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思雲

近年來，漢奸的黑影就象扔不去甩不掉的幽靈一樣，時隱時現地伴隨在我的身旁，不免讓人產生出一種惶惶不可終日之感。然而所幸的是近來漢奸的人脈日漸興旺，特別是蘆笛先生毅然放出“我不當漢奸誰當漢奸”的豪語後，一些愛國者竟然紛紛挺身而出，無情地剝奪了蘆笛作漢奸的資格，硬是把蘆笛先生從冰冷的“寒澗”里拔出，投入火熱的愛國者海洋之中。

在中國人圈子中，“漢奸”一詞的使用頻度之高，無疑可以在中國人最常用語之中名列前茅。關於漢奸的話題也是非常之多，要認真談起來絕非一兩日可以談完。在這裡暫談三個關於漢奸的基本問題。

一、漢奸的定義

儘管中國人一天到晚把漢奸掛在嘴上，但如果問起漢奸的準確定義是什麼，卻沒有幾個人能夠解釋清楚。這也許就是中華文化的精妙所在。

漢奸定義的模糊性還影響到中華文化的對外輸出。由於英文中本無“漢奸”一詞，中國人只好把漢奸硬翻為traitor。但英文的traitor是泛指反叛者，在英美人看來，背叛國民黨投靠共產黨的國民黨員，或背叛共產黨投靠國民黨的共產黨員，都屬於traitor之列。但在中國，國共兩黨之間的反叛者只能稱為叛徒或內奸，而不能稱為“漢奸”，儘管這些反叛者都是漢人。所以外國人學習中國文化時，對中國最常用語之一的“漢奸”，競是無法理解。

馬悲鳴先生在《漢奸論》中，試圖解決漢奸定義模糊這個老大難題，給出一個漢奸的精確定義：“在宣戰之後，簽署停戰協議之前，如有資敵者，才有資格當漢奸”。根據這個定義來判別漢奸非常簡便明確：誰為中國政府在宣戰聲明中通告的敵國做事，誰就是漢奸。

馬先生的精確漢奸定義用於西方國家沒有問題，可是一旦用於中國，就出現大大的問題。歷史上中國政府除了在甲午戰爭、八國聯軍、一次大戰時曾經正式對外宣戰以外，其它的對外戰爭，包括中國成為戰勝國的抗日戰爭，中國政府均沒有正式對外宣戰。1945年在密蘇里戰艦上簽署對日勝利宣言的各國，都曾經正式對日本宣戰，唯中國這個沒有對日本宣戰的國家雜混其中。好在沒有人為難中國：既然沒有對日宣戰，怎麼有資格作對日戰勝國？

雖然中國人不喜歡對外宣戰，卻喜歡對內抓漢奸。如果根據馬先生的漢奸精確定義，現在中國人公認的大漢奸汪精衛、陳公博等人均不能滿足成為漢奸的必要條件。這樣一來陳公博等人以漢奸罪而被判死刑，豈不成為歷史上最大的冤案？所以馬先生的漢奸定義固然精確，但究竟不符合中國的國情。關於漢奸的科學精確定義，好象就是中國的哥德巴赫猜想。

二、漢奸起源於何時

正好手邊有幾片二十四史的光盤，放入計算機中仔細發掘一番，居然還真讓我找出了漢奸的起源。原來漢奸正好起源於漢代，這並不是望文生義，因為在漢代以前無法找到漢奸。

在春秋戰國時代，當時中國人還沒有產生出愛國主義的美德，居然沒有人視替外國人作事為可恥之事。孫武本是齊國人，卻為吳國帶兵；吳起本是衛國人，卻到魏國作宰相；樂毅本是魏國人，卻在燕國作將軍；荊軻本是衛國人，卻替燕太子賣命刺秦王。特別秦國更是極其重用外國“奸人”，為秦國立下汗馬功勞的重臣幾乎都是外國人，商鞅是衛國人，張儀是魏國人，李斯是楚國人，蒙括是齊國人。。。重用“外奸”也許就是秦國成功的秘訣。

按照現代的愛國觀念，衛國人應該罵商鞅是“衛奸”，魏國人應該罵張儀是“魏奸”，楚國人應該罵李斯是“楚奸”，齊國人應該罵蒙括是“齊奸”。可是我們的祖先非但沒有唾罵這些人替秦國出謀劃策滅亡本國的“奸人”，反而為他們樹碑立傳，這的確讓今天的愛國者們有些喪氣。雖然愛國者們可以頌揚屈原為楚國獻身的愛國主義行為，卻無法責罵李斯幫助秦國滅亡自己祖國楚國的“奸行”。儘管李斯的賣國行為比汪精衛還要嚴重得多，卻被免除在中華民族的“漢奸敗類”之外。

進入漢代後，中國人終於產生出無條件愛國的美德，獨具中國特色的漢奸們也就隨之而粉墨登場了，好象漢將李陵就是漢奸的開山鼻祖。漢代以後中國歷史就進入了一個新時代：漢奸時代。此後的中國歷史就是一部愛國者與漢奸的鬥爭歷史。

三、中國歷史上的無漢奸時代

中國歷史上各種漢奸總是層出不窮，愛國者們常常悲嘆這種“漢奸自有後來人”的現象。但經過細究中國歷史，還真發現兩個可以讓愛國者們感到欣慰的無漢奸時代：元代、清代。元代和清代是漢人全部淪為漢奸的全民皆奸時代。既然大家都是漢奸，也就失去罵別人漢奸的資格。全民皆奸的時代給愛國者們出了一個難題，他們只能咒罵李鴻章是賣國賊，卻不便罵他為漢奸，因為哪個時代又有誰不是漢奸？在此困境之下，愛國者們只好宣布：元代清代無漢奸。所以中國的歷史書寫到元代清代，漢奸居然絕跡，也是出乎人們的想象之外。

現代流行的漢奸觀念是：替外族人壓迫本族人民的就是漢奸。根據這個觀點，林則徐、左宗堂、曾國藩等哪個不是替滿族人壓迫漢人的漢奸？不知為什麼現在漢人把林則徐、左宗堂、曾國藩等人拔高為愛國者，其實林則徐、左宗堂、曾國藩等人的愛國是對滿人之愛，而不是對漢人之愛。漢人愛國者們卻硬把他們對滿人的忠誠，換湯換藥地改為對漢人的熱愛。不知林則徐等的在天之靈如果知道現代漢人對他們的歌頌，是感到高興還是感到羞愧。

文革時有一種流行的思想：清官比貪官更壞。因為清官為統治階級延年益壽，貪官卻為統治階級挖墓掘墳。按照這種思想進行推論，林則徐比李鴻章更壞，因為愛國的林則徐為壓迫漢人的滿人統治者延年益壽，而賣國的李鴻章卻在為滿人統治者們挖墓掘墳。看來這種觀點也並非毫無道理，如果清代都是象林則徐那樣的忠臣，大概今天我們還梳着大鞭子，跪在滿族皇帝面前山呼萬歲呢。沒有李鴻章等人的賣國，滿人政權哪能這麼快倒台。說不定李鴻章內心裡對漢人的熱愛程度，要遠遠超過林則徐。可惜漢人們不識李鴻章的苦心，不理解他出賣滿族壓迫者利益的“曲線救漢”行為。

愛國者們摩拳擦掌，總想找出一種根除漢奸的絕招。其實根除漢奸的最上妙計，就是全民皆奸，這也是所謂以毒攻毒。君不見大陸台灣均是漢奸輩出，而唯獨香港不出漢奸。其實香港正是全民皆奸，以毒攻毒鋤奸法之絕佳效果的最好體現。如果當年中國真的成為大日本帝國的一個省，倒也省去現在中國人挖捉漢奸的煩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