學生對社會現實的複雜程度了解得太少了。

有人說，中國人素質太差，民主意識太弱，所以還不能實行民主。也有人說，如果農民都有了民主意識，中國選出來的就會是農民政府，顯然並不是那些鼓吹民主的“精英”所期望的政府。我並不認為這種觀點是全面的。但是有一點很清楚，中國情況極其複雜，矛盾很多且尖銳，如前所述實行西方的“民主”是不現實的。

學生喊要民主的口號，不能說錯，但是採取毫不妥協的態度卻不明智。

左派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這頂帽子是不恰當的，是沿襲了幾十年的僵硬的階級觀點的延續。但是政府擔心局面失控不無道理。如前所述，民主自由的容忍度不能超出了現狀允許的限度，一旦政局不穩將是災難性的。

右派說民主制度有自動糾偏的功能，因此是最穩定的制度。但是必須認識到前提是社會矛盾基本緩和。（我在“民主只能健身，不能治病”一文中已有闡述。）看看東歐的“顏色革命”，幾萬人遊行上街，就把政府推翻了。泰國黃衫軍可以占領總理府，導致政府垮台。這些例子還不清楚嗎？

當然，與共產黨有仇不共戴天的極右分子正是希望這樣的結果。但是正如上述，他們以為推翻了共產黨就能實現西方的多黨制民主，是大錯特錯。中國人多地大，情況複雜，如果發生“顏色革命”，必亂無疑，結果是生民塗炭。雖然鄧小平說了“死二十萬人，爭取二十年的穩定。”這話被一些人狂批。實際是死了幾百人。但是他說穩定重於一切，並沒有錯。如果沒有穩定，絕不可能有這二十年的高速發展。

綜上所述，可以得出以下看法：言論不能開放太過，實行西方民主不現實；既然學者與政治家有不同的是非標準，就沒辦法說清誰是誰非。從各自的觀點看，都有正確的一面，也都有缺點。

參加六四學運的絕大多數學生出發點是好的，不是暴亂（燒汽車和打死解放軍的除外），但是他們拒絕妥協的態度不明智，導致矛盾激化。

政府考慮大局，要求穩定並沒有錯，在和平解決無效時，採用武力也是迫不得已。缺點是在矛盾激化以前，過分估計形勢而沒有及時疏導。（也許有人有更高明的辦法，願聽其祥，那怕事後諸葛亮也好。但是如果現實沒有諸葛亮，也只能承認現實。）

六四的後果

簡言之，六四是一次兩敗俱傷的悲劇。

有人說如果沒有六四事件，中國政治改革可能更順利些，快些。這話是有道理的。所以，六四既是改革的挫折，也是民主化進程的挫折。使民主化進程反而放慢了腳步。

事實上，經歷了文革的八十年代，中國的民主自由氣氛是建國以來最寬鬆的時期，包括中共高層和廣大的知識分子階層都希望逐步擴大自由的範圍，並且已經實現了自由擇業，自由創業、經營，自由進城等等。

但是正應了“欲速則不達”這句老話。如前所述，自由必須有限度。八老（被人稱為保守的）擔心過度的自由會導致失控，胡趙（被人稱為開明的）認為不會失控。然而的確是失控了，不僅勸說和對話無效，戒嚴令都受到了強烈的抵抗。這反過來證明八老的擔心是正確的。（雖然用了資產階級自由化的帽子不很切貼，但是以當時的時代背景，還有什麼更好的帽子呢？）於是，六四之後加強控制的意見占了上風。

社會上對抗的勢力越強大，自由的限度就越有限。這個原則今天仍然適用。六四的局面失控使中央處於進退兩難的尷尬境地，給了中央深刻的教訓。所以現在中央非常謹慎，要使大規模官民對抗的局面防患於未然，不得不在有些層面加強控制。

應該說，現在對不同聲音的寬容度已經慢慢放寬。許多不同於中央意見的左的和右的都沒有受到整肅。那些簽名08憲章的人依然自由。那些不滿現狀的左派批評“偏離了社會主義方向”，那些右派極力想突破言論自由的界限和效法西方民主。如果這些異議人士的聲音局限於學術討論的範疇，那還可以容忍。如果煽動社會形成群體的運動向政府施壓，會影響穩定，就超出了限度。

無論左派或右派的衝擊，都會過猶不及，結果只會與願望相反。因為“對抗勢力越強，自由的限度越窄”是政治家必定遵循的原則。對抗的勢力愈多，民主政治制度化的速度就愈慢。

胡錦濤不得不左手擋住“封閉僵化”的勢力，右手擋住“改旗易幟”的勢力。中央有太多具體的事情要處理，懲治貪腐，金融危機，民生、就業，還有那麼多地方群體鬧事、上訪……，這些才更是當前迫切需要解決的問題。不要老在意識形態的問題上“折騰”。

胡錦濤和溫家寶都多次說過，沒有民主就沒有社會主義，要實行民主選舉、民主決策、民主管理、民主監督。根據胡溫幾年的表現，我們應該相信這些話的真誠。那麼，更多關心解決當前的許多社會矛盾吧！促進實現社會和諧，庶幾民主政治制度化可以加速進行。那些把西方的民主視為完美的楷模批評胡溫無所作為的觀點是片面的，最好三思。

戴晴提出六四大和解，看來她是中間派。和解的用意是好的，這一點我也贊成。如何做到這一點，我有不同看法，願與戴晴商榷。她提出成立“和解委員會”，“調查事件真相”，“要一件一件個案剖析”。但同時她又承認不具備成立的條件。

“調查事件真相”是什麼意思呢？我以為真相基本清楚，如第一節所述，當然很粗。如果細問真相，那在政府方面就是要調查，誰下的命令，中央如何討論，公布死亡名單，諸如此類。在民運方面，當然也可以調查民運領袖們如何討論，那些人拒絕斡旋，那些人分錢逃命等等細節，諸如此類。對死者，調查他們如何中彈犧牲，一個一個家破人亡的悲慘故事。然後，對那些“無辜”的死者家屬進行道歉、賠償。

就算是把一切“真相”都搞清楚了，然後，是非有不同看法，要上法庭，請律師。我相信多數死者是被流彈擊斃，我對他們表示同情，他們絕沒有死罪。但是“無辜”會有不同看法，政府方會說，一再廣播了戒嚴令，叫他們回家，否則責任自負，為什麼無視政府法令。

如果再繼續下去，還有更多在文革中的受害者，要不要正名，賠償？進一步，還有右派呢？

如果再企求公正的話，是不是也要查清國民黨在南京雨花台和上海提籃橋殺害的幾十萬革命者和嫌疑犯？

諸如此類的後續問題，和多米諾效應，這一切都現實嗎？

我不是說不應該查清真相，而是說細節，一件一件個案剖析根本做不到。至於主要的情節應該調查，那也只能寫進歷史，不能靠法庭判決。歷史事件想要“明察秋毫之末”是政治家所不為的。我理解鄧小平說的“宜粗不宜細”。

自然會問：不搞清真相，何來公正？如何和解？據我看，關鍵不是真相清不清楚，而是是非有不同標準，這是前面一再說的觀點。

那麼如何和解？在我看，只有“無聲的妥協”。任何想大張旗鼓地做出什麼“公正的宣判”都是不現實的。

如何“無聲的妥協”？ 那就是在政府方面，不再追究與六四相關而流落海外的人，允許他們回國。在民運方面，承諾回國後不再在社會上發表煽動性的演說。

這不是向強權低頭，而是雙方都應該承認對方有不同的是非觀。你強調個人的權利，政府強調國家的安寧。據說管惟炎先生曾回到大陸，繼續宣傳支持民運的觀點，“陪伴”他的人客氣地對他說，“你如果堅持要這樣做，最好還是出境的好，否則我們不好交代。”管先生出去了，他堅持有“言論自由”的氣節，但是少了一點對政治問題的深刻認識：自由是有限度的，在社會矛盾尖銳的時候不可能實現“民主”，沒有記住孔子說的“欲速則不達”。

當然有不服氣的。共產黨讓他們一個一個地 “保外就醫”出國了。“你不是要言論自由嗎？那好吧，你出國可以盡情享受罵共產黨的自由，那裡有許多反共的組織、出版社、電視台、“基金會”、還有政府機構，他們還會出錢支持你。”在外人看來，共產黨對他們夠人道主義了。

年輕的民運分子，有權選擇他們自己的前途。我倒是希望嚴家棋和方毅之能同意我的觀點。因為我認為他們都是人才，雖則我們的認知不盡相同。當然，方毅之有專長能在美國過上體面的生活，可以選擇更適合自己的地點。

我認為和解必定包含有妥協。畢竟和解對國家對個人都好。至於戴晴，我不知道這篇文章能否看到。如果那位讀者能將我的意見轉達給她，不勝感謝。

老人的話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我在加州拜訪一位老華僑。那時中國的改革令人眼花繚亂，他說了一句語重心長的話：“中國變得太快了。太快了要翻船的。”

1989年5月底，正是六四的前夕，天安門學運如火如荼。一位著名的華裔科學家鄧教授正好來我家作客，他說：“這些學生太性急了，民主不是那麼容易實現的。你看美國選出了好總統嗎？有幾個好的？真好的也不一定能選上。”

這兩位老人都絕不是親共的，更不會反對中國的改革開放。只是他們都有太多人生的閱歷，懂得社會的複雜。太急，欲速則不達。

這使我想起有這樣一個故事，一個小孩要家長給他買一個變形金剛，家長說以後再給你買。孩子不干，他說我的同學都有，我現在就要。這家長窮，沒錢買，說別鬧了以後再給你買。孩子還是死纏，惹得家長煩了，給了他一巴掌，嚷道，你再鬧我揍你。孩子大哭。鄰居來了對家長說，你幹嘛打孩子呀，好好說嘛。家長說，我說了說不通，逼得我沒法。這不是好故事，但是真實。

好了。但願世界上所有的人都保持平和的心態，少一點仇恨，多一點諒解，少一點固執，多從不同角度看問題。讓歷史問題寫進歷史吧，多關注現在，好好過日子。

       山脊匹夫  博客 http://blog.creaders.net/ridgeman/

       寫於2009年4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