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實的汪精衛（十四） 林思雲 第三部分《和平運動曲線救國》第三部分之七 汪精
衛死後南京政府的結局
汪精衛於1944年11月10日客死於日本名古屋，他的遺體於11月12日由專機運回中國。
汪精衛死後，南京國民政府專門成立了哀典委員會，由陳公博任主任委員，周佛海、
王克敏、褚民誼為副主任委員。南京政府於11月12日發出公告：“國民政府汪主席
於民國三十三年十一月十日申時，在日本名古屋帝大醫院逝世，距生於民國紀元前
二十九年五月四日已時，享壽六十有二，謹於十一月十二日恭迎遺體回國成殮，擇
期舉行國葬，飾終典禮，由國民政府會同中央黨部組織哀典委員會敬謹辦理。”
11月12日下午六時，裝載汪精衛遺體的專機降落在南京光華門外機場、陳公博、周
佛海、王克敏等一百餘名官員到機場迎候。南京政府按照汪精衛生前的遺願，把汪
的陵墓建在國父孫中山陵墓左側的梅花山上，表示他生前是孫中山的助手，死後也
要追隨左右。由於汪精衛生前有過陵墓不要勞民傷財的遺囑，加上南京政府的財政
有限，所以汪精衛陵墓的規模不大。不過汪精衛的棺木外面用鋼筋混凝土澆灌了厚
厚的一層墓殼，倒是十分堅固。
汪精衛死後，南京政府推舉陳公博為國府主席，繼任行政院長及軍事委員會委員長，
但陳公博堅持在最高職務上加個“代”字，陳公博說：“現在汪先生走了，人亡政
息，這台戲也該結束了。我來繼承汪先生的職位，是來辦理收場的，而不是來繼續
演出的。”此時日本的敗局已定，南京政府也處於風雨飄搖之中。
1945年8月15日，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8月17日，陳公博在南京主持召開中央政治
會議，決定解散南京國民政府，把中央政治會議改為南京臨時政務委員會，軍事委
員會改為治安委員會。當晚，陳公博廣播發表了《國民政府解散宣言》，至此，歷
時5年4個月的短命政權宣告結束。
陳公博解散南京政府後，向日本方面提出到日本避難的意願。此時日本已投降，但
還是安排讓陳公博、林柏生、周隆庠等人於8月25日秘密飛往日本。陳到日本後，化
名東山公子，隱居於京都郊外的金閣寺。但不久陳公博等人潛居日本的消息泄露，
中國政府向日本提出將陳公博等人引渡回國的要求，作為戰敗國的日本只得無條件
答應中國的要求。日本前首相近衛文呂得知陳公博要被引渡回國，匆匆趕到金閣寺
和陳公博道別，近衛說：“實在對不起。。。"，陳公博倒爽快地回答說：“大家都
是為了自己的國家和民族，說不上誰對不起誰。”
1945年10月3日，陳公博一行7人被引渡回中國受審。1946年4月4日，江蘇高等法院
開庭審訊陳公博。陳公博對指控他的漢奸罪表示不服，在法庭上為自己辯護說：
“我認為抗戰應該，而和平是不得已。平心靜氣去想想，當日汪先生來京之時，淪
陷地方至十數省，對於人民只有搶救，實無國可賣。在南京數年為保存國家人民的
元氣，無日不焦頭爛額，忍辱挨罵，對於個人只有熬苦，更無榮可求。到了今日，
我們應該念念汪先生創立民國的功勳，念念他的歷史和人格”。1946年4月12日，法
庭判決陳公博死刑，於1946年6月3日執行。臨行前，陳公博要求向陳璧君告別。在
陳璧君的囚室外，陳公博向陳璧君深深鞠了一大躬，雙手捧上自己用過的一把茶壺，
說：“夫人，我先隨汪先生去了。牢中別無長物，一把茶壺，權做留個紀念吧！”
陳璧君被捕後，更是表示堅決不服罪。1946年4月16日江蘇高等法院開庭審訊陳璧君，
陳璧君在法庭上說：“日寇侵略，國土淪喪，人民遭殃，這是蔣介石的責任，還是
汪先生的責任？說汪先生賣國？重慶統治下的地區，由不得汪先生去賣。南京統治
下的地區，是日本人的占領區，並無寸土是汪先生斷送的，相反只有從敵人手中奪
回權利，還有什麼國可賣？汪先生創導和平運動，赤手收回淪陷區，如今完壁歸還
國家，不但無罪而且有功。”法庭最後判處陳璧君無期徒刑，陳璧君接到判決書時
卻說：“本人有受死的勇氣，而無坐牢的耐性，所以希望法庭改判死刑。”
陳璧君個性十分剛烈，汪精衛在日本治病時，陳璧君一直伴隨汪身旁，但從來沒有
對日本人說過一句感謝的話，日本人對她也很發怵。1949年共產黨奪取大陸後，蔣
介石並沒有把陳璧君移往台灣，而是把陳留給共產黨。1952年，和陳璧君私交很深
的孫中山夫人宋慶齡和廖仲愷夫人何香凝，去監獄探望陳璧君。1912年汪精衛和陳
璧君結婚時，何香凝還曾作過陳璧君的伴娘。宋慶齡和何香凝告訴陳璧君，中央已
經決定，只要陳璧君承認汪精衛有罪，寫一篇悔過書就可以釋放出獄。陳璧君卻立
即拒絕：汪精衛無罪。她寧可坐牢，也不承認汪精衛有罪。1959年6月17日，68歲的
陳璧君死於監獄中。
與陳公博相比，周佛海要隨機應變得多。早在日本呈現敗跡時，周佛海就暗自與重
慶聯繫，為自己留好了退路。當年汪精衛與日本密談基本上是周佛海一手包辦，陳
公博不僅沒有參與，而且還表示反對。最後汪精衛組建政府時，陳公博感到汪精衛
正值用人之際，出於與汪精衛的私人情誼才接受了汪精衛的邀請，到南京政府任職。
如果論“賣國罪”的話，與日本簽定密約的周佛海，顯然要大於沒有參與密約的陳
公博。但最後周佛海卻比陳公博罪輕一等，只判了一個無期監禁，而官職比周佛海
小得多的林柏生、梅思平等人都判了死刑，可見當時的漢奸審判亦不公正。
儘管蔣介石抗戰後成為中國的民族英雄，但蔣介石在抗戰時期也多次和日本進行過
秘密和談。除了抗戰初期德國大使陶德曼的調停外，1939年12月蔣介石密令戴笠手
下的軍統特務曾廣冒充財政部長宋子文的弟弟“宋子良”，在香港與日方舉行秘密
談判。日方對此會談十分重視，要求繼續舉行高級別的談判。1940年3月7日至10日，
雙方在香港舉行了高級別的秘密會談，中方代表除了假“宋子良”外，還有重慶行
營參謀處副處長陸軍中將陳超霖，最高國防會議主任秘書章友三，副侍從長陸軍少
將張漢年。
會議開始時，日方出示了陸軍大臣的證明書，而中方陳超霖、章友三兩人只出示了
最高國防會議秘書長張群的證明書，卻沒有蔣介石的證明書，說明蔣介石不願直接
承擔和談的責任。但陳超霖說蔣介石親自過問此事，並在他離開重慶前，特別囑咐
他三件事：（一）必須取得日本撤兵的保證；（二）明確日本的條件；（三）會談
在秘密中進行。日方答應考慮蔣介石的撤軍要求，但提出了幾項撤軍條件：（一）
原則上承認偽滿洲國；（二）放棄抗日容共政策；（三）以密約規定日軍在內蒙及
華北若干地區駐軍防共；（四）停戰後與汪精衛一派合作。
據參加會談的日方代表今井武夫在回憶錄中透露，這次會談爭論的中心是滿洲國的
承認問題、撤軍問題、以及與汪精衛合作的問題。重慶方面表示：“滿洲問題中國
原則上同意考慮，但方式如何另詳商議”；“關於撤兵問題，日本應將在華軍隊盡
快全部撤退，不得另找藉口延遲撤退（撤兵步驟另細訂）；“關於汪精衛問題，純
屬中國內政問題。在恢復和平後，根據汪氏與國民黨的歷史關係，中國將適當處置，
無須提為和平條件之一。”但後來重慶方面表示在承認滿洲國問題上政府內部意見
對立，要求會談延期。後來重慶方面一拖再拖，談判也就不了了之。
1943月11月23日，美國總統羅斯福、英國首相丘吉爾和蔣介石在開羅舉行會議，會
後發表的《開羅宣言》中聲明三國將聯合向日本侵略勢力作最後的反攻，在戰爭勝
利後，把中國東北、台灣和澎湖列島歸還中國。但1945年2月美、英、蘇三國首腦在
雅爾塔舉行制定最後對日作戰方針的最高會議時，卻沒有邀請蔣介石參加。1945年
8月，美、英、蘇三國發表敦促日本政府立即無條件投降的《波茨坦公告》時，竟然
也沒有邀請中國這個對日作戰最久的國家一起敦促日本投降。這些使蔣介石感到一
種屈辱感，也是弱國無外交的另一種表現。
不過蔣介石又對美英蘇三國不邀請中國參加最後對日作戰方針會議表示擔心：三國
是不是準備出賣中國的利益對日講和？蔣介石最怕日本與三國進行有條件投降的談
判，把保存汪精衛政府作為日本從中國撤軍的條件。另外蔣介石也擔心蘇聯對日宣
戰，出兵中國戰場和日軍作戰，這樣中國就要成為共產黨的天下了。在擔心被美英
出賣和擔心蘇聯出兵的情況下，蔣介石通過地下渠道，派南京政府的考試院副院長
繆斌赴日與日本秘密談判單獨講和。繆斌表面是汪精衛的人，背後卻又是蔣介石的
人。1945年3月，繆斌受蔣介石的重託，化名“佐藤”來到東京，開始了“佐藤工作”。
日本對這次談判非常重視，當時的首相小磯國昭親自領導與繆斌的談判。
中國方面提出的與日本單獨講和的條件是：日本從中國全面撤軍，解散南京政府和
取消滿洲國國號，中國即可與日本單獨簽署和平條約。小磯首相對中國的方案很感
興趣，有意接受中國的條件。當時日本正準備進行本土決戰，如果能和平體面地解
決中國問題，把幾十萬大軍撤回日本，可以有效地解決兵員不足的問題。此外和中
國單獨講和還有助於瓦解同盟國陣營，在外交上也是一大勝利。但日本的軍部卻極
力反對與中國單獨講和，小磯首相最後遺憾地說：“錯過這次機會，百年以後都要
後悔。”
抗戰勝利後，繆斌被作為漢奸逮捕。繆斌本以為他很快就會被無罪釋放，但不久卻
傳來了儘快執行死刑的命令。繆斌於1946年5月21日被處決，比“第一漢奸”陳公博
的刑期還早。原來美軍占領日本後，發現中國準備與日本單獨講和的“佐藤工作”
秘密資料，麥克阿瑟大怒，要傳喚繆斌到東京法庭出庭作證。蔣介石趕緊向美國否
認曾經和日本進行過秘密和談，另一方面卻下令立即處死繆斌，這可以說是“殺人
滅口”。繆斌作為南京政府的考試院副院長，並非政府要職，繆斌本人也沒有特別
重大的賣國行為，本來不應判死刑。將繆斌如此迅速地處死，也反映出蔣介石害怕
得罪美國人的心虛。不過在日本福岡久留米市的有名古寺善導寺中，卻有供祭繆斌
的牌位；在東京中央區的稻荷神社，還有“和平神繆斌顯彰碑”，把繆斌奉為“和
平神”，表示不忘繆斌的“和平工作”。
1946年1月，在重慶的蔣介石通知何應欽：在重慶政府還都南京之前，必須將汪精衛
在梅花山上的墳墓處理掉。1月21日工兵用炸藥炸開汪精衛的墓殼，打開棺木，見汪
精衛的屍體上覆蓋着青天白日滿地紅旗，身穿南京政府的文官禮服：黑色長馬褂，
胸佩大綬，頭戴禮帽。由於使用過防腐劑，屍體尚未腐爛。棺內沒有任何陪葬品，
只發現屍體的上衣口袋裡有一張3寸長的紙條，上書“魂兮歸來”四個字，這是陳壁
君在名古屋帝大醫院汪精衛去世時寫的。
汪精衛的棺木和屍體被運往清涼山火葬場徹底焚化，梅花山的墳地由工兵剷平後建
了一座小亭，四周添植許多花木，徹底改變了模樣。1994年時，在汪精衛的原墓地
上面修建了一座汪精衛跪像，似乎是模仿岳飛墓前的秦檜跪像供人們唾罵。但到1999年
1月，汪精衛跪像突然被撤除，原因尚不明了。
儘管人們常說“不以成敗論英雄”，但實際上往往是“成者英雄敗者賊”。如果客
觀分析一下當時的形勢，汪精衛的南京政府存續下來的可能性亦不算小。第一種情
況是日本勝利，美國放棄遠東地區；第二種情況是日本有條件投降，從中國和南洋
各地撤軍，但日本很可能把保留汪精衛政權作為撤軍條件。如果美國沒有及時發明
原子彈，對日本進行本土作戰必然要付出巨大傷亡，美英為了自己的利益，很可能
出賣中國的利益接受日本的有條件投降。另外從反共一面來看，如果蘇聯參戰的話，
蘇軍的首先攻擊目標肯定是在中國的日軍，這樣中國就不免會共產化。而汪精衛政
權是反共的，美英看來保留汪精衛政權總比蘇聯出兵中國強。第三種是日本向美英
蘇無條件投降，卻不向中國無條件投降，這從美英蘇三國不邀請中國一起發表敦促
日本政府無條件投降的《波茨坦公告》可以看出這種可能性。如果這樣日軍就會給
汪精衛政府留下一批武器裝備後突然撤軍，留下汪精衛政府自生自滅，就象美國拋
下南越政府撤軍一樣。由於汪精衛政府掌握了中國三分之一的土地和近半數的人口，
蔣介石要想消滅汪精衛政權也非易事。因此從“運氣”的角度來看，汪精衛南京政
府的結局可以說是一種最遭的結局。
從汪精衛的一生來看，汪精衛是個典型的“文人革命家”，善於用筆而不善於用槍。
孫中山非常重視汪精衛的文才，孫中山的重要文件均由汪精衛起草，孫中山閱後總
感滿意，極少改動，汪精衛其實擔任了孫中山秘書的角色。1905年成立的同盟會，
孫中山任總理，黃興任執行部部長，汪精衛任評議部部長，可見孫中山對汪的器重，
也說明汪在同盟會裡有相當高的聲望。
不過使汪精衛在中國名聲大振的，還是他以“精衛”的筆名在同盟會主辦的《民報》
上發表的一系列文章。汪精衛寫的《滿洲立憲與國民革命》、《駁革命可以召瓜分
說》、《駁革命可以生內亂說》等一系列文章，都是當時廣為流傳的政論文佳作。
1908年8月19日，孫中山在新加坡《中興日報》上以“南洋小學生”為筆名發表文章
《論懼革命召瓜分者乃不識時務者也》，文中說：“自精衛先生《民報》第六號
《駁革命可以召瓜分說》一論出，言中外情勢原原本本，使中國人士恍然大悟，懼
外之見為之一除。。。。拜讀精衛先生革命可杜瓜分之論，不禁五體投地，神聖奉
之。”此文後來收入《孫中山全集》。
但汪精衛的命運和他的老師孫中山一樣，都是只有威望卻無實權的領袖人物。文人
革命家在奪取政權以前起着極其重要的輿論製造工作，可是一旦政權到手，他們就
被掌握軍隊的軍人政治家們排擠到一邊。孫中山被袁世凱擺布，汪精衛被蔣介石擺
布，都是中國“槍桿子裡面出政權”的犧牲品。不過汪精衛對國民黨建立和發展的
“功勳”是無法抹煞的。現在台灣的國民黨，在召開重要會議以前必先朗讀孫中山
總理的遺言。然而這個遺言其實卻是汪精衛所寫，孫中山不過簽個字而已。這也表
現出汪精衛對國民黨的影響仍然“陰魂不散”。
汪精衛一生以生命為賭注進行了兩次拼搏，一次是刺殺攝政王，另一次是發起和平
運動，前一次賭博巨大成功，得到世人的喝采，後一次賭博卻完全失敗，遭到世人
的唾罵。不過“人算不如天算”，在很多重大事件中，運氣或天命起着重要的作用。
汪精衛行刺攝政王時抱着必死的決心，根本沒有想到生還。清政府對行刺滿人王公
的刺客一直都沒有不處死的先例，只是到了汪精衛時才破例免死。如果當時清政府
成全汪精衛必死的決心處死汪精衛，中國就會少一個大漢奸而多一個大英雄，現在
我們的中小學生們將代代朗讀汪烈士“引刀成一快，不負少年頭”的豪言壯語。
如果汪精衛在1935年遇刺時被打死，也會成為中國可歌可泣的光榮老革命家，而汪
精衛卻只傷不死。如果1939年重慶特務不是錯殺曾仲鳴而是打死汪精衛，人們也只
是嘆惜汪精衛一時糊塗，不會使汪精衛背上史上最大級漢奸的惡名。但命運之神好
象是在故意捉弄人，汪精衛最後對自己的人生也是不滿意的，在他60歲還歷時曾經
寫下一首《朝中措》的述懷詞：城樓百尺倚空蒼，雁背正低翔；滿地蕭蕭落葉，黃
花留住斜陽。欄杆拍遍，心頭塊壘，眼底風光；為問青山綠水，能禁幾度興亡。汪
精衛在詞前還寫了這樣一段話：“重九日登北極閣，讀元遺山詞，至‘故國江山如
畫，醉來忘卻興亡’，悲不絕於心，亦作一首。”元好問這樣的亡國詩人之作引起
汪精衛的共鳴，可見汪精衛的內心亦是鬱郁頹喪。
不少人把汪精衛投靠日本人解釋為與蔣介石爭權，但從汪精衛的歷史來看，汪精衛
並不是特別醉心於權力的人。1912年辛亥革命勝利時，以汪精衛當時在黨內的地位
和社會影響，他至少可以當一個部長以上的官員，胡漢民就作了廣東都督。當時汪
精衛才30歲，這樣的高官對於一個30歲的青年應該是很有吸引力的。而汪精衛卻提
出“不做官、不做議員、不嫖、不賭、不納妾、不吸鴉片”的“六不主義”，放棄
作官到法國留學。辛亥革命後象汪精衛這樣具有功勞威望之人卻沒有作官的，只有
汪精衛一人。後來汪精衛任廣州國民政府主席時，在完全可以不辭職的情況下主動
自責辭職，也反映出汪精衛對權力看得不是很重。所以簡單地把汪精衛離開重慶搞
和平運動看成是爭權奪利，其實是把歷史人物臉譜化了。
汪精衛個人的悲劇，其實也是近代中國的悲劇。試想如果當時中國是一個富裕強大
的國家，又怎麼會遭到外國的侵略？又怎麼會有漢奸？一個國家歷史上的漢奸越多，
就說明這個國家越弱。對於一個遭到強敵侵略的弱國，總要有人挑起“漢奸的擔子”，
古今中外的歷史都是如此。因此我們不應該公式化地把“漢奸”理解為一群整天想
着賣國求榮的民族敗類，而應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理解“漢奸”們的悲劇。
（續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