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該不該調整和如何調整“水價”？』似乎成了一個熱門的議題。讓已經無聊到連佞臣們故意忽悠出來的“賈君鵬白帖”，都可以“事必躬親”、製造出千百萬點擊率的“大眾皇帝們”，找到一個可以正兒八經地表現“言論自由”的機會。按照中國文化根據表象總結出來的“人不為己、天誅地滅”規律，像宋朝那個喜歡唱戲的“昏君”般，越組代庖地、客串起只有理論上應該站在客觀公正立場上的所謂“公僕”，才應該擔當的角色來。

可以認為，“水”對人類而言，絕對是一個幾乎可以和空氣相提並論的重要物質。不僅人體本身的絕大部分都由水組成，而且是維持生命絕對不可或缺的物質，甚至可以拿來和空氣一起合稱之為“生命共同體”。只是因為在工業化以前，人類的自然科學知識有限，根本沒有“物質不滅”的循環概念。且開始時人口數量極少，生產水平低下。所以當時的生產和社會活動所產生的影響，跟大自然活動的能量相比，還屬於微不足道、可以忽略不計的數量級上。再加上長期以來，人類一味受“物以稀為貴”的錯誤觀念影響，把空氣和水，當成“取之不盡用之不竭”，可以隨意取用浪費或糟蹋（污染）、用過即扔的“一次性”產品。特別是當人類社會開始嘗到物質享受的甜頭後，在貪婪天性的慫恿下，立刻不假思索地拜倒在它的腳下，成了虔誠而狂熱的“拜物教”徒，並在西方錯誤的經濟理論的誤導下，進一步發展為一股“拜金主義”（向錢看）的思潮。為追求物質擁有的自私目的，可以不顧他人、不計後果地為所欲為。終於在在世界人口迅速增加的同時，開始陷地球上包括中國在內的，相當一部分人於“有空氣不能呼吸，有水不能飲用”的有毒環境困境之中，而且有日益嚴重、惡化的趨勢。總算引起一部分尚有良知的朝野有識之士的重視，開始準備利用“價格槓桿”來控制用水了。應該說，在重新建立起科學而正確的社會理論之前，這起碼不失為一種有效的“權宜之計”。而現在的問題是如何制定各方都能夠接受的“水價”？

這是一個“兩難”的問題。“水價”太低（比如恢復到改革開放前的價格水平），雖然可以“皆大歡喜”，但是不僅不能正確如實反映水的市場經濟成本，更重要的是，達不到“限制浪費、節約用水”的目的。

可以肯定的是，在收入差距（基尼係數）已經大大超過國際標準極限的中國，除了故意忽悠外，是絕對定不出一個方方面面都可以接受的“合理價格”來的。因為對一個年收入達到幾百乃至幾千萬的家庭來說，就算用幾十元一桶的所謂“礦泉水”來洗澡、洗衣服甚至洗車，也只不過“小菜一碟”--完全負擔得起。但是如果把水價大幅度上調，對城市中的農民工或低收入家庭來說，可能就是一筆足以影響生活品質的負擔了。

但是必須強調指出的是，“水”絕對不是一個可有可無，所以可以靠“價格槓桿”來調節的消費品，在某種生理需要的程度上，甚至可以把“享用水的權利”，提高到“人權”的平等層次上來。也就是說，和“人權”一樣，“享用水權”也可分成基本和非基本兩部分。基本部分一定要保證絕對平等，非基本部分則可以靈活掌握。比如說要求“一人一票”的選舉和“言論自由”是基本的人權，但是並不要求每一個人都一定要坐奔馳車，或一定要走路去投票站。更不能要求作家或者普通民眾發表水平相當的言論一樣來保證“公平”一樣。真正的公平本質，恰恰需要從某種表象的“傾斜”中來體現。

所以竊以為，一個地方的水價制定，應該包括兩個部分。一部分是在根據氣候和普遍用水習慣統計的基礎上，科學地確定出一個最低人均月用水量標準，根據這個標準和水廠制水成本，以及政府作為民生福利可能給與的補貼，制定出保證每一個人不分貧富，都可以有公平“享用水權”的基本價。也就是說只要用水量不超過這個上限，就不存在擔心“用不起”的問題。至於超出基本用水量標準的那一部分，則應該以“步進加價”的方式來收取附加“特權費”，這筆費用不得計入利潤，專用來作為對水資源的環保投入。這樣一來，既可以滿足富人們“老子有的是錢，想怎麼花就怎麼花”的虛榮心，又可以對社會底層大眾體現出跟“人權”同等重要的“享用水權”上的真正的“公平”。最後還要強調指出的是，這更是對公僕們“屁股是否坐正？”的一個實踐檢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