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來美國時，思想準備的是認識美國人，融入美國文化，並沒有想到在美國遇到的不僅是美國人，更有來自世界各地的形形色色的人。與中國鄰接的國家的人，像日本人，韓國人，印度人等等，原來在中國時從來沒有機會接觸過，反而是不遠萬里到美國後才有機會認識的。由於自己的移民身份，加上硅谷公司的多樣文化，結交的人中來自世界各地的移民比土生土長的美國人多。我工作的幾個公司，都是同一個組裡，七八個人往往只有一兩個是美國白人，他們常戲稱自己才是“少數民族”。這裡描述幾位讓我擴展眼界了解世界的幾位“美國人”。

帥小伙克萊格

克萊格可以說是我來美國後認識的第一個美國人，是我讀書時的辦公室室友。那年我們系來了兩個中國女生，被分到同一個辦公室。辦公室里原先有兩個美國人，另一位極少來辦公室，一學期幾乎見不了幾次面，克萊格則幾乎從早到晚除了上課或帶實驗課天天在辦公室里坐着。他愛喝Dr.Pepper，辦公桌旁沿牆搭着一牆的Dr.Pepper空罐頭。

克萊格長了一副用英語說是boyish的外表，就是有那麼點年輕男孩樣，一雙明亮湛藍的眼睛總是充滿了微笑，一頭淺褐色的頭髮也很好看。我們第一天到辦公室，他就熱情相迎，但是又預防性地說了句：在美國，人們找你說話不等於喜歡你，聽了讓我覺得不爽，回了句，在中國也同樣。那時我們的英語還磕磕巴巴，克萊格卻喜歡侃侃而談，說要告訴我們三件事：第一，美國靠的不是政府，而是民間，比如教會，和其他民間團體，他們才是推動美國的真正力量；第二，真正的美國與好萊塢電影裡的美國不是一回事；第三，雖然好萊塢在加利福尼亞，但美國最好看的女孩在德州。克萊格是一個典型的德州西部人：虔誠的基督徒，每個星期天必去教堂，樂於助人，不相信政府，努力做一個負責任的公民。每次到該回家離開辦公室的時間，克萊格總是很注意關掉辦公室里的燈，並關照我們說，要幫助學校節約用電。我以前在中國從來沒有為公共財物着想的習慣，他使我第一次感受到中國與美國的差異並不僅僅是以前在中國報刊上讀到過很多的物質上的差異。我到加州來後有時跟別人提起我以前在德州待過，加州人會說：哦，德克薩斯，那裡是不是有很多紅脖子（種族主義者的意思）？對德州人充滿了偏見（反過來德州人對加州人也沒什麼好感）。以我的切身經歷，德州人遠比加州人友善，也更樂於幫助陌生人。

那年正是大選年，克林頓與老布什大戰，還加上個第三黨派的Ross Perot。德州是共和黨的天下，克萊格家世世代代都是選的共和黨，他說對他祖母來講，要選民主黨人，那是不可思議永遠不可能的。不過那一年克萊格也好像對布什有了懷疑，拿不定主意要選誰，說沒準就選Ross Perot。我每天上學的路上，見不少人家的草坪上插着支持克林頓的牌子，卻基本上沒怎麼看到支持老布什的牌子，便發表評論說，看來德州這次支持克林頓的人不少，克萊格聽了不以為然，說有些人叫得響，不等於這些人就是大多數，誰勝誰負要到數完選票才能看清楚。這對那時的我來說是一個很開眼界的觀點。

克萊格對科學充滿了熱愛，但讀起書來比不過中國學生。每次老師布置作業，中國學生們都非常勤奮，聚在一起熱烈討論作業，我恐怕是中國學生中最不勤奮的一個，愛談與功課無關的話題。克萊格有時跑來問我作業做得怎樣，指着那些中國同學的背後悄悄說：They make me feel sick。我們學校在州里不是什麼拔尖的學校，美國學生大多平平，可中國學生卻多來自國內拔尖的好學校，不是公平競爭，加上中國學生比美國學生努力，系裡考試成績最好的當然都是中國學生(我有時也是其中一個)，但其實美國學生對科學遠比中國學生有熱情，他們選擇這個專業看得出是出於真正的喜歡。像我這樣既不像其他中國學生那麼勤奮，也不像美國學生那樣對科學有熱情，學科學學工程完全是先被父母被當時的環境所迫後被功利目的驅動，混跡於其中，說來不免慚愧。

俄國人鮑力斯

我還在德州讀書期間得到了一個來硅谷面試的機會。面試進行了一整天，前後有近十個人面試了我，其中一個就是鮑力斯。印象是很友好，自我介紹是俄國人，看上去三十出頭，還算年輕英俊。幾個月後，當我從學校畢業，來公司報道時，鮑力斯是除老闆外，面試見過面的人中唯一一個主動來歡迎我加盟的。我們在同一個組給同一個老闆幹活，經常在實驗室里一起工作。他對我友好有加，不論是我找住房還是買車，他都出了主意獻了策。對他的友好，我注意到了，但沒當成什麼值得認真的事，在我看來他做的這一切並沒有超出同事友誼的範圍，可旁邊的同事卻看不下去了。有一天他正在給我熱情地解說什麼，旁邊的一位同事直截了當地說：鮑力斯，你不是有妻子嗎？鮑力斯聽了一副泄氣的樣子，不吭聲。後來我了解到，鮑力斯有個妻子，還有個十四歲的女兒，他那年三十五歲，就是說二十一歲就做了父親。以後的交往中我注意到他從不提他妻子，也不提女兒，有時我故意提他妻子，他就一臉沉悶，給我的印象是他們關係不太好。他的辦公室里既沒有妻子的相片也沒有女兒的快照。飯桌上大家聊起家庭夫妻等等，他會到時插一句離婚困難之類泛泛的話，但從沒詳談過他家裡具體到底有什麼問題。講起他怎麼來的美國，說是政治避難來的，是一段痛苦的經歷，也不願深談。

鮑力斯來自列寧格勒，現在叫彼得堡，從蘇聯瓦解前就已經在一家國家研究機構工作。就是在這家機構里，不知怎麼（他不願細談）與上司有了矛盾，最後以政治避難來美國而解決。對蘇聯沒有什麼好話可講，但也從沒深談到底痛恨什麼。不過我們同來自共產國家，有時候講起讀書時候的經歷很有同感。有一天，他突然說，啊，今天是列寧的生日，讀書時最恨這個節日了，因為這一天要參加義務勞動。談起中國的經濟改革和俄國的現狀，鮑力斯認為中國人遠遠比俄國人能夠接受資本主義。俄國人在蘇聯瓦解近十年後，思想還停留在指望國家管吃管喝養老送終的狀態。有一年聖誕，鮑力斯回了趟俄國。回來後把俄國說得一無是處，說是大街上就有人售賣美國綠卡，人人都想要離開那個國家。問他可能有一天回到俄國去嗎，他一口回絕：永遠不可能。不過這都是九十年代末時的事了。俄國在蘇聯瓦解二十年後的今天是個什麼現狀我就完全不了解了。

我知道鮑力斯不願提妻子，那時我生活閱歷還很淺，思想不免膚淺，以為在男人眼裡，女人最重要的就是外表。鮑力斯雖然三十五歲，但看着還挺年輕。白人女士老得快，有些人三十多歲就見老了，如果生個孩子，發發胖，那就更不行了。我想沒準鮑力斯的妻子發胖顯老，所以鮑力斯不願提她。年底公司開聖誕晚會，人人都攜配偶或date來，鮑力斯帶着妻子也來了。出乎我的意料，鮑力斯的妻子像電影演員一樣年輕漂亮。上班後我對鮑力斯說：你妻子好漂亮啊，他說了句：就是顯示顯示罷了，回答得讓我摸不着頭腦。後來我們分別離開了這家公司，基本上只通過EMAIL偶爾聯繫一下，期間知道他去新加坡工作了幾年，對新加坡讚不絕口，說環境清潔，生活方便，公司文化與硅谷相似，他適應起來一點沒問題。去年搬回到硅谷。等到今年再次重逢時，他的手臂里挽着的是一個在新加坡遇到的新妻子：一位來自中國大陸的女士。

斯洛維尼亞人布亞娜

斯洛維尼亞原來是南斯拉夫的一部分，南斯拉夫分裂後，斯洛維尼亞成為一個獨立的國家。布亞娜是母親唯一的孩子。她父親和母親在她很小時就離婚，母親從此再沒有結婚，到現在還單身一人住在斯洛維尼亞。父親離婚後移居到瑞士，再婚並又生有一女，所以布亞娜有一個同父異母的妹妹。布亞娜在斯洛維尼亞高中畢業後也去了瑞士，在一家酒店裡做bartender，就是櫃檯前給顧客調酒上酒的服務生。就是在這家酒店裡，她遇到了她的丈夫。她丈夫是個美國人，當時出差到瑞士。那時布亞娜才十九歲，丈夫大她十歲。結婚後布亞娜隨丈夫移民到美國，來到硅谷。她先進入加利福尼亞州立大學學習，畢業後在公司里做市場（Marketing），事業上做得比丈夫還好。丈夫在2000年那次因特網氣泡破滅期間失去工作，變得消沉，婚姻產生了危機。布亞娜極力想挽救這場婚姻，提出共同去婚姻治療專家那裡尋求指導幫助，卻被丈夫一口回絕。布亞娜在丈夫明顯不願做任何努力的情形下還對這場婚姻報有一線希望，不願離婚，可她丈夫卻愈演愈烈，最後與布亞娜的一位女生朋友發生婚外戀，每次提到這一點，布亞娜都會忍不住哭出來。布亞娜到這時忍無可忍，提出了離婚，結婚十年後兩人終於分道揚鑣。

布亞娜為人熱情，頗受歡迎，離婚後手上抓了一大把男朋友。最多時同時有四個男士來找她，而她則是周旋自如，來者不拒，除了有一位她堅持說只是朋友關係，其他三位她似乎都是有喜歡的地方，又各有各的不滿之處，那四位則都覺得自己有機會，但又都看得出來也有點三心二意。我是她離婚後才認識她的，有時我想不知她結婚時是怎樣的。她的婚姻故事我聽到的是她一面之詞，總之婚姻破滅全是她丈夫的錯，事實如何就不得而知了。

布亞娜開着一輛高級敞篷跑車，坐她的車對我來講是一場驚險的經歷。在高速公路上超速不稀奇，幾乎人人都做，問題是她不僅超速，而且在超速的同時不是換衣服，就是喝咖啡，或是打手機，或是轉頭與人說笑，總之什麼都干，就是不怎麼看路。她很後悔買了這輛高級跑車，維修費用高，而且據她說這輛車是警察的眼中釘，總是被警察盯梢，吃了無數的罰單，我心裡卻想：哈哈，也許問題不出在這輛車上。

布亞娜曾去過亞洲的新加坡，香港，北京和泰國的曼谷。說是最喜歡曼谷，喜歡那種東方宗教與西方現代化相鄰並存的強烈對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