為王銘銘教授辯護 時間:2002年1月13日 作者：楊冰

學術規範和學風建設成為近年社會科學界討論的熱點，一些人樂於充當“學術警察”，這些都是發展中國社會科學的好事。不過，凡事總有限度，若在學術規範和學風建設的討論中鑽進牛角尖，好事就會變成壞事。中國做社會科學研究的人向來喜歡鑽牛角尖，當前學術規範和學風建設的討論似乎也鑽入了這個由好事變壞事的牛角尖中。我不很清楚的是，這種變化是因為一些人的糊塗還是他們的精明，是有組織的誹謗還是引發了陰暗的內心世界的竭斯底里。其中對王銘銘的有些攻擊，似乎成了竭斯底里發泄的典型。

我是王銘銘的受惠者，是讀他寫的著作進入學術研究中來的，我因此要為王銘銘辯護。這些辯護集中在兩個方面：

第一，有人指責王銘銘的著作粗製濫造，常有常識性錯誤。對中國不了解的程度也令人吃驚。這些說法也許不錯，不過，我在讀王銘銘的著作時，卻深受他討論問題、觀察事件視角的啟發。正是他的討論讓我在農村研究中入了門。王銘銘著作討論的問題，是從一個學科的角度，站在他的立場上討論的問題，正是這種獨立的學科立場，構成了他著作中獨特的一面，恐怕也正是這獨特的一面構成了“異文化”的敏感和啟示。對於一個希望討論本學科問題的學者，他在使用其它學科的知識時，出現有時甚至是那些“大學者常識中的錯誤”，也不奇怪，因為他的企圖在於說明本學科的一個創見、一個新的敘述方式、一個本學科的問題，他本來就沒有將關注的焦點放置於學科之外，他當然也不是每一學科的通才。在具體學科上有錯誤，卻並不一定影響他研究框架和創見的學術價值，比如《社區的歷程》，他採用歷史線索來敘述人類學文本的嘗試，對於開展中國這樣有悠久文明國家的人類學研究，難道不是很重要的嗎？當然，王銘銘著作中犯有一些“大學者常識中的錯誤”，這些大學者可以指出來，這於學術研究和王銘銘本人都有好處，而若因為某某著作中竟有“常識性錯誤”，就一棍子打死，這種做法就太過份了。前不久在網上看到一篇文章，講從兩處錯誤看何新學術信譽的危機，是說何新在北大演講中引用的兩句詩的出處不對，由此對何新的所有研究進行否定。這種只及一點不及其餘的批評，不是批評，是打棍子。既然王銘銘和何新做的是學術研究，他們只是發表了一家之言，不是寫的政綱，就應該允許其中有錯誤，甚至是某些“大學者常識中的錯誤”，評價其研究好壞的標準就不是是否有錯誤，有幾處錯誤，而是是否可以給其他研究者以啟發，有多少啟發。我讀王銘銘和何新著作受到的啟發最多，認為他們不僅有許多譯介似的研究，而且有很多原創性的研究，我也一直將他們當作我的啟蒙老師。我相信不只是我一個人是王銘銘和何新著作的受惠者，既然這樣，我們中的一些學者為何這樣不能容人，恨不得一棍子將人打死呢？我想，在這種不能容人的背後，一定有說不出口的陰暗目的。

又有人指出王銘銘校的譯著中將孟子譯為門修斯，稱之為“學術界的恥辱”。網上有人將其作為攻擊北大、三聯書店和王銘銘的強武器。將“孟子”譯為“門修斯”當然是錯誤，不過，這種將一個錯誤無限上綱的做法，讓人想起文革。毛主席說，只有死人和不做事的人才不會犯錯誤（大意），凡是做事情，都會犯錯誤，而且會犯常識性錯誤。既然每個人都會犯錯誤，且會犯常識性錯誤，那我們要共同推進學術研究或其它任何事業，就應相互幫助，善意指出其他人的錯誤，每個人都犯錯誤，其他人來善意指出，然後每個人都改正錯誤，這就會有利於中國學術研究和任何一項事業的進展，而假若我們每個人都是去惡意尋找別人的錯誤，糾住別人的錯誤不放，這種做法最終會變成狗咬狗。不說是什麼學者，人都不是了，人變成了狗。

不是看譯得有無錯誤，而是看王銘銘校的這本譯著對於中國學術界的影響，我正好也讀了這本書，限於自己的能力，並未完全讀通，不過我很希望有更多王銘銘這樣的人來做這種學術譯介工作，他們的工作令人欽佩。中國現在願做且能做這種學術譯介工作的人是太少而不是太多了。

第二，有人指責王銘銘的著作有抄襲的問題。是否抄襲，有人已列出證據，說《想象的異邦》主要抄自王銘銘自己翻譯過來的《當代人類學》，不說這種抄襲是否真實，我想要問，王銘銘為什麼要抄襲？他是要評職稱？從《想象的異邦》的介紹來看，在此書出版前王已評為教授，他不需要靠抄襲來評教授。他若抄襲，只是因為他本來就是寫的一本介紹性的論著，這種介紹性的論著關注的焦點並不是其中某些段落沿襲了其他人的說法，而是他在這種說法中加入了多少自己的說法。王銘銘在《想象的異邦》前言中說，“我覺得本書不代表一個很成熟的看法，而只不過代表了我在理論思考中的若乾片段”。我關注的是，王銘銘在引述別人的材料乃至觀點時，是否有自己的理論思考。從我的閱讀看，《想象的異邦》不僅有大量這種理論思考，而且對我有很大的啟發意義。我對當前學術界的不滿是，王銘銘《想象的異邦》不是太多，而是實在太少。麻煩諸位批評者也拿出《想象的異邦》來啟發學術界，來為發展中國社會科學服點務，好不好？

其實，問題的根本並不在於以上我為王銘銘辯護的兩個方面，問題的根本是，當前社會科學界關心的學術規範和學風建設，要將中國的社會科學研究引向何處。中國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正處於最為關鍵時期，這時的中國對社會科學界的要求，是社會科學研究者可以拿出對於理解中國現代化的現狀，對於解決中國現代化的問題，對於把握中國現代化的機遇有用的理論方案。這些工作，需要社會科學界作為一個整體，以對中國現代化本身的關懷為焦點，形成中國自己的社會科學，而要形成中國自己的社會科學，就需要有那些將自己的研究突破過去的學科體制和西方學術話語體系的大師的出現。當前中國學術界開展學術規範討論的一個方向是與西方對話，中國的優秀學者樂於做西方社會科學體制下的匠人，做一些技術性的細碎研究，這種研究當然有用，但這種研究於中國洪大的現代化，用處卻極有限。中國現在需要的是社會科學研究對中國現代化的整體把握，這個時候，中國學術界應該充分允許學者犯有時是常識性的錯誤，學者之間相互心平氣和地討論，逐步將社會科學研究變得於中國現代化有益。不允許學者犯錯誤，就是讓他們去做一點一滴的工作，這種想法的出發點不錯，但若人人都怕犯錯誤，不敢去發表於其他研究者有啟發的論著，也不能去翻譯可能出現錯誤的譯著，那麼，社會科學研究如何可以深入，對中國現代化建設有益的理論體系如何可以建構？學術大師如何可以出現？

中國現在尤其需要那些不怕犯錯誤，敢於大膽提出自己有時還不太成熟見解的學者，這些學者也許常犯常識性錯誤，卻可以為其他研究者帶來有啟發性的思考。不是一篇論著中沒有錯誤，而是一篇論著中有多少創見，決定了這篇學術論著的價值。

我沒有見過王銘銘，但感激王銘銘學術論著中的大量創見及其對我的研究的啟蒙。

2002年1月12日

學術批評網（www.acriticism.com）發布 2002年1月13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