紅衛兵、造反派與保守派

——與胡平先生商榷

蘆笛

適才看到胡平先生的《〈八九點鐘的太陽〉觀後感》，覺得該文介紹的文革情景過於卡通化，似有誤導讀者之嫌。如今文革過來人日漸凋零，政府又選擇性地切除了全民的有關記憶，這個問題就變得更突出了。有鑑於此，區區不揣冒昧，談談我眼中的文革。當然未必客觀全面，尚待胡先生和其他識者指正。

胡平先生有兩個論點很奇妙：

第一，他似乎認為，紅衛兵與造反派都曾奪過權，但紅衛兵是靠高幹家庭出身掌權的，而造反派則是靠人民群眾奪權的。雖然兩者都犯過罪或是錯誤，但後者更得人民擁戴，更光榮。

第二，紅衛兵掌權後犯了法西斯罪行，這點連他們自己都心中有愧，因此改名換姓，是“知恥近乎勇”的表現，但這還不夠，還需要懺悔，而最好的懺悔方式就是把親身經歷寫出來。相比之下，造反派則行不改名，坐不換姓，說明他們心中坦然無愧。

除此之外，胡先生似乎把紅衛兵與造反派當成了“主要矛盾的兩方面”，所謂文革似乎就是兩者之間的鬥爭。當然他並未這麼說，但一個不了解文革的讀者看了那文章，似乎只能得出這種卡通式圖像。

要說清這些問題，先得跟小幫菜們介紹一下文革的大致過程。

1966年5月16日，文革在全國正式發動。劉鄧主持的中央向大專院校和部分中學派了工作組，同時把各省負責文宣的幹部扔出來當替罪羊（後來被中央文革稱為“丟卒保車”和“捨車保帥”）。劉鄧的目的是想把運動搞成第二次反右，讓鬥爭矛頭指向傳統的“階級敵人”、知識分子以及他們扔出來的幾個黨內死老虎。

6月間，北京幾個貴族中學裡的八旗子弟們聽信了黨宣傳，以為黑幫猖獗，他們的父母面臨着危險，於是便在共青團之外秘密成立了“戰鬥組織”，發誓保衛他們的父母以及他們的領袖毛澤東。清華附中成立的小組織自稱“紅衛兵”。他們刨出了一條毛的舊語錄，聲稱“造反有理”，在6月24日和7月4日貼出兩張大字報：《革命的造反精神萬歲》、《再論革命的造反精神萬歲》。7月28日，他們這兩張大字報報送江青審閱，並請江青轉送毛澤東，請求批示。

毛澤東收到後於8月1日回了一封信，說：

“你們在6月24日和7月4日的兩張大字報，說明對一切剝削壓迫工人、農民、革命知識分子和革命黨派的地主階級、資產階級、帝國主義、修正主義和他們的走狗，表示憤怒和聲討，說明對反動派造反有理，我向你們表示熱烈的支持。”

這封信立即傳達到全國大中學裡。各路諸侯聞風而動，在轄境內中學裡成立了紅衛兵組織。該組織完全為八旗子弟把持，同時也吸收了普通工農子弟作為點綴。此前工作組已經撤走（毛澤東在7月份回京後便以派工作組鎮壓群眾運動為由，向劉少奇發難，7月26日政治局會議決定撤回工作組，28日中央文革小組下文件正式通知全國。各地工作組大致在7月底撤出學校），紅衛兵便順理成章地掌了權。

所以，胡先生所謂“紅衛兵奪權靠‘自來紅’”， “靠‘自來紅’”當然不錯，“奪權”則大謬不然了，事實是偉大領袖毛主席根據他們的出身授權。若不是毛放了話，成立紅衛兵這種體系外組織本身就是違反“黨的組織原則”的，歷來為斯大林主義不容，遑論被各地黨組織捧到天上去（當時紅衛兵領袖們又是召開全市群眾大會作演說，又是在黨報上發文章，出足了風頭）。

紅衛兵掌權後，便開始了臭名昭著的紅色恐怖（當時他們寫的文章有一篇就叫《紅色恐怖萬歲》），毒打教師，搞血統論（也就是現在獨壇那伙毛共餘孽正在對卡瑪幹的事），迫害“出身不好”的學生，接着又“殺向社會”、“大破四舊，大立四新”，毀滅文物古蹟，殺人越貨，非法抄家劫財，使得全國陷入恐怖之中達3個月之久。北京郊區大興縣甚至發生了將“黑五類”滅門，斬草除根，連新生嬰兒都扔到河裡的慘劇，構成了文革中迫害人民、大規模反人道犯罪的第一個高潮。文革中被迫害致死的文化名人多發生在此期，傅雷和老舍就是家喻戶曉的例子。

紅衛兵的造反對象是傳統的“階級敵人”和知識分子，毛當然不介意這個，但他這次盤算的卻是高乾子弟紅衛兵的父母。因此，自10月份起，毛“因勢利導”，利用紅衛兵造出來的民憤，開始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中央文革開動宣傳機器，一再通知大眾，各級黨委並不代表毛主席和黨中央。中央文革還把被反動路線迫害的蒯大富等人扶持起來，造出了個所謂“造反派”。但地方仍然處於惰性中，大眾絲毫不知毛的意圖，而各省委則利用官辦紅衛兵（也就是他們的子弟）充當御林軍“保衛省委”。為了打破這局面，毛髮動了“大串連”，為全國學生提供免費旅遊，讓北京的造反派把聖意傳達到各地去，而地方上的學生則到消息靈通的北京去“取經”。

1966年年底，各地都知道了毛的意圖是收拾“老當”（當權派）們。造反派組織不但在學校而且在工礦企業里紛紛形成。紅衛兵再也無法把持運動，從此基本退出舞台，直到文革後才捲土重來，成了今日之太子黨。

1967年1月間，“一月風暴”橫掃全國。在毛的號召、發動和支持下，造反派奪了“走資派”（其實就是所有的當權派）的黨政財文大權（以各式各樣的橡皮圖章為象徵），全國黨政組織徹底癱瘓，各地政事咸決於群眾組織頭頭，中國出現了一個史無前例的“群眾自治”局面。滑稽的是，那“自治的群眾”全靠毛主席指引方向，競相比賽對毛的無限熱愛無限忠誠無限敬仰無限崇拜，毫無獨立性可言。

胡先生認為造反派在人民群眾支持下奪了權，我不敢苟同。極權政體下的民意都是統治者塑造的，用“得民心”“失民心”的濫調來套實在滑稽。最初的老造反都是幾個心態不正常的怪物，“幾個蒼蠅碰壁，嗡嗡叫，幾聲悽厲，幾聲抽泣”，被同學們視為烈性傳染病攜帶者（當時稱為“右派學生”），根本不敢靠近，哪來什麼“人多勢眾”的鬼話？

後來因為中央文革的扶持，造反派倒確實是“人多勢眾”了，但那只不過是大眾終於悟出文革不是第二次反右，毛這次要整的是當權派， “見勝兆紛紛聚集”而已。無論是人還是勢，都是偉大領袖恩賜給造反派的，並不是他們去煽惑起來的。如果他們真有本事煽動群眾“奪權”，為何後來不利用手中掌握的武裝推翻中共，或至少號召群眾起來反迫害，而要束手待斃？

說到底，“我們的權力是誰給的？是偉大領袖給的。”紅衛兵如此，造反派又何嘗不如此？兩者所謂“奪權”，其實都是毛授權，區別只在於毛授權給紅衛兵時官僚集團心甘情願，而改授給造反派時官僚集團敢怒不敢言而已。

造反派對此也心知肚明，他們的口號就是“毛主席為我們撐腰，我們為毛主席爭氣”，第一句話說的完全是事實，只是撐到後半截子老人家突然把手撤掉了，於是造反派當然就只能垮下來，直到跌入“歷史的垃圾堆”。第二句誓言則不是造反派不想做，而是誰也做不到，蓋只有神仙才能算出毛的“氣”在哪裡，該向何處去“爭”。

除了個別例外（如我的同學老巫），老造反也不是什麼狗崽子（即“出身不好”的學生），而是工農子弟，並不曾受到什麼迫害，沒有什麼“反迫害”一說。如果他們不造反，前途大大的有（蒯大富就曾在文革前作為上大學的貧農子弟上過《人民畫報》）。正因為不知道小鍋是鐵打的，他們才敢造反。打怕了的狗崽子們都夾着尾巴過日子，哪敢造什麼反？

我敢說，無論是鄭義先生還是胡平先生，那陣子都跟我一樣，只敢規規矩矩，不敢亂說亂動。他們後來造反，無非是看着大局已定，造反派有偉大領袖撐腰，有勝無敗，這才“組織起千千萬萬的民眾，調動起浩浩蕩蕩的大軍”。所謂“造反”也者，乃是毛一手導演的猴戲，毛給造反派多大的造反空間，他們也就只能在那空間裡騰挪。毛看膩了，一收緊繩子，他們便嘎然失聲。

不過說句良心話，比起收拾“資產階級右派”的辣手來，毛對造反派頭子算是皇恩浩蕩了。他們蹲大牢乃是老鄧復辟之後的事，毛在世時並未普遍對地方造反派下毒手。當然這不是因為毛有什麼不忍人之心，而是因為文革是毛的“平生得意之筆”，把地方造反派過於抹黑了，那得意之筆也就只有九分得意了。更何況若把地方造反派都幹掉了，中央造反派（亦即四人幫）往哪裡擺？

一月奪權後，實行“革命的大聯合”，又稱“歸口大聯合”。接下來兩三個月便是革命的黃金時代：所有的老當都給打倒了，原來的“老保”（保守派，又稱保皇派）也都望風歸順，“咸與造反”。那陣子的批鬥會都是斗老當，算是“解放”後人民群眾最揚眉吐氣的一瞬間。據本人所見，紅衛兵頭子也在學校里被批鬥過一次，但連黑牌、高帽、噴氣式都不曾使用過，遑論被毒打，乃是我平生見過的最溫文爾雅的“文斗”。造反派的拳頭棍棒是專門留着侍候他們的“階級弟兄”的。當然這是後話。

可惜好景不長，毛扔不掉他的幹部隊伍，始終沒有勇氣也沒有足夠智能突破列寧斯大林的政治發明，於是大約在二三月間，“兩報一刊”便號召“革命幹部站出來亮相，支持革命造反派”。老幹部便立即跳了出來，效法他們的偉大統帥毛澤東，拉一派打一派，操縱革命群眾為自己去打代理戰爭，試圖搞掉政敵。

這就是文革失去“反迫害”的原初性質、淪為兩派（或甚至三派）幹部的代理戰爭的轉折點。在中央眼中（同時也在許多文革學家眼中），這兩大派一為“造反派”，一為“保守派”，其實這不過是個武斷劃分。

如上所述，1966年年底以前，各地確實分裂為造反派與保守派，開頭前者勢孤力單，後者“人多勢眾”。但毛的態度為百姓普遍知曉後，保守派便在旦夕間土崩瓦解，而造反派則急劇膨脹，吸納了大量的原保守派分子。所以後來分裂的兩大派，其實都是原來的保守派與造反派的雜拌，只是比例不同而已。例如我的同學老悶和老巫都是老造反，但他們的“兵團”所屬的那一派卻被中央目為保守派。是造反派還是保守派，全由中央文革憑印象定，與該派組織成分有一定關係，但並不是那麼明確。當然一般而言，造反派中出身“不好”者多一點，而保守派中則多“根正苗紅”者。但這兩派都是人民。這點哪怕是再偏激的冒充“民主鬥士”的毛共餘孽大概也不敢否認。

群眾組織分裂為兩大派後，派斗便逐漸加劇。毛的“三支兩軍”（軍隊支工，支農，支左［亦即支持造反派］，軍管，軍訓）政策令共軍介入地方權力鬥爭，使得派斗迅速蛻變為大規模武鬥。於此迎來了文革中大規模迫害人民群眾的第二個反人道犯罪高潮。兩派動用槍炮，互相攻殺，私設公堂，毒打甚至殺害戰俘。王希哲指揮的武鬥隊伍就殺害了戰俘張金貴（據說他本人跟宋彬彬一樣，並未親自參與。但與宋彬彬不同的是，他至今認為那是應該的，不能制止，而宋並沒敢這麼說，只是抵賴她的責任），王本人還下令“槍決火線臨敵投降者”。這都是他自己在網上承認的。

這個高潮的特點是人民自相殘殺，自己迫害自己，硬要說那是“反迫害”，那也是人民自己反自己。革命的主要對象是另外一半人民（兩派都“人多勢眾”，勢均力敵，基本各占人口50%）。雙方都真保己方的高幹後台（所謂“革命幹部”），靠大字報大標語“嘴打”對方的老當，以拳腳棍棒槍炮真打對方的群眾。我從未見過或聽說過有哪個造反派組織真敢去打老當。

Meanwhile，我輩逍遙派除了看猴戲外，便是過着時時停電點油燈、缺煤少米的海皮日子，不能不冒着被流彈打死的危險，到城外煤場去把煤用板車拉回來，或是到郊區去找農民租用人家的小鋼磨，把糧店買來的麥子磨成面。

瞎胡鬧到68年年底，“清理階級隊伍”運動出場。此時各省革命委員會都已成立，實現了“全國山河一片紅”，實權掌握在軍代表手中。各省一把手都是中央欽點的軍隊幹部，在“清隊運動”中便旗幟鮮明地支持中央欽點的造反派，對對立面進行大規模暴力報復。我在《毛澤東的政治美學》中記述的那些爛事，全都是造反派毒打對立面頭頭和基本群眾。值得注意的是，被毒打被迫害的全是群眾組織的頭頭（也就是戴上猴戲面具的屁民）和普通群眾，他們保的“革命幹部”雖然是他們一派的，按理說也同樣“站錯了隊”，卻從未被批鬥毒打過，照樣裝在“紅色保險箱”內。

“清隊”之後緊接着就是“一打三反”，這兩個運動構成了文革中大規模迫害群眾的第三個反人道犯罪高潮。這可不能全賴到中共頭上去，那陣子黨組織還沒恢復重建涅。“六辦”（好像是各級“一打三反辦公室”的代號）的負責人多是造反派頭子，這似乎是賴不掉的吧？

所以，若讀者讀了胡平先生那文章，誤以為文革從頭到尾就是造反派起來反抗中共當局及其御林軍紅衛兵的英勇鬥爭，那就謬以萬里了。要說是反迫害，也就是1966年的事，1967年2、3月之後便是人民群眾自相殘殺，自相迫害，了無是非可言。有個英國人原來也是韓丁式 “中國人民的老朋友”，在中國幫着搞點英文翻譯之類。他在中國呆了多年，文革後回到英國，寫了本談文革的書。他經過長期的細心觀察後作出的結論是，所謂造反派與保守派之間的“路線鬥爭”，乃是瞎胡鬧，毫無意識形態分歧可言，也不是利益之爭，他實在不明白到底是怎麼回事。

這也是我個人的看法。說穿了，文革不過是一場大猴戲，所有的人都讓毛耍弄了一場，莫名其妙地血脈賁張，腎上腺素超量分泌，為了些莫名其妙的口號諸如“誓死捍衛毛主席革命路線”之類去殺人放火，什麼傷天害理的爛事都能幹出來，最後承擔後果的還不是無辜的百姓。

最令人哭笑不得的還是，他們殺來殺去，打來打去，竟然不過是為了證明自己才是最忠於毛主席的紅小兵，爭的不是自身的正當權益，而是對毛的“獨霸效忠權”（exclusive rights of  being loyal to Mao）。因此，他們特別痛恨那些“刮經濟妖風”、趁機為自己爭權益的臨時工和復轉軍人，為此響應中央文革的號召，鎮壓了那些真正造反的人，因為那據說違反了毛主席的革命路線！

這和西方的“階級鬥爭”是一回事麼？連古已有之的遊民造反都比不上，整個是瘋蠢攻心大發作。這種愚昧絕倫的爛事，也只可能發生在中國那種弱智之邦。只有弱智之邦的愚民，才能成全老毛的權術詭計。毛的奸詐乃是國人的普遍愚蠢襯托出來的。造反派頭子們若真是如胡平說的“知恥近乎勇”，我看還是把“人民文革”、“趁機造反”之類意淫夢話兼姨爹笑話收拾起來為好。

如果讀者明白了上文介紹的文革的大致過程，則不難看出，造反派的鬥爭對象根本不是高乾子弟紅衛兵，而是稱為“保守派”的對立面群眾組織。紅衛兵在1966年後便基本淡出文革舞台，把它留給了互相往死里掐的屁民們。造反派是人民的一半，保守派則是另一半。這種受人愚弄互相死掐的蠢事，竟然也會有人吹為感天地泣鬼神的偉業！

現在來看胡先生的第二個論點。如果那是事實，豈不是證明了造反派頭子連紅衛兵都不如，毫無知恥之心，至今拒絕懺悔他們對人民犯下的罪麼？胡先生到底是想替誰辯護來着？我這人太遲鈍，實在看不明白。

其實紅衛兵改名換姓，並不是出自胡先生浪漫設想的那個純良動機。宋彬彬要改名，無非是因為Red Guards的名聲在西方太臭。她來美國留學，當然只能“勉從虎穴暫棲身”，否則豈不“說破英雄驚煞人”？而國內個別高乾子弟之所以要改名換姓（陳昊蘇、賀鵬飛等人似乎就不曾改過），無非是再提那茬不利於他們的仕途。這倒不是說他們對殺人越貨有愧，而是全世界都知道“紅衛兵＝毀滅文明”，讓人知道他們當年就是那些辣手摧毀古蹟、搶劫珍貴文物的匪徒，對官聲有何好處？

中國人是沒有懺悔能力的，看一眼老紅衛兵劉曉陽的德行就夠了。此人自己承認當年曾在“紅八月” 參加非法抄家，在本校逼死了四五名教師，其中一對夫婦在他們抄家後懸梁自盡，但至今死不認罪，還要為聯動那伙匪徒辯護，說他們是中國“維權鬥爭”的第一批英雄好漢，還寫了多篇爛文字為宋彬彬喊冤叫屈。胡先生提到的那個編造“回憶錄”的“朝魯陶斯”，我看多半是該爛仔的化名，蓋他拿手的就是寫政治幻想小說，曾發明“六四是公派留美生力逼不撤逼出來的”的姨爹奇談。當然這只是猜測，到底那爛文字是否出於他之手，待我一聞便知端的（敝人無學，乃是《聊齋》上那個盲僧轉世）。

不過這也不足為怪，起碼造反派沒有道義資格責備紅衛兵們。如果毛的忠實打手“人民文革”派至今不知懺悔，甚至連受騙後的起碼羞恥感都沒有，還要如王希哲一樣恬不知恥地說“槍決火線臨敵投降者”乃是天經地義——“我以後帶兵打中共”時還要這麼幹（他現在怎麼不帶兵打中共了？），那又有何面目去責備毛的另一批打手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