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八人幫照片透視華國鋒下台

　　* 胡績偉

　　當時我把這一照片事件作為是「八人幫」的證據。回過頭來衡量一下，在華國鋒作為黨的主席的短短時期內，畢竟是一位比較開明、民主的最高領袖。他的確是「毛澤東思想」和毛的路線方針的忠實繼承人。但他作了自我批評，是自己「引咎辭職」，經過和平改選才下台。這是黨史上最文明的一次領袖職位的更替

　　杜修賢提供「八人照片」

　　一九八○年初，人民日報社得到了一張十分重要的照片，拍攝者是中南海攝影小組（正式名稱是中央外事攝影協作小組）組長杜修賢同志。這張照片令人大吃一驚。我們把這張照片送給了中共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主任陳雲同志。這個材料對於以後促成華國鋒很快下台起了什麼作用，我不得而知。當然，不會是最主要的作用，恐怕也不會是微不足道的作用。

　　回想當時處理這張照片的情況，是富有歷史價值的。我把這張照片的來龍去脈寫在下面：

　　毛澤東親自發動和領導的「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確是史無前例的。它革掉了共產黨的命，把一個馬克思主義的黨，在一段很長時間內革成一個封建法西斯的黨。毛澤東曾經預言，共產黨可能變成法西斯黨，他自已造成的事實，證實了他自已的預言。「林、江反黨集團」是毛澤東一手提拔、長期重用的，他決定以他們完全控制的「中央文革小組」踢開黨委鬧革命，取代了中央政治局，成為黨的最高領導機關。所以，「對於『文化大革命』這一全局性的、長時間的『左』傾嚴重錯誤，毛澤東同志負有主要責任。」（《十一屆六中全會決議》）

　　一舉粉碎「四人幫」，是華國鋒、葉劍英、李先念、汪東興等中央領導同志發動的一場宮廷政變式的鬥爭；先把「四人幫」抓起來，然後才經過政治局同意的。並沒有發動又一場革命，革掉毛澤東這一條全局性的、長時間的左傾路線，還是要「按既定方針辦」。而且把「四人幫」逮捕起來，也是打著毛澤東的旗號。當時說：「中共中央政治局執行黨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團』，結束了文化大革命這場災難。這是全黨、全軍和全國人民長期鬥爭取得的偉大勝利」。（新華社編：《中華人民共和國大事記》）

　　這當然同事實有很大出入。因為當時早就沒有政治局了，也早就沒有黨中央了，上上下下的黨組織早就一腳踢開了。粉碎「四人幫」之所以是宮廷政變式的鬥爭，因為組織領導這一偉大行動的是黨的最高領導集團中幾位元老。他們並不反對毛澤東，也不反對他那套左傾路線。他們中的主要人物如華國鋒和汪東興，只想把「四人幫」拉下台，以保全已經到手的統治大權。在毛澤東去世以後，華、汪同「四人幫」的關係還是十分親密的，是同他們妥協的。只是「四人幫」看不起華、汪，爭奪要當毛的繼承人，以便獨霸最高領導核心。連華、汪這樣的人也容不得，想把他倆搞掉，這才逼著華、汪下決心同堅決反對「四人幫」的葉劍英、李先念同志等站在一起，共同把「四人幫」抓起來。

　　秘密拍攝「八人照片」經過

　　這裡有一張很不容易保存下來的、引起震動的「八人照片」，是在毛主席逝世後第三天凌晨拍攝的；他們手拉著手肅立在主席遺體前沉痛告別。這八人，除了「四人幫」以外，還有華國鋒、汪東興、陳錫聯和毛遠新。

　　這張照片的拍攝經過很神秘，杜對此有詳細敘述。一九八○年二月，杜修賢找到人民日報副總編輯秦川，談到這張照片的情況，秦要他寫下來。二月二十二日，秦川和我把杜寫的拍攝經過連同照片一起送給陳雲同志。

　　這封信的底稿抄錄如下：

　　陳雲同志：

　　送上一張很重要的照片。

　　我叫杜修賢，粉碎「四人幫」以前，一直是中央外事攝影協作組的組長（兼新華社攝影部副主任），長期負責拍攝有關毛主席的照片。這張照片是我在一九七六年九月十二日（毛主席逝世以後第三天）早上拍攝的。

　　九月十一日晚上，我在人民大會堂準備悼念毛主席的攝影活動時，汪東興對我說：「你帶上照相機跟我去。」我當時沒有帶照相機，借用別的同志的照相機和三個膠捲，向汪東興報到。汪問我：「你帶了幾個卷？」我說三個。汪東興又說：「多帶一些膠捲。」我又去借了一些膠捲。汪東興對我說：「你和我一起走，坐我的車。」我就跟汪東興一起走出大會堂，坐了汪東興的隨車，跟在汪東興的車後面。但我不知道要到哪裡去，去照什麼像。進了中南海，到了毛主席的住處，下車後，汪東興把我帶進為毛主席新修的住所，叫我在過道的一個小房間裡等著。這時已是九月十二日的早晨了。我在過道里等了有四十分鐘後，才看到華國鋒、陳錫聯同志，還有王洪文、張春橋、江青、姚文元、毛遠新從裡面的房間走出來，有的一邊走，一邊剔牙，我才知道他們在裡面才吃過飯，上廁所去。當姚文元看到我時，對我說：「我也打電話找你，今天要你完成一個重要任務。」江青看到我時說：「你就帶了一個閃光燈？又是平版光。」我覺得當時的氣氛很緊張，我沒有講話。我這時還不知道要照什麼像。過了一會兒，把我叫到停放主席遺體的大房間裡，其他人員一概免入，就連張耀祠、張玉鳳也不得進入。接著，他們八人走進來，每人圍繞停放主席遺體的床走了一圈後，八個人排成一行在主席遺體前照合影。從左至右是：張春橋、王洪文、江青、華國鋒、毛遠新、姚文元、陳錫聯、汪東興。照完合影後又手挽手在主席遺體前照合影。照完後將主席遺體運大會堂。當時我想：為什麼葉副主席沒有來呢？看當時的情況是很正式的在主席遺體前向主席致哀告別。中央的主要負責人都來了，雖然政治局委員不全，但副主席、常委都在，就少葉副主席。葉副主席當時又在北京，身體很好，無論如何葉副主席是應當參加的。如果說只是負責主席醫療組的中央領導人向主席遺體告別，姚文元、陳錫聯又不是負責主席醫療組的成員，他們兩人為什麼又參加呢？我對這個問題不理解。

　　我照完這個像以後，回到攝影部，值班記者告訴我，說姚文元來了幾次電話找我。這就是說姚文元、汪東興為此事都親自找我，江青又說是用「平版光」，可見照這個像，江青、姚文元、汪東興事先是計劃好的。過了兩天，江青、姚文元、汪東興都向我要這次照片的樣片看。（三個人同時要看一個活動的照片樣片，這還是第一次，可見此次活動的重要性）。我洗了三份樣片，給他們三個人寄去。每份有七、八張，有合影的，有幾個人在一起的。照片送去後，江青首先選定了六、七張，其中有合影兩張，一張是八個人挽手的，一張沒有挽手的。江青選定後，寫了一張條子，大意是：國鋒、洪文、春橋、文元、錫聯、東興、遠新，我意每人洗一套留作紀念。七個人都在條子上劃了圈。江青把她選定的樣片連同上面七個人圈閱過的條子一同寄給我，要我放大八套，並在條子上寫上「退江青」。過去江青洗照片時從來不把其他中央負責人圈過的文件給我看。這次她完全可以叫我放大八套照片就行了，不知什麼原因她將圈過的條子寄給我。

　　汪東興誣陷杜修賢

　　粉碎「四人幫」以後，汪東興就放風說我是攝影界一霸。在天安門慶祝粉碎「四人幫」的百萬人大會的第二天晚上；我到玉泉山送審稿件時，汪東興當著華國鋒的面，氣勢洶洶地質問我：「你知道不知道華國鋒是第一副主席？我們黨的歷史上有過第一副主席沒有？你為什麼不突出宣傳華主席？」隨後，汪東興又在一九七六年十月十八日召開全國宣傳會上，捏造罪名對我進一步迫害。他造謠說：「華主席在追悼毛主席大會上致詞的五人照片是從電視裡搞了三天三晚上搞出來的，是貶低華主席，突出『四人幫』，思想偏到『四人幫』一邊去了。」從此，我就成了新華社的重點審查對象。進駐新華社的鄭屏年到新華社以後，我給他看過這張八人照片。於是，鄭屏年的五人小組向汪東興呈報重點審查我的「材料」。汪東興親自審批了審查我的問題，並以中央要審查的名義向群眾宣布限制我自由的規定。命令我交出所有的有「四人幫」的照片、底片。當時我沒有交出這次拍的底片、照片。後來專案組的宮天一同志要我把這些底片、樣片全部交給汪東興。因此，我將這次拍攝的全部底片、樣片密封後，交給專案組的宮天一同志交朱穆之同志轉交汪東興。因為我在拍攝這些照片時就有想法，我認為沒有葉副主席參加是不合適的。所以，我在拍攝致詞的五人照片時，就把葉副主席拍上，而且影響大，這是我針對那張八人照片不要葉副主席有感產生的拍攝思想。因此，我在交這些底片、樣片時就留了一張八人挽手的底片。因為怕對我進行查抄，我將這張底片做了轉移保存，留存至今。

　　從汪東興當著華主席的面罵我不宣傳華主席到在全國宣傳會議上點名造謠整我，我反覆想，我的錯誤究竟是什麼呢？汪東興說五人照片是我從電視中搞了三天三夜拚接出來的，是純屬造謠，因為照片是第二天就見報了，電視片還沒有洗出來呢。汪東興說五人照片貶低華主席、突出「四人幫」，更是欲加之罪。追悼會排列的位置是中央排的，我怎麼會知道拍成照片就是犯罪呢？而且我的拍攝角度是華主席、葉副主席最大，又是在百萬人在場的天安門廣場拍攝的，怎麼就犯了罪呢？

　　請問汪東興，你們九月十二日早上在主席家裡安排拍攝的手挽手八人的照片是突出了誰？貶低了誰？排擠了誰？作為一個中華人民共和國的公民，應有起碼道德是說實話，共產黨更應該從自已嘴裡說的、用手寫的都應該經得起實踐的考驗，是事實求是的。汪東興誣陷我的目的是十分清楚的，他要殺人滅口。

　　現將八人照片和五人照片送上，兩張照片可以比較一下，是哪張突出了「四人幫」？

　　這張照片我藏了很久，不敢拿出來。現在送給你，我認為是一張很重要的照片。

　　同時請求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檢查汪東興對我的打擊迫害。敬禮！

　　杜修賢
　　一九八○年二月二十二日

　　我上書陳雲要求查清是「四人幫」還是「八人幫」

　　這張照片送給陳雲同志時，是中央十一屆五中全會的開始，這次會議將調整中央最高領導班子。我們在這個時候送上這個材料，是想趁這個機會促成壓低華國鋒和汪東興的領導地位。到了這年十二月，召開中央工作會議時，我給陳雲同志的秘書王玉清同志寫了一封信，附上我對八人照片的說明，想在中央工作會上擴大傳閱這個八人照片。

　　陳雲同志考慮不必擴大，因而我寫的這個材料就壓下來了。現在把它也抄在下面：

　　下面一首打油詩，是我看了照片以後寫的，作為這張照片的說明，抄在下面，幫助同志們思考。

　　問？
　　一看這張照片，
　　使人大吃一驚！
　　一連串的問題，
　　一個接著一個問。
　　似乎墮入五里霧，
　　越問越不清；
　　又像看破了一線天機
　　找到了很多怪事的總根。
　　那是「四人幫」，
　　怎麼還有陳錫聯、毛遠新？
　　怎麼還有華國鋒、汪東興？
　　他們不是四個，
　　怎麼會是八個人？
　　是政治局成員的集體告別？
　　為什麼又多一個毛遠新？
　　為什麼又偏偏沒有李先念、葉劍英？
　　這八個人是偶爾碰在一起？
　　還是誰約集起來？
　　誰是召集人？
　　在主席的靈床前，
　　他們是那樣虔誠。
　　為什麼你拉著我、我拉著他，
　　八個人結成了一股繩？
　　他們僅僅互相──
　　手兒握得緊又緊，
　　還是心兒連著心，
　　八條心也結成了一條心？
　　他們是在靈前話別──
　　永遠緊記：「你辦事，我放心」
　　是永遠「按既定方針辦」？
　　請老人家在天國放心？
　　他們僅僅是在向過去告別？
　　還是為將來在海誓山盟？

　　胡績偉
　　十月十二日

　　翻出這些材料來，是一九九一年，事情已經過去十幾年了。當時，我是把這一照片事件作為是「八人幫」的證據。現在回過頭來看，這個判斷是不對的。我只強調他們在思想上的共同點和他們團結在毛主席周圍的一個方面，而看輕了他們之間的矛盾、特別是爭奪接班人的矛盾，低估了「四人幫」想排擠華、汪，獨霸天下的又一個方面。

　　值得特別注意的是，八人照片雖然不能說明他們就是「八人幫」，但足以說明，華國鋒、汪東興同志同「四人幫」的關係還是相當親密的。

　　華、汪同「四人幫」這種親密關係，也決定了他們在繼位以後的當權時期，對於揭批「四人幫」的思想批判和組織清理的軟弱性和妥協性。這就是在思想上並沒有認真批判「四人幫」那條極左路線，反而提出「兩個凡是」的總方針。

　　在組織上並沒有認真理清「四人幫」的幫派體系，反而一方面阻撓平反冤假錯案、阻撓解放和重用老幹部，一方面又安排「四人幫」的親信到重要崗位。他們不僅沒有去挖「四人幫」的毒根，而且為「四人幫」的追隨者和同路人的「借屍還魂」留下了禍根。

　　華國鋒是比較開明民主的領袖

　　但是，這樣來概括華國鋒這一時期的主要是非，還是不全面不公平的。

　　回過頭來冷靜地衡量一下，在他作為黨主席的短短時期內，就他的一個很重要的政治品德來說，畢竟是我們黨的歷史上一位比較開明比較民主的最高領袖。

　　這一點我還沒有看到其他人這樣議論過評價過，所以我想簡單地加以闡明。

　　華國鋒在粉碎「四人幫」時是立了大功的。他在「文革」結束、繼任黨的主席兼任國務院總理期間，靠的是毛主席的「你辦事我放心」的所謂政治遺囑，他的決策和施政的主要原則，也是毛的「按既定方針辦」的「親自指示」。他的確是「毛澤東思想」和毛的路線方針的忠實繼承人。他堅持「兩個凡是」是必然的，他的失敗也是必然的。

　　但他對於自己這個重大錯誤，是在黨內作了自我批評的，也是他自己「引咎辭職」，經過黨的民主原則和平地進行改選才下台的。這是我們黨的歷史上最文明的一次領袖職位的更替。

　　在我黨的歷史上，領袖的決策是不容許反對的。特別是建國二三十年來，誰敢對毛主席的決策說一個「不」字？有人說過「不」，得到的是悲慘下場，大家都是記憶猶新的。如果因而要求領袖下台，那就是犯了彌天大罪。毛的整人辦法，就是把對他的不同意見，特別是領導成員中的不同意見，都上綱為反黨反社會主義，進行殘酷鬥爭和無情打擊，像彭德懷、劉少奇這樣多年的老戰友，都整得九死一生，以至家破人亡。

　　而華國鋒，作了錯誤的決策，卻可以反對。儘管他也想對這種反對的意見進行壓制，但控制不嚴、手段不狠，遠遠不如毛時期那樣專橫霸道。因而，在中央領導集團中可以反對，在中央機關不僅可以打擦邊球，而且可以用毛的講話來抵制和反對，如中央組織部解放幹部的工作。

　　我是中央黨報的總編輯，特別值得提出的，是中央黨報對華的決策可以抵制，可以從側面甚至正面來進行不同觀點的宣傳，可以在理論上進行針鋒相對的辯論和批駁。當然，這些都是有毛主席的話作根據的，是「打著紅旗反紅旗」。

　　這些在黨的歷史上都是十分罕見的。都是值得載入史冊的。

　　關於生產目的討論的夭折

　　關於生產目的的討論，從一九七九年初就開始醞釀了。當時，人民日報草擬了一篇社論《人民生活只能在生產發展的基礎上逐步改善》，送耀邦同志審閱，他對此提出了幾點意見：「一、每個生產單位的領導幹部，都要在充分發動和依靠群眾搞好生產條件下，理直氣壯地逐步改善廣大職工生活，並把這兩條作為辦好企業學大慶的主要標誌。二、每個機關、學校和事業單位的領導都要在充分發動和依靠群眾搞好自己的工作和業務的同時，想方設法搞好公共福利，有條件的要自己動手搞好副食生產，逐步改善大家生活。三、各級領導幹部，都要以身作則，同廣大群眾同甘共苦，奮發圖強，把生產搞上去，把工作搞上去，把生活逐步搞上去。反對特殊化，反對走後門，反對當官作老爺。」在這個批語裡，耀邦同志就把關心群眾生活問題提出來了。

　　到了九月，人民日報理論部編的內參《理論宣傳動態》一一三期上刊有一篇題為《斯大林對雅羅申柯為生產而生產觀點的批判》的文章，提出：在我國經濟調整中應該重視社會主義基本規律，注重消費品生產，注重改善人民生活的問題。耀邦同志在這期《動態》上作了幾處眉批，還另寫了一個批語，把這期《動態》轉給了中央黨校。他提出：這期《動態》「提出一個很重要的問題。但可惜沒有根據我們經濟戰線上同志們的思想實際和工作實際進行充分地解剖，因此，文章缺乏針對性和戰鬥性。請你們根據這篇東西提出的思想，精心討論幾次，寫出一篇東西來。希望在四中全會前能完成。這是一篇極其重要的文章。」中央黨校理論研究室的同志按照耀邦同志的意見寫成了一篇論文，先發表在黨校《理論動態》上，廣泛徵求意見並加以修改後，才以「本報特約評論員」名義發表在《人民日報》一版頭條地位，題目是《要真正弄清社會主義生產目的》。

　　社論明確指出：「在社會主義制度下，生產的目的是滿足社會不斷增長的需要。因此，應當在可能的範圍內最大限度地滿足這種需要。我國有九億多人口，人民生活需要不斷得到滿足，又反過來刺激生產。這是生產與消費的辯證關係。人民生活安排好了，特別是八億農民生活安排好了，中國大局就穩定了。就是說，我們考慮和安排國家當前的和長遠的計劃，必須充分體現基本經濟規律的要求。可是，多年來我們在相當程度上忽視了基本經濟規律的要求，為生產而生產。」

　　在左傾思想的影響下，長期忽視農業和輕工業，忽視人民生活，甚至認為強調人民生活就是忽視政治的所謂經濟主義。因而長期熱衷於搞大規模的基本建設，搞重工業，以鋼為綱，追求脫離實際的高指標。在制訂和執行國民經濟計劃時，不是首先考慮甚至不考慮人民的食品、工業消費品、住房要提高多少，而首先考慮重工業要多少鋼，這種搞法實際上不是為消費而生產，而是為生產而生產，為計劃而生產，為指標而生產。在這一社論發表兩天以後，人民日報又在顯著地位刊登了經濟學家于光遠同志的文章《談談「社會主義經濟目標理論」問題》，從馬克思主義理論上闡明社會主義生產的目的問題的重要性，指出：「關於社會主義經濟目標的問題，涉及到建設社會主義經濟的一個重要的指導思想問題。」

　　很快，這個問題得到經濟戰線和廣大讀者的歡迎，紛紛寫來了很多稿件。人民日報在耀邦同志的指導下，開展了關於生產目的的討論。絕大多數讀者贊成《人民日報》文章的意見。同時，也有一些同志持完全不同的意見，主要是認為否定了工業學大慶中「先生產、後生活」的經驗。

　　在寫這篇社論時，已經考慮到大慶經驗，因而特別寫了一段來肯定「先生產後生活」的積極意義和這一口號在特殊條件下為了克服困難所產生的巨大作用，只是從理論上來分析這個口號的片面性和推廣這一經驗時的誤解。這種理論的探討並不否定它的特殊作用，可是仍然引起了好些人的誤解，在中央領導層中也產生了不同意見。

　　本來，對一個理論原則問題存在不同意見，是正常的，用不著大驚小怪。以後《石油工業簡報》、《大慶戰報》、《華北石油報》等都發表文章來批評《人民日報》的文章。我以為這是好現象。在過去很長的時間裡，由於《人民日報》是中央黨報，一同人民日報「口徑不一致」，就認為是同中央不保持一致；一批評《人民日報》就認為是批評中央。久而久之，弄得只能是《人民日報》批評其它報紙，其它報紙不敢批評《人民日報》，這是很不正常的，是缺乏具體分析和無限上綱的表現。現在有其它報紙批評《人民日報》的文章，這不是很好的嗎！對於這些不同意見，耀邦同志處理得很慎重。他再三研究，指示人民日報繼續開展這一討論時，不要發表新聞來造聲勢，要把著眼點放在分清理論是非，可以刊登批評《人民日報》觀點的文章，整個討論都要嚴格限制

　　在理論觀點探討上，造成真正平等的學術交流的氣氛。

　　胡喬木阻撓討論進行

　　可是主管意識形態的胡喬木同志不同意這個討論，這也是正常的。可惜喬木同志採用了並不正大光明的態度。他說不服耀邦，就去向當時的最高領袖華國鋒告狀。老實說，華國鋒同志理論水平是比較差的，加上他存在相當嚴重的左傾思想，因而他接受了喬木同志的意見，同意《人民日報》停止這一討論。胡喬木又進一步去找鄧小平同志，向他報告華主席和好些中央領導同志都反對這一討論，得到小平同志的同意。他於是再去找耀邦同志，說小平同志、華主席和其他幾位中央同志都反對這一討論，這種向耀邦施加壓力，耀邦只得通知報社，這一討論暫停十天。

　　我們知道這個情況以後，特地給耀邦同志寫了一封信，現在按這封信的底稿抄在下面：

　　耀邦同志：

　　我們得悉中央有意停止關於生產目的的討論，感到突然，想在這裡陳述我們的意見，並請轉呈中央。

　　十月二十日《人民日報》發表特約評論員文章《要真正弄清社會主義生產目的》，十月二十二日又發表于光遠同志的文章《談談「社會主義經濟目標理論」問題》後，受到各方面普遍重視。北京、上海、遼寧、陝西、四川、黑龍江、山西、河南、天津、內蒙古、甘肅、青海、新疆、吉林、湖北、湖南、江蘇、山東、河北、廣東等二十個省、市、自治區的報紙，先後發表了當地理論、宣傳、經濟部門座談討論的情況，或者發表了評論員文章和理論文章，有的還開闢了專欄。各地如此熱烈響應這個討論，這說明客觀情況有這個需要，說明普遍感到這個問題的提出確實抓住了目前經濟工作中的一個重要問題。把這個問題弄清楚，有利於使人們按照社會主義的客觀經濟規律辦事，有利於黨的八字方針的貫徹執行。毛主席歷來強調結合經濟工作去做思想工作，現在報紙上討論這個問題，將會對我們的經濟工作起良好的推動作用。討論中涉及到生產和生活的關係問題，如何對待條件問題，這個問題也是有現實意義的，是值得弄清楚的。儘管在討論中有不同意見，但這個問題應該公開討論，這一點卻是大家一致的。

　　現在，全國大部分地區都已經開始展開討論，並且勁頭很高。前些天聽說，這個問題沒有在政治局討論過，要考慮停止。我們認為停止不利，曾當面向你陳述我的理由。後來採取了一些緩衝的辦法，暫停十天，十天以後再約集各方議一下，以期取得一致意見。這期間，喬木同志曾在中宣部的雙周座談會上談過，大意是：有人說要用真理標準問題那樣的態度來討論生產目的的問題，這就造成了緊張。大家都知道，真理標準的討論意味著什麼。人們會想到是不是黨內又有兩個陣營，討論這種問題可能引起爆炸。對於喬木同志這個意見，我們是有不同看法的，但由於時間短促，未及提出意見。現在，我們仍希望中宣部採取民主的辦法，召集一個會，聽取一下有關方面的意見，慎重考慮，然後作出決定。我們認為，就重要性來說，這個討論不亞於真理標準的討論。但這個討論應是針對思想而不是對人。從方式說，不應該採取由各省負責人表態的那種辦法，至少報紙上不登這樣的消息，避免給任何有不同意見的同志造成壓力。另外，不要搞形式主義，不要造聲勢。要注意平等對待不同意見的文章，讓不同意見都可暢所欲言，堅決反對扣帽子、打棍子、抓辮子，提倡心平氣和地擺事實，講道理。我們認為，只要注意了這些，就不會發生什麼「爆炸性」，不會造成一種印象，好像現在又要抓一個「雅羅申科」。相反，如果現在突然停下來，來一個急剎車，倒是很難向大家講明理由，也很難避免下面各種的猜測。

　　以上是我們的意見，未知當否？請示！

　　該信底稿最後沒有具體署名，現在已記不清是用報社編委會還是用我個人的名義。

　　胡耀邦萬不得已違心停止討論

　　這封信發出去幾天以後，耀邦同志約我談了一次話，大意是說，這次討論從發起到展開都是他負責指導報社做的，一切由他負責，希望報社照顧大局，照顧團結，也照顧他的困難，把這次討論停下來。我提出了一些不同意見，他很激動，一下站起來，對我大聲說，發動由他負責，停止也由他負責，只希望我服從中央的意見，把這次討論堅決停下來。我沒有見他這樣激動過，我體會得到他受到很大的壓力，實在是萬不得已，才違心地停止這次討論。我也只能回報社說服編委會堅決停下來。於是這次討論就這樣中途夭折，也沒有向讀者作任何交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