讓我們面對現實，讓我們忠於理想

——曹承義《悲欣交集話文革》序

吳炎金



曹承義的這本書，真實地反映了他在文革中的經歷。時隔三、四十年，原始資料抄查殆盡，記憶又不可能十分詳盡準確，但基本事實沒有多大出入。

我的朋友曹承義，人如其名，是一個能承擔重任和極講道義的人，為此我曾手書“承道擔義”相贈。他在文革中能廣泛團結一冶的幹部和工人，率先組成大聯合的新一冶革命造反司令部，享有較高的威望，並自始至終參加了武漢地區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全過程。作為一個大型國有企業的造反派頭頭，率領一支上萬人的產業工人造反軍團，當年武漢三鎮婦孺皆知，他的文革回憶應該具有多方面的意義。

曹承義的文革經歷很有代表性，其造反初衷和我頗有相似之處，文革前都是當權派信任的積極分子，甚至在文革初期充當了當權派整群眾的工具。只是由於正義感，在毛主席《炮打司令部》大字報和中央十六條感召下毅然帶頭造反，很大程度上是被劉少奇整群眾的資反路線逼上梁山的。

隨着運動深入，曹承義和許多造反派頭頭一樣，懷着對背叛革命理想的官僚階層（走資派）的義憤，抱着“誓死保衛毛主席、誓死保衛毛主席的革命路線”的決心，把投身文革當作反修防修的神聖使命，為確保無產階級的江山永不變色而赴湯蹈火，相信跟毛主席幹革命是不會有錯的，對政治鬥爭的殘酷性和複雜性沒有足夠的認識。

我初識曹承義是1967年元旦在漢口新華路體育場批鬥王任重的大會上。當天的總指揮是工人總部的彭國華，我和曹承義都是大會副總指揮和主席團成員。那天我和一位溫文爾雅的青年人坐在一起，交談甚歡，此人就是曹承義。從此，曹承義就一直是和我們並肩戰鬥、永遠衝鋒在第一線的戰友。

江城造反派和廣大群眾認識曹承義，首先是在反擊二月逆流的抗暴鬥爭中。他義無反顧地為被打成反革命組織的工人總部翻案，被“武老譚”操縱的屠殺造反派的劊子手們視為必欲斬盡殺絕“一掃光”的對象，新一冶的戰士余望生慘死在長矛之下，謝觀德、張重陽、馬三六等血灑江城。

批林批孔運動中，新一冶一鳴驚人，由曹承義促成的一冶黨委造反第一個在武漢亮相，迅速引起連鎖反應，一時間黨委造反、跑步亮相遍布武漢三鎮，成了江城乃至全國一大奇觀，迫使當時的湖北省委第一書記趙辛初、書記趙修、武漢市委第一書記王克文（人稱兩趙一王）亮相支持造反派。

在毛主席發動的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中，曹承義身先士卒。他率領的隊伍一夜之間可以把大標語刷遍武漢三鎮，廣播車跑遍大街小巷，而且有能力將造反派頭頭全部集中到一冶開會，管吃、管住。

曹承義在鬥爭中和造反派各組織人員結下了很深的友誼，他人緣關係好，重承諾，講義氣，對反對派的幹部和群眾也很講政策。所以，在最困難的日子裡，沒人把他當反革命看待，相反給了很多力所能及的幫助。打不死的曹承義憑藉不屈不撓的生存意志，從一文不名的無產者成為成功的小型服裝加工、服裝批發的個體戶。他的兒女們也十分爭氣，在逆境中奮發成才，兒子在美國微軟總部有優越的工作，女兒成為富裕的香港市民，這是一個人皆艷羨的幸福家庭。更難能可貴的是，曹承義始終 “威武不能屈，貧賤不能移，富貴不能淫”，潔身自好，樂於助人，與髮妻相濡以沫。

如果說存在決定意識，按照曹承義的現狀，可以樂度晚年，不再過問政治了。即使要關心政治的話，應該對西方民主更感興趣。女兒對他說：“大陸現在是社會主義的招牌，封建主義的制度，資本主義的道路。你一心安享晚年，不要想不通。”這話太經典了。然而曹承義不改初衷，執著地為還原文革的本來面目而努力。先是自費出版了一本自己收集的文革群眾組織紀念章的圖冊，然後又寫出這本書，給自己和歷史一個交待，是非功過留待歷史和後人評判。

捲入了這場史無前例的大革命，是有幸的也是不幸的。有幸的是擁有值得總結和反思的寶貴財富，不幸的是太多的人在這場鬥爭中備受折磨，蒙冤受屈，慘遭殺害，迫害至死，家破人亡，至今得不到妥善的解決。文化大革命的失敗使各個階層、各個派別的人民群眾都付出了慘重的代價。如果說這是失敗者應付出的代價，也只好留待歷史評說。

有趣的是，四十年後，當年勢不兩立的兩大派倖存負責人聚會在一起，“相逢一笑泯恩仇”，開全國之先河，這在過去是無法想象的。為什麼？是現實使他們走到了一起。當年充當鎮壓、屠殺造反派工具的那一派組織的群眾，如今同樣下崗的下崗，失業的失業，甚至勞動模範為生計所迫上吊自殺。工人階級被打入社會底層，黨的階級屬性起了根本變化。其中最悲慘的是造反派，被整的程度最重，時間最長，人數最多，至今仍得不到公正對待。

曹承義的書把我們帶到激情燃燒的年代，無數的群眾支持、掩護造反派，踴躍為造反派捐款送飯的場景歷歷在目，讓人熱淚盈眶；千萬群眾自髮夾道歡迎造反派的盛況激動人心。造反派始終是站在受壓迫的底層廣大人民群眾一邊的。歷史絕不會把無辜的群眾宣判為罪人，這就是我的信念。

讀過書稿，我覺得有一件事值得特別提出來說一說。曹承義被判刑的罪行中有一項是組織“六·一七”武鬥，這一罪行真是荒唐至極。1967年漢口六渡橋的“六·一七”武鬥，是武漢文革中的一件大事，也是武漢地區的黨政軍走資派操縱御用武鬥集團“百萬雄師”拿着長矛大刀血腥屠殺革命造反派群眾犯下的一樁極其殘忍、嚴重的罪行。在這一天，有大約三十多名工人、學生慘死在百萬雄師的屠刀下。文革失敗後，那些殺人兇手無一受到追究，有些還被媒體捧為反 “四人幫”的英雄，有的被追認為“革命烈士”。而胡雙全等工人、學生慘死的罪責，卻怪在一直制止胡雙全等人去找百萬雄師拼命，而且根本沒到殺人現場的曹承義身上。而被殺的人是和曹承義立場觀點相同的造反派群眾。百萬雄師殺人的罪責就這樣被移花接木地栽贓到造反派頭頭曹承義的身上。青山區人民法院1980年9月24日[80]青山刑字第95號刑事判決書說：“現查明，被告人曹承義於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七日下午，組織帶領一汽車人參與武漢財貿大樓武鬥。途中其同夥胡××接替曹指揮，衝進武鬥現場時，當場被打死。”曹承義不服判決，提起上訴。事隔14個月，1981年11月3日，武漢市中級人民法院以市法(80)刑二字第308號刑事判決書作出終審判決。判決書說：“現查明上訴人於一九六七年六月十七日下午，組織帶領一汽車人參與武漢財貿大樓武鬥，致使其同夥胡××    在武鬥現場被打死。”武漢市中級人民法院非但認定青山區人民法院判決書中強加在曹承義身上的“組織帶領”參加武鬥的事實，還加上了“致使”二字證明胡雙全被打死的罪責在曹承義的推斷性結論，真是中外法制史上的奇聞。

曹承義判決書中的該罪狀事實不清，是非顛倒，沒有任何證據證實。請讀者注意這樣一個微妙的變化：此前的1980年8月18日，武漢市青山區人民檢察院是以“打砸搶”的罪名對曹承義提起公訴的，公訴書隻字未提“六·一七”武鬥這一事實。青山區人民法院認定曹承義一案罪名為“打砸搶 ”，卻添加了連青山區人民檢察院都未指控的、沒有任何證據證實的“犯罪事實”。武漢市中級人民法院撤銷了青山區人民法院以“打砸搶”罪名判處曹承義五年有期徒刑，改用“擾亂社會秩序罪”的罪名判處曹承義五年有期徒刑，但仍然沿用青山區人民法院認定的“六·一七”武鬥曹承義負有“組織帶領”的罪行，在判決書中說：“上述犯罪事實清楚，證據確實充分。明眼人可以看看，那有“半點以事實為依據、以法律為準繩”的影子？無恥到這種程度，夫復何言！





我的這篇序，只能算是讀後感。這篇序的標題，是與中國文革同時發生的法國五月風暴中造反學生的著名口號。當年他們把這個口號寫在胸前，今天卻時時在我心中迴響。“讓我們面對現實”，因為我們無法不面對，因為現實真真切切地面對着我們：當年我們誓死反對走資派，作為一個階級——官僚資產階級，今天如願以償，人民的血汗終於化成他們日日狂飲的美酒。所以，“我們忠於理想”，忠於我們曾經奮不顧身追求過的人類平等、社會公正，忠於革命——革命是不願做奴隸的人們的權利。我們不可能去相信那些歷史終結、革命有罪、作為理念（理想）的歷史已經消失之類的喧囂，沒有理想，社會會得病，人會無助無望，讓我們怎麼活？

文化革命的模式或許不可重複，文化革命的行為方式或許應該討論，但文化革命的原則和精神不會磨滅。正如一位美國60年代學生激進分子所說：“60年代似乎遠去了，一個生活時代遠去了。……但我知道，這個時代仍與我們在一起，——它不僅在我們的記憶中，也在我們的政治中。”

感謝老曹，感謝鍾逸，感謝所有為這本書付出過努力的人，也要感謝願意讀這本書的人，更要感謝將來闡述這本書多方面意義的各色人等。





2008年5月16日於武漢



（吳焱金:男，1944生，文革前為武漢市無線電元件廠工人，文革中為工造總司一號勤務員、武漢市革命委員會副主任，1977年6月在市革委會辦“五不准”學習班時，因抗拒來自官方的政治迫害，跳樓致殘，1983年被判刑8年，妻子在離婚後自殺身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