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到一篇網文，讚揚市委書記薄熙來，在重慶市的打黑除惡行動中，堅決利落，敢於出手。取得了很好的戰績，贏得當地民眾的一片歡呼聲，有的甚至情不自禁地喊出了“bxl萬歲”。還評論說『今日重慶不似當年延安，卻近似延安，還真有點解放區的氣象』。雖然筆者從來沒有在那樣的“解放區”生活過，不能產生直接的“聯想對比”。但是卻能從當年看過的無數描寫那裡生活的電影或小說的記憶回味中，品出一點跟當前社會氛圍截然不同的，清新而令人心情愉悅的感覺來。一種對薄熙來的欽佩和好感油然而生，認為這是一個“順天理、得民心”的行動。決定不能“光說不練”地，要從理論上支持他一把，以《新理論》為是次行動“保駕護航”，提供一個堅實而無懈可擊、且進退自如的理論平台。從科學《認識論》的客觀理性立場出發，提供一個今後“無論誰都可以理直氣壯地去做”的條件。
作為毛遂自薦的“敲門磚”，這裡先談談『為什麼當時那個處在被國民黨統治區包圍中的“解放區”，會出現那樣的好氣象？』。其原因主要有兩個：
一是毛澤東領導的邊區政府，根據當時國民黨統治區貪污腐敗盛行，黃賭毒黑道猖獗，百姓怨聲載道的社會現實，採用“反其道而行之”的政策，靠得到當地民眾支持的鐵腕手段，暫時杜絕了自己那裡的貪腐現象。結果“事半功倍”，不用費很大力氣，就明顯拉大了這兩個地區的觀感“對比度”（而不是社會整體品質的“絕對平均值”），贏得了國內外輿論的好感和支持。靠“民心向背”產生出來的力量，迫使蔣介石的國民黨政府，吞下自己造成的苦果，兵敗如山倒地退到台灣。雖然台灣後來經過蔣介石和蔣經國父子兩代“痛定思痛”後的勵精圖治，在經濟上又讓台灣得以“鹹魚翻身”，成為“亞洲經濟四小龍之一”，又風光了一把。可惜因為那個黨和政權，長期形成的貪污腐敗積習和弊端，並沒有得到“根治”。所以幾十年後再次“舊病重發”，讓以爛仔陳水扁為代表的台灣民進黨造反派“如法炮製”，僅以幾句“清廉”的口號，就拉大了和國民黨“黑金政治”的對比度反差，在李登輝“內神通外鬼”的運作下，輕而易舉地從國民黨手中奪取到政權。只是因為如“狗改不了吃屎的習慣”一樣的陳水扁家族，也改不了貪婪的天性，一朝權在手，便將污來貪。主動製造出黑到無以復加的“對比度”。讓以清廉“不粘鍋”出名的馬英九，和因在野而變得比較“不黑”的國民黨，得以再次靠“對比度反差”爭取到民心，拿回政權。由此可以總結出一條不二的“政治法門”，那就是『永遠要創造和保持一個讓對手和自己形成可以“憶苦思甜”的對比度反差氛圍條件』。當時在延安的毛澤東，就是這麼做的，也“理所當然”地取得了成功。但是卻在以後的“大躍進”和“文革”中，給反對者和民眾製造了從反向“憶甜思苦”的條件。同樣“理所當然”地徹底失敗了。
第二個原因，是毛澤東和共產黨，利用當時中國社會正在追捧那個盛行、卻並不科學、更不正確的西方所謂“民主”概念和馬列主義思潮（筆者此前已經有多篇文字予以批評、質疑）。搶占到時代的“理論制高點”，暫時取得了階段性“以理服人”的條件，更不知其所以然地，利用了『中國文化加工出來的中國人，已經初步具備了可以約束或限制天性的“人性”。願意為了國家或民族的整體利益，不惜犧牲自己、直到獻出寶貴的生命』的文化優越性，在特定的時空條件下，無意中進入了最高層次的“集體分工合作”境界，創造出令全世界“高等動物”們不可思議、甚至目瞪口呆的歷史輝煌。只是因為這種“以理服人”的客觀條件，並沒有得到一個真正科學、正確、可以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社會理論平台的支持，就像“無源之水、無根之木”一樣，是不可能長期堅持下去的。而毛主席自己在後期，就是因為始終沒有找到或掌握這樣的理論，終於失去了繼續堅持“以理服人”的條件，最後被迫不得不回到靠“階級鬥爭”來“以力服人”的封建專制、獨裁老路上，必然地以失敗告終。更讓後來的繼承者“無以為繼”，只好“不爭論”地、“摸着石頭過河”了！
由此可見『一項政策、一個行動，如果想要保證預期的成功結果，不出現事與願違的意外。一個必要的前提條件，就是一定要有一個能夠先“以理服己”、再“以理服人”的理論在背後支持，才能保證自己和所有行動參與者，沒有精神上“難以自圓其說”的後顧之憂，才能理直氣壯地勇往直前，不怕犧牲地去爭取勝利。』這難道不正是毛澤東和他的革命團隊，當年能夠從艱難困苦、危機四伏的環境包圍中脫穎而出，最後取得政權的原因嗎？而我們今天遇到的種種困難和尷尬（包括以圖片覆蓋或禁播真實的敏感新聞、屏蔽言論等，不敢苟同、卻可以理解的行為），又無一不是由於拿不出可以“以理服人”的說辭，所導致的結果。而且這樣的結論，更完全適用於認識或解釋當前國際社會出現的一切不和諧問題。
所以，《新理論》把支持薄熙來的“打黑除惡行動”，當成是對《新理論》的實踐檢驗和能力考核。而且為了證明其實力，將一如既往地，願意無條件地，先回答薄熙來書記或他的助手班子提出來的三個問題，供他們對《新理論》進行考量和評估。並願意以“文責後果自負”的公開博客（可以掛靠在當地政府網站上）或私密的網路通訊方式，繼續保持聯繫，從“以理服人”的理論角度，對過程中出現的具體現象或問題的本質，提供解惑釋疑的理論支持或原則參考。
當然，如果薄熙來書記和他的團隊，出於某種顧慮而不願意接受《新理論》的支持，那也是可以理解的。因為筆者並無它求，不必擔心會用“熱臉去貼冷屁股”騷擾。筆者只不過是要在自己這塊“（活動）試金石”上，再留下一個曾經和他們擦邊而過的“痕跡”，為《新理論》多收集一個將來可以用來“以理服人”的真實“實踐記錄”而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