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六大是2002年重大國際事件之一。會後，中國產生了新一代領導集體，九位相對年輕的官員登上權力的頂峰。令許多西方觀察家倍感驚訝的是，中共政治局常委竟清一色理工科專業背景出身。

　　中國人可能於此早已見怪不怪，因為大陸長期籠罩在重理工輕人文社科的氛圍中，而且更重要的是，由工程師主導的第三代領導集體確實有力促進了經濟的增長，大多數民眾的收入也因此有了大幅提升。

　　然而，在西方人看來，這仍然不能不說是一道獨特的風景線。許多海外學者以“工程師治國”來描述這一具有顯著中國特色的現象。它不僅是指工程師背景出身的政治人物主導國家的大政方針，也指的是該體制現象背後重理輕文的社會價值觀。

歷史的進步

　　相較於中國傳統的士大夫治國，它的確更具現代性。歷史上的士大夫或為儒生，或為法家，或集儒法於一身。儒生強調仁義道德，法家強調權威與秩序，二者共同的目標是治國平天下，共同的特徵是鄙視技術進步。自百家爭鳴時代結束，墨家淡出中國社會舞台以來，中國的古代科技主要為道家人物所控。其消極無為的人生觀無法使科技演變為一種推進社會發展的動力。由於缺乏科技發展這樣一種變異性的力量，中國才長期囿於“家國同構”基礎上的超穩定社會結構。

　　士大夫治國在隋、唐以後孕育出科舉制。“朝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成為眾多農家書生的夢想。中國歷史上許多彪炳千秋的政治家正是通過這一途徑進入權力核心層。科舉制相對於封建分肥制確有太多優越之處，它使得平民子弟得以晉身仕途，使得人才的配置相對優化。不過，科舉制完全把技術人才排斥在社會精英階層之外。科舉選拔的標準，往往看重詩詞文章，而非解決實際問題的能力。身為官僚的士大夫自以為風花雪月，玩弄辭藻就可以包打天下，以致文人誤國的例子舉不勝舉。一方面，自命不凡，慣於譁眾取寵的所謂“才子”們無力治理國家；另一方面，科技人才始終無法進入主流社會。中國歷史上的“四大發明”推動了歐洲的科技發展，可其發明人卻是處在中國社會的邊緣。

與毛時代有關

　　“工程師治國”比毛澤東時代的工農兵治國更有利於國民經濟的發展。當時，權力高層起初多為從事工農革命的軍人，後來有陳永貴、王洪文等農工代表加入。由他們主導的領導層醉心於烏托邦，沉迷於階級鬥爭，導致經濟發展長期停滯，社會動亂此起彼伏。

　　迄今為止，除開原始社會的人類歷史，絕大多數時期里，社會都被分成精英與大眾兩個階層。在精英理論代表人物之一的帕雷托看來，人類社會各領域最優秀的人物都屬於精英，而他們又可被分為統治與非統治精英。前者總與權力相聯。列寧領導的俄國革命及後來毛澤東領導的中國革命挑戰了這一理論，一批屬於大眾階層的工農兵分子成為掌權者。這似乎是人類追求平等理想的重大進展，可問題在於現代性的主題不單單是平等，還有發展社會生產力，而工農兵治國於此差強人意。俄國和中國具有世界歷史意義的社會試驗以巨大的代價證明，工農兵的利益只能被代表而不能由其自身去追求。這是人類無法迴避的具有濃重宗教色彩的悲劇命運。

　　在毛澤東時代，中國知識分子整體地位極為低下，但相對於人文社科類而言，理工科從業人員待遇稍為優厚。這一時期，中國的人文社科地位一落千丈。作為該領域重鎮的中國人民大學更是一度被迫關閉。人文社科被泛馬克思主義化，嚴重教條化。人文社會科學本來就是討論性的，可由於原教旨主義盛行，正常的學術探索往往被視為異端。許多人為避禍，在選擇職業時，對人文社科避之如虎狼。“學好數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這種不合常識的說法不脛而走，成為校園的流行口號。工程師治國的局面直接源於此段令人痛心疾首的歷史。

合理的治國猛藥

　　應該說，對於中國這樣一個長期拒絕科技的古老東方國家而言，“工程師治國”的確是一劑猛藥，有它相當的合理性。在某種意義上講，其對中國傳統的改造力度之大還勝於“五四”時期的口號。它是符合生產力擴張這一現代社會的價值取向的。古代中國的經濟之所以長期發展緩慢，最根本的原因之一，就是它拒絕擴張生產力這一價值選擇而把安定天下作為治國的根本目標。近代敗於西方之後，當時中國的精英分子不同程度地接受了社會達爾文主義，認定惟有走中體西用和富國強兵的道路才能確保中華的重新崛起。“工程師治國”可以說與這一思潮有千絲萬縷的聯繫。

　　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以後，馬克思主義作為西方文明的一個支流，在大陸成為官方意識形態。在計劃經濟模式下，國民經濟的管理被嚴重黨務化，簡單化。對社會本身的研究被認定由馬克思主義一勞永逸地解決了，因而社會對政治、經濟、法律、管理等與社會結構精細化相關的人才需求不大。政府的政策是鼓勵青年人投身科技，去構築一個人間天堂。

　　然而，歷史唯物主義中經濟對社會發展的推動作用也得到普遍認同。社會主義也聲稱比資本主義更能促進生產力的發展。毛澤東治下的中國，雖然說在經濟上沒有太多建樹，但其重理工輕人文社科的價值取向，培養了一支數目相對龐大的科技從業人員。這一群體對世界科學的開創性研究並沒有做出什麼令人矚目的貢獻，但他們成功地複製了西方的技術，為改革開放後中國的國有製造業，更重要的是為進入中國的外資企業提供了較為充足的廉價熟練勞動力，使中國迅速崛起為“世界工廠”。這是毛澤東時代對大陸經濟發展作出的最大貢獻，其結果也是近代洋務運動的先驅們在天之靈所樂於見到的。

　　“工程師治國”是中國歷史發展的選擇。它是古老的中國以強者姿態走向世界的開始。以工程師為主體的中國第三代和第四代領導集體，為中國之崛起做出的決定性貢獻將為後世所銘記。

過渡性體制

　　然而，這一特殊體制現象又只能是過渡性的。關鍵的原因在於它不與市場經濟模式相融。社會生產力的發展並非單單由科技而是由科技－市場二者互動而共同推進的。市場的本質是一種動態化的規則，其創新緊密依賴於社會科學的成長。“工程師治國”在中國是一種進步，可又不能不被新的社會現實所超越。中國的前途在於國家與市場共同主導的混合經濟，在於司法主導的制衡機制的建立。基於這一方向，將來的政治領導集體應該是由理工科與人文社科人才組成的混合體。

　　從國民經濟的全面發展來看，“工程師治國“也存在明顯的缺陷。它對服務業的繁榮助益有限。服務業在西方已成為經濟增長的最主要支柱，幾乎占GDP總值的80％。2000年中國服務業實現增加值占GDP的33.2％，遠遠達不到美國社會學家英克爾斯制定的現代化標準(45％以上)。

　　2000年中國服務業從業人員為1億9566人，占全部就業人數的27.5％，而1998年美國服務業從業人員占全部就業人數的73.5％，日本為62.7％，韓國為60％。

　　中國服務貿易在整個貿易中的地位也較低。1999年中國服務業出口在對外出口商品和服務貿易中僅占10.8％，遠遠低於世界平均水平（19.4％）。服務業當中的金融、保險、貿易、會計、法律、廣告、旅遊、媒介等主要行業規則性極強，而其制定都與有關的社會科學相聯。在這些行業的國際規範制定過程中，中國幾乎沒有發言權。

　　惟有振興中國的社會科學，才能振興中國的服務業。“工程師治國”的價值觀在一定程度上制約了服務業的發展，從而使中國失去了本來會更多的全面發展國民經濟的機會。

　　有些學者將中國在1989年以後逐漸形成的“工程師治國”的局面稱為“精英治國”，並將其與西方所謂的“民主治國”相對立。說實在的，這並沒有太多學術和實際意義。任何西方國家的政治都是精英型而非真正民主的。大眾的參與對國家的政治運作至關重要，但其意義並不在於大眾能決定國家的政策，而在於大眾能制衡或選擇精英來統治自身。這是中國人可以從美國學者羅伯特·達爾的多元民主理論中讀出的寶貴啟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