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的前提是人權與平等，一個社會如果沒有人權和平等作基礎，硬性搞民主的話，搞出來的民主必然是一種形式上的東西。比如1940年代中華民國和一些阿拉伯國家搞的投票民主選舉，就是西方大國壓力下硬搞出來的流於形式的民主。要搞真正意義上的民主，關鍵是要有社會生活中的人權和平等。

人權與平等的反面是特權與等級。人類社會為什麼會有特權與等級呢？這可以從動物生態中找到答案。結群生活的動物有兩種生態，一種以猴子為代表，稱為猴型生態；另一種以大雁為代表，稱為雁型生態。猴型生態是一種特權與等級的生態，猴群里分為猴王、上等猴和下等猴三個階層，猴王里還分大猴王、二猴王、三猴王等級別，上等猴和下等猴的階層里也還有上位和下位的區分。兩隻猴相遇時，立即可以看出其上下等級關係。級別較低的猴目光向下，不能直視級別較高的猴；下級猴要給上級猴讓路，還要給上級猴搓背搔癢。猴群里的猴王是靠武力產生的，最強壯的公猴打敗其他挑戰者作猴王。猴王有很多特權，美食他先吃，母猴他先挑等等。

與此相比，雁群中的領頭雁不是靠武力產生的。年富力強、經驗豐富的大雁被推舉為領頭雁，有些類似於人類社會的民主選舉。領頭雁病倒或死去後，雁群中會根據經驗與見識選舉出新的領頭雁，不會出現爭奪領頭雁地位的暴力衝突。領頭雁雖然領導整個雁群，它的待遇卻與其他大雁一律平等，沒有任何特權。雁型生態是一種均權與平等的生態。人類社會中的獨裁體制類似於猴型生態，民主體制類似於雁型生態，所以也有人形象地把獨裁社會稱為猴型社會，把民主社會稱為雁型社會。

不同品種、不同產地猴子的猴性也有所不同，聽說亞洲的猴子相對更獨裁一些，而非洲的猴子相對較民主一些。對猴子的這些觀察結果是否可以推廣到人類？假設東方人猴性強一些，所以東方人締造了獨裁社會；西方人雁性多一些，所以西方人締造了民主社會。當然把猴性推廣到人性，肯定會有許多人類愛好者大感憤慨，就象當年達爾文提出“人是猴子變的”，引發眾多人類愛好者的同仇敵愾一樣。人是從猴子進化來的，所以人在本性上就有幾分天然的猴性。儘管猴性和人性不能簡單相比，不能說“人性的一半是猴性”，但人性中凝聚有想當成分的猴性是無可置疑的。

水往低處流是自發傾向，人類社會的發展也有一個自發傾向。在沒有強加外力情況下，中國自發地走向獨裁社會，西方自發地走向民主社會。古希臘的民主社會是自發產生的，不是從什麼獨裁社會演變過來了；近代美國法國民主革命也是自發產生的，不是來自外國侵略干涉的外部壓力。西方的民主社會和民主運動是來自這樣自發的傾向，中國的民主運動卻完全不同，是在西洋炮艦的威脅下產生的。如果沒有洋人用大炮敲開中國的大門，中國將一直在獨裁的道路上發展下去。

觀察歷史，就會發現中國代表的東方社會與西方社會在思想意識形態方面完全不同。西方歷史是“民主－獨裁－民主－獨裁”這樣的循環，而中國歷史卻是“腐敗獨裁－清廉獨裁－腐敗獨裁－清廉獨裁”這樣的循環。中國歷史上沒有出現過選舉、議會這樣的民主機制，最被推崇的先王堯、舜、禹，也不過是“開明專制”。堯、舜、禹用禪讓的方式交班，雖然比世襲方式強一些，但與鄧小平指定江澤民接班的作法如出一轍，談不上什麼民主。傳統中華思想中找不出一滴民主人權成分。

也正是由於民主產生的機制不同，所以中國人和西洋人對民主的“感覺”完全不同。西方人把民主人權視為空氣、視為水，是每時每刻也離不開的生活必須品；而中國人卻把民主人權視為大衣、手套這樣的道具，天氣不好時暫時披上一件民主的大衣，天氣好轉就把大衣拋到一邊了。

中國人對民主人權有一種先天的功利看法。你問中國人為什麼要搞民主？他會告訴你：“為了富國強兵，為了現代化，為了言論自由，，，”，卻絕少有人告訴你：“為了讓每個人都享有平等的權力。”西方的民主運動沒有功利性，其目的僅僅是為了讓每個人都享有平等的政治權力。美國革命、法國革命等人權革命，都不是為了富國強兵或為了現代化。中國人會有這樣的想法：“如果搞民主不能實現富國強兵，還要不要搞民主？”但西方人從來沒有這樣想過，美國革命、法國革命時，美國人法國人根本沒有指望搞民主會使他們的國家實現富國強兵，或搞民主能夠加快國家現代化的步伐。富國強兵不過是民主制度的副產物而已，並不是西方人搞民主人權運動的契機和動力。

相反近代中國引進西方的民主人權，一開始就是為了富國強兵這樣功利性的目的。當年康有為向光緒帝大講法國大革命的恐怖：王朝傾倒，國王人頭落地，嚇得光緒帝目瞪口呆。後來光緒帝決意要搞民主變法，相當程度上是給康有為嚇出來的，他害怕再不搞民主變法清王朝就要倒台，他自己就要人頭落地。光緒帝搞民主化改革的戊戌變法，其目的不過是為了挽救清王朝，為了救自己而已，並沒有把中國變成一個人人平等民主社會的動機。

中國歷史上每次民主運動都帶有極大的功利成分，純粹為了“民主”而搞民主的運動一次也沒有。孫中山搞民主是為了趕走滿族統治者、趕走帝國主義，辛亥革命是反滿反帝的革命，並沒有把“平等人權”放到革命的議事日程上。延安時代共產黨處於弱勢，於是大放民主氣球爭取國際輿論，等政權到手後，民主就“嬌兔死、走狗烹”了。鄧小平未掌權以前也披起民主大衣，大放民主空氣，但等他坐穩江山後，民主大衣就扔一邊去了。中國歷史上每次提倡民主的背後，都有其他的非民主目的，因此也難怪中國老百姓總會懷疑那些高喊民主精英們背後的真實動機。有人批評國人對“民主活動家”不信任、有疑慮，但要知道這種疑慮曾被太多的歷史經驗所證明。要想排除國人對民主運動的這種疑慮，絕非輕而易舉。

水往低處流是自發傾向，你要改變這種自發傾向，使水往高處流，就必須藉助水泵等外力。但外力造成的水往高處流是不穩定的，一旦遇到停電或水泵故障，水就又要退回低處。對中國來說，獨裁是一種自發傾向，所以中國的獨裁體系是穩定的，幾千年來的中國歷史也證明了獨裁體制的穩定性。你要用外力強加中國搞民主，即使民主搞成了，也不會穩定，一遇到什麼風吹草動，就又要自動退回到獨裁的老路。

中國人並不反感獨裁，而是反感“貪官獨裁”，“清官獨裁”在中國一直深受好評。“六四”剛開始時，學生們的口號是“要民主要自由”，但很少有市民產生同樣的共鳴；後來學生們打出“反官倒”的口號後，觸動中國人反“貪官獨裁”的內在神經，使“六四”一下變成全國全民運動。與其說“六四”是民主運動，不如說“六四”是一場呼喚清官的反“貪官獨裁”群眾運動。

中國歷史上有很多次反“貪官獨裁”群眾運動和農民起義，中國的歷史就是“清官獨裁－貪官獨裁－清官獨裁－貪官獨裁”的循環歷史。中國老百姓對民主人權的渴望，遠遠小於對清官的渴望。中國老百姓並不想自己作主，而是盼望清官大老爺為他們作主。西方歷史上發生過多次爭取民主人權的運動，但中國民間卻沒有發生過一次自發的爭取民主人權的運動。中國的農民被壓在最底層，但多少年來農民沒有發起過一次要求平等、要求人權的運動。儘管農民飽受壓迫，但很多農民進城脫離農民身份後，就看不起農民，壓迫起農民來。毛澤東是種地出身，深知農民被歧視差別的苦痛，可是他掌權後，農民不但沒有得到解放，反而受到更大的壓迫。中國歷史上的農民革命沒有一次是為了解放農民本身，而是為了打倒舊的壓迫者自己作新的壓迫者，即所謂打倒皇帝做皇帝。

我有一種感覺（未必正確），感到中國人的猴性未泯，上下等級觀念的意識特重。兩個中國人碰到一起，就像兩隻猴子碰到一起一樣，非比出個上下優劣不可。你吹我是名牌畢業的，他吹我的成績班上第一，總要找出一些我比你更優越的地方，壓過對方一籌。一旦找到自己比對方優越的地方，就會表現出一種難以言表的得意，中國人就是喜歡這種優越感。近來沸騰中的吳楊事件，就是中國人為拔高自己而吹牛撒謊的絕好例證。其實在中國，像吳楊那樣自我吹噓的人可謂太過尋常，只不過絕大部分自我吹噓的人沒有名氣，人們懶得去揭他們的謊言而已。

中國人喜歡美國，喜歡的是美國的富裕，對美國的民主人權倒還在其次。一般中國人對美國的汽車洋房，對美國人的富裕生活很感興趣，但對美國人的民主人權興趣卻不大。凡是從美國回來的人，總是談美國人生活怎樣富裕，很少見到談美國人生活怎樣平等，當然你就是談這些別人也沒興趣聽。美國黑人是歐洲殖民主義者用武力綁架到美國去的，上世紀美國修鐵路時，很多中國勞工自願跑到美國去打工。那時中國勞工在美國的待遇並不比黑人強，根本沒有什麼人權可言，可是中國勞工們還是要去，他們並不在乎沒有人權，他們只在乎沒有錢。現在又有不少中國偷渡者進入美國打工，他們的想法和上世紀的中國勞工先輩們沒有什麼兩樣。中國有句老話：“吃盡苦中苦，要做人上人”，這就是中國打工者的精神支柱。

近年來亞洲出現一種“新權威主義”，更是露骨地把民主人權功利化。“新權威主義”主張為了國家的穩定和發展，民主人權要緩行，先發展經濟，人權慢慢來。難道人權是可以用金錢買賣的東西嗎？給你錢你就可以出賣你的人權嗎？“新權威主義”的骨子就是“花錢買人權”，先富裕，後人權。但“新權威主義”在西方社會就沒有市場，西方人不能接受先致富、後人權的功利化民主主義。“新權威主義”在中國卻很有市場，中國人看來，富裕比人權更為重要，只要有錢，沒有人權也行。中國老百姓的觀念是：“寧做富家的僕人，不做窮家的主人”。

從某種意義上講，鄧小平只搞經濟改革，不搞政治改革的作法還是符合中國國情的。不少中國人評論俄國的民主改革一無是處：“俄國現在還不如中國，俄國人現在比中國人還窮”。俄國民主改革後，俄國人有了民主人權，但對此中國人並不羨慕，中國人寧願要一個有錢沒人權的社會，也不要一個有人權沒錢的社會，中國人對財富的欲望遠大於對人權的欲望。中國人理想中的中國是一個富國強兵的大國，並不在乎這個國家是不是一個平等人權的國家。中國要達到富國強兵、現代化的目的，清官掌權的開明獨裁體制，很可能比民主體制更為有效。清官獨裁的有效性已被中國的歷史所證明，只要再出現一、兩個唐太宗那樣的貞觀之治，中國就有可能實現富國強兵。

猴的天性是獨裁的，讓猴群搞雁式民主就很難；雁的天性是民主的，讓雁群搞猴式獨裁也很難。如果說中國搞民主困難，是因為中國人的遺傳基因中缺少民主的成分，大概會被許多人批判為侮辱中國人。很多中國人在潛意識裡把民主看成是比獨裁更高等、更神聖的東西，認為有民主思想的人就高等一些，沒有民主思想的人就低等一些，這其實是中國人思維中根深蒂固的等級思想作怪，見到什麼也要分出個高低上下。猴是獨裁的，雁是民主的，但猴並不比雁低等，沒有民主思維的中國人，為什麼就比有民主思維的西方人低等？民主和獨裁都是上帝創造的兩種人類社會模式，兩者各有各的優缺點，談不上哪個模式更高級一些。

不管怎麼說，中國人對民主和人權缺乏西方人那樣的熱忱是無可非議的，所以中國難於自發地走向民主社會。要想在中國搞民主，就必須藉助於外力，藉助於權威，這就是所謂的“恩賜民主”。台灣的民主來自李登輝的“恩賜”，中國今後會不會出現李登輝式的人物給老百姓恩賜民主？請看歷史的答案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