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恩來為什麼怕毛澤東？（五）


蘆笛


（三）戰略大反攻


如上所述，國共內戰其實從未停止過，從１９２７年一直打到了１９４９年。１９２７－１９３７可以視為內戰的熱身階段，１９３７年７月後進入發展階段，１９４２年６月後進入相持階段，１９４５年８月日本投降後進入反攻階段。這其中最關鍵的兩個階段就是中共的“抗戰”。毛澤東抓住了歷史機遇，利用國府兩面作戰的艱難處境，與日本友軍密切配合，極大地殺傷削弱了國軍，極大地壯大了自己，終於獲得了與國軍攤牌的實力。

到了１９４４年底，毛澤東自覺羽翼已豐，征服全國前景在望，在董必武關於大後方工作的報告上意氣風發地批示：“這次抗戰我們一定要把全國拿下來”，直接表明了我黨“抗戰”的實質就是征服全國。

但儘管中共勢力空前壯大，毛澤東深知要“拿下全國”，還得靠老大哥。他在黨的七大的結論中進一步闡明了早在２０年代即已形成的毛澤東思想：

“我們中國沒有外國援助，能不能勝利？”“中國革命不能單獨勝利”，“中國革命必須有全世界無產階級的幫助”，“國際援助一定要來，如果不來，殺我腦袋！”

毛澤東為什麼敢用腦袋擔保“國際援助”一定要來？這預言體現了他的洞察力。他早就看出中國乃是強國代理戰爭的戰場，過去是蘇日爭奪中國，將來是蘇美爭奪中國。只要蘇聯存在一天，就一定會將這代理戰爭進行到底，當然也就一定會援助中共這代理人。用他自己的話來說就是“國共反映美蘇”。在他眼中，國共兩黨不過是美蘇兩家在中國的代理人罷了。

“國際援助”果然來了，１９４５年８月９日，蘇聯出兵東北。延安歡喜若狂，毛澤東當即與朱德聯名給斯大林發電報，直截了當地懇求主子把東北送給中共：“從我們黨，從中國革命的最近將來的前途看，東北是特別重要的。如果我們把現有的一切根據地都丟了，只要我們有了東北，那麼中國革命就有了鞏固的基礎”，並表示“準備廿、三十個旅，十五萬人到廿萬人脫離軍區，將來開到滿洲去。”

與此同時，毛和朱德聯名向各根據地下達命令，要各地發動戰略大反攻，準備在蘇聯支持下，一舉推翻國府。此前中國早把國府視為仇敵，一直在抵制國民參政會。1945年8月14日、20日、23日，蔣介石三次電邀毛澤東到重慶進行和平談判。前兩次都被毛斷然拒絕，斥為“完全是欺騙”。

不料斯大林另有打算。當時蘇美蜜月雖已過去，畢竟冷戰尚未開場，斯大林覺得可以利用國共全面內戰的前景充分訛詐國府，取得他想要的一切東西。如果雙方真的大打出手，反倒失去了這訛詐手段，更不用說那樣可能導致美國大規模捲入，而他雅不願和美國攤牌。作為真正的戰略大師，他的拿手好戲就是避實擊虛，恃強凌弱，避免和強國發生正面衝突，專在弱國下刀，兵不血刃即能掠取大片領土。他這一招在二戰初期運用得出神入化，在東西兩線都智勝了對手。在遠東，日本人赤膊上陣，最後全軍盡墨。而他兵不血刃便把中國的三北變成帝國勢力範圍。在西線，納粹東征西討，蘇聯紅軍則不動聲色坐收了波羅的海沿岸三國以及東波蘭。

因此，斯大林便於8月20日來電，以相當嚴厲的口氣警告中共，說中國再也承受不了戰禍了，若再打內戰，必然要讓中國毀滅。所以，中共必須與國府合作，通過談判維護和平，走和平發展道路。

在此高壓下，毛澤東不得不在蔣介石第三次來電後復電錶示同意，於8月28日飛往重慶，與蔣介石談判，在簽訂了“雙十協定”後於10月11日返回延安。

在毛離開延安期間，劉少奇代拆代行，作出一系列重大決策。據光美同志說：

“緊接着，日本投降，重慶談判，毛澤東大智大勇，攜周恩來面蔣周旋。少奇代理主席。此時，黨中央授予毛劉代行政治局全權，少奇承擔起領導指揮全國的重任。他主持做了一項具有重大歷史意義、對全局至關重要的戰略決策──搶占東北。

日本投降後，東北空虛。少奇主持制定了‘向南防禦，向北發展’的戰略方針。在短短兩個月中，少奇陸續派出以彭真、陳云為首的1／3中央委員，配備全套黨政軍群大批幹部和十多萬軍隊，日夜兼程，火速突入東北。同時，與朱德、弼時同志共同指揮華北、華中、華東一系列以自衛防禦為目的的戰役，將重點向北移。華中部隊進山東、晉冀豫，山東、熱察、冀東部隊進東北。指揮調動百萬軍民戰略大轉移。

蘇軍撤出後，蔣軍在美國幫助下也全力爭搶東北。少奇又提出‘讓開大路，占領兩廂’的戰略，鞏固發展我在東北的力量。實踐證明，即在國民黨未反應過來的一兩個月內，中共這次百萬軍民大調動，形成了反攻制勝的戰略格局。”(黃崢：《王光美訪談錄》)

光美同志雖是美帝戰略情報局特務兼梅花黨黨魁，這段證詞倒確實經得住測謊器檢查。我校對過有關歷史文件，發現光美說的基本不錯。

光美在此談到幾件事：

第一，少奇作出搶占東北的戰略決策。

光美這話略有誇張，但基本屬實。如前所述，毛早在蘇軍出兵東北當天就看出這步棋來了，但蘇聯不同意，說是和國府訂的條約規定必須把東北移交給國府。毛還沒來得及作決定就到重慶去了。他走後次日亦即1945年8月29日，劉記中央即下達《關於迅速進入東北控制廣大鄉村的指示》，指出若待蘇聯把東北移交給國府後中共才進去，就再無希望得到蘇聯援助了。但若移交前進去，則“蘇聯將取放任態度，我有機會爭取東三省和熱察”，並具體命令：“去東北之部隊與幹部，應即出發，可用東北義勇軍名義非正式進入，不聲張不登報，走小路，控制蘇軍未駐之城市、鄉村，不能去的城市，亦須派幹部去與紅軍作非正式接洽。”

第二，少奇主持制定了“向南防禦，向北發展”的戰略方針，實行華北部隊進東北，華中部隊進山東的戰略大轉移。

這也是真的，直接就寫在1945年9月17日的《中央關於確定向北推進向南防禦的戰略方針致重慶代表團電》中：“我們全國戰略必須確定向北推進向南防禦的方針”，該電文還作了具體的調兵部署。兩日後更下令大舉調兵，十萬大軍星夜出關或挺進熱察，共軍大規模出關從此開場。

第三，蘇軍撤軍後制定“放開大路，占領兩廂”戰略。

光美此話，說明她老人家有待進一步熟悉黨史。少奇確實提出過這戰略，但沒用這隻有老毛才會用的俗話，也不是在蘇軍撤軍後。蘇軍直到1946年3月才突然撤走，而毛早就在45年10月11日回到延安重掌帥印了。

事實是，劉在1945年9月28日以軍委名義下達的《關於爭取東北的戰略方針與具體部署的指示》中承認，“控制冀熱遼，堵塞蔣軍從陸路進入東北計劃，雖已開始行動，但離實現程度尚遠”，“因此我軍進入東北的部署，應將重心首先放在背靠蘇聯、朝鮮、外蒙、熱河有依託的有重點的城市和鄉村，建立持久鬥爭的基點，再進而爭取與控制南滿沿線各大城市。”

這裡說得很清楚，共軍並無能力把國軍擋在關內，比較現實的戰略還是重點經營背靠蘇聯、外蒙、北韓的地區，最後再爭取控制南滿。

但毛回到延安後即否定了這一現實戰略，於10月19日指示東北局：“我黨方針是集中主力於錦州、營口、瀋陽之線，次要力量於莊河、安東之線，堅決拒止蔣軍登陸及殲滅其一切可能的進攻，首先保衛遼寧、安東，然後掌握全東北，改變過去分散的方針。”

少奇服從了毛的決定，不過歷史證明他是對的。國軍不久就攻入山海關，沿鐵路線北上，迭復名城。據黃克誠同志承認，國軍是抗戰中鍛煉出來的百戰雄師，令土共望風披靡，最後一直打到四平。林彪準備放棄哈爾濱，轉入農村打游擊。如果不是馬歇爾此時來華攪Ｓ，蔣介石不得不宣布停火，令共軍死裡逃生，贏得寶貴的喘息機會，在獲得大量蘇聯裝備和訓練，建立了炮兵軍、坦克部隊甚至空軍後大舉捲土重來，鹿死誰手正未可知。

在毛“獨占東北”戰略實施過程中，少奇同志並沒有說什麼，倒是林彪和東北局領導人陳雲、高崗、張聞天等反對毛澤東的不現實打算。在他們的進言下，毛才在45年12月28日的指示中正式同意“放開大路，占領兩廂”的戰略。

但此後毛澤東再次估計錯誤。45年12月22日，馬歇爾來華調停國共爭端，1946年1月5日，國共雙方簽署《關於停止國內軍事衝突的協議》，關內停戰。毛拋出“和平民主新階段”論，準備“去聯合政府里作官”（20年後這卻成了劉少奇的罪名），認為東北問題也能和平解決，於是令東北共軍放手大打，攻占重要城市，目的是在停戰前大撈一把，以增加將來討價還價的籌碼。1946年1月13日，毛命令東北民主聯軍集中兵力“給進攻之頑軍堅決徹底殲滅之打擊”，並指出“這是歷史新階段中的最後一戰，將會決定東北今後大局”，“要不怕最大犧牲求得這一作戰勝利”。

林彪並不相信“最後一戰”的鬼話，認定那停戰協定乃是美蔣陰謀。雖然他奉命攻占了四平，但還是傾向於“分散建立根據地，準備應付敵人之明攻”。在國軍反攻四平前，他在給中央的電報中指出：“我固守四平和奪取長春的可能性和東北和平迅速實現的可能性均不大，因此我軍方針似應以消滅敵人為主，而不以保衛城市為主。”

但毛根本聽不進去，在國軍進攻四平前，毛澤東電令林彪：“堅決徹底殲滅國民党進攻軍隊，愈多愈好，不惜重大傷亡（例如一萬至二萬人）”，以“求得大勝以利談判與將來”。在四平保衛戰爆發後，他又命令林彪“死守四平，寸土必爭”，“化四平街為馬德里”，致使共軍傷亡高達兩萬餘人，林彪最後不得不抗命撤出四平，這才逃過了被殲厄運。

綜上所述，毛澤東確實在我黨奪權鬥爭中起到了偉大舵手的作用，最關鍵的三步他都走對了，但他在第一步和第三步中起到的作用都不是無人可以取代的。“井崗山道路”雖是他首創，但即使沒有他開闢這道路，其他同志在痛苦的試錯法（trial and error）後，遲早要發現中國的馬列主義者只能是山大王。第三步奪取東北就更不用說了，如少奇同志的貢獻表明的，沒有偉大舵手，小舵把們也能看出那最明顯不過的事來，而且還能制定比他更英明正確的戰略。

不僅如此，指導毛走對這三步都是前面已經介紹過的毛澤東思想，亦即靠蘇聯人出錢出槍爭天下。但這偉大思想的產生實在沒什麼了不起，當時中國有點出息的軍閥除了不識時務的吳佩孚外，誰看不出“毛子是個綱，綱舉目張”來？不必說孫文，也不必說馮玉祥，就連盛世才那種小混混，也知道只有靠蘇聯飛機大炮才能當上新疆王。

毛的偉大，不在於產生了那偉大思想，而在於他一旦認準了誰是革命的敵人、誰是革命的朋友之後，便“萬縷千絲終不改，任他隨聚隨分”，決不會像其他人一樣，因為日寇鐵蹄縱橫中原，中華民族危在旦夕，就如同其他人一樣為愛國激情沖昏頭腦，喪失愛憎分明的階級立場，混淆階級陣線，把日軍當成敵軍，把國軍當成友軍，也決不會像其他共黨領袖一樣，因忠於主子的長遠利益而動搖其不惜一切代價“拿下全國”的決心。所以，只有在這一步上，他才真正是無人可以取代的。

世界歷史上似乎還從未有過這種把內戰偽裝為外戰而大獲全勝的先例。因此，敬愛的林副統帥說：“只有毛主席才是大英雄”、“毛主席這樣的天才，世界幾百年，中國幾千年才出一個”，似乎也不為過。

當然，這戰略最終能取得輝煌勝利，也不完全是因為它高明。相反，似乎可以弔詭地說，正是毛的盲區決定了該戰略的成功。

如上所述，毛認定“國共反映美蘇”，國共兩黨乃是為美蘇兩國在中國打代理戰爭，可惜這話只說對了一半，我黨當然是蘇聯的代理人，但國民黨不願也不能代理美國。這結果就是蘇聯傾全力援助中共的同時，美國卻在馬歇爾攪Ｓ失敗後，竟然孤立主義老毛病發作，撒手不管中國的事，在內戰緊急關頭停止對華援助。

更致命的是，蔣公的教育決定了他絕無可能是毛澤東那種偉大的國際主義者（賣國賊的美稱）。據抗日名將孫連仲將軍的參謀長金典戎將軍披露，接替史迪威作蔣介石的參謀長的魏德邁將軍看出，因為蘇聯在幕後作梗，國府絕對無法靠外交順利接收東北，他於是向蔣建議由美軍代為接收後再轉交給中國政府。但“蔣先生當時認為這樣的作法，雖然可以從蘇軍手中把東北順利的接收過來，但深恐因此有失國家的體面，經予婉言謝絕。”

毛澤東對蘇聯人跪求再三還一波三折、幾乎沒有求到的事，美國人主動送給老蔣，而蔣公卻出於民族自尊心斷然拒絕，這還有可能打贏麼？豈不聞“兩軍相逢勇者勝？”我黨的生存哲學阿隨早就闡明了，生存競爭就是比賽誰更沒良心。良心在生存競爭中乃是致命弱點，這在中國乃是萬古不磨的真理。毛之所以能先後贏得黨內外權力鬥爭，靠的就是這一天然優勢。在這點上，無論是黨外的階級敵人還是黨內的戰友，誰都比不上他，只有他才是大英雄。周恩來之所以對毛終生扁扁地服膺，說穿了就是為此。


【未完待續】

周恩來為什麼怕毛澤東？（六）


蘆笛


四、諸家的解釋


一個不容否認的事實是，至少在文革爆發後，周恩來對毛澤東絕對服從。周這麼幹很明顯是違心的，那麼，他為什麼要這麼做？

《晚年周恩來》的作者高文謙首先試圖作出解釋，他認為，周這麼做是受了傳統忠君思想的影響，這才會時時處處強調“保持晚節”。周雖然不同意毛的許多作法，但囿於忠君思想，不能不順勢隱忍，在不得罪毛的前提下予以匡救。

有趣的是，周的侄女周秉德連此說都不能容忍，為此與高發生爭辯。根據香港《明報》記者報道，周秉德女士稱（引用時略去了原文小標題）：

“（周秉德）在接受本報訪問時表示，雖然近年外間對周恩來有不少
批評，指他對毛澤東一些錯誤政策沒有提出反對意見，但她認為，周
恩來當年這些作法，很多時是顧全大局而身不由己。

周秉德稱，有人認為周恩來於中共建國後做了很多違心的事，但實際
上，周恩來對毛澤東並不是盲從的。譬如在50年代末的「大躍進」時
期，周恩來認為「超英趕美」不切實際，但毛澤東並不接受，還開會
公開批評周恩來：「離右派只有50步」，迫使周恩來最後只能接受毛
澤東的主張。

對於有人認為周恩來在文革中表現軟弱，周秉德指出，毛澤東當時的
權力很大，人民都沉醉在他個人崇拜中，周恩來根本不可能和毛澤東
硬碰。若周恩來和毛澤東對抗，「只會讓國家分裂，陷入更大的混亂。」
她認為這是周恩來最不願見到的。

「周恩來處理毛澤東錯誤的政策時，是以『等待』的方法，當毛澤東
不聽他的意見時，他不會勉強勸阻，只在適當的時候才糾正。」周秉
德指出，在大躍進失敗後，周恩來就提出了「調整、鞏固、充實、提
高」的方針，重建中國經濟；而在60年代文革期間，周恩來也努力維
持政府周恩來也努力維持政府運作，把動盪減至最低。

周秉德表示，周恩來並不在意權力，只是別人不理解他的想法，而實
際上，毛澤東對他亦非完全信任。對於早前中共中央文獻研究室周恩
來生平研究小組組長高文謙撰書指稱，周恩來順從毛澤東是為保持晚
節，周秉德認為這個說法是錯的。「周恩來在1972年便查出患上癌症，
他若想保持晚節，大可退出政壇，安心養病，但因為對國家仍放心不
下，他才撐着病體工作，與保晚節無關。」”

這意思是周恩來是為了國家人民而忍辱負重，這觀點在國人甚至在海外華人中都相當盛行。

而高先生則如是說：

“據近日香港《明報》報道，周恩來的侄女周秉德正在香港參加一個
紀念周恩來的展覽會，她在接受採訪時，指《晚年周恩來》書中說周
恩來順從毛澤東是為保持晚節‘這個說法是錯的’。對此，高文謙回
應說，周秉德作為周恩來的侄女，為自己的伯父辯護，可以理解。不
過，歷史就是歷史，周的歷史是他自己寫的，人們的好惡親疏是改寫
不了的。

高文謙指出，‘保持晚節’是周恩來在文革中的口頭禪，文革中一直
在講這句話。放到文革特定的歷史環境中，就是表示在政治上要跟着
毛澤東走，這是解讀周氏在文革中行事為人的一把鑰匙。毛髮動的文
革給國家造成浩劫，中國老百姓深受其害，連老幹部也不能倖免，毛
是歷史的罪人，已無需再說。據鄧穎超秘書趙煒不久前出書說，周恩
來在1975年11月已經病得起不來床，還要強掙着寫下‘忠於毛主席’
這樣的字樣。毛是禍國殃民的禍首，借用一句古語，叫做‘慶父不死，
魯難未已’。那麼周的心目中究竟把中國老百姓放在什麼樣的位置？
忠於毛還是忠於人民，兩者必居其一。不知周秉德女士如何才能自圓
其說？”

高先生此論，暴露了他雖然據說是林則徐的後人，但對儒家思想基本沒有認知，這才會把“忠君”和“忠於人民”對立起來。其實在儒家看來，兩者完全是一回事，忠君必須愛民，愛民就是忠君的操作內容。傳統忠臣若遇到毛這種典型的昏君暴君，絕對只會伏地苦諫，直到被聖上砍了腦殼而後已。這就是儒家的“文死諫”。

周的死諫在哪裡？我們看到的只是周對毛甚至其爪牙的曲意逢迎，吮痔舔癰。這方面例子舉不勝舉，光挑那最噁心的一樁說說就夠了。

根據李志綏回憶錄（因中文版翻譯嚴重失真，引文據英文版譯出）：

“在江青面前，周恩來幾乎是一副奴顏媚骨。1966年12月，周恩來在人
民大會堂主持一個重要會議，江青來找他。周長期的衛士長成元功客氣
地向江青建議，江青不妨先去吃點東西再來，免得打斷會議。

江青勃然大怒，罵道：‘你成元功在總理面前像條哈巴狗，在我面前像
條狼，我要把你抓起來！’她當即命令汪東興逮捕總理的衛士長。

汪東興拒絕了，只同意把成調去干別的工作。

周的妻子和最親密的知心鄧穎超此時出來干預了，堅持要汪逮捕成，說：
‘你一定要逮捕成元功，我們不想讓人家說我們包庇他。’

汪仍然拒絕逮捕那衛士長。他跟我說：‘成元功為總理和他的夫人幹了
一輩子，可他們為了保自己就把他拋出來。’後來他把成送去中央辦公
廳的五七幹校勞動了一段時間。”

請問中國歷史上有過這種“忠臣”麼？若按傳統標準，周乃是典型的佞臣奸臣。儒家的“忠”的實踐是身體力行聖賢之道，並不是對君王百依百順，更不是助紂為虐。高先生的曾外祖林則徐的著名對聯是：“苟利國家生死以，豈因禍福避趨之？”高先生怎麼就沒聽說過？離開個人的趨利避害，趨福避禍，還能有周恩來這個歷史人物麼？

周那些無骨表現，連汪東興、李志綏都看不下去。汪抗命不抓成元功，把成送到幹校去，在李志綏得罪了江後又把李送到工廠去避難，似乎也沒有為此送命阿？汪能做到的，周何以就做不到？難道“忠臣”竟意味着“無骨”？後來毛借癌症謀殺周，汪傳達聖旨時表現得非常殘酷無情並不是毫無原因的。的確，有如像周那樣沒有廉恥地活着，還不如死了，早死一天便少出一日丑。

如果說高先生的“忠臣”說無法成立，周女士的“為國為民”說就更不值一駁了。難道親筆批准逮捕義女孫維世和弟弟周恩壽，竟然也是為了黨國利益？難道1966年7月31日和8月1日兩次接見蒯大富，晤談長達６小時，詳細記錄了蒯提供的整倒王光美、劉少奇的“紅材料”，主動為毛完成戰術偵察，使得偉大領袖毛主席得以寫出《我的一張大字報》，竟然不是違背黨章搞分裂黨顛覆黨的陰謀活動，而是為了“顧全大局而身不由己”？

至於周不辭職而撐持到最後一息，那也不是什麼“顧全大局”，乃是他怕毛入骨的表現。他最怕的是身敗名裂，死後人家在他臉上打叉叉。以他的絕頂聰明，當然能看出只要他對毛有用一日，便能安全一日。如果他稱病辭職，那立即成全毛的落井下石，再無彌補可能了，當然只能無論怎樣窩心都只有撐下去。

周自己就把動機說得明明白白。1974年初，周對耿飆說：“人家要打倒你，不論怎樣打，你自己不要倒；人家要趕你，不管他怎樣趕，你自己不要走；人家要整你，不管他怎樣整，你自己不要死。”可見周堅持到底完全是為了自救。這從個人毅力來講當然很了不起，但不幸與國家人民無關係。

由此可見，上述兩說都無法成立。張戎和哈利代與上述兩位作者不同，看到了周身上非常觸目的奴性，注意到了周對毛的入骨恐懼與順從，但不幸的是他們對這現象的解釋非常牽強，過份強調了《伍豪啟事》，似乎認為周怕毛就是因為毛捏了那把柄，甚至暗示那啟事可能是毛偽造出來的。在我看來，此乃該書最大的敗筆之一。它和其他觸目敗筆一樣，降低了該書的學術價值，為黨朋們鑽空子提供了彈藥，令人倍感遺憾。

據張戎、哈利代毛傳：

“（一九三二年）二月十六日至二十一日，上海《申報》等主要報紙
上出現了一個《伍豪等脫離共黨啟事》。《伍豪啟事》說‘敝人等深
信中國共產黨目前所取之手段所謂發展紅軍牽制現政府軍者無異消滅
中國抗日力量，其結果必為日本之傀儡而陷中國民族於萬劫不復之境
地’，說中共路線為蘇聯利益服務，‘敝人本良心之覺悟特此退出國
際指揮之中國共產黨’。‘伍豪’系周恩來的化名。《伍豪啟事》毫
無疑問是偽造的。直到今天，中共也說不清到底是誰偽造的，為什麼
不選他人，專選周恩來？為什麼早不偽造晚不偽造，偏偏就在周取代
毛作紅區頭號人物時偽造登出？這是巧合嗎？而且，毛當時即以蘇區
主席名義發布告‘闢謠’，把《伍豪啟事》擴散到根本看不到上海報
紙的蘇區。”

具有學術研究訓練的讀者一眼就能看出，這裡的一系列推理其實不過是猜疑，根本沒有堅實的證據。即使是猜測也很不合格。作者首先得排除那是國民黨所為之後，才能猜到共黨身上。即使是周的黨內政敵所為，那也做得太笨拙，因為周早在1931年12月就到了中央蘇區，這種捏造並不能構成什麼殺傷力。因此，最大的可能性還是國黨使用離間計。

就算是周的黨內政敵所為，那也未必就是毛。猜測毛偽造那啟事不但沒有證據，而且幾乎沒有可操作性。毛當時在瑞金附近養病，又不指揮特工，怎麼可能去上海媒體上搗鬼？

“毛當時即以蘇區主席名義發布告‘闢謠’，把《伍豪啟事》擴散到根本看不到上海報紙的蘇區”也有無根據誅心之嫌。熟悉我黨規矩的人都知道，以蘇區主席名義發布的文字，必定經過中央批准，甚至未必出於毛的主動（張也指出，毛當時在東華山養病，並不在瑞金城里）。周當時是毛的上級，何況此事直接涉及到他，難以想象此類文件竟然會未經周批准便能發布。更大的可能還是出自周的主動。

可惜作者竟然在這虛擬推理的基礎上進一步發揮：

“在共產黨的世界裡，啟事使周的名字受到玷污，權威遭到質疑，周的
惶惶不安可想而知。尤其是，周不能不懷疑，這不是巧合，是毛在搞鬼。
周就這樣對毛產生了懼怕心理。從事態的發展可以看出，毛利用周的這
一心理，迫周對他言聽計從。”

這兒完全是一連串的想當然。“周的名字受到玷污，權威遭到質疑，周的惶惶不安”全是“可想而知”，毫無證據。“周不能不懷疑，這不是巧合，是毛在搞鬼”、“周就這樣對毛產生了懼怕心理”以及“毛利用周的這一心理，迫周對他言聽計從”就更是“代死人立言了”。

最無法令人信服的是，作者竟然把周同意毛提出的進軍方向也說成是毛利用《伍豪啟事》訛詐周的結果：

“這時毛要的是軍權。紅軍那時正久攻贛州城不下，三月初在城下開最
高層會議商討怎麼辦。毛一得到通知，跳起來就走。天正下着瓢潑大雨，
子珍讓他等雨停了再走，他不聽，出廟門頃刻就全身濕透。他連夜馬不
停蹄，到了會場便指責軍事指揮。同事們並沒有把軍權給他，大家雖然
都同意撤圍贛州，但是仍作決議說：打贛州‘在政治上完全是正確的’。

大多數人一致同意向西發展，跟湘贛邊區根據地連成一片。可是毛堅持
去東北方向。爭執不下，由周恩來拍板定案。周決定兩個方向都去，但
只派了三分之一的隊伍往西，三分之二跟毛走，包括毛的老搭檔林彪手
下的紅軍主力一軍團。

周可以不顧多數人的意志，做出這樣一個奇怪的決定，顯然是他不想樹
毛這個敵。就是從這時起，周恩來開始了持續一生的對毛的恐懼。毛呢，
也一再把《伍豪啟事》作為懸在周頭上的利劍，一直到四十多年後周臨
死之際。”

這兒推論不但毫無證據支持，就連推理過程都牽強附會已極：就算周恩來不顧大多數人的意見同意了毛，那也可以有一萬種解釋，例如他覺得毛說的很有道理，看到了大眾沒看到的事，憑什麼說那是“奇怪的”？更何況他並沒有完全同意毛，而是採取了兩路分兵的折衷決策，這樣就既同意了毛的主張，又安撫了毛的反對派。此乃他的典型性格，豈能毫無證據便憑想當然認定那是“奇怪的決定”，更由此作出一連串的飛躍結論，武斷認定周對毛的恐懼就從此時開始，一直到他臨死才了賬？

其實若以常理度之，毛根本不可能用《伍豪啟事》去訛詐周。這道理再簡單不過：訛詐要能奏效，訛詐者必須捏着為大眾不知、一旦拋出去便能使對方身敗名裂的真憑實據。用大眾已知而毫不可信的謊言去訛詐周，只會適得其反，讓毛自己身敗名裂。上面已經說過，周早在啟事發表前３個月就到了中央蘇區，共黨高幹全都知道那啟事是偽造的。更何況毛還同意（起碼是同意）以他的名義正式辟過謠。毛若真發昏到用這去訛詐周，只會讓自己在同志們心目中變成毫無原則的陰謀家，無異於政治自殺。毛再蠢也不至於干出這種蠢事來吧？

事實上，毛從未在延安整風中以此發難，而整風后期就是所謂“審幹”，若《伍豪啟事》真是什麼戰略核武器，毛本可以起碼亮出來嚇唬周，可他根本就沒這麼做過。他晚年倒的確用這玩意隱晦地嚇唬過周，但時移世易，毛周的關係再非昔日可比了。當初毛是周的下級，後來則成了順之則昌，逆之則粉身碎骨的絕對權威。就連劉少奇他都能一手做成叛徒內奸工賊，要把周做成叛徒又有何難？只有到了那陣子，《伍豪啟事》也才有了致命的殺傷力，也才引起了周的巨大恐懼。

但即使如此，毛也只是“引而未發”，從未把那玩意正式亮出來。甚至當紅衛兵在“抓叛徒”高潮中從上海舊報紙上刨出了《伍豪啟事》之後，毛也並未用來大作文章，只是給周留下了個懸念，讓他死在恐懼中。這說明毛整人神功出神入化，正因為他知道《伍豪啟事》實在沒有說服力，所以不如“把帽子拿在手上”，那樣反而更有威懾力。但這麼做也只有在他掌握了絕對權力之後才有可能。張哈見不及此，將文革後的情形倒推到３０年代去，犯了刻舟求劍想當然的錯誤。

事實是，周並沒有“從這時起開始了持續一生的對毛的恐懼”。1932年10月，也就是“從這時起”的７個月後，周恩來主持召開寧都會議，罷了毛的總政委之職，由他自己擔任。此後周還幾次反對過毛，例如在1937年8月間召開的洛川會議上，周帶頭反對毛和張聞天提出的賣國主張，會後出走凡３個月，毛一再呼喚他都不回去。

周臣服於毛乃是延安整風之後的事，但即使是那陣子，周也不像後來那樣服服貼貼。據青年黨黨魁左舜生的觀察：

“（周）在中共的黨中央，他雖不居第一位，但他的意見，也不曾被忽
視。說到「當權派」，他才真正是當權的，而且自來看毛不起（在重慶，
如林伯渠、董必武等談到毛，總叫「毛主席」或「我們的毛主席」，只
有周叫「老毛」）。”（《大陸動亂已在變化中》）

必須指出，這湖南老左的觀察力頗強，1945年他和其他參政員訪問延安，調解國共爭端，見到了張聞天、王明和博古，那觀察都非常準確。

關於張聞天，他如是說：

“民國三十四年，我和褚輔成、黃炎培、冷遹、傅斯年、章伯鈞六人同
訪延安，和共方代表毛、朱、周等八人舉行了三次會談，聞天便是他們
的八代表之一。其時我已五十二，聞天四十四，但他那副小孩子面孔，
卻和我們在上海時一樣，他和我確也談得很親熱（這是我們「少中」同
人的一種風氣，無論在任何場合，我們的私人情感，總是超越黨派或政
治意見之上的）。毛澤東也是「少年中國學會」會員，他當然知道我和
聞天的關係。這次他所以把聞天排在八代表之內，大概多多少少是為了
敷衍我的。會談結束，我向毛提出，說我個人要和聞天談談，毛答：
「您不容易找到他的住所，我派人陪您去」。於是，我和任弼時一陣去
會張，任系毛的親信，我和聞天談話，他便坐在旁邊，因此我們便只能
敘舊，不便談政治，這也可看出毛澤東對所謂國際派，是何等的猜忌。
其時聞天住的地方，非常簡陋，桌上除幾本外文書和一部電話以外，別
無他物（與周恩來的住所迥然不同）（下略）”

王明小像：

“陳紹禹愛出風頭，對政治和社會都認識不夠，但領袖慾極強，辯才無
礙，每遇着他在參政會發言，能說會道的主席汪精衛，也只能皺皺眉頭
了事。有一天，張君勱和我與蘇聯駐重慶大使鮑格莫諾夫見面，陳為我
們當翻譯，俄國話熟極而流利，我和君勱都承認他是中共一個可造的人
才。可是毛澤東始終對他不放心，可能周恩來對他也不滿意，大致他留
在參政會只有兩年，便調回了延安，據說他回延安後，一直病了好幾年，
說不定已被毛軟禁。我們到延安後，想揭破這一秘密，也要求和他談談，
毛不好拒絕，經過兩天，我們便見着了他。其時是陽曆七月三、四號，
中午延安天氣很熱，但他仍穿着棉衣褲曬太陽。據他告訴我們，他已經
打過一千多針，看樣子確實有病。他住的地方比聞天的更不如；並且電
話也沒有，會客的地方，除幾把椅子以外，別無他物，他的太太帶着一
個小孩，面黃肌瘦，可看出他們的營養不良。”

博古素描：

“秦邦憲情形稍好一點，仍可往來延安與重慶，但精神也不愉快，他在
延安主編「解放日報」，每天午後出版一大張，我們這幾天在延安活動，
都成了這張報紙的第一版材料。在一次吃飯的時候，我對他說：「您回
延安後，身體胖多了」。他說：「我在這裡，只是飽食終日」。這句話
充分表示他無所事事。”（《談談我所認識的幾個共產黨人──張聞天、
田漢、李達及其他》）

一個局外人在延安走馬觀花，即能對毛和國際派領袖之間的微妙關係洞若觀火，其分析針針見血，令人不能不佩服這湖南騾子的眼力。由此可見他之“周恩來看不起老毛”說雖然不免誇張，但可能還是有一定根據的。

不僅如此，周在“建國”後還反對過毛。這事張戎其實也記錄了：

“（一九五六年）四月一次政治局會議上，毛叫把砍掉的部分加回去。
政治局沒有從命，堅持他們的意見。毛怒而宣布散會。會後周恩來去找
毛，想說服毛，最後實在無法時冒出一句，說他‘從良心上不能同意’
毛的做法。周恩來跟毛講良心，使毛怒不可遏。但毛無可奈何。”

毛後來為此批“反冒進”，在南寧會議上把周整到請辭地步。由此可見，那時的周還並不是百依百順的奴才，何以萬能的“伍豪啟事”竟爾失靈了呢？

綜上所述，上述諸家對毛周關係的詮釋，似乎都無法成立。敝人無學，所見有限，迄未見到令人信服的有關文字。



【未完待續】

作者：蘆笛 在 罕見奇談 發貼, 來自 http://www.hjclub.info