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應該向西方學什麼？兼談摩羅之爭

中國人從1840年以後，就開始了向西方人學習的步伐。中國人很謙虛的學習，那可真是在中國歷史上從來沒有過的事情。中國人從來都是別人的老師，這回終於過了一把當學生的癮。可問題是，西方這個老師總有兩面性，搞得中國人有點摸不到頭腦，也許是中國人的思維有問題，中國人有點非黑即白的意思，可是西方人看着很純真，很簡單，可是內心卻是複雜得很，鬼得很，尤其是大英帝國那陰沉的英國佬和那個英國佬的後裔美國人。

他們的兩面性是，對內，民主和人權，對國內的人民是要多好有多好，可是，對外，就有帝國主義的特性，欺壓其他民族，搶劫其他國家的資源，商船後面跟着炮艦。他們將這種兩面性運用的非常的成熟，玩的臉不紅心不跳，可是，正在拼命向他們學習的中國人就有點傻眼了。

你若說他們很好吧，可是他們用槍炮對付你，經常打你個半死，幾次用幾千人的洋槍隊就占領了北京，逼着你簽這個條約簽那個條約，給你感受就是被老師欺負。你要是說他們不好吧，也不對，那些在中國的洋人，就個人的品行來說，還真的不錯，比中國人自己都好。這樣，折騰過幾次之後，中國人就很迷惑了，這洋人和洋人的國家到底是好，還是不好？他們到底是強盜還是天使？

於是中國人就開始了留學，想到強盜的老巢里去實地看一下，不入虎穴，焉得虎子呀。包括清朝那些去英國的駐英大使館的官員，當時都是冒着必死的心去的，受到所有清朝官場上的官員的同情。可是，這些人到了西方以後，發現，哇，這西方人真的是太好了，又熱情，又文明，還愛幫助人，西方的制度也是非常的好，有人性，尊重人權，人人平等，於是，強盜就又變成了天使，只是他們不知道，天使不是他們本來是天使，而是分權的結果，是權力制衡的結果，而洋人一旦到了國外，就沒有了分權，沒有了權力制衡，因此，洋人就變成了為所欲為，變成了魔鬼和強盜。

這些留學生在西方呆久了，也就呆傻了，以為洋人就是好，洋人是不會欺負人的，洋人的國家也不會是欺負人的國家。像胡適他們，像魯迅，周作人他們，魯迅與周作人甚至將日本當做了自己的第二故鄉。但是，當他們回國以後，就又發現了洋人們的強盜嘴臉了，因為，這些洋人是以國家的面目出現的，而不是以個人的面目出現，當他們變成國家的代表的時候，他們就成了帝國主義分子。天使又成了強盜。

中國人真的很暈，有些搞不懂。但是，在五四的時候，在1919年的時候，中國人終於有些明白了，就是五四時候的口號，筆者這裡不是指知識分子提的民主與科學的口號，而是五四運動本身的最實際的口號：外爭國權，內懲國賊。這才是真正的五四精神，可惜，這個五四精神，後來被一幫的文人們給歪曲掉了。五四在這些人的眼中，變成了民主與科學，變成了全盤西化，變成了僅僅是打倒封建，只有了“內懲國賊”，而沒有了“外爭國權”。

真正的五四精神，其實是真的學到了西方國家的真諦，即內外有別。對外，要爭，絕不手軟，要反對帝國主義的壓迫；對內要民主，要懲辦那些專權的人，那些欺壓人民的人，要爭民主，爭自由，爭人權。

後來，真正繼承了真五四精神的，其實還是共產黨，共產黨的反帝反封，就是外爭國權，內懲國賊的另一種叫法。可惜的是，共產黨的理論是對的，只是沒有平衡好兩者的關係，共產黨的大多數的力量用在了反帝，而沒有反封，而且，為了反帝，還強化了封建的那一套。當然，共產黨內部，也有一個變化的過程，因為共產黨內部有非常不同的兩派，一個是海歸派，一個是土鱉派，海歸派的頭目非常的多，從王明到周恩來，鄧小平，土鱉派也有一大批人，代表就是老毛。後來毛的土鱉派占了上風，那是在延安整風以後，可是，到老毛死了以後，海歸派的鄧小平又出來了，重新開始了中國的新洋務運動。

這個新洋務運動的特點就是又將洋人從強盜變成了天使。其結果，就是中國的今天，在經濟上，文化上，政治上處處受洋人的欺壓，主要是美國人欺壓。中國人是掙了一點的小錢，可是其國家利益的損害極大。

而中國的知識分子也開始了分化，變成了兩派，一派是自由主義知識分子，這一派在中國是數量非常大的一批，其大本營當然是北京大學，另一派是左派，或新左派。左派有一批是黨棍，但新左派就不同了，他們大多是從自由主義知識分子中分化出來的，他們的勢力現在也很大，原先很小，但現在很大了。他們有一批的書，書名很多都冠以“《中國。。。》，什麼《中國不高興》，《中國怎麼辦》，我記得原來還有一個《中國可以說不》，最近的一個就叫《中國站起來》。

最近中國的學界發生了一件有意思的事情，就是摩羅寫了一本書《中國站起來》。這本書一出來，就引起了爭議和軒然大波，有批判的，有摩羅原來的朋友與其割袍斷義的，因為摩羅原來是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一員，可如今，卻跑到民族主義那裡去了，很多人認為他是個叛徒，投向了新左派那邊去了。

也有人說，摩羅是兩面不討好，左派們不見得認可他，因為他是叛將，右派自由派又將其開除出黨了。在眾多的評論中，有一篇是比較中肯的，那裡說，摩羅骨子裡還是自由主義，只是現在開始征戰民族主義的戰場了。

我們看，中國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長期以來致力於的是“內爭民主”，只是，他們有的時候會忘了“外爭國權”，或者是現在的“內爭民主”也是為了將來更好的“外爭國權”。只是，中國現在嚴峻的形勢，逼迫中國的知識分子中的一部分開始轉向，轉到“外爭國權”方面來，這也就是摩羅成為叛將的一個重要的原因。

筆者原來對於國內的事情也不是太了解，只是最近才開始看他們的文章，包括摩羅的個人博客，還有孔慶東的博客。

摩羅這個人筆者不熟悉，孔慶東孔和尚，筆者還有一面之緣。那個時候，孔和尚還在北京的一所中學教書，是他走麥城的時候，筆者忘了是什麼事，反正是去那個中學找他，一見面發現是個歪嘴和尚，當時就有這種感覺，後來這小子果然成了北大的大和尚，江湖人稱北大醉俠。

筆者對摩羅的評價是，很多地方都非常有道理，只是，關於五四精神，有點理解錯了，也許是被那些的所謂五四文人給搞的，以為五四的精神就是只講民主與科學，只是要全盤西化，所謂中國文化崩潰論。對魯迅，胡適，蔡元培也一棍子打死了。但筆者認為，五四精神就是原初的學生上街的那個精神，“外爭國權，內懲國賊”。是內外兼修的。

摩羅對魯迅的評價也有問題，筆者還是傾向於孔和尚的評價。魯迅是非常複雜的人物，你可以說他是文化崩潰，說他是一直在抨擊中國文化和中國人，但魯迅還有另一面。魯迅的骨子裡，還是中國人，還是硬的，魯迅寫了很多關於中國古代寓言故事的小說，希望從中國古代的精神中尋找精神支柱，當然，魯迅確實是從來沒有說過日本人的壞話，這可能是他的感情在起作用。魯迅與周作人還是不同，周作人多少有些中國文化崩潰的意思，所以周作人後來選擇了投日。

摩羅現在是從“內爭民主”轉向了“外爭國權”。僅此而已，也沒什麼不可以，不必大驚小怪，因為這兩點都是向西方學習的結果，也是西方文化的精髓。

那麼，現在的疑問是，為什麼摩羅會在現在，選擇現在的這個時機，從一個積極宣揚民主自由，即“內爭民主”的知識分子變成一個積極反對帝國主義壓迫，反對帝國主義經濟壓迫的“外爭國權”的鬥士呢？這其實是非常發人深省的。

摩羅自己也有解說。他主要是從中國的經濟解說的。因為他發現，中國現在在所謂的政治和經濟精英的治理下，已經成為了西方世界的一個打工仔，如果摩羅所引述的經濟數據是準確的話，那的確是非常的可怕。他舉了一個例子，說是在2006年，中國的總收入2萬多個億，可是在那一年，西方世界僅從中國的銀行系統就得到了1萬個億的收入。摩羅說，原先他以為，中國一個工人創造60元錢，中國的貪官會得到20元，西方得到20元，工人得到20元，可後來一算賬，發現，根本不是這樣的，結果是西方得到50元，貪官得到5元，工人得到5元。因此摩羅的結論就是，帝國主義的壓迫和掠奪遠遠大於中國貪官的掠奪。而在中國進行民主建設的目的，其中一項也是為了打擊腐敗，打擊貪官，為老百姓爭權益，可是，現在的結論是，西方國家的經濟壓迫和掠奪遠遠超過了貪官污吏的掠奪，因此，“外爭國權”就又一次壓倒了“內爭民主”，這就如同中國近代史上發生的事情一樣。這樣來看，摩羅的轉向就很必然了，因為現在的急所是“外爭國權”。

還有一個數據，說是，中國一年與美國的外貿可以得到2000個億，可是，因為中國2。5萬億的外匯儲備中，70%是美元，中國又買了8000億美元的美國的國債，只要美元貶值13%，中國就會喪失2000個億，也就是說，中國那一年就是免費為美國打工，美國人白拿中國2000個億。

中國人辛辛苦苦幹了一年，可到頭來，什麼都沒有得到。這太可怕了。而美元貶值13%，太容易了。這就是美元霸權的巨大作用。也無怪希特勒當年的新政，其措施是，立即放棄黃金本位，廢掉貨幣，也不借外債。

因此，我們可以看到，這，也許就是摩羅轉變立場的現實原因。

這樣，我們也可以很清醒地看到，如果中國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只是宣揚“內爭民主” 的話，只是把洋人看成是天使的話，那就會被洋人笑掉了大牙。因為洋人是內外有別的，也是內外兼修的。只有一方，就不是真正的西方文化。反過來，新左派和民族主義的知識分子如果僅僅是一味的“外爭國權”的話，只把洋人當強盜的話，而忘了“內爭民主”，或者，還拿“外爭國權”來壓制“內爭民主”的話，那就又走了共產黨的老路，那樣，也是沒有真正學到西方文化的精髓。因為西方文化是外與內的統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