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網友來信說：“……中國在過去的五十年中取得了重大的建設成就，採取的是社會主義，你怎麼解釋這個現象？”

中共在建立政權之後確實取得了很大的經濟建設成就，這是不可否認的事實，但這裡有一個重要的原因就是當時的中國是個封閉的國家。正是因為中國的封閉才使得中國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就。在當時，中國的工業和基礎建設幾乎是零，國際上非常封閉。任何一個建設計劃都有其實施的需要，這種狀況在一個短缺經濟的社會裡更加顯得重要。無論成本如何，建設的新企業生產的任何產品都有社會需求。這樣一來，企業成本問題就不是第一重要的了，需求才是最重要的。無論成本如何高，在一個封閉的社會裡，需求就可以掩蓋一切。事實上中國幾十年的建設中，在取得巨大成就的同時也掩蓋了很多重要的失誤，經濟成長的背後是巨大的虧損，只是這個虧損被中央財政和百姓的高積累政策所掩蓋，損害的是百姓的利益，而不是政府的利益。

在經濟學中有個重要的問題就是成本比較。當中國開放了自己的市場，經濟上的成本比較就成為衡量中國企業的標準，在這樣的前提下，中國經濟發展的成本問題才成了政府的關注課題。這也是目前導致中國大量國有企業倒閉的重要原因之一。當世界經濟全球化的同時，經濟成本就成為企業生存和發展的唯一動力和標準。

說起經濟全球化，自然就要談到推動這個全球化最努力的美國，我在一篇文章中曾講述了美國推行全球化的目的，其實在美國，同樣也有很多人反對經濟全球化，其中反對最激烈的是勞工階層，其根本原因還是自身利益。經濟全球化，西方的勞工階層就面臨着海外低價勞工的競爭，會損害他們的利益，各位也許不能理解，美國福特汽車裝配線上的熟練工人的年薪平均是六萬美元，而在中國僱傭一個資深的經濟管理專家年薪也不會超過六萬美元。事實上，經濟全球化的最大得益者不是勞工階層，而是資本階層。只有經濟全球化，資本階層才可以讓自己的資本獲得更多的回報，將勞工成本和生產成本降到最低。海外資本投資中國的根本原因不是因為他們愛中國，而是利益的驅使，是因為中國有比美國或西方國家成本更低的勞工，更豐富的資源，更寬鬆的環境保護政策，更大的商品市場。

在近百年世界史上，日本的發展幾乎是個奇蹟，在短短的五十年中從一個世界三流國家一躍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很多研究學者在研究日本的成就時往往用它的發展功績來證明經濟全球化的好處。其實，研究日本的經濟首先要看的是日本的民族性和它的社會體制。由於生意的關係，我和日本企業曾有多年的交往，也曾在日本企業中工作過。日本的民族性和中國很相似，是個聰明勤奮的民族，同時也是個人格分裂的民族。所不同的是日本民族相對中國民族而言更具有順民的特徵，官本位意識更強。所不同的是日本民族少了中國民族的多疑性和不確定性。

在日本，無論大型跨國企業還是小型企業，幾乎都是由家族統治，儘管是有限公司的體制，但本質上還是類似中國企業的無限公司。所不同的是中國的企業是由政客來當參謀，日本是由技術官僚來當參謀。中國企業是相互惡性競爭，相互拆台，日本企業是相互捆綁，相互扶持。二次世界大戰給日本民族留下的不是反思而是告訴他們要團結，中國幾十年的戰爭告訴大家的是名哲保身，互不信任。這樣的觀念上的差異在企業經營中就有了不同的表現。日本的企業都有自己的關係企業，這些關係企業幾乎都是休戚與共的生命共同體，有與日本經商經驗的朋友都會有這樣一個經驗，儘管你的產品很好，價格便宜，但你想直接進入日本企業很困難，除非你找到了這家企業的關係供應商，你進入了這家企業的關係供應商，才有可能進入這家企業。日本商人絕對不會允許你直接進入他的企業，儘管他知道這樣會降低成本，但在日本人眼中關係和信用遠比成本更重要。日本企業生產成本之所以能降低，這和他們精良的管理有關係，生產上的高效率抵消了他們原料採購供應上的成本差別，在日本的企業家觀念中，材料採購上節省的成本雖多，但面對企業未來出現困境時，關係企業在資本上的支持和幫助要更重要。事實上日本企業的破產率遠低於西方國家，主要的原因就是日本企業這種相互參股，私下經濟扶持所產生的作用。而這情況的產生又和日本當年經濟發展之初缺乏完善資本募集手段和市場有關係，更重要的原因是日本的家族觀念。

二十年前，日本企業大舉進軍美國，西方國家經濟學者盛讚日本的管理和經營模式，其實在真相的背後，日本企業同樣存在着巨大的浪費。在西方國家企業中，幾乎每個企業都沒有龐大的招待費，但日本企業的招待費竟然占產品成本的2%。與日本有生意往來的商人都會被日本人的好客感動。你一到了日本，企業就會安排你旅遊，度假，泡溫泉，然後是在晚上看戲，喝酒。只有在這一切完成之後，你才會接觸到真正的談判。從某種意義上講，日本的公款招待和中國目前的狀況沒有什麼區別，甚至更嚴重。曾經有一位關係密切的在日本某大型企業擔任部長的日本朋友曾這邊樣對我說：“歡迎你來日本，我就喜歡客人來訪問，否則我就沒有理由化錢去喝酒了”。

也許有人會問，日本企業既然和中國很近似，但為什麼日本企業會發展得這樣快？說到這個問題，就不能不說日本的政策和政府。在日本有個組織名叫經發會。這個組織的參與者幾乎都是日本的大企業家，也是政黨的支持者，日本的政黨和政府政策來源幾乎都與它有關。很大程度上，它在影響着日本政府的經濟決策。這個決策就是，經濟上實行自由制度，管理上實行計劃和獨裁。

研究經濟的學者可能會發現，各國政府對經濟的影響上，美國的政府最無能，幾乎是放任自流的態度；而日本政府最有力，政府的經濟管制和決策甚至比社會主義的計劃經濟國家更有效，干涉更多。日本本身的私人經濟體制和自由的資本主義制度可以讓企業家人性中的貪婪發揮到極點，使企業更有效率，政府的半計劃經濟制度又可以為大企業的發展提供更多的國家資源和政策資源。日本家族企業的相互扶持又可以在資本使用上得以用最小的成本充分發揮。正是這樣的一個社會狀態才得以使日本的經濟高速發展，快速地進行海外擴張。而與此同時，日本的社會保障系統又完善地保護了勞工階層的基本利益，當勞工階層面對比西方國家更嚴重的壓榨時，因為個人的社會保障有序，就得以平息。表面看，日本的貧富分化極小，但真正的情況是日本的金融寡頭在國家的扶持下占據的份額更大，只是人的數量少而已。如果說中國是個無限公司（CO），美國是個股份有限公司（INC），則日本更象個LLC（美國公司體系中的一種小型混合型的有限公司），或者說日本更象個國家資本主義。

我曾看到很多文章講日本是個極穩定的社會，雖然經濟停滯不前，但目前仍看不出什麼社會問題。在這個問題上，我個人的觀點是，日本是個善於掩飾的國家，也是個極為要面子的國家，更是個善於逃避現實的國家，這和民族性格上的分裂傾向有極大的關係。日本的政治經濟體制在傳統的封閉社會和不完全競爭狀態下可以發揮出自由經濟無法比擬的優勢，日本的企業開始是以廉價占領市場，這和中國目前的狀況很相似，然後是以仿製改良為優勢，最後才是產品的精緻化。直到目前，日本仍然是以此為方針政策，在科技進步上並沒有大的起色。產業轉移也是由電視轉向了數字像機，但在根本上的網絡經濟和生物經濟上沒有一絲的發展計劃。而在過去，由於中國大陸的亞洲國家的政策和封閉，美國產業的轉移政策等多方面原因，使日本工業品侵占了世界大部分份額。相反，在日本由於市場的不開放，仍然是一個相對封閉的國家，產品成本問題就不是十分的突出，甚至是利用國內的產業利潤來彌補世界市場的虧損。隨着日本的強大，西方國家要求其開放的呼聲越來越高，日本同樣面臨着本國市場的開放和競爭問題。這樣一來，相對成本比較的問題就同樣顯現了出來。在美國，同類日本汽車的生產成本要比美國汽車高出近六百美元，日本的生產成本已經高過了美國的生產成本，只是由於日本汽車多年的經濟性和品牌在支持着它的發展，如果這樣競爭下去，不需幾年，日本汽車就又會淪陷。隨着日本市場的開放，日本經濟的停滯已經越來越嚴重，銀行體系產生的阻礙也越來越明顯，數十年隱藏的壞賬問題也逐漸暴露出來。家族企業之間的相互資本參股也鉗制日本無法採取快刀斬亂麻的手段解決，而這種情況更類似於中國目前的國有企業和金融機構的關係，源與本的問題根本就沒有辦法分清，牽一髮而動全身，搞不好就會出現更嚴重的經濟風暴。數年前的南韓式經濟風暴就是日本未來所面料的可怕景象。日本的問題不是社會結構問題，而是經濟結構問題，更主要的是它缺乏美國的長期發展戰略和對長期利益的思考及追求，從這一點說，日本民族是個短視的民族，更是個人格分裂，內心恐懼但又無法面對現實的民族。

相對日本的問題，中國面對的經濟問題更加嚴重。我曾說過，中國面料的不是經濟結構的問題，而是社會結構的問題，這和日本正好相反。在某種程度上講，中國的經濟要比日本更具有活力，這是由巨大的市場和廉價的勞工造成的。但中國同樣面臨着經濟發展停滯不前的困境，其根本原因是體制。數日前，我看到一篇文章，介紹的是中國即將召開金融工作會議，大家對中國金融管理模式進行爭論，其中主要的觀點是，是否建立獨立的金融管理局或採取中央銀行和金融管理局並舉的方式。我看到這篇文章很失望，我很難理解中國的政策專家和經濟學者的作為。中國目前最大的問題不是金融管理局和中央銀行的責任劃分問題，而是制定中國金融政策的問題，只有制定了金融政策才能因事設人。在這次金融工作會議上應該制定的是中國未來要採取什麼樣的金融模式，是美國式的以投資銀行和股票市場為主，商業銀行為輔的模式，還是日本台灣式的商業銀行為主，投資銀行和股票市場為輔的模式，或德國法國式的混合模式。只有制定了這些方針政策才能考慮採取如何的管理方式。怎麼可以本末倒置來實行金融計劃呢？同樣，中國目前所面臨的也是長期戰略研究和長期利益的思考，與日本不同的是，中國需要首先考慮的是如何解決體制上的束縛，如何制定長期的中國經濟發展模式。

從專業角度上看，中國經濟發展必然會如同日本一樣走向產品精緻化，我同樣相信中國人的聰明和勤奮。中國人的懷疑性和不確定性從某種意義上會加速中國企業的競爭程度，使中國的企業更傾向於美國的單純以經濟利益為目標的經濟模式。這樣的企業往往比日本的企業更具備生存能力，但同樣，民族性也是雙刃劍，同樣會殺傷自己。過度的內耗就會給民族企業發展造成更大的損失，讓海外企業乘虛而入，然後各個擊破。中國人的特點同樣是具有分裂的人格，表面和內里往往截然不同。這種性格同樣也在企業經營中表現無遺，短視和貪婪更會讓中國的企業喪失未來。而目前中國企業投資的盲目性，更在這個問題上表現得淋漓盡致。有位大陸上市企業老闆曾問我，中國加入WTO後，什麼企業才會賺錢。我曾這樣回答他，如果你有足夠的資本，你可以在各個領域建立連鎖商業，先搶占地盤，然後求發展，但你在建立連鎖商業的同時一定要採取國際上最好的經驗，不要讓中國國情所迷惑。也不要為房地產或什麼高科技產業所迷惑，一定要堅持下去。在國際商業進入中國之前，地盤就是最大的資本，如果你在某個行業擁有龐大的連鎖商業，你一定會成為最好的企業，遠期利益一定會比你投資房地產更高。我相信如果你擁有了五百家電器連鎖店，你一定可以不化分文就可以讓全世界的電器生產廠家主動將貨物送到你的店中，而且你可以拿到最低的價格。而目前中國最有希望的就是連鎖商店，這是個決定中國未來的商業，也是未來十年中國贏利最大的行業，同樣是海外企業不敢輕易涉足，最具有中國民風特色的行業。大陸的上市公司老闆聽了我的話後說，你說的不錯，但我的股東不會等我數年後贏利，而且我也沒有經驗，我寧願干房地產，讓股東看到土地和房屋這些實在的東西。我可以按照你的建議做個計劃告訴大家，但我決不能實施。

在美國，投資任何一個行業都要經過專業人員的分析，至少要分析即將投資項目的短期（五年）和長期（二十年）的基本狀況，在得出基本數據的情況下才可能進行投資。當然，你也可以不找銀行或基金投資，完全靠自己的資本進行，這樣就可以不用經過專業的投資人員進行複雜的技術分析，但真正的投資家又有幾個會盲目地投資呢？

相對於世界各國，美國是在新一輪經濟發展中轉型最早，產業結構和社會結構最合理的國家，但美國同樣也面對着很多的社會問題和發展的障礙。其中最主要問題是人員結構的調整，知識經濟的最大動力是高知識結構的人員，需要的是創造力和銷售力。美國目前最大的問題也是低技術勞工如何轉化成為高技術人員，這和中國面臨的社會結構障礙及日本的產業結構障礙有着本質上的區別。而且這個人員結構上的轉型更困難，成本更大。大家可能經常會看到美國發表教育白皮書中寫到：“美國教育水準下降，全美國有1/3的人士不符合美國教育標準，1/4的人士屬於半文盲。可是當你知道全美國有3/4的人接受的是大學教育，你可能會奇怪美國人怎麼會有這麼多的文盲。其實這是標準制定的不同，在美國最新的標準中，不能熟練使用電腦的也被算是文盲，不能寫出符合標準的論文的也算是文盲。這就如同日本人看美國的貧困標準線一樣。在美國人均居住面積少於900英尺的就屬於貧困家庭，一個三口之家的貧困家庭標準配備是，電視機兩台，1.7部汽車，2.5部音響，兩部照相機，2.1部錄像機，人均7、8套服裝，0.8部電腦，2.6部電話，而家庭中沒有暖氣，或沒有自己的洗浴設備的更是不可容忍的貧困。僅以美國的貧困人口居住標準，在日本是普通富翁都難以實現的夢想。而美國貧困家庭的生活標準更是世界上第三世界國家富人的標準。由此，就完全體現了標準不同，所反映的價值也不同。

在美國社會轉型的過程中，有一個值得大家重視的現象是，美國的中產階級的日趨貧困化問題。美國的自由和民主很大程度上得益於獨立的中產階級，正是這個強大的中產階級才使美國不斷進步和發展。美國的企業幾乎都是以跨國公司為主，這樣的企業巨人經過資本市場的轉化，幾乎成為一個可以左右一切的巨人，一個跨國公司的經濟實力甚至超過了很多不發達國家。這樣的企業也變相成為全民所有的“公有制”企業，大量的產業工人和白領階層在這裡工作一生，享受着中產階級的一切待遇。當美國產品行銷全球的時候，美國的中產階級也成了世界上最大的政治勢力。按照美國常規標準，年收入在五萬美元的三口之家就可以算做中產階級，而在美國，一個熟練的產業工人工作了十年之後的年薪可能會達到十萬美元以上。而年收入在百萬美元的小企業主和高級白領階層也同樣自稱是中產階級。這樣廣泛的階層怎麼會不龐大呢？

在美國轉型為知識國家的過程中，大量的產業工人失業被迫改行，收入短期內會有很大的落差；同樣，傳統企業的轉移也讓很多小企業主的收入減少，生意萎縮。高科技帶來的新產品價格又高於原有的產品，經過這樣的比較，美國的中產階層的平均收入就一直在下降，更多的中產階級感到自己的生活與父母相比有了很大的落差。而這個結果就嚴重地阻礙着美國經濟的進一步發展。同樣也影響着美國進行進一步的人員結構調整。

美國兩大執政黨是共和黨和民主黨。大家都知道共和黨是富人黨，主張對企業和投資人減稅，以促進企業和投資人將更多的資本和贏利投資到新的企業，以促進經濟發展。而民主黨在政策上更傾向於貧民，以增加貧民福利和教育為口號，更傾向於讓讓貧民減稅，變相殺富濟貧，讓社會更穩定。在美國歷史上兩黨執政的時間幾乎相當，共和黨執政的時期略為長一點，其實從根本上看，兩黨執政和美國的經濟都有着不可分割的關係。當經濟衰退的時候，民眾失業率高，大家都希望企業家投資企業以促進經濟發展；當經濟繁榮一段時間後，大家就又希望不要過度的貧富分化，幫助貧民以穩定社會。這樣一來，兩黨執政就都有了可行的基礎和必要。

在美國經濟全球化的實施上看，經濟全球化的過程必然是富人越來越富，利潤的追求使商人們有了更多的機會和選擇，可以使企業利潤迅速擴大化。相對於產業工人和中產階層，選擇性則沒有企業家和資本擁有者那麼多。綜觀美國的富人階層從歷史到現在都是一個非常封閉和保守的小圈子，它們擁有自己的商店和娛樂場所，更有自己的生活方式，可以說是一個與世隔絕的不同社會。也許各位不會相信，一個富人家的女傭的年薪會超過十萬美元，一個正統的英國管家的年薪超過三十萬美元，一個富人家庭的每天開支平均是十一萬美元。儘管這樣的人僅占美國人口總數的萬分之五，但他們掌握的金錢卻占全美國的百分之四十。但也正是這些人在領導着美國的經濟，甚至是世界經濟。

我是共和黨人，我一直主張對富人減稅，其實理由很簡單。對富人而言，減稅可以讓他投資到經濟當中，至少可以讓他將金錢留在美國。你不減稅，他照樣可以合法避稅，將金錢轉移到英聯邦的避稅國家，諸如開曼群島之類的國家。資本不僅得不到充分的利用，反而政府和百姓都得不到實際的利益。中產階級因為自有的資本少，而不值得到海外建立自己的基金會以避稅，但當你一年的納稅超過自己的預計時，你就會考慮到海外採取手段保護自己的財產。而保護自己的財產這又是每一個人的基本想法，是人性的最基本的體現，你又怎麼能制止呢？與其堵還不如放開。

WTO體系在全球的建立和實施，同樣會產生上面的問題。美國傳統的中產階級受到衝擊就不可避免。但這個衝擊是長期的，甚至對美國文化和社會制度都會有深刻的影響。人員結構的改變是項艱巨的工作，它不會象產業轉變那樣迅速，也不會因為政策和經濟的影響而在短期內就發揮作用，顯示威力。更多的是伴隨着文化和社會制度的變化。全球性的經濟也同樣會在這個歷史性的人員結構調整中產生更多的難以估量的影響。事實上，在美國的經濟政策上，關於人員結構調整的最明顯政策體現就是移民政策上的實施。而這個政策同樣在加拿大和歐洲國家都有不同的具體體現。人才的掠奪才是未來美國知識經濟長久發展的最重要保證。也是關繫到美國人員結構轉型成功的必要條件。當美國人員結構轉型成功之後，我們就會再次看到一個不同於以往的新中產階級，目前在美國湧現的IT貴族正是這個新中產階級的雛形。

中日兩國的文化都屬於單一文化，東方意識濃厚。更沉浸在舊日的輝煌中，官本位和名譽是決定一切的首要考慮。相對於美國，美國多樣的民族文化帶給美國的是更多的活力。中日都有一個發展的空間，但這個空間又都面臨着對人的本能上的忽視，東方文化有很多優秀的東西，但最大的弊病是對人性的扼殺和抑制，更可怕的是人格上的分裂傾向，表里不一的東西在東方人的行為上表現的太多。反觀美國，崇尚人性本質的東西反而可以讓人的才能發揮的更充份，這樣的體制和文化更適應未來知識經濟。而在社會保障機制上，中日均沒有美國的完善社會保障機制，對人的創造力更是一種無形的抑制。正是這兩種文化的不同才造成了經濟發展的不同。美國學者亨廷頓曾在這方面有過一個很好的論述：“未來世界的衝突和發展實際上是文化的衝突和發展。”

也許，我們在目前還不能對這個發展有明確的論證，未來我們也許會看到一個更清晰的發展方向。但無論如何，中美日三國的經濟轉型都已經在進行之中，這三個國家的發展同樣會影響着世界，同樣會給我們未來帶來深刻的影響。中國和美國的轉型更將影響世界上每個民眾的具體生活。

中國在經歷了百年的輪迴後終於重新出發了，但目前的政策如何制定卻將影響

着中國的未來，甚至是整個世界的未來。如何引導中國走向發展的道路，這才是我們需要深思的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