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擬初步考察1949--1976年間中國知識分子的自殺情況，這期間知識分子自 殺的數量是驚人的，尤其集中於1957--1967年前後約十年之間，而這十年中知識分 子自殺的原因和1957年的反右運動及1966年的“文化大革命”密切相關，比如湖南 南道縣在1967年 8月到10月之間，被迫自殺的人數即達三百二十六人，文革期間， 零陵地區自殺人數就有一千三百九十七人(“瘋狂歲月----“文革”酷刑實錄”，轉 引自“大時代文摘”1997年7月10日8版，廣州)，也可以說這兩次政治運動是導致 知識分子自殺數量急劇上升的直接原因。由於中國有關的檔案尚未完全解密，有 關這期間知識分子自殺的人數還沒有一個確切的統計，所以我只能根據有關的回憶 和少量的訪談及調查選取一部分知識分子的自殺情況作為研究的基本材料，需要說 明的是1949--1976年間自殺的知識分子中多數是不知名的，但由於這部分資料極難 收集，所以本文據以分析的知識分子自殺資料基本上局限於著名的知識分子，這包 括如下幾類人物：

一、作家； 二、學者； 三、名演員； 四、科學家，

以下是四十位受迫害自殺的著名知識分子名單：

姓名 生 年 畢業大學 留學國家 自殺所在單位 自殺年齡 自殺方式 自殺時間 翦伯贊 1898 武昌商專 美國 北京大學 七十 服毒 1968 傅 雷 1908 上海持志 法國 上海文聯 五十八 上吊 1966 老 舍 1899 北京師範 英國 北京文聯 六十七 跳湖 1966 儲安平 1909 光華大學 英國 九三學社 五十七 跳河 1966 李廣田 1906 北京大學 雲南大學 六十二 跳池 1968 陳夢家 1911 燕京大學 美國 中科院考古所 五十五 上吊 1966 鄧 拓 1912 光華大學 北京市委 五十四 上吊 1966 范長江 1909 北京大學 新華社 六十一 跳井 1970 許政揚 1926 燕京大學 南開大學 四十一 跳河 1967 汪錢竹 1916 西南聯大 北京大學 五十 不詳 1966 趙宗復 1915 燕京大學 太原工大 五十一 跳樓 1966 姚 溱 1921 大同大學 中宣部 四十五 自縊 1966 李平心 1907 上海大學 華東師大 五十九 不詳 1966 楊 剛 1905 燕京大學 美國 人民日報 五十二 自縊 1957 聞 捷 1923 上海作協 四十八 打開煤氣 1971 田家英 1922 中央辦公廳 四十四 上吊 1966 張宗燧 1915 西南聯大 中科院物理所 五十二 自縊 1969 張宗穎 1917 西南聯大 中科院社會所 四十 自縊 1957 陳笑雨 1917 人民日報 跳河 1966 饒毓泰 1891 中國公學 美國 南開大學 七十七 自縊 1968 謝家榮 1898 美國 中科院地質所 六十 不詳 1966 盧作孚 1893 四川政協 六十九 不詳 1952 言慧殊 1919 上海戲校 四十七 自縊 1966 上官雲珠 1920 上影 四十八 跳樓 1968 葉以群 1920 日本 上海文聯 五十五 跳樓 1966 吳 晗 1909 清華大學 北京市委 六十 不詳 1969 楊 朔 1913 全國總工會 五十五 不詳 1968 劉盼遂 1896 山西大學 北師大 七十 不詳 1966 田羽翔 1900 北京大學 山西大學 五十七 上吊 1957 王重民 1903 北京圖書館 七十三 自縊 1975 顧而已 1915 上影 五十五 自縊 1970 劉綬松 1912 西南聯大 武漢大學 五十七 自縊 1969 陳 璉 1919 西南聯大 華東局宣傳部 四十八 跳樓 1967 張若名 1902 天津女子師範 法國 雲南大學 五十六 投河 1958 方書春 1916 中山大學 美國 北京大學 四十三 自縊 1957 羅廣斌 1924 西南聯大 四川文聯 四十三 跳樓 1967 周 文 1907 中央黨校 四十五 不詳 1952 周瘦鵑 1894 蘇州博物館 六十七 跳井 1968 馮大海 1927 北京大學 中國作協 四十 跳河 1967 孟秋江 1910 天津統戰部 五十七 不詳 1967

除此之外，為了更進一步反映這期間自殺的知識分子情況，我再引述一部分文獻 中提到的自殺知識分子，這些知識分子由於不很知名，所以有關詳情一時難以查考 。

一、“田保生是我在國民黨外交部同事多年的老友....不幸1957年他被錯劃為右 派，十年浩劫初期，又遭受嚴重的衝擊，1966年 8月28日，他因不堪‘造反派’的 百般凌辱，與夫人雙雙含冤而死。”(凌其翰“我的外交官生涯”202--203 頁，北 京：中國文史出版社，1993年4月)

二、“新湖南報(包括湖南農民報)的五十四名右派分子中，最早自殺的是黃德瑜 。在一次批鬥他的鬥爭會之後，他只穿着短褲和拖鞋出走，從此就失蹤了，當時曾 有多方尋找都沒有找到。....在農村監督勞動中自殺的，有歐陽楠。....李長恭在 坪塘新生水泥廠服刑，文化大革命開始，他被宣布是該廠的‘三家村’成員，予以 批鬥，他很覺厭倦，就跳崖自殺了。....當年反右很起勁的中共湖南省委宣傳部長 唐麟，此時卻成為翻案的積極支持者了，....只是他此刻的支持起不了任何作用， 翻案並未得手，而他本人也自顧不暇，不久就跳樓自殺了。” (朱正“新湖南報社 的反右鬥爭”“二十一世紀”1997年4月號，香港：中文大學中國文化研究所) 三、“李克俊，是總編室的一個職工，....1955年 6月下旬出版社遷景山東街之 後不到十天，他自殺了，據說是出了什麼問題，可能是胡風問題吧。....劉佛諦， 上通縣師範，他是第十班，我是第十二班，....他於1969年初尋了短見，....喝敵 敵畏，中毒而死....”(張中行“流年碎影” 401--523頁，北京：中國社會科學出 版社1997年 5月)

四、“聲討劉賓雁的右派罪行----劉賓雁的好友戚學毅，以跳樓表演了“士為知 己者死”為開端....”(從維熙“走向混沌” 6頁，北京，作家出版社，1989年5月 )

五、“早在十年動亂之前，就已經有不少犧牲者了。例如著名的電影導演史東山 ，曾經擔任過周恩來的機要秘書和“人民日報”副總編輯的著名女散文家楊剛，中 共中央學校秘書長，著名的文學理論家周文，以及新聞工作者洛蔚，招麥漢等，都 是用自己的手結束自己的生命。”(黃秋耘“風雨年華” 162 頁，北京：人民文學 出版社，1988年 5月)

六、“朱學逵是北大中文系的優秀的畢業生....他趁人們都去午餐，五樓上僅有 看管他的一位女同志在，他藉口請假上廁所，立即將新婚愛人送的手錶從腕上取下 放在窗台上，自己迅即從五樓跳下去....。”(塗光群“中國三代作家紀實” 399 頁，北京：中國文聯出版公司，1995年 6月)

七、“海燕書店的老闆俞鴻模(他出版過許多七月派詩文)是自殺的” (黃成勇“ 訪冀?P”“博覽群書”1997年 2期，北京：光明日報社)

八、“說起這事還要提到我的早已去世的老友鄭伯彬。他和徐盈在1957年遭受同 樣的命運。徐的回答據說是一言不發，鄭的回答是九年後，1966年，自己結束了生 命。”(金克木“徐盈的未刊小說”，“文匯讀書周報”1997年3 月22日3版，上海 ：文匯報社)

九、“父親在遭受了一幫軍內選擇派的一頓毒打後，一個人狼狽不堪地回到家裡 。....進門後，他一頭衝進廁所里，好半天沒有開門。開門後，我的妹妹聞到了一 股敵敵畏的味道。....他一個人走了。”(艾曉明“血統”351頁，廣州：花城出版 社，1994年 4月)

十、“1967年夏天，母親寫信告訴我，說梅萍自殺了。” (鄭念著，蘇帆譯“上 海生死劫”，北京：中國文化出版公司，1988年10月)

十一、“北師大圍剿‘五一六’之時，王德一受到誣陷，被逼自殺。這是錢瑗一 生中所受最大打擊。” (章廷樺“同窗錢瑗”，“文匯讀書周報”1997年9月6日， 上海文匯報社)

十二、另外據筆者的調查，北京大學中文系黨總書記程賢策、南開大學中文系教 授顏毓蘅，楊佩銘，湖南師範大學教授李紱、羅綺夫婦都是在反右和文革前後自殺 的。 (南開大學東方藝術系寧宗一教授，武漢大學板書逢彬，中國作協陳丹晨先生 給筆者的信。)

* 分析

愛米爾·杜爾凱姆(Emile Durkheim)曾對自殺現象做過系統的研究，他從對宗教 活動、婚姻家庭以及政治、民族群體的研究中，將自殺的類型分為三種，即利己型 (egoistic)，這種類型自殺的根源在於個人沒有同社會融為一體；第二種為利他型 (altruistic)，即自殺者出於高尚的信念，如為宗教信仰或義無反顧的政治忠誠面 貢獻自己的生命；第三種為動亂型(anomic)，它的產生是由於個人缺乏社會約束的 調節，個人需求和欲望的實現受到了社會的制約。杜爾凱姆將自殺的原因歸結為社 會因素的思路，給人們很大的啟發，他認為自殺責罵社會環境有關，正是從自殺的 社會環境中，我們才能找到某個人自殺的根源和背景。 (愛米爾·杜爾凱姆“自殺 論”，中譯本128，174，200頁，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1988年)

1949--1976年知識分子的自殺狀況，恰好能從它們發生的社會環境中找出 根源。需要指出的是這一時期知識分子自殺現象和杜爾凱姆的研究是不相吻合的， 或者說杜爾凱姆作為社會學家，他所描述的是常態社會中自殺現象的一般規律，而 我在本文中所考察的是一個非常態社會中知識分子自殺的奇異現象，在這種現象面 前，杜爾凱姆有關自殺的理論，常常難以說明整體狀況，而只在具體到某一自殺的 個體時，才顯示出它的意義。比如在1949--1976年間集中自殺的大批著名知識分子 ，和他們所處的社會之間的關係，並不是一般的緊張和衝突，而是這個環境從根本 上出現了有意識地強加給知識分子的壓力，這種壓力在1957年1966年達到了高峰， 知識分子自殺情況和這兩個年頭發生的政治運動完全成正比例。這就是說，這期間 出現的知識分子自殺現象完全帶有突發性和傳染性，個別自殺者的結局能在極短的 時間內顯示某種暗示性，使許多面臨同樣壓力的知識分子能在恐懼中感到那種結局 也是適宜於自己的。比如1966年 9月 3日傅雷夫婦自殺後，僅過了三天，上海音樂 學院指揮系主任楊嘉仁教授和夫人程卓如副教授於 9月 6日也自殺死去，又隔了三 天， 9月 9日音樂學院鋼琴系主任李翠貞教授也自殺身亡，李翠貞與傅雷生前是好 友。(陳丹晨“在歷史的邊緣”23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5年8月) 從1949--1976年間知識分子自殺的人數上看，在如此短暫的時間內，有這麼多知 識分子選擇自殺的道路是令人吃驚的。西方國家和亞洲的日本作家自殺的情況比較 為人熟知，但在三十年的時間內(僅以我上表所列的四十位知名知識分子而言)有如 此多的知識分子自殺，也是驚人的。有研究表明，西方和日本作家有自殺的情況， 而中國作家自殺的傳統是不常見的。陳丹晨在一篇比較中西作家自殺現象的文章中 認為：“在古代歷史上，這種社會動亂，政治黑暗，專制迫害等等情況是經常發生 的。詩人作家處境十分艱難，一般卻並不選擇自盡方法，而尋找了另一出路” (陳 丹晨“在歷史的邊緣”28頁，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5年 8月 )。陳丹晨認為 這與中國文人的生死觀有關。“中國傳統文人中，包括儒、佛、道各家在生死問題 上有一點絕對相似的是重生輕死” (陳丹晨“在歷史的邊緣”29頁，北京：人民文 學出版社，1995年8月)。可見中國作家本無自殺的傳統，但為什麼到了某一歷史時 期卻集中出現一個自殺的高峰呢？這個原因只能從那一時代的政治文化中去尋找。 這一時期除了政治上的高壓之外，對知識分子而言，生存的空間是極其狹窄的，在 這時期受到政治迫害的知識分子，他們的處境既不同於帝俄時代的流放，也不同於 中國古代的謫貶。在那樣的時代裡，在皇權之外還有民間社會，被正統貶斥，並不 意味着在民間無法生存。而1949--1976年間，民間社會的根本消失，使一個知識分 子在受到政治迫害之後，根本沒有任何迴旋的餘地，知識分子是以傳播思想文化為 職業的，但1949年後新聞自由和出版自由等權利完全消失了，這些權利的消失，使 知識分子只能依賴體制生存，而一旦被體制排斥，他們只能去從事體力勞動，而對 知識分子來說失去了以上兩種自由，他們的生存能力是很低的，多數知識分子受迫 害後的絕望也是由此而生的。這種嚴酷的生存環境，是導致這一期間知識分子自殺 現象急劇上升的根本原因。另外，當時對知識分子的處理方式通常是兩種，一種是 將其下放到最為貧困的地區，另一種是將其遣返回鄉。改變生存條件是在肉體和物 質上折磨知識分子，因為常年在一種環境下生活的人，突然改變生存環境，並不是 精神上能否承受的問題，而是生活習慣就無法忍受，當年大批出生在江南的知識分 子被下放到北中國的新疆、青海、山西、東三省最偏僻的鄉間，使多數知識分子在 身體上受到極大摧殘。遣返故鄉的打擊則是雙重的，中國知識分子的特點是：成名 的知識分子，多從中國鄉間來，中國傳統文化講的是榮歸故里，衣錦還鄉，但當時 對知識分子的遣返不知是有意還是無意卻選擇了趕回老家去的辦法，讓一個好不容 易才從鄉間掙扎出去的讀書人， 戴上右派、歷史反革命、特嫌、階級異己分子等帽子回到從小生長的環 境裡，讓故鄉的前輩、親戚、孩提時代的朋友，都認識自己的罪行，這對一向愛面 子的中國知識分子精神上的打擊是很嚴酷的，在1949年後的時間中，這種對知識分 子的打擊方式已經成為一種文化，滲透到社會生活的各個角落裡，無形中對知識分 子受到迫害時的最終出路產生了影響。

從上表所統計的情況可以看出，在已知的自殺時間中，除了盧作孚、周文自殺於 1952年外，剩下的三十八人全部都自殺在1957和1966年前後，這個知識分子的自殺 時間和1957年的反右和1966年的文革完全重合，恰好揭示了這兩次運動的實質。 我曾按如下的思路對自殺者情況進行過調查：

1.自殺的具體時間、地點。 2.自殺的方式 (跳河、樓、煙囪、海、井、糞坑；自縊；打開煤氣；服過量安眠 藥；觸電；切斷動脈；臥軌等等)。 3.自殺的直接動機。 4.自殺時所在的具體單位。 5.自殺時的經濟狀況(主要指收入)。 6.自殺前的身體狀況(是否患有疾病)。 7.自殺時的婚姻狀況(主要指是否與配偶不和)。 8.自殺時與子女的關係。 9.自殺時的具體年齡。 10.自殺後單位的結論。 11.自殺者家族有無自殺病歷。 12.其他特殊情況。

分析以後我們會發現如下特徵：

一、自殺方式中，以最簡單，但也自殺率較高的方式如跳樓、上吊為基本方式， 這個方式表明中國知識分子在選擇自殺時的絕望程度。從一般自殺方式看，中國知 識分子選擇的方式受制於物質條件的制約，如在已知的四十位自殺者中，只有詩人 聞捷是選擇打開煤氣的方式，因為他生活在上海，其他自殺者多選擇自縊和跳樓， 這要忍受更大的痛苦，這種自殺方式的單一化，正反映了自殺者唯有一死的心理。

二、自殺者的年齡中，除老舍六十七歲，饒毓泰七十七歲，盧作孚六十九歲，王 重民七十三歲，周瘦鵑六十七歲外，其餘三十五人，年齡約在四十五至五十五歲之 間，尤以五十歲左右為高峰。這個自殺者的年齡告訴人們，在1949--1976年間自殺 的知識分子中，以年富力強，正在事業高峰期的中年人為主，這個年齡通常是一個 社會成員生活是否正常的主要指標，所以年齡段自殺者集中對社會的影響是很巨大 的，因為這個年齡段的人一般都是上有父母，下有兒女。

三、從上表中可以看出這些自殺者分布的單位也很集中，以高等院校、作協文聯 、藝術團體為主。這個職業特點符合反右和文革的直接指向。

四、在這四十名自殺者中，有張宗燧、饒毓泰，謝家榮三位學部委員，其中饒、 謝還是1948年中央研究院院士。

五、這些自殺者中最明顯的一個特徵是夫妻雙方自殺現象，計有翦伯贊夫婦、傅 雷夫婦、吳晗夫婦、聞捷夫婦、劉盼遂夫婦、劉綬松夫婦、楊嘉仁夫婦、田保生夫 婦、李紱夫婦等。婚姻狀況是研究自殺時的一個重要指標，一般都認為婚姻狀況的 惡化是導致自殺現象增多的一個原因。但我們特別注意到中國知識分子中夫婦同時 自殺的現象恰好表明，這一時期的自殺人數激增完全是由於外在的社會壓力而致， 與自殺者的性格、年齡、經濟、婚姻的良好狀態都不足以緩解自殺者的壓力，這從 反面證明當時社會的恐怖程度。

六、中國知識分子的自殺情況與1957年和1966年間政治運動對個人人格侮辱有 關。這一點在有些人身上甚至超過了政治迫害，比如當年武漢大學教授劉綬松夫婦 就是在被人當面扇了耳光之後自殺的，其他諸如老舍、傅雷、翦伯贊、吳晗等等都 有類似的情況，由此可見由政治迫害而導致的人格侮辱是許多知識分子自殺的直接 原因。

* 簡短的結論

一、1949--1976年間，中國出現了大批知識分子自殺的現象是人類的恥辱，對 這一現象的深入研究，有助於人們了解這一時期其他階層人們的生活狀況。

二、知識分子大量自殺的情況，作為個體可能有其特殊的原因，但就整體看，大 量知識分子自殺現象的發生是這一時期政治文化必然帶來的結果，我在前表所列的 四十名自殺者中，沒有一例有家族自殺病史的，可見自殺現象的大量發生和個體的 生活狀況沒有直接關係。

三、在一個沒有自殺傳統的國家裡突然出現奇異的自殺高峰，從反面證明這一時 期的政治文化確實具有改變傳統的能力。

四、知識分子自殺現象的集中出現，說明那一時期民間社會的徹底消失，也證明 了人們生存權利根本沒有保障。

五、自殺現象對整個社會所產生的負面影響不會在很短時間內消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