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退回到二百三十年前，誰要是說清帝國日薄西山氣息奄奄，那就是對偉大祖國的污衊，只能等滅門之罪降臨。

就是時至今日，人們還在講“康乾盛世”如何如何。

中國有夜郎自大的典故，卻不知自己常常夜郎自大。

當中國的文人政客陶醉在太平盛世的迷夢之中的時候，黃髮碧眼的洋人亞當·斯密在1776年（乾隆四十一年）出版的《國富論》卻在對中國說三道四：“許久以來，它似乎就停滯於靜止狀態了。”“中國下層人民的貧困程度，遠遠超過歐洲最貧乏國民的貧困程度。”[1] “中國人不重視國外貿易”。而“通過更廣泛的航行，中國人自會學得外國所用各種機械的使用術與建造術，以及世界其他各國技術上、產業上其他各種改良。但在今日中國的情況下，他們除了模仿他們的鄰國日本以外，卻幾乎沒有機會模仿其他外國的先例，來改良自己。”[2]歷史證實了這位偉大的英國經濟學家言之有理，他雖然從未到過中國，但是未卜卻能夠先知，沒有親自調查也很有發言權。

可是，如果身處乾隆盛世的某個達官顯貴或者御用文人當時能夠看到這本書的話，一定會認為這是對大清帝國的污衊，心懷不軌的洋鬼子們沒有看到大清帝國的繁榮和發展，對大清帝國一百多年來取得的偉大成就視而不見，而利瑪竇、南懷仁等國際友人他們都親眼目睹了清朝如何從明朝留下的爛攤子上發展到今天，取得了來之不易的成就，這些心無偏見的人們都表示了由衷的讚賞。要是有報刊電台的話，就一定要組織文章批判和反駁這種讕言。

更有甚者，所謂的啟蒙思想家孟德斯鳩在1748年（乾隆十三年）出版的《論法的精神》裡對大清帝國的人民和政治制度進行了肆意的攻擊：“中國人的生活完全以禮為指南，但他們卻是地球上最會騙人的民族。”[3] “中國是一個專制的國家，它的原則是恐怖。”[4]如果我們是乾隆的臣民，看到了剛出版的《論法的精神》，不會拍案而起，看清了孟德斯鳩們亡我之心不死的真面目，而是認為孟德斯鳩是“大清帝國人民的朋友”嗎？不錯，我們大清帝國是實行恐怖，但是這只是對一小撮觸犯了大清刑律的人實行的恐怖，難道我們要允許“清風不識字，何故亂翻書”這樣的歪理邪說破壞國家的統一和人民的團結？使來之不易是盛世局面付諸東流？對他們的恐怖就是對廣大大清臣民的愛護……誰能夠找到最多的例子用最激昂的聲音來反駁，誰就最愛國。

為了更好地維護大清帝國的尊嚴，就必須密切關注外國人表揚中國的文字，並及時全面地介紹給小民百姓。如果哪位同胞要批評了中國存在的問題，他就會搬出某個外國人的說法：“你看人家外國人都看到了咱們大清帝國的成就，而你卻只會自怨自艾。”在證明帝國的成就時，外國人的話比帝國子民民的話更有分量。比如說，要是有國際輿論說乾隆窮兵黷武，那麼，我們的報刊就不但要反駁這是別有用心的惡毒誹謗，而且還會引用國際友人魁奈在1757年寫下的這段話：“中國人是管理得很好的，沒有戰爭，也不侵犯別的國家”[5]這樣一來，中國人看起來，好像大清帝國在世界上得到一切正義的人民的支持，大清是一個得道多助的國家！

當有外國人說大清帝國是“東亞病夫”，就認為那是譏笑嘲諷，而拿破崙說中國是睡獅卻又津津樂道。我們樂於聽湯因比說中國將是世界的希望，但我們的同胞如果說，美國或者某某國家是世界的希望，就是骨頭賤的不能再賤的表現。古人講，有則改之，無則加勉，個人有這種君子修養，那是美德，為什麼國家就只能背道而馳呢？

正因為如此，“中國可以說不”只是一種情緒的宣泄，而非理性的思考。它代表了一種自我封閉對着幹的心態。正是這種心態，使一些人容不下任何批評的聲音。這就像那任性的小姐，聽到別人說：“你瞧那姑娘，眼屎都沒有擦，多噁心！”這也確實是惡語傷人，但是小姐決不肯掏出鏡子照一下，看看是不是那麼回事，而是非要對着幹不可：“誰說我有眼屎，簡直是無恥的污衊！你自己褲腿上還沾着牛屎呢！有什麼資格說別人？”因此，我看胸襟是該寬點，萬一真的有眼屎，就不擦了？我們必須將事實判斷和價值判斷區別開來。最重要的是辨真假，明是非。不要產生一種迫害狂的心理，以為別人總在醞釀針對自己的大陰謀。任何對中國的批評都神經過敏。不是什麼事情上都應該說不的，也不是在什麼時候都必須說不的，更不是在任何場合都有資格說不的。這話儘管聽起來不舒服，但是理智還是高於情感。比如，到了1899年，慈禧召見盛宣懷時還在問：“何謂學堂？”[6]如果有個美國人說大清帝國的統治者顢頇無知時，我們能夠跳起來指責這是對我國領導人的惡意攻擊嗎？

對於中國的問題批評不得，振振有辭地雪恥方法就是像魯迅批評的那樣：“外國人說中國多臭蟲，但西洋也有臭蟲。”如果是自己被臭蟲咬了，不是想方設法去滅臭蟲，而是引經據典大談別人家裡也有，不是受虐狂，就是懶惰。這是用恥辱來洗刷恥辱，用罪惡來掩蓋罪惡。就是自己被臭蟲咬了，也沒有權利要求別人必須像自己一樣忍受臭蟲肆虐。如果哪家店老闆這樣教訓說，就是蠻不講理的霸道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