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共十七大之後，面對越反越腐的吏治，決心再掀反腐風暴。用胡錦濤二○○九年一月份在中紀委十七屆三次全會上的話說，叫做“以黨風廉政建設和反腐敗 的新成效取信於民”。而後諸多腐敗案件如國美黃光裕案件涉及到數名高官，又如深圳市長許宗衡被雙規，可算頗有斬獲。然而，僅僅武漢的一個經適房被官員以搖 號形式侵占，全然擊碎了胡的宏圖大略。

在武漢市長阮成發公開指斥下屬造假並誓言打造法制政府和陽光政府之後，江蘇網民跟帖痛罵：“裝Ｂ，估 計自己的口袋已經裝滿了，該出手了！”對於另一個被廣東省婦聯拒稱有關係的《家庭》雜誌百萬元水果發票事件，山東網友諷刺道：“婦聯，幹嗎的啊？拉皮條的 啊！”由此兩個細節可見中共正面臨着前所未有的信任危機，因為武漢市長的表態畢竟是積極的，而廣東省婦聯只不過是《家庭》雜誌的掛靠單位。

貪婪無止境，心理素質差

一般來講，貪污腐敗的官員是膽子大、手腕黑、工心計。事實上，九成以上的貪官心理素質極差，一旦遭到調查就向紀檢人員下跪求饒。在其案件未發之時已是心理疾病嚴重，唯恐自己貪得少被同僚譏笑，唯恐搶占公有資源速度慢、手腕低被周圍的人認為能量不高。

發 生在武漢的經適房舞弊案，有居委會、街道、公安、民政多個部門參與其中幫助造假。事後，以上各部門負責人均推說：“又不是我一個單位促成的。”言外之意， 是法不責眾。最令外界不齒的是，在五千多人參與的搖號中，能出現六組連續號碼一起中獎的概率是千萬億分之一，“其精確度相當於用步槍瞄準月球上的一隻螞 蟻，並且開槍打中了”。一位給中紀委寫信的武漢市民如此比喻道，“青天大老爺們，你們也知道月球上不可能有螞蟻，也知道步槍子彈打不到月球上去，但對於武 漢經適房搖號六連號中獎的奇聞，我實在找不出更形像的比喻來！”

發生在廣州的《家庭》雜誌開百萬發票報銷公用水果醜聞，每張發票的金額均為 九萬八千元。且不說一年裡一個小小單位吃不了百萬元水果，就是吃得了，也不可能到四星級賓館開發票。“利令智昏，史所未見”，一位中央紀檢高官在看了內參 檔後如是批示。民間觀察家則嚴肅地分析道：“從高考加分到經適房作弊再到百萬水果，不只是中共無信任度可言的問題了，而是說明整個官場的心理病態。”

盛行“窺姦婦”，皆為“雙面人”

深圳的許宗衡高調稱“做一個清廉市長，不留敗筆，不留遺憾和罵名”，而私下裡納賄、玩女人、買關係無一不為。有知名民間學者在長篇政治分析論文中稱此現象為“窺姦婦政治”。

“ 窺姦婦政治”源自明代高腐敗時期萬曆年間學者型高官徐有謨的總結，他在自己語錄體著作中寫道：“一手詰盜，一手竊盜贓，故前盜死而後盜生；一面懲奸，一面 窺姦婦，故此奸伏而彼奸犯。”中共統治裡面對“窺姦婦政治”最經典的詮釋是司法腐敗，司法腐敗目前最典型的現象又是“反貪局長變成貪污犯”。山西省繁峙縣 檢察院副檢察長兼反貪局長穆新成被查出有個人資產兩個億，其來源多為“以辦案為名敲詐（礦主）”所得。類似事情在山西省不是絕無僅有，早在十多年前，汾西 縣就發生了“貪污犯當上反貪局長”的醜聞。當時，江澤民聞聽此事，親自批示公開報導，並在政治局會議上厲聲地說：“由於賣官鬻爵及其帶來的其他腐敗現象， 造成人亡政息、王朝覆滅的例子，在中國封建社會是屢見不鮮的”。弔詭的是，此後他本人則成了中國賣官集團的總代表與“雙面人”的總代表。而且，日後被審處 的諸多反貪局長貪污受賄案的案主，其主要作為大多是在江澤民時代，如雲南昌寧楊正良案、江蘇南通朱泉案、湖北黃岡陳友斌案、遼寧盤錦黃建春案、廣東江門謝 建卓案、山西太原賈軍英案，凡此等等。

紀檢高層不願披露姓名的人士指出：中央現在掌握有“四個四分之一”的基本數據：即有四分之一的省級反 貪局長可以立即雙規，有四分之一的市級反貪局長的財產超過一個億，有四分之一的縣級反貪局長有黑社會背景，全國四分之一的各級反貪局在承辦反腐案件中有刑 訊逼供與敲詐勒索行為。前三個四分之一外界無從證實，但最後一個四分之一確有案例可證。比如，江蘇贛榆縣反貪局長率辦案人員對案犯（縣供電局副局長）梁繼 平採取打耳光、腳踩大腿等直接毆打措施，還罰梁做蹲下起來、仰臥起坐等高強度動作，最後致梁死亡。

常委一小弟，身家十四億

面 對越反越腐的慣性，胡錦濤確實深有“狂車朽索，利深禍速”的壓力感。最近，經政治局會議批准，最高檢公布了新的舉報辦法，該法規定：舉報貪腐案件，舉報人 可獲追繳贓款百分之十以內的提成。但是，這項官媒稱為“低調公布”的新規定引來一片噓聲，因為“反腐敗不可能反到常委那一級，到副國級（指常委），天大的 事兒也免了。常委的親戚也跟着沾光”。

百姓樸素的看法是有道理的，如某常委的胞弟靠其長兄的關係，從鄉辦廠業務員混成正處級的地級市區長， 邊做官邊經商邊收好處費，身家漸累積至十四億人民幣。該常委小弟的文化程度偏低，可謂“初中畢業，小學文化”，但官場得意，介紹一名與自己同級官員見其長 兄的政治秘書，居間收費一百萬元。若幫意欲交結其兄或其兄周邊要人的商人，則收費三百萬到五百萬不等，這還不算拿到對方近乎白送錢的厚利項目。百姓不滿， 就編造了該常委小弟曾放過羊的故事以示諷刺。而知情人則明了：朱鎔基批示抓捕的該常委小弟當年的頂頭上司、一位市委書記，正是為該人走私當了替罪羊。

中共各級官員平均財富達到何種水準，一直是百姓的“競猜題目”。一般認為：正縣級（書記、縣長雙首長，下同）約為一千萬元，正市級約為兩億，正省部級約為十五億。此種估計是否準確姑且不論，但它說明了中共體制內是越往高層貪得越多。

一黨專政，誰也監督不了誰

自 年初胡欲“取信於民”以來，體制內智囊人物們頗獻奇策，如提高地方紀委書記在黨內的排名，使之高於政法委書記。至於效果，“眼前管一陣兒用”而已。中央黨 校的陳述教授日前公開對媒體講“六太”監督悖論，其曰：“上級監督太遠，下級監督太險，同級監督太難，紀委監督太軟，組織監督太短，法律監督太晚。”

信 任危機引發大規模群體事件是個現實邏輯，如六月中旬接連發生的江西南康家具業主抗稅案與湖北石首公民自發為非正常死亡廚師抗議案，又比如七月中旬發生的武 漢鍋爐廠職工因生存權益堵路案，此中“藉機表達不滿”的因素林林總總、形形色色。因此，國外有親共的學者極力提醒中共高層“要正視網上群體事件”，又 云：“網上群體事件的一呼百應現象，如果引起地方騷亂此起彼伏，勢必讓當局疲於奔命。”

轉自《爭鳴雜誌2009年8月號》(http://www.)