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實的汪精衛（七） 林思雲 第二部分之五 護黨救國運動
1927年12月中共發起廣州暴動之後，汪精衛發表了引退政界的聲明，和陳璧君一起
前往法國。汪精衛一走，國民黨中失去了政治上能夠制約蔣介石的重量級人物，蔣
介石又開始獨攬大權。1928年2月，在蔣介石的主持下，國民黨召開了二屆四中全會，
統一了國民黨各派，使持續了半年之久的國民黨黨內鬥爭暫時告一段落。蔣介石統
一全黨後，於1928年4月重新開始北伐，這次北伐軍進軍非常順利，除了在濟南和日
軍發生小規模衝突以外，幾乎沒有遇到什麼阻擋，僅僅兩個月後的6月8日就攻占了
北京，宣告北伐成功。
蔣介石這次北伐之所以非常順利，有一個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他得到了英美等西
方諸國的支持。在前一次北伐時，蘇聯支持國民黨，而西方諸國支持北洋軍閥。蔣
介石於1927年4月暴力反共以後，西方諸國開始放棄對其他腐敗軍閥的支持，轉而支
持蔣介石。蔣介石統一中國之後，美國帶頭承認蔣介石的南京政府，其他西方諸國
不久也承認了南京政府，使蔣介石的國民黨政府成為被國際上公認的合法政府。奉
系軍閥張作霖在戰敗後從北京逃往奉天的途中，被日本關東軍陰謀炸死。張作霖死
後不久，繼承父位的張學良宣布“服從國民政府，改旗易幟”，新疆的楊增先不久
也宣布效忠國民黨政府，使中國在軍閥混戰了十幾年後，首次出現全國統一的局面。
按照國民黨創始人孫中山的設想，在武力統一中國以後，要在中國建立一個民主政
治的國家。作為孫中山政治思想中核的三民主義：“民族主義，民權主義，民生主
義”，把建立民主政治作為中國革命的三大目標之一。但孫中山並沒有準備在革命
成功後立即在中國實現民主政治，而是要經過“軍政，訓政，憲政”三個階段逐步
實現民主化。 "軍政”階段是指在軍事革命時期，由革命軍的軍政府實行獨裁的
“軍法之治”，這時既沒有憲法也沒有議會。在軍政府的軍事統治下，用暴力推翻
反革命政權，建立以三民主義為綱領的國民政府。在國民黨奪取政權，統一中國後，
進入“訓政”階段。“訓政”階段是指在地方上進行局部的民主化試驗，對人民大
眾進行民主政治的指導和訓練，但這時全國仍由中央政府進行獨裁的“約法之治”。
等待人民大眾的政治覺悟成熟以後，最後進入“憲政”階段。在“憲政”階段由成
熟的國民進行選舉，制訂憲法，然後解散獨裁的中央政府，建立民選政權，最終實
現真正民主化的“憲法之治”。
根據孫中山的“三段論”民主化設想，蔣介石在統一中國後，於1928年6月15日代表
國民政府宣布“軍政階段”正式結束，10月3日發表了進入“訓政階段”的宣言，宣
布組建一個由行政、立法、司法、考試、監察五院組成的國民政府，這就是孫中山
設想的“五權分立”政治體系。但這種五權分立政體居然在政府中設立立法院和司
法院，使立法權和司法權均處於被國家政府所領導的地位，這與西方民主國家的立
法機構和司法機構獨立於國家政府之外的“三權分立”體系是背道而馳的。所謂
“五權分立”，只是把五種權力集中於國民黨之下的獨裁體制，所有五院的院長由
國民黨中央委員會任命，皆由國民黨員擔任。
當然這種由中央政府進行獨裁的“約法之治”，是符合孫中山三民主義思想的，當
時國民黨中並沒有人對“五權分立”的國民政府提出異議。蔣介石自己出任國家元
首的國民政府主席，由胡漢民等人出任立法院長等高級職務。可是在召開國民黨第
三次全國代表大會的問題上，蔣介石的行為引起了國民黨內極大的反對。
1928年2月21日，蔣介石以國民黨中央常委會的名義宣布“三大”代表的產生方法：
在全部大會代表名額中，由中央指定一半，省市選舉一半，而尚未成立黨部的省市
也由中央圈定代表。按照這個方法，全部409名大會代表中，211人為指定代表，122人
為圈定代表，真正通過選舉產生的代表只有76人。這樣一來，“三大”的代表幾乎
全是蔣介石的御用代表，“三大”也就成為蔣介石個人包辦的大會。
這簡直是製造蔣家天下！大量的國民黨人開始憤怒了，他們紛紛指責蔣介石借大會
之名竊黨造派，把持中央，以發展其個人之地位。而反對蔣介石軍政獨裁最堅決的，
是以陳公博為首的“改組同志會”。1927年底汪精衛辭職前往法國後，陳公博和顧
孟余、王樂平等人組織起“改組同志會”，即所謂改組派。改組派主張恢復國民黨
1924年的改組精神，重新改組中國國民黨。陳公博辦《革命評論》，顧盂余辦《前
進》等刊物，與南京的蔣介石政權進行“筆戰”。陳公博在《國民革命的危機和我
們的錯誤》一文中指出：“今日國民黨已被軍閥、官僚、政客、買辦、劣紳、土豪
所侵蝕盤踞盜劫把持，孫總理的三民主義已被他們所篡改，第一、二次全國代表大
會的綱領已被他們拋棄，南京的中央已成為一切反動勢力的大本營。”
陳公博生於廣州，其父是原廣西提督陳志源。陳志源早年參加了同盟會，起義失敗
後入獄。此後陳公博開始以打工為生，後來又去當兵，做過班長、司務長。1914年
陳公博考入廣州法政專門學校，1917年又考入北京大學哲學系，在老師陳獨秀的教
導下，接受了共產主義思想。北大畢業後，陳公博回廣東法政學校任教。1920年陳
獨秀到廣東任教育委員會委員長後，和陳公博等人一起組織起中國第一個共產主義
組織：社會主義青年團。1921年，經陳獨秀提議，陳公博作為廣東代表，去上海參
加中共的“一大”。 陳公博在中共建黨初期擔任中共廣東區委組織委員，但1923年
陳公博去美國留學後，宣布脫離中共，被中共開除黨籍。陳公博在美國哥倫比亞大
學學習經濟學，一年後獲碩士學位。1925年陳公博回到廣州，在廣東大學當教授。
陳公博最初得到廖仲愷的賞識，後來又被汪精衛看中，1925年國民政府成立時，陳
公博擔任軍委會政治訓練部主任，在廖仲愷遇刺後，接任國民黨中央農民部長。陳
公博一直是國民黨左派的支持者，在各次黨內鬥爭中，均站在汪精衛的一邊。
汪精衛的政治信條是基於民主思想的“均權”與“共治”，這與蔣介石的政治信條
“專權”與“獨裁”是根本對立的。雖然汪精衛公開發表談話時說：他只是同情改
組同志會，並不是改組會成員。但汪精衛對改組派有極大的影響，是改組派的“精
神領袖”。改組派以國民黨內的知識分子和青年學生為主，他們要求在國民黨內實
行民主，在國民黨內引起了很大反響，一時間其組織發展很快，在全國各地和香港，
以及日本、法國、新加坡、越南等地都建立了分會，全盛時期成員曾多達萬餘人。
改組派在蔣派的南京國民黨區內也有相當的力量，凡南京國民黨有組織的地方，幾
乎都有改組派的組織。
在“三大”開幕前夕的3月11日，陳公博、顧盂余、何香凝、王樂平等第二屆中央執
監委員十三人，聯名發表《關於最近黨務之宣言》。《宣言》指出：“北伐勝利以
後，黨中腐化分子及投機分子卻違反民眾要求，至人民之權利，則一無所獲。而萬
民所望之黨的‘三大’，其代表選舉法及代表產生法，將近百分之八十之代表，為
中央所圈定與指派，將本黨民主制度之精神，蹂躪殆盡。本黨曾反對段棋瑞之善後
會議，以其為少數軍閥政客所操縱。今本黨最高權力機關代表之產生，亦與類似。
按照此種辦法，則所謂代表者，己完全喪失其意義。同人等對此違法之代表產生法，
雖屢次提出異議，而主持中央者，竟充耳勿聞。為此，對此種之會誓不承認。”
改組派的這篇檄文，在國民黨中掀起了大瀾，不少反對或不滿蔣介石的大會代表也
提出辭呈表示抗議。3月14日，中央大學學生、國民黨員吳健帶動一批黨員到南京市
黨部請願，要求召開全市黨員代表大會，討論出席“三大”代表的問題，人們高呼：
“反對蔣委員長陰謀篡黨奪權！”，“堅決反對蔣委員長包辦操縱大會代表！”。
南京市黨部被迫同意在夫子廟大禮堂召開全市黨員代表大會，大會由吳健主持，全
市十個區黨部的代表都參加了會議，在會議通過《反對非法的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
案》後，忽然一群暴徒沖向主席台毆打吳健和其他主持人，緊接着大批軍警趕來沖
進會場，大打出手，打傷多人，並當場逮捕代表七人。這就是轟動一時的“三一四”
事件。
“三一四”事件後，改組派的南京分會被暴徒搗毀，改組派在南京已無法立足，於
是他們轉移到上海，以法租界為基地，建立起“中國國民黨各省市黨部、海外總支
部聯合辦事處”，繼續進行反對蔣介石獨裁專制的鬥爭。
國民黨內反對蔣介石的除了改組派等文人團體外，還有很多軍人將領。北伐勝利時，
國民革命軍共有84個軍，220多萬人，這還不包括張學良的數十萬東北軍。如此龐大
的軍隊，給國家造成了沉重的財政負擔，對中國近代化構成嚴重的影響。當時中國
的年度財政收入約4億5千萬元，除去1億元用於償還各種外債以外，實際可以動用的
財政約3億5千萬元，其中3億元為軍事費用，占政府支出的80以上。所以蔣介石在北
伐勝利後提出裁軍，本來是有充足理由的。
但蔣介石的裁軍計劃，卻引起了很多國民軍將領的強烈抵制，因為蔣介石要搞的裁
軍只裁旁系部隊，卻不裁他的直系部隊。北伐時國民革命軍有四個集團軍，除了第
一集團軍是蔣介石的嫡系部隊以外，第二集團軍是馮玉祥的西北軍，第三集團軍是
閻錫山的晉軍，第四集團軍是李宗仁、白崇禧為首的桂系部隊。此外張學良的東北
軍，張發奎的粵軍，唐生智的川軍，以及一些地方上的雜牌軍，都是非嫡系的旁系
部隊。這些旁系部隊並非絕對服從於蔣介石，對於蔣介石的軍事獨裁顯然是一種潛
在的威脅，於是蔣介石想通過裁軍來除掉不聽從他命令的旁系軍隊。
蔣介石這個帶有私心的裁軍方案，當然引起各路旁系部隊將領的強烈反對，蔣介石
首先拿對他威脅最大的李宗仁桂系部隊開刀，結果李宗仁害怕蔣介石暗算，於1929年
2月私自潛出南京，脫離南京政府重返廣西。在蔣介石召開“三大”之前，白崇禧又
宣布辭職抵制蔣介石包辦“三大”，拉開了桂系和蔣介石直接對抗的序幕。
在一片反對和抗議聲中，1929年3月15日，蔣介石在南京主持召開了國民黨第三次全
國代表大會。在這次蔣介石包辦的大會上，通過了很多處分反對蔣介石之人的決議
案。蔣介石在主席團報告中說：“今日討伐叛徒，以國家論，是為討伐叛將；以黨
論，即為討伐反革命分子。此等叛黨分子，應由大會開除其黨籍。”結果大會通過
李宗仁、白崇禧等人的“叛黨亂國罪”，永遠開除黨籍，改組派領袖陳公博永遠開
除黨籍，顧孟余開除黨籍三年。對汪精衛則予以書面警告的處分，處分汪精衛的理
由是“跡近縱袒弄兵，釀成廣州共變”。
在“三大”結束後，蔣介石於1929年４月開始討伐桂軍，分兵三路進攻廣西，與桂
軍經過幾次激戰，結果桂系軍大敗，6月桂軍將領李宗仁、白崇禧逃往香港，第一次
蔣桂戰爭結束。雖然蔣介石在蔣桂戰爭中取得了軍事勝利，但在政治上卻進一步陷
入眾矢之的。1929年5月，以改組派為核心、聯合其他國民黨的反蔣派別，在上海成
立了“中國國民黨護黨革命大同盟”，唐生智、張發奎、李宗仁等地方實力派代表
參加，閻錫山、馮玉祥也與之建立聯繫。
“中國國民黨護黨革命大同盟”發表宣言，呼籲恢復黨權，“剷除叛徒蔣中正的一
切勢力”，“打倒盜竊黨權政權的蔣介石”。 宣言中還特別聲明不承認蔣介石包辦
的“三大”，聲稱南京政府的一切命令與外交等皆無效力。“中國國民黨護黨革命
大同盟”尊遠在法國的汪精衛為領袖，號召“迎吾黨領袖汪主席歸國護黨”，組織
護黨政府和護黨革命軍，直搗南京政府，肅清反動勢力。
1929年9月17日，張發奎在湖北打出“護黨救國軍”的大旗，發表《擁汪討蔣宣言》，
電請汪精衛回國：“主席回國方可對國內軍事發揮號召力，對官兵之影響尤為重大。
即使返國不能深入軍中，亦可居香港以指導軍事，策勵士氣。”在這種情況下，汪
精衛決定回國抗蔣。臨行前他與陳公博等人聯名發表一篇《中國國民黨第二屆中央
執監委員會最近對時局宣言》，歷數蔣介石的十大罪狀：“習於專制，私利是圖，
首內啟本黨之糾紛，復外援帝國主義及國內反動派以自固；嘯聚群小，把持政權，
摧殘民眾，排除異己”。汪精衛在這篇《宣言》提出五項主張：改組國民政府，籌
備召開真正的“三大”，否認蔣介石包辦的“三大”以及會上通過的一切決議案，
否認蔣介石出賣國家經濟權利的一切秘密文件。汪精衛說反蔣運動是“一場民主勢
力與封建勢力的大決戰，廣大黨員應奉獻自身於民主勢力，將血作水，以溉民主勢
力之根，將身作肥料，以沃民主勢力之果。”
當時中國除了政界、軍界掀起強大的反蔣運動外，在學術界也引發了民主與獨裁之
爭。胡適在1929年蔣介石發表訓政的“約法之治”後，發表了著名的“人權與約法”
的文章，指出國民黨政府作為中國民眾的代言人，進行獨裁的“約法之治”，違反
了人民的基本人權。胡適主張首先建立保障人權的憲法，開放“黨禁”，實施多黨
政治，建立一個“以法治國”的人民參政國家，而不是“以黨治國”的一黨獨裁體
制。
胡適這樣的批評並不局限於蔣介石，還牽扯到了孫中山，在學術界與錢端升等專制
擁護派學者進行了激烈的筆戰。但胡適提倡的人權思想並沒有在國民黨政界引起共
鳴，國民黨內的民主派汪精衛等人雖然主張實行黨內民主，但並不主張立即放棄國
民黨一黨專政而搞西方式的多政黨體制。胡適的民主思想實在走得太遠了。
1929年10上旬，汪精衛來到香港，使改組派和“護黨救國軍”的精神大振。然而汪
精衛曾經在1927年帶頭反對過桂系李宗仁、白崇禧等人的“特委會”，所以雙方有
很大的隔閡，但這次為了反蔣的共同目的，雙方重新言歸於好。汪精衛回國後，以
“中國國民黨第二屆中央執監委員聯席會議”的名義發布命令，對各路“護黨救國
軍”發出委任狀和番號。其中第一、二路的番號留給閻錫山和馮玉祥，張發奎、唐
生智、石友三、胡宗鋒、何鍵、李宗仁，分別委以第三、四、五、六、七、八路軍
總司令。他一人統領六路反蔣大軍，一時聲勢極盛。
但這隻七拼八湊的隊伍內部矛盾錯綜複雜，指揮不靈，步調不一。不到半年，汪精
衛的六路反蔣大軍很快被蔣介石各個擊破或收買瓦解。雖然汪精衛的南方反蔣軍隊
失敗，但北方馮玉祥和閻錫山的反蔣軍隊，並非汪精衛的六路反蔣軍那樣的烏合之
眾，而具有相當的戰鬥力。1930年初，閻錫山聯合馮玉祥和李宗仁組成反蔣聯軍，
1930年4月1日，閻錫山在太原宣誓就任“中華民國陸海空軍總司令”，馮玉祥、李
宗仁分別在潼關、桂林宣誓就任“中華民國陸海空軍副總司令”。三個司令部下轄
七十餘萬軍隊，組成八個方面軍向南京圍攻，浩大的“中原大戰”爆發了。
“中原大戰”爆發後，閻錫山電請汪精衛北上主持黨務。在閻、馮等人的發起下，
改組派和西山會議派等反蔣各派，在北京聯合成立了“中國國民黨中央黨部擴大會
議”，汪精衛被奉為“擴大會議”的領袖。本來左傾的改組派和右傾的西山會議派
是勢不兩立的對頭，然而雙方在遭到蔣介石的排斥打擊後，深感只有團結一致，才
能對抗蔣介石的軍人獨裁。於是雙方暫時摒棄前嫌，握手言和。
1930年8月7日，“中國國民黨黨部擴大會議”在北平中南海懷仁堂正式召開，汪精
衛、陳公博等人的改組派、謝持、鄒魯等人的西山會議派，以及閻錫山、馮玉祥等
人的軍事實力派參加了會議。會議由汪精衛主持，頒布了《國民政府組織大綱》，
宣布成立國民政府，閻錫山當選政府主席。在領導分工上，汪精衛主黨，閻錫山主
政，閻錫山和馮玉祥共同主軍。
在中原大戰中，蔣介石軍隊和閻馮聯軍都損失慘重，雙方共有30餘萬人傷亡，為中
華民國建國以來的首次惡戰。此時決定戰局的勝敗就在於張學良的東北軍，東北軍
加入哪個陣營，就會使哪個陣營取得勝利的主動權。所以蔣介石和閻馮等人都在拉
攏張學良，閻錫山給他送來中華民國陸海空軍副總司令的委任狀，蔣介石也送來了
同樣的委任狀，還同時將數百萬元巨款匯至瀋陽，但張學良在中原大戰初期一時間
持袖手旁觀的中立態度。
1930年9月，戰局向有利於蔣介石軍隊的方向發展。9月17日，張學良發出了擁護南
京中央政府的聲明，派東北軍入關，在十餘天時間內先後接收了天津、北平和河北
等地，使閻、馮聯軍處於腹背受敵的困境，紛紛敗退。11月4日，閻錫山、馮玉祥見
大勢已去，聯名發表通電聲明“即日釋權歸田”，長達七個月的中原大戰遂告結束。
閻、馮聯軍敗陣後，1931年元旦汪精衛在天津發表下野聲明，並準備宣布解散改組
派，反蔣運動一時進入低潮。此時蔣介石不僅任國民政府主席，又開始兼任行政院
長，獨攬國民黨的黨政軍大權。但不久蔣介石因為軟禁立法院長胡漢民，又引起了
全國範圍的反蔣大潮。
胡漢民本是與汪精衛一起最早參加同盟會的元老，但胡在1925年的廖仲愷被刺案中，
因涉嫌而被迫出國。胡漢民回國後寓居上海“閉門讀書”，不直接參與國民黨的政
事。1927年4月蔣介石請胡漢民去南京，共商反共之事，胡漢民欣然同意，第一次與
蔣介石合作。1927年4月18日蔣介石在南京另立國民政府，胡漢民出任國民政府主席，
胡漢民以國民黨元老的身份主持南京國民黨中央黨部，在關鍵時刻幫了蔣介石的大
忙，替他支撐起了“另立中央”的門面，與當時武漢的汪精衛正統國民黨中央相對
抗。1927年8月蔣介石下野後，胡漢民由於不願和汪精衛合作，隨之也辭職出國考察。
1928年9月胡漢民回國後，再次與蔣介石合作。1928年10月，胡漢民幫助蔣介石組成
了五院制的國民政府，尊蔣介石為主席，自己當立法院長。此後胡漢民在新國民政
府的建設上出力頗多，對蔣介石打敗閻馮的“護黨救國軍”也幫了大忙，在這段時
間胡漢民和蔣介石的合作比較密切。然而蔣介石取得中原大戰的勝利後，越來越不
尊重胡漢民這位“老前輩”，蔣胡之間的矛盾日益尖銳，胡漢民常對人說：“我在
中央不過是一個開會機器罷了。”
蔣介石在中原大戰勝利後，又設想招開國民會議，制定訓政時期的“約法”，選舉
總統，用法律程序確立自己作為國民黨領袖的地位和獨裁權力。此時胡漢民也開始
反對蔣介石的獨裁，堅決反對蔣介石搞集黨政軍大權於一身的總統制，也不同意制
定“約法”，從而發生蔣胡的“約法之爭”。1931年2月28日，蔣介石以宴請議事為
名，將胡漢民騙到總司令部，逼胡辭去立法院長職務。次日胡漢民提出辭呈，將黨
部、政府職務全部辭去，被憲兵押送南京郊外湯山溫泉別墅軟禁。
胡漢民被扣壓一事，在國民黨朝野引起了軒然大波。1931年3月14日，汪精衛在香港
發表了《為胡漢民被囚重要宣言》，斥責蔣介石“一面擺酒請客，一面拔槍捉人，
以國民政府主席而出於強盜綁票之行徑，較之青霜劍之狗官，有過之而無不及。”
1931年4月30日，國民黨中央四位監察委員古應芬、林森等人，發表了《彈劾蔣中正
提案》的通電，指責蔣介石排除異己，製造獨裁，要求對蔣進行撤職查辦。5月3日，
兩廣將領陳濟棠、李宗仁、白崇禧等數十人聯名發表通電，擁護“四監委”彈劾案，
要求釋放胡漢民，蔣介石下野。
1931年5月27日，兩廣地方實力派陳濟棠、李宗仁等人，效法孫中山當年在廣州召開
非常國會，成立了“中國國民黨中央執監委員非常會議”， 打出“打倒獨裁”“護
黨救國”的旗號，提出凡國民黨第一、二、三屆中央執監委員贊成反蔣者（共產黨
員除外），均自然成為非常會議的委員。陳濟棠、李宗仁等人邀在香港的汪精衛出
任領袖，在汪精衛的主持下，於5月28日成立了廣州國民政府，否認南京國民政府的
合法性。
本來胡漢民和汪精衛在孫中山逝世後就長期不和，寧滬漢合流期間，汪精衛到上海
胡漢民府上登門求見，胡漢民竟拒之門外。然而這次在反蔣的共同目標下，兩人又
重新合作。汪精衛對人說：“過去我和胡先生的不和，都是上了蔣介石的當。蔣之
所以能專橫跋扈，就是因為我們不能團結。這回反蔣，一定要合作到底。即使萬一
失敗了去跳海，也要大家抱在一起去跳。”
這次在廣州成立的國民政府，是一個反蔣勢力的大聯合，除了以前參加反蔣的改組
派和西山會議派外，又新添了胡漢民派，後來南京的林森和孫科也前來參加反蔣隊
伍。但派別越多，派系之間的矛盾也越大，使汪精衛經常處於左右為難的境地。1931年
9月初，廣州政府派軍北上討蔣，寧粵戰爭爆發。正在此時，9月18日在東北的日本
關東軍發動了“九一八”事變，完全改變了中國歷史的進程。
對1927年到1931年這一段國民黨人反對蔣介石獨裁鬥爭的歷史，國共兩黨的歷史書
都有所曲解。由於台灣國府是蔣介石政府的班底，台灣的歷史書把1927年到1931年
的反蔣鬥爭，曲繪為蔣介石消滅“新軍閥”的派系鬥爭；大陸共產黨的歷史書，也
把這一段反蔣鬥爭描繪為國民黨內部“狗咬狗”的權力鬥爭，這些都人為地歪曲了
當時國民黨人反對蔣介石軍人獨裁的鬥爭。儘管這場反蔣鬥爭中可能包含有一些權
力鬥爭的因素，但後來國民黨內幾乎所有非蔣介石嫡系的政治派別和軍隊，都站到
了反蔣的一邊，說明蔣介石的獨裁在國民黨內是非常不得人心的。這場反對蔣介石
獨裁的政治運動和軍事行動，從歷史的眼光來看，應該屬於正義和進步的。
如果沒有日本發動的侵華戰爭，蔣介石的軍事政權在廣大國民黨人的反對下，也未
必能維持很久。如果歷史真是這樣的話，蔣介石不但當不成民族英雄，反而要成為
袁世凱那樣搞復辟倒退的民族敗類。所以不但共產黨感謝日本侵略的“幫忙”，蔣
介石也感謝日本侵略的“幫忙”，幫他從專橫的獨裁者走上了民族英雄的寶座。
（待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