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實的林則徐，真實的中國（三）


蘆笛


三、 真實的林則徐


林則徐是傳統文明能出產的最傑出人物，以傳統價值觀衡量，堪稱完人。乾隆自稱“十全老人”，那意思是他占盡了人生所有幸運，再無遺憾。林則徐大概也可稱為十全臣子，雖然我沒那心思去總結出他的十全十美來。

首先，林則徐宦途順利，而這乃是傳統士人的永恆追求。

林19歲中舉，21歲任廈門海防同知書記，次年入福建巡撫張師誠幕，26歲中進士，選庶吉士。38歲就當上正三品的江蘇按察使（即臬台，相當於負責刑名的副省長），45歲任從二品的湖北、河南布政使（即藩台，相當於負責財政的副省長），46歲任正二品東河河道總督，47歲任江蘇巡撫，52歲任湖廣總督，53歲任欽差大臣，於次年正月抵達廣州禁煙。56歲被革職遣新疆伊犁充軍，途中因黃河決口，奉旨往河南黃河工地治河，次年竣工後抵伊犁，協助辦理墾務。60歲重新起用署陝甘總督，次年轉任陝西巡撫。62歲升雲貴總督。64歲因病辭職歸籍。65歲奉旨為欽差大臣，赴廣西鎮壓髮匪暴亂，於途中病逝。清廷賜以空前殊榮，追封他為太子太傅，頒旨悼恤林則徐及親屬，赦免任內所有處分，並授其三子官職。次年，咸豐帝賜祭葬，派員致祭，頒發《御祭文》和《御賜碑文》，親寫輓聯，並賜次高諡號“文忠”。

林大帥位極人臣，達到了傳統士人夢想的最高官位，死後還蒙受了次高諡號。即使有三年的時間被流放新疆，那也絕非大眾想象的林教頭式的犯官充軍，而是史無前例的特殊犯人。他在赴新疆時，沿途各地官紳名流爭相接納款待，抵達伊犁後受到老友謫官鄧廷楨、伊犁將軍布彥泰及參贊大臣慶昌專派的兵丁歡迎，次日布彥泰還送來米麵、豬羊、雞鴨等等。就連道光都生怕他生活困難，特地賜給他封地。林則徐就此成了布彥泰和慶昌的高參。布彥泰讓他閱讀高官才可閱讀的《京報》，並讓他協辦糧餉，此後又先後保舉他負責興修水利與勘荒。林則徐和鄧廷楨慶祝蘇軾冥誕，主客中竟有將軍布彥泰、慶昌、五名領隊、一名總兵、三名謫臣（包括鄧廷楨、慶辰）。

不僅如此，布彥泰還向道光建議起用林則徐，說他“賦性聰明而不浮，學問淵博而不泥，誠實明爽，歷練老成，洵能施諸行事，非徒託空言以炫目前者比，久經聖明洞鍳”，“平生所見之人，實無出其右者”，“然以有用之才置之廢閒之地，殊為可惜。如蒙天恩，棄瑕錄用，俾得及時報效，林則徐必倍深項感，再造生成，竭力圖報，實可收得人之效。”一個滿洲將軍對漢人犯官如此推重，堪稱史無前例。

這其實也算不了什麼。如上所述，林赴新疆前，曾半道奉詔去河南協助軍機大臣王鼎治理黃河決口。大堤完工後，王返回北京，向道光力保啟用林則徐，道光不納。王竟在家中自縊，以此進行“尸諫”。軍機大臣以死相薦一個犯官，這在歷史上似乎還聞所未聞。林就是不復出，有此佳話也足夠享譽終生了。

其次，林則徐代表了傳統士人的最高夢想——遭逢明主。其聖眷之隆，曠古少見。

林之所以宦途一帆風順，在稍受挫折之後又重任方面大員，負天朝膺疆之寄，完全靠道光知人善任，特別賞識他的忠誠勤勉與才幹。道光於他實有知遇之恩。道光元年，林在江南道監察御史任上遭受排擠，灰心仕途，辭職回家，旋因生計無着，又通過關係謀求復職。道光皇帝雖然即位不久，但久聞林的政聲，特地破例召見一個待業中年，這在講究身份制度的傳統社會當真是千古未有的佳話。林的應對頗符聖心，道光讚不絕口，破格批准他復職，從此飛黃騰達。

道光十八年，鴻臚寺卿黃爵滋上疏，建議以處死吸食鴉片者的嚴刑禁止鴉片。道光把奏摺發給各省督撫討論，眾人都覺得這太過分——處死販毒分子還說得過去，處死受害人就沒道理了，唯有湖廣總督林則徐贊成，說非如此不足以禁止鴉片流通。道光為此把林召到北京，連續八日天天接見林則徐討論此事。林應對稱旨，皇帝龍顏大悅，賞穿黃馬褂，並賞紫禁城騎馬，還委派林為欽差大臣，赴廣東禁煙。自我大清立國以來，還從未有哪個漢臣有此殊榮，受此重任。當時傳為佳話，據說還引起了滿臣的擔心。

須知嘉慶道光年間乃是太平年月，比不得後來髮匪暴亂，江南糜爛，八旗無人，朝廷不得不重用漢臣來平叛。即使如此，還需要肅順竭力在咸豐面前替漢臣吹噓，這才能使曾、胡、左、李等中興名臣相繼脫穎而出。在此太平年月，若非林則徐忠誠勤勉，政績突出，才幹過人，公關本事一流，絕無可能蒙滿人皇帝破格垂青重用。

第三，林則徐乃是標準的忠臣和清官，是清流的代表人物。

林則徐從庶吉士開始他的宦途，終身勤勞王事，兢兢業業，踏踏實實，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以辦事認真，一絲不苟，兩袖清風著稱。在他出任江西以及雲南鄉試考官時，他辦事公道認真，堅持看完所有的試卷，即使落選的卷子也要用硃砂筆詳加批點，贏得士林交口讚頌。在任江南道監察御史時，他敢於上疏彈劾河南巡撫琦善辦事無能。在任江蘇臬台期間，他整頓吏治，改革審訊程序，親自審案，甚至微服私訪，親自動手驗屍，四個月內就處理了大部分積案，被江蘇百姓頌為青天。他擔任河道總督時，從頭學起，惡補水利知識，整肅貪官瀆吏，每個料垛都親自檢驗過來。懷疑貪官作假時，便把整個料垛拆開檢查，使得貪官無可作弊，使得河道在洪水期間安然無恙，深受道光嘉許。在擔任江蘇巡撫期間，他協助兩江總督陶澍，採取許多利國便民的經濟改革措施。江蘇旱澇災情嚴重，他不顧朝廷斥責，上奏歷陳民間困苦，堅請緩徵受災州縣漕賦；致力興修水利工程，疏浚白茆、劉河、徒陽運河等河道。為克服銀荒和利於貨幣流通，他反對一概禁用洋錢，提出自鑄銀幣的主張，為中國近代幣制改革先聲。在署理兩江總督兼兩淮鹽政期間，他積極推行淮北“票鹽”制度。他在赴新疆前又參加治理黃河決口，修復了大堤。在新疆期間，他主持領導了大皇渠的修建，在南疆勘地六十八萬九千七百八十畝，行程約三萬餘里，還和黃冕一道改造了當地的卡井，命名為坎井，推廣到各地，使得吐魯番等地荒地化為沃野，還從內地引入了幾萬株樹苗，教當地居民紡紗織布。他宦遊幾萬里，走到哪兒就為那兒的百姓造福。

作為標準的忠臣，林青天兩袖清風，從不利用手中的巨大權力聚斂財富。當然，這並不是說他不進行前文介紹過的“必要的納賄與行賄”。從上文介紹可知，林公乃公關專家，否則他罷官後不會有那麼多高官甘冒皇上之怒，前赴後繼向皇帝舉薦他。這當然首先是林的道德風骨與才幹使然，但如果他是海瑞那樣草不吃料不進的極端清流，在官場人緣一塌糊塗，很難想象這種事會發生，而在舊話中，“人情”的另一個意思就是“行賄”。

同樣地，當清官並不妨礙他為了王事壓榨百姓。他在廣州整軍講武，準備“剿夷”時，斥重金修繕關塞炮台，以鐵鏈封鎖海口，進口西洋大炮，被言官指為“靡費”，這錢從哪兒來？當然不會從“節約鬧革命古今第一”的補丁皇帝道光爺口袋裡掏出來，也不可能從林清官家中搬出來，只能來自於廣東“愛國商人踴躍捐輸”。但林公和辛棄疾的本質區別在於，林把榨出來的錢全用在公事上，而辛棄疾則用來蓋“帶湖吾甚愛”的人間仙境。所以林從未如辛一樣，以“貪刻”罪被言官彈劾丟官，言官頂多只能指責他“靡費”。

所以，按傳統標準衡量，林則徐的確是模範清官，宦遊幾十年，歷任各地方面大員，但退休之後卻兩袖清風。他本來想與在北京當官的長子同住，但因買不起房子，只好回到福州老家去，住在父親遺下的舊屋中。僅此一端，就足以證明林的確是傳統文化提倡的道德楷模。

作為標準忠臣，林也具備了清流必備的“嫉惡如仇”的道德風骨。他的清流好友黃爵滋主張由朝廷向吸毒者發出最後通牒，給一年時間戒毒，期滿還要吸毒者格殺勿論。此疏由道光發給督撫們討論，其他人都覺得太過分，只有林則徐表示贊同，體現了他“善惡不兩立”的堅定革命立場。在署理陝甘總督期間，他運用在廣東“剿夷”時學來的西洋技術常識，下令用西式武器血腥鎮壓叛亂的黑錯寺藏民，首開動用西洋先進技術剿滅暴民的先河，遠在李鴻章獨立悟出該用洋槍洋炮收拾拳匪之前十幾年。

如傳統清流道德家們一樣，主張處決吸毒分子以及血腥鎮壓暴民，並不妨礙林同時是一個典型的大慈大悲的舊式君子。虎門銷煙前，他竟然考慮到水族的安全，效韓愈祭鱷魚故事撰文祭海，通知烏龜王八魚鱉蝦蟹們，他就要把大煙放進大海了，請他們速速躲避，不要就此變成癮君子，過後還在日記中寫道：“以日內消化鴉片，放出大洋，令水族先期暫徙，以避其毒也。”

第四，林博學多才，乃是典型的“學者官僚”。

孔教提倡“學而優則仕”，把“學者”和“官僚”合而而一。林雖然不是曾國藩那類理學大師，但於“詞章小道”頗為諳熟，對書法也很精通，其篆刻相當有名，而且精研佛學。以傳統價值觀來衡量，堪稱模範儒官。

第五，林不但是忠臣，而且是能臣，乃是清流里難得見到的白烏鴉。

我已經在前文中指出，“清流”乃是世上最容易混的職業，什麼本事都不需要，只需一張會唱高調的嘴，會演戲就行了。海瑞就是這種典型戲子。孔教特別是宋明理學的弊病，就在於“任人唯賢”，只考察幹部的品德，徹底忽略其才幹。八股文更把幹部遴選變成了文字遊戲大賽。如果不是遇到亂世，左宗棠便到死也只能是個舉人。

林則徐則完全是個太平盛世的例外能臣。他經歷非常複雜，什麼都幹過：考官、刑名、錢糧、鹽政、治河、用兵、興修水利、勘荒、“剿夷”、平暴。除了“剿夷”之外，不管幹什麼都成績斐然。之所以如此，乃是他勤於鑽研，履新職後便立即開始惡補，靠自學成才，不管幹哪一行都如此。例如在廣東禁煙剿夷時，他派人到澳門購買外文書報，組織通曉外國文字的幕僚翻譯，先後編出《四洲志》、《華事夷言》、《滑達爾各國律例》等，成為中國近代最早介紹外國的文獻。在流放新疆前，他把這些資料交給魏源，使後者得以編出著名的《海圖國志》，直接啟迪了日本的明治維新。到離開廣州時，他對原來兩眼一抹黑的國外文明世界已經有了點感性皮相認識，再不是當初那妄自尊大的鄉巴佬了。這才會在新疆時留心考察俄國情況，並在復出後署理陜甘總督期間想到用西式武器去鎮壓藏民。

因此，林則徐的一生，乃是“活到老，學到老”的一生。似乎可以說，他之所以能成為傳統社會罕見的能臣，半由天賦，半靠自強不息。這種人才根本不是傳統教育可以培養出來的。

據中文維基百科全書引經據典稱，林則徐懂英語和葡萄牙語兩門外語，並曾在接見外國人時口吐雙語。我對此表示懷疑。林到廣東禁煙前一直擔任重要行政職務，根本沒有學習外語的願望和壓力乃至時間精力，要學外語也只可能是到廣東的事，但他擔任禁煙欽差大臣時已經五十多歲了，縱是天才也不可能在缺乏練習條件下，於短期內學會兩門口語。

不管怎樣，從林的政績和行事風格來看，布彥泰對道光說的“平生所見之人，實無出其右者”，恐非誇大諛詞，林則徐確實是當時天朝最能幹的大臣，這才會始終獲得道光信任重用。在道光死去後，咸豐遇到亙古未見的髮匪暴亂，第一個想到的得力大臣就是已經退休的林則徐，召他星夜出山趕赴前線。如果他能再活十年，使出用西式武器屠殺叛匪的辣手來，則太平天國能否如後來那樣糜爛半壁河山，塗炭生靈，正未可知。


（未完待續）

真實的林則徐，真實的中國（四）


蘆笛


四、 從禁煙到“剿夷”


先補正前文的一個缺陷：向中國輸出鴉片雖非英國政府決策，卻在1773年得到英屬印度政府批准。1797年英屬印度政府又給東印度公司專賣權，那目的很簡單：扭轉貿易逆差。如前文所述，英國全民喝茶上癮，又喜歡中國絲綢，工業品無法進入中國市場，只有用白銀（中國當時的貨幣）購買。其時英國已經採用金本位，這就意味着購買中國商品必須先用黃金向其他國家購買白銀，變成了兩次貿易，提高了成本，再加上入超，便給東印度公司連年造成赤字。找到鴉片這個法寶後，該公司於短期內便扭虧增盈。到了1830年，英屬印度政府的歲入竟然有約十分之一來自鴉片貿易稅收。

英國人扭虧增盈，中國便扭盈增虧，大量白銀外流，而這引起了“艱苦奮鬥，勤儉建國”古今冠軍道光皇帝的嚴重關切。該同志是歷史上罕見的儉省皇帝，不是後世毛周那種偽君子，而是人民的好兒子焦裕祿式的摳門小農。他不但穿着打了補丁的龍袍上朝，規定御膳只能有四個菜，更時常向大臣徵詢當天京城物價，與宮中採辦價對比，以查明採購太監是否被奸商矇騙，因而被民國排滿文人在野史中譏笑為“叫化子班頭”。不難想象，當這種時時處處“節省每一個銅板為了革命”的好同志發現大量白銀外流時，當是何等的心如刀割。

因此，儘管鴉片貿易早在雍正年間就被禁止了，嘉慶年間又重申禁令，但都成了一紙空文，到了道光手上才開始來真格的。他幾乎每年都要下令禁止進口和販運鴉片，但這反而刺激起了空前活躍的走私。為此，朝廷分為弛禁與嚴禁兩派。弛禁派許乃濟主張：

1）乾脆將鴉片貿易合法化，按藥材名目進口，只許以物易物，不許換成白銀。同時課以明稅，堵死關吏索賄空間。如此即能使得關稅低於賄賂，外商必然樂從，而且以物易物貿易也防止了白銀外流。

2）禁官不禁民，禁止文武官吏兵丁和士人吸食，但不禁止民間販賣和吸食。

3）“買船不如造船”，自己動手，豐衣足食，種出大煙來和洋貨競爭。鬼子無利可圖，自然不禁自絕。

嚴禁派的主張則由林則徐的好友黃爵滋提出，得到林則徐的贊同，前文已經提到。他主張“今欲加重罪名，必先重治吸食”，建議皇帝給煙鬼們下個最後通牒，在一年內戒斷。過期不戒者，平民處以死刑，官吏罪加一等，本人處死，子孫不准參加科舉考試。並主張以鄰居互保制度實施這一政策，舉報者給獎，包庇者治罪。

看過本文第一節的讀者應能立即看出，此乃典型的“清濁流之爭”，許濁黃清。許是典型的現實主義者，其主張尊重現實，具有可行性；而黃則奉行道德至上，拒絕承認現實。為了“大義”，竟然把受害人視為禍首痛加鎮壓，連起碼的人情世故都不講，遑論西式人道主義情懷和人權觀念。正因為此，黃的奏章得到“清議”的歡呼，“一時以為清流眉目” （《清史稿•黃爵滋傳》）。

這當然是現代價值判斷，不能拿去裁判古人，超越時代的乃是功利分析。從這個角度來看，黃林的主張根本不可行，荒謬之極尚不足以言其非。

誰都知道，煙販只是少數奸商，煙鬼則是廣大人民。放過少數人，卻去向廣大煙民宣戰，那工作量不是一般的大。如此重罰若真要實施，必將引出社會動亂。何況當時朝廷監控人民的程度遠非後世可比，總會存在大量死角。放過煙販不究，等於確保來源暢通，煙土貿易就一定會在地下進行。皇帝下的又是最後通牒，做不到就要損失威信，勉強實施的客觀效果，便是為貪官惡吏提供敲詐索賄的生財機會，流弊無窮。

反過來，許的第一條主張完全可以採納，他提出了最關鍵而又為朝廷歷來忽略的一條：明定稅則稅率，堵死關吏勒索外商的空間。這從來是野蠻人對我天朝上國最不滿的一條，多次為鬼頭們提出，也是後來“不平等條約”中的主要內容之一。我實在看不出我天朝上國為何要堅持這神聖原則，拒絕在這問題上放棄“平等”。如果採納了這條主張，則後來也就不會喪失關稅自主權，讓鬼子廉潔的“不平等”取代了中國腐敗的“平等”。

光有這條當然不足以解決問題，許的第三條主張或可防止白銀外流，但卻毒害了本國人民，因此也不可取。依愚見，應該採取的主要措施是：

1）非法的鴉片貿易得以猖獗，全靠腐敗官員、關吏、水師、兵丁等勾結洋商，上下其手。這一事實中外咸知。英國外相巴麥尊致清朝政府的信就明確指出了“內因才是變化的依據”；魏源則在《道光洋艘征撫記》指出，自道光六年（1826年）開始設巡船緝私後，巡船每月納賄三萬六千兩，每年放私入口二萬箱。到了道光十七年（1837年），每年放私入口的鴉片就增到了四五萬箱。由此可見，不整頓吏治，痛懲貪官污吏，肅清關防，就決不可能杜絕鴉片走私。

這就是嚴禁派應該干的第一件事。採取這措施不會激化中外衝突。相反，它糾正的弊病正是巴麥尊后來問罪時抓住的藉口。英國政府從來不敢為鴉片貿易辯護，遑論鴉片走私。採取這個措施純屬內政，英國毫無理由干涉，而且堵死了其問罪藉口。

2）採納許乃濟第一策，改革海關制度，明定公布稅則稅率，嚴禁官員稅外索賄，違者嚴懲，鼓勵受害人舉報。將鴉片列為藥物，以物物貿易方式進口。嚴格控制國內市場（這本來就是清朝的外貿政策，所有進出口都為官方控制），防止擴散。

3）採納許之第二策，嚴禁官員兵卒士人吸食鴉片，若“吃皇糧者”不能在一年內戒斷，一律開除公職。凡吸毒者一律不許參加科舉考試。在民間提倡戒煙。與此同時成立戒毒所，幫助癮君子們戒毒。

想出這三策，並不需要任何世界知識，遑論其他現代常識，也不涉及外交，並不需要拋棄天朝心態和孔孟之道，不僅為傳統價值觀允許，無悖於當時中國人的生活方式和價值觀念，甚至不違反死硬腐朽的宋明理學，完全應該在清流們的視野之內。如果採取了這些措施，就算不能徹底禁絕鴉片貿易，起碼能相當有效地遏止它。就算是毫無成效，也決不會引出實行黃策一定會引發的嚴重社會後果，而那些嚴重後果本是任何一個明白事理的人都能立即看出來的。

然而道光卻否定了許乃濟不失合理的主張，以後更將其撤職查辦。黃爵滋那“清流眉目”的譁眾禍國策反倒深得帝心。道光把堅決支持黃策的清流領袖林則徐召進京去，連續磋商凡八日。不過他似乎比林還要高明些，決定雙管齊下，不光是拿捏煙鬼們，還要堵住來源，為此特地簡放林為欽差，到廣州那第一線去堵住毒源。

為什麼林則徐那天朝第一能臣會看不出黃策的荒唐，提出任何明白人都該想到的上述蘆策來？後來的事態發展提示，他似乎不是看不出黃策不可行，也不是想不出蘆某這庸碌白丁能想到的必要措施，而是實行“老太太吃柿子——專揀軟的捏”的避實擊虛乖巧方針。

此中利害一目了然：要杜絕走私，就得澄清吏治，切實整肅海關和水師，力主此策只會得罪朝中利益集團，而且，此策在那種爛污社會中缺乏可行性，堅持它反倒會把自己白白搭進去。相比之下，拿捏毫無能量的煙鬼們易如探囊取物，即使不成亦無大患。這或許就是他在此事上突然表現出“一過性糊塗”的原因。這雖是毫無過硬證據的誅心之論，但舍此我還真無法解釋林何以“聰明一世糊塗一時”。

既然要去廣州正本清源，禁煙就不再是內政而延伸成了外交。可惜天朝的井蛙們無一人有起碼的世界常識。自宋代以後，“外交”和“談判”這些概念就不再存在於國人字典中。它們完全是鬼子用堅船利炮強行打入中國人頭腦中的“不平等”舶來品的一部分。國人要花六十年光陰，吃足各種各樣的苦頭後，才能最終意識到原來天朝類似於春秋戰國中的一個小國，與歐洲列強相比猶如東周王朝與秦國相比一般。

其時清朝對待歐洲列強的態度，完全是當初我大明對待努爾哈赤、皇太極、多爾袞的翻版，中外關係乃是“君臨”與“被君臨”的上下級關係。國內學者易中天先生曾把“德治”精闢地總結為“將權力道德化”。的確，按孔孟之道，由權力決定的上下級關係只能是絕對服從的關係。服從就是美德，奴才就是善人；反對就是罪惡，反對者就是罪人，就該無情剿滅。

根據這種“天理”，朝廷對“蠻夷” （“虜”）的態度和對策，和對待如今被美稱為“農民起義”的暴亂土匪們（“逆”）一樣，只有革命兩手。軟的那一手叫“撫”，也就是“懷柔”的“菩薩心腸”，讓土匪或蠻夷們咂咂天朝慷慨伸出去的甜指頭，以此引起他們的感恩心理；如果土匪或蠻夷們不知感恩圖報，那就使出硬的那一手來，亦即“剿”的“霹靂手段”。兩手抓，兩手都要硬，這樣土匪或蠻夷們自然也就會“畏威懷德”了。既然只有“剿”與“撫”兩種極端選擇，當然也就不存在談判的可能——難道還能喪失國格，跟土匪討價還價不成？

至於國與國之間乃是平等關係，外國並非只能招撫或剿滅的土匪；國家之間若有利害衝突，必須先靠談判解決，實在無法達成妥協時再兵戎相見；而弱國最要避免的就是“剿”那一手，因為根本打不過人家，越打吃的虧就越大，只有實在被逼得不戰就要亡國時才能作為最後的狗急跳牆手段使出來，這一系列人類起碼常識，不但當時根本就不存在於朝野任何一個人的心目中，而且至今還有許多國人根本不知道，蔚為世上奇觀。

正因為此，清朝官員不僅嚴格限制外商在指定居留地的居留時間和行動自由，而且將這些限制也強加給外國官員。地方官員從不接見他們，更不會與之平等談判。有事就下“諭”（“命令”之意），通過“行總”轉給外國官員或商會負責人；後者有事找地方政府時，便只有上“稟”（“報告”之意），同樣經過“行總”中轉。兩者之間不僅是上下級關係，而且是非常奇怪的“人生不相見，動如參與商”的上下級關係。

就連英國商務總督（Chief Superintendent of Trade and British Minister to China）義律都被迫寫過這種屈辱至極的“稟”。哪怕是在戰爭一觸即發的關頭，他都無法和林則徐談判。在穿鼻海戰爆發前，英國人交給中國水師提督一份封好的信函，要求中方提供給養並立即恢復貿易，那信連拆都沒拆就給原樣退回去了。這派頭倒頗像如今文明政府斷然拒絕與劫持了人質的恐怖分子談判。

向今天的讀者介紹這些時代背景常識，不是想譏笑林文忠公，而是想告訴那些苛責古人、指責林則徐擅啟戰禍、以卵擊石的“逆向憤青”們：在當時舉國昏昏的情況下，用對待土匪的態度去對待一個現代強國的公民甚至官員，無論是“剿”還是“撫”，都只會惡化兩國關係，引發對抗。而在對抗發生後，這種無知導致的傲慢又取消了以和平手段化解危機的可能，當然最後只會導致戰爭。無論是誰來主事，結局恐怕都只會一樣。

（未完待續）

作者：蘆笛 在 蘆笛自治區 發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