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實的汪精衛(一) 林思雲 中國經常有這樣一種怪現象，提到某個人的名字是婦孺皆知，但問起該人的生平和事跡時，卻又是鮮為人知。汪精衛就是這樣一個特殊的人物。汪精衛在中國可以說是家喻戶曉的大漢奸，可是大家對汪精衛的“賣國事跡”卻是一問三不知。這也是中國歷史教育的一大特色；只告訴大家他是壞人，卻又不告訴大家他作過什麼壞事。好在中國學生頭腦比較簡單，不喜歡刨根究底，所以歷史老師還不至遇到太大的麻煩。

汪精衛在中國是一個完全被否定的人物，甚至被認為是中國人的恥辱。因此現在的中國歷史教科書中，把汪精衛從辛亥革命和國民黨的歷史中完全抹殺，只是抗日戰爭的歷史中實在無法抹殺汪精衛的存在，才簡單地提到了汪精衛和他的維新政府。這種出於主觀願望而隨意修改歷史的作法，使中國人對歷史產生了錯誤和虛假的理解，實在有礙於中國的發展與進步。

歷史上真實的汪精衛，曾是近代中國有數的叱吒風雲的歷史人物，對中國的歷史走向有舉足輕重的影響。在歷史走到21世紀的今天，應該考慮還汪精衛的本來面目，重新認識歷史上真實的汪精衛。

要為汪精衛寫一個比較真實客觀的小傳還有不少困難，最大的困難就是有關汪精衛的資料十分匱乏，人們似乎都極力避開這樣一個敏感人物，怕給自己惹來各種麻煩。1980年代後期，中國開始出現一些關於汪精衛的書籍，比如蔡德金的《汪精衛評傳》，黃美真的《汪精衛傳》，秦亢宗的《走向深淵》等。但中國出版的書都有一個共同的問題，就是有意識地貶低醜化汪精衛，寫書的重點放在獵奇和艷史方面，不是嚴肅的人物傳記而近似於野史小說，真實性有很大的疑問。日本也有不少關於汪精衛的書籍，比如上板冬子的《汪兆銘的真實》，杉森久英的《汪兆銘傳》，今井武夫的《支那事變的回想》，特別是親身參加過汪精衛和平運動的松本重治寫的回憶錄《近衛時代》和《上海時代》，犬養健的《揚子江仍在奔流》，披露了不少鮮為人知的事情。與中國的資料相比，日本有關汪精衛的書籍比較嚴肅，基本沒有憑信性很低的獵奇艷史部份。因此這篇《真實的汪精衛》以日文資料為主，中文資料為輔，力爭做到求實客觀。

汪精衛的一生大致可以分為三個階段，所以本文也分為三大部份來寫：第一部份、為了革命奉獻一切；第二部份、打倒獨裁者蔣介石；第三部份、和平運動曲線救國

第一部份、為了革命奉獻一切

1893年5月4日，廣東省番禹縣（今廣州），來自浙江的客商汪椒（借字，原字是左王右叔）家裡，又新添的一個男孩。這個男孩是汪椒的第4個男孩，也是第10個孩子，汪椒給這個男孩取名叫汪兆銘。

汪兆銘是汪椒的填房吳氏所生，生汪兆銘那年汪椒已經62歲了。汪椒是個落第秀才，後來棄文從商。汪椒見這個小兒子異常聰明，就特別注重教汪兆銘讀書，在汪兆銘5歲時就開始教他認字。在父親的嚴格教導下，汪兆銘8、9歲時，就基本可以讀書了。汪椒晚年由於年老眼花，無法看清書上的小字，就讓汪兆銘每天為他朗讀詩書。汪椒特別喜歡王陽明和陸游，每天讓汪兆銘為他朗讀王陽明的文章和陸游的詩。每天在父親面前朗讀，不僅無形中培養了汪兆銘演講的口才，還使幼小的汪兆銘接受了王陽明的哲學思想和陸游的豪放文風，這些對汪兆銘後來的政治生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汪椒家裡並不富裕，汪兆銘童年時代的生活相當清苦。汪兆銘13歲時，母親病逝，14歲時，父親又病逝。從此汪兆銘就依靠比自己大22歲的大哥汪兆鏞撫養生活。由於家境所迫，汪兆銘17歲時就開始到私塾去教書。1901年汪兆銘18歲時參加了科舉考試，以廣州府縣第一名的優異成績考取秀才。

1900年義和團事件以後，清政府開始搞“新政”，開始大量選派公費留學生到外國留學，並給予歸國留學生舉人或進士的待遇，授予高級官職。這在當時的中國青年中引起了極大的反響，有識青年紛紛前往外國留學。

當時公費留學生的主要派遣國家是日本，大量留學生前往日本的原因主要有三：一是日本地理位置近，留學費用便宜；二是日本明治維新後，日本的強國經驗對中國特別有現實意義；三是日文中大量使用漢字，所以對於中國人來說，學日文要比學歐洲文字省力很多。特別是日本還專門為中國留學生設置了一些學校，在日本教師講課時，旁邊配有中文翻譯，以便讓不懂日文的中國留學生也能聽懂講課的內容。當時日本比較有名的專門招收中國留學生的院校有：政法大學速成科（汪兆銘母校）、宏文學院、同文書院和振武學堂（蔣介石母校）。

1904年，兩廣總督岑春□在廣州招考前往日本政法大學速成科的公費留學生，錄取人數為50名。清政府為每位公費留學生每月資助30日元，這比現在公派留學生的資助金高多了，可以在日本生活得比較寬裕。汪兆銘考上了這次的公費留學生，和汪兆銘同時錄取的還有胡漢民，朱執信等人，他們後來都成為同盟會的骨幹。1904年9月，汪兆銘擠雜在三等艙的乘客當中，首次踏上了日本的土地。當時汪兆銘萬萬沒有想到三十多年後，他以“國家元首”之尊乘專機訪問日本，更沒有想到他會客死在這片土地上，人的命運真是不可預測的事。到日本後，汪兆銘住在東京神田區神保町名叫春水館的留學生宿舍，離政法大學很近。政法大學以教授西方的政治法律為主，汪兆銘在那裡學習盧梭的《民約論》、孟德斯鳩的《萬法精神》，斯賓塞的《政治進化論》，這些西方的民主政治思想使汪兆銘的世界觀發生了根本的轉變，樹立起推翻專制的封建王朝，建立西方式民主共和國的信念。

1904年底正好是日俄戰爭最激烈的時候，日本全國都處於極度興奮的狀態。即使在課堂上，發表最新戰況的號外新聞一到，教授就停止講課，和學生一起朗讀新聞。日本這種舉國上下的愛國熱忱，不僅使汪兆銘十分感動，也喚起了很多中國留學生的愛國心，激發他們投身於救國救民的革命運動之中。

到1905年，僅僅在東京一地，就有中國留學生1萬餘名，這在當時是一個非常空前的規模。中國的革命家們紛紛在留學生最多的日本建立革命黨派，使日本成為中國革命的大本營。當時在日本主要有主張君主立憲的保皇黨，和主張推翻異族皇帝的革命黨。保皇黨的代表人物是康有為和梁啓超，他們反對進行流血的暴力革命，主張承認清政府統治的合法性，在清政府的主導下進行漸進的立憲改革。保皇黨在海外華僑中有不小的勢力，但在日本的血氣方剛的年青留學生們，並不喜歡保皇黨的漸進穩健主張，大多數都支持革命黨激進的暴力革命方案。

在海外一時有很多革命黨成立，由於中國歷史上就有同鄉結黨的傾向，這些革命黨都建立在同鄉會的基礎上。有孫中山的廣東派“興中會”，黃興、宋仁教的湖南派“華興會”，章炳麟的浙江派“光復會”等等。其中以孫中山的“興中會”和黃興的“華興會”勢力最大。黃興身材魁梧，儀表堂堂，性格豪放，很有革命家的“氣派”，很為年青的留學生們所傾倒敬仰。而孫中山則身材矮小，說話慎重，在留學生中間的人氣不如黃興高。但孫中山提出了一套“三民主義”的革命理論，比黃興派的單純革命相比，在海外華人中有更大的感召力。

1905年7月孫中山從美國再次來到日本，汪兆銘和胡漢民，朱執信等廣東同鄉一起拜訪孫中山，加入了孫中山的廣東派“興中會”。汪兆銘文思敏捷，擅長演講，有很大的組織力和號召力，很快脫穎而出得到孫中山的賞識並委以重用。由於當時的革命黨都是各自為政，力量很分散，這次孫中山來日的主要目的就是聯合各派的革命黨，組成一個統一的革命黨。1905年7月30日，孫中山前往黃興的住所拜訪。孫中山和黃興都是當時非常有名的大革命家，但以前兩人一直在各自的平行線上，出來沒有見過面。

黃興對孫中山的來訪大喜過望，黃興緊緊握著孫中山的手，半晌說不出話來。當時黃興32歲，孫中山40歲。可是孫中山和黃興交談不久，氣氛就開始緊張起來，兩人語氣強硬，各持己見，甚至到了拍桌子瞪眼睛的地步。最後黃興破顏一笑說：“孫先生，我服你了”，兩位革命巨星終於達成了聯合。1905年8月20日，各革命黨派的大聯合“中國同盟會”在日本東京成立，孫中山被選為總理，汪兆銘作為同盟會的發起人之一，被選為評議部部長。新建的同盟會最初設有三個部：執行部、評議部、司法部。汪兆銘當選重要職務的評議部部長，說明汪兆銘在革命黨中有相當的影響力，那時汪兆銘才22歲。

同盟會最初的主要任務是搞宣傳和製造輿論，1905年11月，同盟會的機關報《民報》正式創刊。《民報》特邀章炳麟擔任主編，主要編輯則為汪兆銘、胡漢民、吳稚暉等人。汪兆銘從《民報》的創刊號開始，一直是《民報》的主要撰稿人，汪兆銘以“精衛”的筆名在《民報》上發表文章。汪兆銘使用“精衛”的筆名，源自《山海經》裡精衛填海的故事，含有對革命鍥而不捨之義。汪精衛的文章邏輯嚴密，筆鋒銳利，有很大的影響力。當時《民報》的主要對手是梁啓超等保守派主辦的《新民叢報》，汪精衛的文章以與保守派的改良主張論戰為主，宣揚暴力革命的必要性。1906年6月，汪兆銘從政法大學速成科畢業，在260餘名學生當中，汪兆銘成績名列第二。本來公費留學生在學成畢業後，有歸國服務的義務，同級的大部份同學紛紛歸國。但汪兆銘卻不準備回國，決定留在日本進行革命活動。由於逾期不歸就沒有了公費資助，必須自己解決生活問題。幸好汪精衛日語較好，找到了一份翻譯工作，每月可得稿酬五、六十元，不僅滿足了自己的生活，還可以資助朋友。

同盟會成立後，革命派的勢力大振，引起了清政府的不安。清政府開始向日本政府施加壓力，要求取締中國留學生的反政府活動。儘管日本政府中，對中國留學生的革命行動持同情態度的人很多，但由於考慮到與清政府的外交關係，開始對在日本的中國留學生反政府活動進行限制。1905年11月，日本文部省發布的禁止中國留學生進行反政府活動的規定，但事實上對中國留學生的反政府活動採取睜一隻眼閉一隻眼的態度。1907年初，日本政府迫於清政府的壓力，“請”孫中山出國。

此後汪精衛跟隨孫中山出走越南和馬來亞等南洋各地，繼續從事革命活動，這時汪精衛已成為孫中山最為信賴的親信之一。1908年3月汪精衛在馬來亞的檳城結識了華僑巨富陳耕基的女兒陳璧君。陳耕基積極支持孫中山的革命，經常為孫中山捐錢捐物，孫中山則定期向陳耕基贈送《民報》等革命刊物。陳耕基的女兒陳璧君非常愛讀《民報》，在孫中山等人的革命思想影響下，陳璧君決心以實際行動投身革命。汪精衛到檳城演講時，台下聽講的陳璧君對汪精衛的風度和才識十分欽服。汪精衛因為革命的公事不時走訪陳耕基家，所以也經常見到陳璧君。但每次陳璧君與汪精衛見面都是在母親衛月朗的陪伴下，沒有單獨談過話。

1908年汪精衛26歲，陳璧君17歲，正是男女熱戀的年齡。當時雖然兩人之間都很有好感，但還只是革命同志的關係，沒有發展到戀人的地步。另外阻礙他們成為戀人的還有另外一層原因，那就是汪精衛和陳璧君都已經和別人訂婚。根據中國的傳統習慣，陳耕基為陳璧君選了一個華僑巨商的兒子訂了婚，而且準備在近期內就讓陳璧君結婚。陳璧君讀了《民報》等宣揚西方個人主義思潮的書報後，思想發生了根本的變化，憧憬西方式自己選擇結婚對象的自由結婚。陳璧君和她的未婚夫談到革命，談到自己將來準備投身革命。她的未婚夫卻思想十分保守，對革命也沒有任何興趣，他對陳璧君說：“革命是男人的事，女人搞革命象什麼樣子？”。由於兩人思想差距太大，陳璧君最後終於選擇“退婚”。陳耕基開始不同意“退婚”，但無奈陳璧君態度堅決，只好同意讓陳璧君“退婚”。

汪精衛少年父母雙亡，所以長兄汪兆鏞在他15歲時，為他選擇了一個同事的女兒劉氏訂了婚。汪精衛在日本參加革命後，汪兆鏞經常來信訓斥汪精衛忘恩負義，拿了朝廷的公費出國，到國外卻干背叛朝廷的反叛之事。汪兆鏞要汪精衛立即懸崖勒馬，放棄革命回國為朝廷盡忠。其實汪兆鏞也並非堅決反對汪精衛搞革命，只是怕汪精衛成為朝廷的罪犯後連累他們整個家族。汪精衛也明白長兄的用心，在清政府發出對他的通緝令後，汪精衛寫信給汪兆鏞，表示斷絕與家庭的關係，解除婚約。汪精衛在信中說：“罪人兆銘在日本從事革命之事，已被朝廷發覺，謹自絕於家庭，以免相累。。。吾為革命流血，志矢不渝，謹請諒鑒。罪人與劉氏由家庭作主，曾有婚約，但既與家庭斷絕，則此關係亦當隨之斷絕。請自今日始，解除婚約”。汪兆鏞接到汪精衛的斷絕信後，退還了劉家的訂婚聘禮，為汪精衛解除了婚約。

陳璧君退婚後，倔強地要求到日本參加革命，陳耕基只好同意陳璧君去日本。1908年7月，陳璧君搭乘荷蘭客船來到日本，在孫中山的“特批”下，宣誓加入同盟會，到《民報》編輯部幫忙，和汪精衛在一起工作。陳璧君到《民報》後，編輯部的氣氛一下活躍了起來。本來《民報》的編輯們都是些窮書生，生活十分拮据，極少去飯店吃飯。陳璧君卻是個闊小姐，口袋裡總有花不完的錢，經常請大家去高級飯店聚餐暢飲，使這些編輯們大為開懷。在這些未婚的年青編輯中，陳璧君成了他們追求的對象，然而陳璧君卻逐漸傾心於汪精衛。

陳璧君傾心於汪精衛，不僅因為汪精衛的相貌才能，還因為他嚴肅的生活作風。在這些年青的革命家中，不少人嫖妓賭博酗酒，而汪精衛卻象清教徒一樣生活，被人稱為“道學先生”。最讓陳璧君感動的是汪精衛“革命家不結婚”的信念。汪精衛對陳璧君說：革命家生活無著落，生命無保證，革命家結婚必然陷妻子於不幸之中，讓自己所愛之人一生不幸是最大的罪過。汪精衛發誓說：“革命不成功就不結婚”。汪精衛越說不結婚，陳璧君反而越愛汪精衛，但汪精衛卻從來沒有碰過陳璧君一個指頭。後來汪精衛說：正因為他太愛陳璧君，他才沒有碰陳璧君一下，他不想毀了陳璧君一生的幸福。

汪精衛後來真的實踐了他的諾言，在辛亥革命成功後，和革命同志陳璧君結婚，舉行了盛大的婚禮。汪陳的革命婚姻在當時一時傳為佳話。汪精衛婚後也一直嚴守一夫一妻的準則，從來沒有外遇和桃色新聞，汪精衛的道德人品在當時的革命家中無人可比。

到1908年冬，革命進入最困難的時刻。六次武裝起義相繼失敗，大量革命志士倒在血迫之中。此時梁啓超等保皇黨乘機攻擊革命黨的暴力革命，批評革命黨領袖是唆使別人送死而自己謀取名利的“遠距離革命家”。梁啓超在《新民叢報》上撰文批評革命黨領袖們：“徒騙人於死，己則安享高樓華屋，不過‘遠距離革命家’而已”。梁啓超的批評反響很大，一時在海外華人中掀起批評了革命黨領袖的風潮。

不久這場批評的矛頭就開始指向孫中山，有人寫了《孫文十四大罪狀》一文，揭露孫中山貪污革命經費2萬元自用。當時孫中山獨攬同盟會中的經費大權，從不公開經費的使用情況，所以人們懷疑孫中山貪污也不是無中生有。雖然孫中山到底有沒有貪污的問題一直沒有搞清楚，但這場批評對孫中山在黨內的威信影響極大，同盟會中出現也了反孫運動。章炳麟的浙江派公開反對孫中山，宣布脫離同盟會，恢復他們以前的“光復會”。黃興的湖南派持中間態度，對革命灰心和懷疑的人大量出現，一時間革命陷入失敗的邊緣。

在此情況下，汪精衛站了出來，主動提出自己去北京刺殺清政府高官，用鮮血來證明同盟會的領袖不是貪生怕死的“遠距離革命家”。

（待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