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後偉人時代”的開端

　　2002年剛剛開始的時候，《南風窗》駐北京記者打電話來說，今年是鄧小平南巡10周年。若不是他的提醒，我竟忘了這個日子。這以後的幾天，屢屢對朋友提及這事，他們也都不記得了，而且同我一樣地驚訝：怎麼會淡漠了這個值得紀念的時刻。

　　中國人喜歡以整數來紀念那些對他們的生活發生過影響的日子，也即所謂"5周年"，"10周年"，還有"20年"、"50年"、"80年"、"100年"等。嚴格地說，這類"整數"同歷史本來的進程以及我們的認識並無直接關聯。比如，我們把"10年"作為一個參照，顯然不是因為"9年"或者"11年"就會有什麼明顯的不同，而是緣於一種由來已久的習慣。這習慣的值得稱道之處，是它提供了一個契機和一種壓力，讓我們去回顧某些不該遺忘的事情。所謂"鄧小平南巡"，是指他的武昌深圳珠海上海之行，時在1992年1月18日到2月21日。大家之所以對這個事件記憶猶新，是因為，鄧的這個舉動在當時即令所有中國人大感意外；也因為，他那一路的講話具有異乎尋常的震撼力和感召力；還因為，他的這個出人意料的行動和那些出人意料的講話，對當日中國產生了一種撥正航向的作用，以"反對和平演變"為中心的新政治運動，從此偃旗息鼓，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新一輪改革開放，從此理直氣壯，那些惶惶不可終日的改革的先驅者，諸如深圳和珠海這樣的經濟特區，以及溫州和泉州這樣的民營經濟繁榮地區，也都重振昔日氣概。從那以後到今天，鄧一手締造的這種改革開放的勢頭，竟能保持10年而無起伏，甚至不會因為他的告別人世而發生逆轉。

　　從這個意義上說，下面這一句話也許不算過分：

　　聽君一席話，十年保平安。

　　這樣看來，在"後偉人時代"的第一個十年裡，偉人的影響不僅還存在，而且是廣大深遠而又無微不至的。"後偉人時代"是我本人杜撰的一個詞。在中國幾千年的歷史上，這是前所未有的時代。它的含義是，即使偉人已去，社會卻依然保留着偉人的影響，有如"後農業時代"中農業依然重要、"後工業時代"中工業依然繁榮。有兩個日子我們難以忘記。

　　1989年11月9日，這是鄧小平正式退休的日子。4天以後，他會見日本經濟訪華團的時候，宣布他要"百分之百地退下來"。這裡所謂"百分之百"，按照鄧本人的說法，乃是"正式向政治生涯告別"。所以，黨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在刊登這個消息的時候說："鄧小平最後一次會見外賓。"

　　1997年的2月19日是鄧小平的忌日。鄧去世的那個傍晚，京城晴空萬里，日月東西相向，天地俱澄澈。我沿着京城的長安大街走到天安門廣場上，內心裏面不斷想起毛澤東逝世的那個日子，也即1976年9月9日。較之20年前的那個時刻，這一天中國人的反應，其實並不是悲天慟地，而是平靜。

　　平心而論，在本世紀中國的歷史上，鄧小平的影響和貢獻，是不遜於另外一個偉人毛澤東的。中國人大都喜歡把鄧小平和毛澤東做比較。他自己也有意無意地這樣做，比如他把毛看作是共產黨"第一代領導集體的核心"，把自己看作是共產黨"第二代領導集體的核心"。現在，在他去世5年之後，我們再來比較，就會發現，鄧和毛之間的不同，要比他們之間的相同之處更加值得回味。這些不同之處中最重要的一個，正是在他們去世之後顯現出來的。毛去世後的5年裡，我們的國家動盪不已，從北京中南海里的一連串變故，直到偏僻鄉村中人民公社社員的群起反叛，讓每一個中國人都有天翻地覆的感覺。而鄧去世後的這5年，我們卻感受着平靜和從容。一切都像他去世那一天的情景一樣。

　　導致這種不同結局的原因，是複雜和多樣的。但若追究起來，有一件事情必定發揮着重要的作用。這就是，鄧在1992年的南巡講話，為他身後的中國定下了基調。他多次說，那是他的"政治交代"，這話音裡面，其實就有"政治遺囑"的含義。相對於毛澤東留下來的"無產階級專政下繼續革命"的理論，鄧留下的這一篇"政治交代"，顯然是以完全不同的方針和邏輯來引導中國的走向。他的文選以他的這段講話為終結，本身就有一錘定音的效果。後人又以這個講話作為"新時代"的開始，亦發揮着"舍此無他途"的作用。

　　今天我們回看"後偉人時代"的第一個十年，舉大體不論細節，可以發現幾個明顯的特徵。

　　第一個特徵：不再折騰

　　1992年鄧小平南巡講話的發表，把中國20餘年的改革開放劃分為前後兩個階段，在那以前的整個80年代，是中國改革的第一次浪潮；從那以後，直到2001年，是中國經濟發展的第二次浪潮。

　　這10年，我們國家的經濟增長，既沒有出現80年代初期那種令人興奮的騰飛，也沒有出現80年代後期那種令人沮喪的墜落。總的看，經濟總量實現了第二個翻番。商品短缺的歷史也終於變成了商品相對過剩。13億中國人當中，有大約1億多人已經富裕或者比較富裕起來，成為中國人所說的"大款"、"高收入者"或者是"中產者"。另外1億多貧困者中，也有90%的部分，能夠在豐年得到溫飽，遇災年也不至於餓死道邊。除了這最富裕的部分和最貧窮的部分，還有至少10億人，按照官方的說法是實現了"小康"。這讓老百姓有些不以為然，至少是覺得，這"小康"在當初成為"戰略目標"的時候，是那麼令人激動，及至說"實現了"的時候，方知不過如此。在我看來，這種淡漠的反映，要麼是由於普通人當初把"小康"想得過於美好，要麼是那些不普通的人後來把"小康"變得更加現實。無論哪一種，其實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大多數人的物質生活和精神生活的確是進步了。

　　然而還有更加重要的。這10年的中國，在政治方面，沒有左右搖擺；在經濟方面，沒有大起大落。用一句簡單的話來概括這種局面，那就是：我們終於不再折騰了。

　　這裡所謂"沒有左右搖擺"和"沒有大起大落"，首先是相對於80年代到90年代初期這一段歷史說的。

　　1992年初，當鄧小平巡視南方的時候，整個中國，無論政治方面還是經濟方面，都處在低谷。那種沉悶、彷徨、疑慮和無所適從的氣氛，直到今天仍歷歷在目。

　　眾所周知，在中國，北方以北京為中心，一向是政治的熱鬧所在，也是諸種方針和口號的發源地。南方靠沿海一線，則是經濟格外活躍的地方，所以，中國有"北政南商"的說法。南邊經濟的陰晴，多由北方政治的風雲來牽扯，所以，若論南北大局，大致為北呼而南應，北行而南效。但是，在1992年早春，這局面居然轉了過來，變作"南呼北應"，"南行北效"。所有這些集合起來，南北東西，浩浩蕩蕩，由此也就令中國改革捲起了第二次浪潮。當時的輿論說，這種震撼整個中國的力量，乃是由南向北的"鄧旋風"所推動。這並不是誇張之辭。

　　到今天，政治方面的中國，經歷了1992年秋天的"十四大"，1997年秋天的"十五大"，1998年春天的"政府換屆"，大致上是始終如一的勢頭，沒有重複80年代那種左右不定，起伏無常的毛病。這是了不起的一件事。

　　經濟方面的中國，儘管有1993年的"過熱"和"通脹"，但其波動幅度明顯小於80年代，以後的治理，也沒有治出90年代初期那種生產停滯和通貨膨脹並舉的結果。然後是1998年的亞洲金融風暴和2001年發達國家的經濟衰退，中國竟然都沒有跟着"風暴"和"衰退"，這令全世界刮目相看，也讓我們自己人驚嘆：過去幾十年，是人家不動盪而我們動盪；最近這10年，是人家動盪而我們不動盪。這也是了不起的一件事。

　　經濟方面種種數字的累加一如既往，當然，這其中有着過去幾十年裡建立起來的一切為基礎，不能視作這10年的獨有風騷，惟有"持續穩定"這4個字，當得起是前所未有的成功。

　　就此看來，這10年裡中國的基本特徵是持續穩定，而不是大躍進。然則對於熟悉中國歷史的人來說，"持續穩定"是比"大躍進"更加令人激動的。在這之前，新中國成立後的第一個10年，是政治上的反右派和經濟上的大躍進；第二個10年和第三個10年，是3000萬人死於饑荒，以及至少3億人受到政治牽累；然後是第四個10年，儘管有了改革開放的大政，也沒有了大折騰，但小折騰還是隔三年就來一次-1983年、1986年和1989年。現在，我們終於有了"10年不折騰"的歷史，不容易！

　　"不折騰"的另外一個含義，是少有自己的創造。過去10年裡面，舉凡最重要的方針，無論是政治的還是經濟的，內政的還是外交的，都是繼承前人的。比如確立市場經濟體制，以至最終放棄計劃經濟；比如加入世界貿易組織，以至最終融入世界經濟體系；比如以一國兩制之方針收回香港和澳門；比如面對國際爭端的韜光養晦；比如申辦奧運的成功和中國足球的衝出亞洲……以上種種情節，若說全都是前人栽樹後人乘涼，似有崇古抑今之嫌，但若說是前人開場後人做戲，則有充分的根據。鄧小平在1992年南巡的時候就說過："即使沒有新的主意也可以，就是不要變。不要使人們感到政策變了。"他還說，"有了這一條，中國就大有希望。"今天回頭再看，這話表面上委婉從容，但卻大有深意可鑑，實在是切中"中國病"的一劑良藥。

　　第二個特徵：沒有權威

　　中國不再需要權威，鄧小平雖然畢其一生沒有直截了當地這樣說，但看他晚年的為數不多的公開講話，裡面是包含着這個含義的。1989年11月他公開宣布"告別政治"的時候，似乎是要下決心不再過問台前的事。他對美國前國務卿基辛格說:"我已經退下來了，中國需要建立一個廢除領導職務終身制的制度。"1992年南巡的時候，他又講到這件事，反覆地說，不要迷信老人。

　　當鄧小平的辭職公開之日，不少老百姓認為，他辭職卻不一定會辭事。中國的新任領導者也在多種場合宣布，中國的方向仍要由他來把握。然而，鄧小平公開宣布他"告別政治"，似乎是要下決心不再過問台前的事。用他自己的話說，退就要真退，他今後不再代表集體、黨和國家，亦不再插手於領導中國的事。

　　然而鄧小平的"告別政治"是有條件的。有如他自己在最後一次會見外國代表團時說的，中國近10年來所執行的方針政策以及發展戰略不會變，中國要發展。這話與其說是講給外國人聽的，不如說是講給他的後繼者聽的。他的想法，無疑是要中國在他已經開闢的道路上走下去。倘若真的能夠如此，那麼，中國的政壇上有他沒他都是一樣。但若出現偏離這條道路的徵兆，那就要出來說一說，這也就是1992年他的南巡講話的背景。直到多年以後，黨內一位很高層的理論家還對我談起這件事。"為什麼小平同志要講基本路線100年不動搖呢？"他自問自答道："就是因為那時候有動搖的現象。"

　　當初毛澤東選擇接班人費盡心機，前後歷時近20年，選了4人，都不對頭。第一個被他自己打倒了，第二個背叛了他，第三個被第四個抓了起來，第四個在鄧小平崛起之時辭了職。鄧小平的接班並非毛的選擇，但卻非常對頭。後來輪到鄧小平來選接班人。前後10年，選了兩個人，又不對頭。鄧在南巡的時候曾經感嘆這件事。他說，靠一代人解決不了長治久安的問題，要找第三代。今天回頭看，"長治久安"這件事，鄧小平做得更好。

　　毛澤東的後人把他留在了天安門廣場，讓中國人世代瞻仰；鄧小平的後人卻把他撒向了大海，讓他杳無蹤跡。看來，鄧小平是不願為自己身後的中國留下權威的。到如今，他不在人世已經整整5年。我們的國家仍在進步着。沒有留下權威的人卻留下了"長治久安"，這是值得後人好好想一想的。

　　第三個特徵：不搞爭論

　　鄧小平南巡講話發表之後不久，我曾寫過一篇文章。在那裡面，我提到，儘管鄧小平說過"不爭論"，但方方面面的爭論仍然沸沸揚揚。我還把那些年發生在中國的最重要的爭論，歸結為幾個焦點。

　　比如"基本路線的要點在哪裡？"

　　比如"改革開放姓'社'還是姓'資'？"

　　比如"市場經濟是魔鬼還是天使？"

　　比如"廠長負責制是否削弱了黨的領導？"

　　比如"私營經濟是否動搖了社會主義？"

　　比如"家庭聯產承包責任制是不是'單幹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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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0年以後再來看，這些問題都有了結論。總的趨向是，原來被看作異端的想法，如今都被接受了，其中很多已經成為大家正在做的事。

　　記得1991年，我的一個朋友從歐洲回來，問我中國人現在最關心的問題是什麼。我說，最關心中國的經濟改革"姓社"還是"姓資"。他聽了就覺得很好笑，還說這在歐洲人當中是不可想像的事。10年以後，我由這件事情聯想到的第一個問題就是，如果我們今天拿了這個問題，和中國的年輕人去討論，他們是不是也會覺得好笑呢？就整個國家的社會心理來說，這也許是一種進步。共產黨立國52年，前42年都是爭論不休。今天"一貫正確"的，到了明天，就有可能全都錯了。今天是錯誤的甚至反動的，到了明天，就有可能成了什麼方面的"先行者"。這後面的10年，中國人不再把自己的智慧和熱情浪費在無謂的爭論上。有了以往多年的教訓，我們正在變得聰明起來，也懂了一個常識：那種硬要辨別是非分清敵友的做法，最後總是適得其反。

　　舉個普通人的例子。戶籍制度的不合理以及必須改變，在今天已經成為不言而喻的事。根據我的有限的消息來源，至少有福建和湖南兩省，已在全省範圍內取消了戶口的界定，其餘大多數省市區也在局部地區或疾或緩地對其加以改革。但是，就在10年以前，有一個人卻因為批評了戶籍制度，被判有罪並且被監禁。他叫黃慶，先是昆明市搪瓷廠的團委書記，後來又是雲南省人民檢察院政治部的秘書，由於工作的努力和卓有成效而多次受到上級表彰。他的命運轉折，是因為撰寫了一篇文章抨擊中國的戶籍制度。他認為戶籍將公民分為高低貴賤，是一種不公正的歧視性制度，應予改革。1991年12月5日，黃被警察逮捕收監。根據"工人日報天訊在線"一位記者的報道，次年4月，在一次不公開的審理中，昆明市中級人民法院判處他有期徒刑一年，罪名是"反革命宣傳煽動罪"。6個月後，雲南省高級人民法院終審判決黃的罪名成立，管制2年。等到管制期滿走出看守所的時候，黃已經失去了原來的工作和原來的地位，衣食無着，艱難度日。與此同時，他所批評的戶籍制度，卻在他的身邊悄悄地改變着。到今天，已經沒有人還會說那是一個不能被批評被反對的制度。

　　鄧小平在1992年南巡的時候曾經說："不搞爭論，是我的一個發明。"從那時以來的10年已經證明，這對國家的進步有好處。有時候，對於一些走在時代前面、敢於獨樹一幟、並且因此受了委屈的人來說，這並不是一種絕對公平的選擇。我們國家處理紛爭的辦法，不是追求一人一事的絕對公允，而是追求大局的平衡。這中間的道理不在於是非分明，而在於必行的策略。

　　當然，"不爭論"不等於就沒有問題。今日中國，人們思想上被束縛的情況還有很多，很多問題也還沒有一個大家都能同意的說法。事情的關鍵，並不在於有沒有分歧，而是在於，在一種尚未建立充分民主的環境中，解決眾人間存在的紛爭，找到大多數人支持的行動方針，使國家的發展有利於每一位公民的生活，這正是一項最為重要的工作。對於一個政治家來說，這既是他義不容辭的責任，也是對他的一個挑戰。懂得了這一點，就有可能更深更遠地理解鄧小平本人一生的沉浮，以及他給我們後來人留下的精神遺產。(南風窗)

　　凌志軍(北京)

　　(作者為《人民日報》主任記者，著有《歷史不再徘徊-人民公社的興起和衰亡》、《交鋒》(與馬立誠合著)、《沉浮》等作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