寫在破產前夕

出塵

一． 公平與效率

公平與效率，在一切社會科學和人文科學及在經濟學、哲學等領域裡，都是一個帶有極大意義的永恆的命題。作為一種理想，根植於社會制度和人們心中，構成了一個健康社會的基點。事實上上世紀初共產主義運動就是世界各國大規模地尋求公平的實踐與嘗試。儘管在世經之交之際這種嘗試已漸顯出其負面性，但其意義不容抹煞。

因為為了這種偉大的嘗試，中國付出了不堪想像的代價，很可能在世界政治、人文哲學和經濟史上，成為最具悲劇色彩的歷史典籍。

現在的中國，似乎又走到了當年的十字路口。共產主義在中國五十多年的嘗試，給中國帶來的並非是當年國人滿懷希望的預想中的那樣：中國重新成為一個強大、富強的國家，相反的是現在的中國正由二流國家向三流國家挺進。縱觀這前幾十年來，共產主義運動給中國帶來的是動亂、飢餓、國士的喪失、社會和經濟的大倒退、對知識分子的傷害，及科學思維的毀滅等等，而這些還不是最嚴重的，更為嚴重的是中國人道德觀的摧毀、新生代的價值觀無法確立、法治和公平意識的消亡。一個國土淪喪的國家重新復興的周期不過兩代人就有可能辦到，但是一個國家的國民的道德淪喪和價值觀紊亂，卻是要花上好幾代人的努力才有可能重新走上正軌。

當今社會局勢的發展是令人失望及擔心的。如今的中國出現了嚴重的利益分化，是由於中國改革是以權力市場化為起點，並且目前還沒有改變的跡像。二十多年的改革，中國非但沒有形成以中產階級為主的菱形結構社會，並且現在中國的社會結構反而與南美國家、東南亞的泰國、菲律賓等國相似，成了貧富懸殊極大的兩極分化社會。

事實上目前的中國社會是一個金字塔結構：占百分之一的上層階級，而中上階層與中下階層的數量僅占百分之十五點四，剩的是占百分之六十九的下層階級及占百分之十四的邊緣化群體，數量相當龐大。從一般國家的角度來看，大學教育是造就中產階級的機器，大學教育的重要功能之一是讓人們通過接受高等教育確立中產階級的規範和觀念基礎。而中國人現在能夠得到大學接受的教育的機會相當的小。因為中國是個完全沒有公平與法治機制及概念的國家，所以中國現在根本沒有造就中產階級的途徑。

階層分化在中國已是個嚴重的事實。由於財富分配的源頭是權力市場化，社會精英階層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基於國家政權對國有資產進行的不公平分配的基礎上。

而中國目前存在着種種尖銳的社會矛盾，一切都掩藏在表面上的強大與繁榮之下。而中國的主要矛盾之一就是由於國家權力不公平地介入劃分而導致的社會階層的兩極化，在現實面前，中下層社會成員明顯感到自己的被掠奪，並且大量的下崗失業人員和破產農民連被剝削的機會都被剝奪。國有企業大批破產，工人大批下崗，卻沒有一個經理廠長因此淪落到工人那種貧窮的程度，一些破產轉賣的企業的管理層還被併購者繼續留用在管理階層，這並非是因為他們的經營能力，而是在侵吞國有資產的過程中，這些經理廠長們配合有功的交易的代價。而在農村，政府則加緊了對農民本已少的可憐的勞動成果的掠奪。可以說，目前中國的農業已是處於完全無過剩的狀態。

目前所有的社會矛盾都還暫時能隱蓋，但是貧窮是引發一切矛盾暴發的根源。目前中國的下層階級在對政權不公的理解和忍耐程度上與當年神權政治領導下的甘心餓死的中國平民不可同日而語。在大量平民處於赤貧的情況下，任何政權都無法領導。

二． 太子黨及新四大家族對國有資產的掠奪

目前處於中國金字塔社會頂層的權力精英階層，主要是由黨及國家領導人的子女構成的太子黨，及由部分國家最高領導人直接參予國有資產劃分而形成的新四大家族。這裡為什麼要把“新四大家族”與太子黨區分開來，那是因為目前在中國正在形成的以國家權力介入的對國有資產的私人化已具有家族性質。在其性質和本質上與當年國民黨政府的四大家族無根本性區別。

在中國，作為掌握國家權力及國有資產的權力精英階層，他們在權力的獲得手段上採取的是類似於古希臘的僭主政治。在一個健康、公平的社會裡，權力階層除了應該具備較強的社會管理能力之外，還應該具有既要能為本階級利益着想，也能為其他階層利益着想的素質，只有讓每個階層在現有的利益分配格局中分到一些份額，才是這個國這和社會的長治久安之策。

而在中國，為數眾多的權力精英們，既不能為其他階級的利益着想，甚至連為本階級的共同利益與長遠利益着想都做不到。幾乎所有的人都信奉“有權不用，過期作廢”的做人原則。腐敗在中國已是不可根治的癌症，滲透到權力階層的每一根毛細血管，一個政府及企業管理者，只要其位置具有掠奪財富的可能，就一定會參予貪污與腐敗。事實上所有人包括這些權力精英層的人心裡都非常明白，長此以往下去，這個國家必然沒有前途，大廈傾覆是遲早的事，只是個位數和十位數的區別。這就是中國自最高的國家領導層到基層的國有資產領導層的精英們一方面高喊“社會主義中國好”，“堅持社會主義”、“堅持黨原則和堅決擁護黨的領導”……的口號，而另一方面卻紛紛將其子女親屬及掠奪到手的國家資產通過各種途徑送往國外的真正原因。

　目前的中國就像是一條破船，早先的共產主義大帆早已扯下，只剩下一根寫着“社會主義”的桅杆。中國這條“船”上載着十幾億的乘客，掌舵的卻是正在放下“救生艇”的少數權力及經濟寡頭們，他們在收刮完十幾億乘客們身上的財富後，留下的是深重的社會和民族矛盾這把能把船鑿沉的錐子。而有“先見之明”的權力精英們卻早已為自身及家庭成員們準備好了後路：如果哪天船沉了，國家政權崩潰了，最多做不成共產黨的官，但是帶着中國的財富，換一個國籍，還可以到國外繼續享受資本主義國家的繁榮與安定。

三．如何轉移社會矛盾

日益深重的社會矛盾一旦激化到無法掩藏的程度，就只有動外科手術一途。98年的中國總理正是以自已的良心及對黨的忠心，冒天下之大不違，拿太子黨及其爪牙開刀，力挽狂讕於大廈將傾之際，成功地轉移了部分社會矛盾。但是一座地基腐爛的建築物不是憑一根柱子就能撐得住的。病入膏肓的政治社會體制不是靠一個人能扭轉過來的，所以在中國的歷史上，中國的總理朱榕基，只能像王安石一樣在中國的歷史上留下一個悲劇英雄的沉重的一頁。

而在中國的新領導人上台之後，這種以動手術來轉移社會矛盾的手段已經不可能再實施了，因為即將上任的新領導人，本身就是手術的對像。在這種情況下，別的國家可能會採取戰爭的手段，事實上這種手段在世界上幾乎也能找出幾起成功的先例來。但是，在中國這種手段卻同樣不可能實施。因為太子黨的數十年的權力侵蝕，已滲透到中國軍隊高級將領的中去了。中國軍隊中，無數的少將其實就是當年的共和國元帥、上將們的寶貝兒子。可以設想，只要這些寶貝兒子們當權一日，中國軍隊就永遠不敢碰周邊何任一個軍事強國。

現今的中國軍隊早已不是當年的戰無不勝的共軍了。五十年前的共軍以嫻熟的戰略戰術和強悍的戰鬥意志彌補了兵器技術上的不足，而現今的中國軍隊，無論在官兵士氣及素質上都遠非周邊國家的軍隊可比，並且在武器技術上的劣勢更是中國軍隊的致命傷。

而這一切就是中國政府在近年來的外厲內茬的對外政策的根源------政府只能永遠是沒完沒了的抗議、聲明和譴責，但是不可能對外發動戰爭。一個原因是必敗，如果台灣獨立，大陸軍隊也許可以從數量上壓倒對方，但絕不可能在美軍介入的情況下獲勝。另一方面，即使日本宣布了它對釣魚島的完全擁有權，中國也不可能對日動兵，因為誰都明白，那將又是一場甲午海戰，而現在的中國的世襲將軍們中，絕無人願意再去做丁汝昌、鄧世昌。

所以，在將來的中國，這幾種傳統的轉移社會矛盾的手段也都將失去實施的可能。可以說，在現有政權體制原封不動的情況下，我們的社會矛盾無可化解。

四． 中國的希望在哪裡

一個國家到了社會矛盾激化到無以復加的程度後，就必然產生革命。一種是俄羅斯和東歐式的民主革命。以民族、國土永久性分裂，經濟崩潰及近十幾年的經濟零增長為代價，換來民主政治。

但是目前這種情況在中國不可能發生。一是因為目前中國執政黨根本沒有從內部產生民主政治的可能；二是外部沒有足夠影響力及號召力的民主運動的導火索。因為中國人天生膽小自私的本質，海外的民主運動人士永遠只是以太平洋為安全屏障，口水為武器，在美國人、日本人中間推行他們的民主理念，並且因為在人格及政治理念上無可救藥的缺陷，產生了職業民運，他們以搏得美國人的贊同為目標，做為謀生的手段。

因為有俄羅斯及東歐民主等於分裂崩潰的前車之鏨，所以十幾年來中國人寧可忍受着失業、掠奪、獨裁和不公，也不願選擇民主。並不是因為中國人愚昧，而是因為對民主政治在中國推行後的不可預見的後果的恐懼。

中國人的傳統觀念與俄國人、歐洲人不同，在對領土分裂的敏感程度上比其他民族要強烈幾十倍。在強大的民族主義的壓力下，所以任何一個政府，即使是目前的獨裁僭主政治的政府也不敢輕易在領土問題上玩火。因為有俄羅斯和東歐死在我們前面的教訓，在中國人眼裡民主=分裂、動亂、貧困，並且基於中國沒有民主政治的土壤和社會根基，所以，可預見的幾十年內，中國不可能出現民主政治。

但是深重的國內矛盾又不可能視而不見，終有激化、暴發的那一刻，在烈火燃起時是無可抑止的。目前國內情緒高漲的民族主義，正是化解社會矛盾的唯一力量。在腐敗政府對中國的糟糕統治到了讓中國人無可忍受時，極有可能讓政府中的極右勢力得手。在社會上不引起動亂，但在黨內卻暴發革命，而這正是陰謀與民意的結合。而歷史上各國的極右勢力對內對外政策是瞭然的，那就是對黨內進行清洗及對外發動戰爭兩個手段來化解國內矛盾。這由不得我們願不願意。我們將拭目以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