阮銘的奇文共欣賞

馬悲鳴

　　近見《1957年的夏季》。其中第十章「教育界的反右派鬥爭（P291）」里引了《中國青年》雜誌1957年第15期（該刊是半月刊）上刊登的阮銘文章「錢偉長和黨爭奪青年的伎倆」片段。現打出來以享讀者。

　　【“由於思想戰線上資產階級和無產階級的鬥爭勝負未決，青年又大部分出身於非無產階級家庭。因此，滅資產階級思想，興無產階級思想，是黨在青年思想工作中的長期方針。…錢偉長對抗黨的這一方針，否認學生中存在資產階級思想。他說過∶‘說學生中百分之八十資產階級出身，受資產階級思想影響是不對的。這是下了結論去找證據。’並且大肆攻擊對學生思想情況進行階級分析的所謂‘分類問題’。…他否認學校中存在思想戰線上的階級鬥爭，說什麼‘教育和土改不同’，認為階級教育不能適用於青年學生。”

　　“興無產階級思想、滅資產階級思想；還是興資產階級思想、滅無產階級思想？這是青年思想工作問題上二條道路的尖銳鬥爭。是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互相爭奪青年一代的你死我活的鬥爭。錢偉長的所謂‘超階級’‘超政治’其實都是假的。他只是反對我們分左、中、右，反對我們進行無產階級立場教育。但自己卻有着鮮明的資產階級路線，頑強地向青年進行資產階級立場教育。他的階級路線就是依靠右派，扇動中間群眾，孤立打擊左派，以奪取黨的領導。譬如，錢偉長和社會上、和學校中的右派分子親如兄弟，共同策劃向党進攻。扇動中間群眾離開黨的領導。（鼓動六千學生簽名搞理工和校）對進步分子和黨團員表現了露骨的仇恨〖馬悲鳴注∶我對王丹、鄭義的態度就是如此〗。說什麼∶‘進步的人也不過是口頭說說，會說幾句漂亮的話。’‘大家都要求入黨入團，原因是國家今天幾乎有這麼個制度，團和黨是個台階，小知識分子又想向上爬，不當黨員，不走這條路，其他的路沒有。’對黨員進行了惡毒誣衊。”

　　“錢偉長宣揚自由主義，在這次整風中更加露骨了，他說什麼‘我們的青年人太不豪放了，束縛太多，我年紀比你們大得多；我不怕束縛，人家給我戴帽子，我就不戴，把它扔了。’‘現在對青年壓縮得太厲害了，要求循規蹈矩，所以要發作’，錢偉長在這裡把信任黨，服從組織，自覺的紀律性當做‘束縛’來加以反對。而且要求青年‘發作’。這種論調已經不僅僅是一般鼓吹資產階級的自由主義思想，而且已經發展到扇動青年追隨他一起進行反黨、反社會主義的活動了！”

　　“否定無產階級立場，宣揚資產階級個人主義、自由主義思想，宣揚脫離政治、脫離實際的資產階級觀點，篡奪黨對青年運動的領導，這就是資產階級右派‘教育家’錢偉長在青年工作中的資產階級路線。如果他的目的得逞，那麼我們的年青一代將不能成為社會主義的建設者，革命前輩的接班人，而成為替資產階級殉葬的金童玉女。”（《中國青年》1957年第15期）

　　阮銘當時的身分是共青團候補中央委員、清華大學團委書記，由他來批判錢偉長和黨爭奪青年，是很合適的。因為他在反右派鬥爭中的積極態度，使他成了右派販子的一個攻擊目標，清華大學馬列主義政治理論課教研組的右派分子貼出大字報，要求撤銷他的團偉書記職務。（見7月2日《人民日報》）】

　　阮銘在文革初期當了中宣部籌委會主任，儼然就是中宣部長了。卡瑪·亨頓的電影《天安門》裡有當年阮銘身佩大紅袖標，主持萬人批鬥大會的特寫鏡頭。後來大概是陶鑄倒了，阮銘也就此失勢，但未聞遭受到什麼整肅。文革結束後阮銘又轉投胡耀邦，再一次得勢，翻回頭宣揚1957年被他痛批過的資產階級自由化。後來王震代替胡耀邦長中央黨校，才將阮銘開除出黨。

　　現在阮銘在台灣大反九二共識，據說比王丹對台獨支持的走得還遠。文革中曾有“小爬蟲”和“變色龍”的說法。阮銘就是一個顯例。這樣的人還有什麼信譽可言呢？

　　阮銘1957年寫的這篇文章已經完全具有1966年文化大革命的文風色彩了。他確實很聰明，能在1957年的反右派運動中寫出1966年文革大批判的文章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