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里 紐約已是深夜。交通封鎖，空氣凝重，時不時有警車從詹文家的窗下呼嘯而過。對自己的處境，詹文並未顯得惶恐不安；但一說起自己感情生活所遭受的“恐怖襲擊”，他卻再也無法平靜，蹦出一長串不太連貫的中文字句……用詹文的話說，對他感情的“恐怖襲擊”蓄謀已久。“主謀”是曹英，一位來自上海農村的美貌女子，目前在法律上仍是她的妻子；“策劃者”則是曹和她的親人、同居男友以及所有參與精心設局的人。

詹文生在上海，１２歲出國，白手起家，奮戰商界。如今３４歲的他，事業有成，衣食無憂，在紐約華人商界小有聲望。尋找一位上海姑娘作伴侶，曾是他一個重要的追求。

１９８０年，我隨父母來到紐約定居。

剛開始的日子很艱苦。全家靠開雜貨店為生，每天放學後，我就到店裡打雜。為了省下租房的錢，我們都在倉庫里過夜。好在生意很順當，規模不斷膨脹。我們用初始積累的資金，相繼投資禮品店、中餐館、房地產，直到現在的進出口公司。

我在紐約市立大學讀了３年會計學。第４年，我主動退學了。父親把一家禮品連鎖店交給我管理，生意好，業務忙，我抽不出空讀書。我們的店位於紐約唐人街的中心，曼哈頓大橋近在眼前，這是個黃金地段，近似上海的西藏路延安路口。

從我離開校園起，一直有親戚為我物色女友，但我一心顧着事業，哪來時間考慮感情問題？轉眼快三十了。事業穩固後，成家的事也已迫在眉睫。我把目標圈定上海姑娘，一來，我覺得生活在內地的中國人比當地人有上進心；二來，上海是中國的“紐約”，“門當戶對”，文化差異較小。

曹英是我在上海的姨媽介紹的。雖說曹沒有大學學歷，但我不在乎，答應先看看。１９９７年秋天，在徐家匯的一座商廈里，我和她初次相見。她的外表正合我胃口，身高適中，皮膚白嫩。她說自己是私營公司職工，家在市郊農村，父親在中學任教。“農村來的，又是教師子女，應該蠻老實。”我這樣想着。

第二天我約她去長風公園，晚上又看了電影，再打的送她回家。她的家好遠，送完她再回我的住所———徐家匯的表哥家，要花２４０元車費。一整天她不聲不響，我只當是性格內向，還嫌自己說得太多。

因為家遠，她平時就住在市中心的“老闆娘家”。與她相識的第三天，她說要和叔叔一同請我吃飯，我欣然前往。叔叔看上去有４０歲，嗓音沙啞，長相挺粗，一個勁地問我，如果我打算和曹英結婚，她要過多久才能去美國？吃完飯，叔叔先回曹英的“老闆娘家”去了。才７點多鐘，我本想和她再出去走走，但她不肯，匆匆送走我，也走了。那回我在上海停留了一周，上飛機的前一天，我買好禮品準備上她家拜訪。但她臨時變卦，說她媽媽骨折了，不方便見客。

１９９８年初，母親回上海探親，順便到曹英家看了看。她家條件一般，但她媽媽很會做家務。在我的觀念中，母親能幹，女兒也一定手腳利索。我討老婆的要求很簡單：善於持家，能和我廝守一輩子。

３月，我帶她到香港旅遊，慶祝她的２６歲生日。香港滿眼繁華，她格外興奮，不知疲倦地跑大街逛商場，買這買那。當然，掏錢的總是我。給她買的第一件禮物就花了１３００美元———一塊歐米茄手錶。然後是皮包、衣帽、鞋子，從頭到腳，全是名牌。我從未買過這麼多昂貴的東西，自己戴的手錶才１００多美元。她還為弟弟“代購”了金項鍊，付賬時，卻說沒帶錢，只能由我來掏腰包。那段時間，鈔票就像機關槍里的子彈，１萬多美元很快就“打”光了。

回到上海，我去了她破舊的家。她母親俯在我耳邊說：“我女兒從小就被寵壞了，你可要對他好一點。結婚戒指起碼要買‘１克拉鑽石’的……”我當時聽了，很反感。但想想這是老人的糊塗話，也就沒計較。

我回美國後着手為她申領簽證。有一天，我打電話到她家，聽到一個陌生的聲音，自稱是曹英弟弟。第二天我問她，她推說是“來裝修的民工”。我沒有細想，信了她。

１９９９年４月４日，我和她坐上從上海飛往紐約的飛機。那天，她父母都在機場裡流下了眼淚。我向他們保證，一定會照顧好曹英。

在我開的一家店中，我為她安排了一份輕鬆的差事。晚上，我們就住在一起。原本巴望着她能把家布置得井井有條，沒想到她非常懶，家裡從不開伙倉，吃飯都是叫外賣。一有空，她就出去Ｓｈｏｐｐｉｎｇ，衣服永遠買不夠。沒錢了，就肆無忌憚地從我皮夾里摸。偶爾說她兩句，她還反怪我“不信任她”。

幾乎每個周末，她都要去夜總會跳舞。那種地方我從來不進去，她倒十分起勁，絲毫不聽我勸。有一次我暗暗跟了去，發現裡面聚集了很多大齡單身男子，很多雙眼睛都是色迷迷的。

母親看不過去，勸我慎重考慮一下，當斷則斷。但我想畢竟已許下諾言，不能對不起人家。只要我真心愛她，相信她會慢慢改變的。

９月１０日，我們舉行了婚禮，婚禮異常隆重。在唐人街最大的餐廳，我們擺下３８桌酒席。來客中有不少人身份顯赫，中國駐紐約領事館、全美華商總商會都有代表出席。他們大多看在我父親的面子上———我父親是紐約華人總商會的理事。

父母、親戚為曹英準備了豐厚的新婚禮物，一枚價值近７０００美元的鑽戒、白金項鍊、金手鐲、鑽石掛垂……都是她喜歡的奢侈品。婚後她讓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用我們共同的名義在銀行租個保險箱，存放積蓄。

沒過幾天，她突然提出要和我分房睡，因為我“打呼嚕太響”。她依然自顧自地逛街、跳舞，在她眼裡，家只是一個歇腳。

到了年底，她提出要回上海娘家過年，我工作太忙，抽不出空，她便堅持一個人走。２０００年１月２６日，她把所有的金銀首飾、名牌衣裝塞進箱子，還提走了保險柜中所有３萬美元存款，一個人飛回了上海。

她走後，我時常在北京時間晚上打電話到上海，她總是不在家，一會兒“出去買東西”，一會兒“到普陀山燒香”……到後來，乾脆整夜忙音。

３月份，曹英要求在她家再辦一次喜筵，我來到了上海。一下飛機，她就冷眼相對，晚上照樣是分房而睡。

我的房間和她一牆之隔。我驚奇地發現，一到晚上睡覺時，她家電話鈴就會突然響起，只響一聲。然後，她輕手輕腳地用她房間裡的分機，給一個神秘的人打電話。

那晚，我用手機撥了她家的電話號碼，剛聽到一聲電話鈴，就馬上切斷。接着，我悄悄挪到她房門前，側耳傾聽。房間裡傳來撥電話的響聲，又傳來她的低語：“是你找我……沒有？”她很快把電話掛斷。

我忍無可忍，推門進去。還沒等她反應過來，我就搶過電話機，按下“重撥”鍵，屏幕上顯出一個手機號碼。她發瘋似地衝過來搶，打我，抓我，還舉起一杯開水澆過來……她父母被驚醒了。當着他們的面，我正色道：“你們良心何在今天太晚了，我再借宿一夜，明天一早就走。”她母親死死拖住我，急得說漏了嘴：“你不要走！她男人再來，我肯定不讓他進門！”

事後，我通過各種渠道證實，那個手機號碼的所有者叫朱為民，就是我曾見過一面的曹英“叔叔”。認識我之前，曹英已經結識朱，兩人關係曖昧。她１月份從美國回上海後，就開始和朱同居。今年初，他們還為自己的兒子辦了滿月酒。我甚至懷疑，她趕在２０００年春節前回國，正是為了能懷上“龍胎”。如果孩子生在紐約，這孩子還將擁有美國永久居留證！

２０００年４月４日，憤然離開她家後的第三天，我坐上飛回紐約的班機。一年前，也是４月４日，我帶着她，滿心歡喜地到美國準備結婚。但如今，只剩下我孤零零的一個人。

胸悶一腔熱情，卻遭“暗算”，詹文被這枚“愛情炸彈”炸暈了。“現在一想到結婚，我就噁心。”詹文的老父更是胸悶。“那些被邀來參加婚禮的體面客人經常問我爸爸，怎麼不見你兒媳？他把老臉往哪兒擱啊？”詹文對記者說。

憤怒化作理智後，詹文決心用法律討回公道。不久前，詹文把曹英和其同居者一併告上法庭，請求法律以重婚罪追究他們的刑事責任。法院已經受理了此案。

新《婚姻法》實施後，外籍人士在國內提出重婚訴訟，滬上似乎還無先例。

詹文的委託律師向記者表示，根據新《刑法》和《婚姻法》，男女雙方若有一人已婚，但仍以夫妻名義共同生活，即構成重婚。所謂“以夫妻名義”要滿足兩個條件：一、他們向周圍鄰居或朋友自稱“夫妻”；二、女方生育小孩期間的醫院證明上，顯示兩人關係為夫妻。

原告方聲稱，如果被告隱瞞事實真相，他們將會在法庭上拿出有力的證據。

“我相信能打贏這場官司！”詹文斬釘截鐵，“像我這樣到中國尋找伴偶的美籍華人還有很多，我要用實際行動向他們證明，自己的權益能夠得到中國法律的保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