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領導人究竟有幾代？

　　夏 冰

　　在中共新聞媒體和書刊中，近幾年來不斷宣傳中共有三代領導和三個核心。這種鼓吹個人集權和個人崇拜的論調，始作俑者究竟是誰呢？有人以為這“純粹是江澤民杜撰的”（香港《動向》七月號二十八頁）。差矣！其實最早炮製者是鄧小平。他於一九八九年六月十六日同幾位中央負責人談話中提出：“我們中國共產黨現在要建立起第三代的領導集體”。“第一代領導集體的核心是毛主席”。“第二代實際上我是核心”。“進入第三代的領導集體也必須有一個核心，……也就是現在大家同意的江澤民同志。”（見《鄧小平文選》第三卷，第三０九一三一０頁）隨後他又幾次重申這個觀點。應該說這只是適應一時政治需要的權宜之計，它既不符合歷史實際，也違背共產黨的理論原則。

　　一、三代領導核心制是人為製造，並不符合歷史實際

　　中共創立於一九二一年，直至一九四三年，其最高領導人經常變動，並沒有搞一代長任制。毛澤東於一九六四年七月會見日本客人談話時曾經將以前的中共領導人分為四代。他說：“第一代，陳獨秀，後來叛變了，成了托派。第二代，向忠發和李立三，是‘左傾’機會主義。向忠發叛變，逃跑了。第三代就是陳紹禹，他統治的時間最長——四年。為什麼把南方根據地統統失掉，三十萬紅軍變成二萬五千？就是因為他的錯誤路線。第四代是張聞天，現在是政治局候補委員，當過駐蘇大使，當過外交部副部長，後來搞得不好，相信修正主義。以後就是輪到我了。”（見《毛澤東思想萬歲》，北京１９６９年８月版，第５４３頁）毛澤東這樣概括是把“一任”與“一代”混為一談了。“一任”應是一年，幾年，最多十幾年；“一代”應是十多二十多年，甚至終身制。按一九二二年中共黨章規定，黨的全國代表大會實行年會制，即每年舉行一次，每次重新改選黨的領導人。陳獨秀是連續五次連選連任黨的委員長或總書記（一九二一年建黨時稱委員長，一九二五年後改稱總書記）。他到一九二七年被撤銷領導職務，任期六年。這時中共中央選出瞿秋白為臨時中央政治局常委，主持中央工作。到一九二八年黨的第六次全國代表大會正式選出向忠發為總書記，李立三為中央政治局常委之一。到一九三０年李立三犯了嚴重“左”傾路線錯誤，當即被撤銷領導職務，一九三一年向忠發被捕叛變。他們的任期只有二、三年。在一九三一年的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上，陳紹禹即王明被補選為中央委員、政治局委員，成為中共中央的實際主要領導人。他的任期只有四年。到一九三五的遵義會議（中共中央政治局擴大會議），結束王明“左傾”冒險主義在中央的統治，選出張聞天為中共中央總負責人，實際上即總書記。但是他在中央的權力被逐步削弱，只在表面上維持了八年多。到一九四二年延安整風後，中共確立了以毛澤東思想為指導，一九四三年三月進而選舉毛澤東為中共中央主席，還賦予他在中央有最後決定權。後來毛澤東在一九四五年黨的七大、一九五六年黨的八大、一九六九年黨的九大和一九七三年黨的十大上都連選連任黨中央主席。至一九七六年八十三歲病故。他先後擔任中央主席三十三年之久，開創了實際上的領導職務終身制。中共前四任領導人，任期都只有二、三年或六、八年，他們下台後，有的還擔任中央委員，有的只是普通黨員，繼續為黨從事革命工作，並沒有因為下台而消沉退黨或者忿懣分裂黨，更沒有以掌握軍權來維護自己的黨權。可見中共早期還是接近民主的政黨，黨中央領導集體中多少還堅持民主制原則，主要領導人都有任期，一任又一任時常更換，因此黨中央雖然屢犯錯誤，但是都能較為及時地得到糾正。自從毛澤東成為第五任領導人後，儘管很快取得了一次又一次的勝利，然而也助長了他的驕傲自滿和剛愎自用。他實行的個人集權制和領導職務終身制使得他在“左傾”錯誤泥潭中愈陷愈深，長期無法糾正。毛澤東的確是中共第一代的領導核心。這種以一人為核心的一代終身制的政治組織體制，給國家民族造成重大災難，使中國的國際形象和共產黨的聲譽受到極大損害，理應及早進行改革。

　　一九七八中共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鄧小平在深刻總結歷史經驗的基礎上，本來執意要改革個人集權制和領導職務一代終身制，主張“每人一票”的集體領導制和任期制。一九八０年，毛澤東指定的黨的第六任領導人華國鋒只擔任四年就被迫辭職，鄧推薦選舉胡耀邦為黨中央主席。可是鄧從一九八０年底起就開始後退，不再推進政治體制改革。一九八一年在籌備召開第十二次全國黨代表大會時，本來擬在黨章中規定要適當恢復一九五六年黨的第八次全國代表大會決定的黨代表大會年會制，即每年召開一次黨代表大會，還規定黨中央領導人的年齡和任期。由於鄧小平等黨的元老不贊成，結果一九八二年黨的十二大仍然規定每隔五年才舉行一次黨代表大會（這是一九六九年極左路線盛行時黨的九大規定的，根本違反馬列主義建黨學說和中共早期黨內民主傳統），黨章中不寫明黨的領導人的年齡和任期的限制（這等於認可了終身制），還廢除了黨主席制，只設總書記，同時另設中央顧問委員會（胡耀邦由黨中央主席變為總書記，鄧小平出任中顧委主任，這等於把總書記置於“太上皇”監控之下）。果然由於胡耀邦主張廢除一代終身制和政治體制改革而得罪了黨的元老。他們聯合起來於一九八七年初迫使胡耀邦辭職。胡作為黨的第七任領導人只任職近七年。鄧要趙紫陽出任總書記。趙在一九八七年中共十三大上執意要加快政治體制改革，實行黨政分開，發展黨內民主和人民民主。這本來是符合鄧的意圖的。可是一九八九年胡耀邦猝死激起了學生民主運動，他們強烈要求鄧等元老退下，嚴懲貪官污吏。鄧無視學生民主運動的主流，誇大極少數人的過激言行，誤把民主運動定性為動亂和反革命暴亂，不惜動用軍隊橫加鎮壓，並且撤銷了不同意鄧的強硬方針的第八任領導人趙紫陽（任期只有兩年半），挑選了能夠對鄧唯命是從的江澤民為總書記。鄧在一九七八年復出之後，不擔任黨的最高領導職務（主席或總書記），曾經被人們認為這是他高風亮節、以黨的事業為重、帶頭推進政治體制改革的表現。實踐證明，他是以更加隱蔽的方式重犯了毛澤東的個人集權制和領導終身制的錯誤。毛以黨中央主席兼中央軍委主席的身價搞第一代核心制，鄧以黨中央副主席之一（一九七八年以後）、中顧委主任（一九八二年之後）、中央軍委主席（一九八七年之後），甚至以普通黨員（一九八九年之後）的名義搞第二代核心制。鄧是沒有第一把手頭銜的第二代核心制，是沒有終身領導職務的第二代終身制。

　　按理說鄧比毛只小十一歲（毛生於一八九三年，鄧生於一九０四年），基本上是同一代人。況且鄧從一九五四年起擔任中共中央秘書長，一九五六年起擔任中共中央總書記，一九七三年復出後還進而成為黨中央副主席，毛、周（恩來）之後的第三把手，他早已是以毛為首的黨中央第一代領導核心的重要成員之一。既然他從一九七八年後已經認識到毛搞的第一代終身制是不對的，是一種很不好而必須進行改革的政治體制，為什麼從一九八二年以後他又要搞以他自己為核心的第二代終身制呢？事實上他從一九七八年到一九八九年任職才十一年，也還夠不上完整的一代，大體上只能算半代。然而他還是自己拔高、延伸為一代。一九八七年中共十三大之後，他已不再擔任中顧委主任（由陳雲接任），但是仍然當中央軍委主席，以掌握軍權來維護自己的黨權，即在黨內的最高、最後決定權。一九八九年之後，他已辭去中央軍委主席，把黨權、軍權都交給江澤民，然而還設有“鄧小平辦公室”，監控着黨中央。到一九九二年初，他發現江澤民、李鵬等人越來越嚴重地又搞“左”的一套，危及他奠定的改革開放路線，他毅然決定帶着國家主席、中央軍委常務副主席楊尚昆到南方視察，重申改革開放路線，提出要警惕右、但主要防止根深蒂固的“左”，甚至準備重新換馬，撤換總書記。江澤民等人一時慌了手腳，趕快表態完全擁護鄧小平的南巡講話，重新到得鄧的信任，並且趁機把楊尚昆等人排除出領導核心。一九九二年秋在中共十四大上江澤民鞏固了自己的黨權和軍權。一九九三年鄧小平還支持江澤民取代楊尚昆出任國家主席，使江集黨、政、軍三大權於一身，像建國初期的毛澤東一樣。據說，這時鄧還當着中央領導人的面對江澤民說：“毛主席在世他說了算，現在我說了算，什麼時候你說了算，我就放心了。”這是他迷戀個人集權制心態的原形畢露。作為“改革開放總設計師”的鄧小平本來曾經力主改革一代終身制，可是到了最後歲月，為了穩定政局，維護中共一黨專政，又不切實際地自命為“第二代領導核心”，以更加巧妙、也更加拙劣的手法重複了毛澤東的一代終身制。他甚至還把個人集權制和一代終身製作為傳家寶，傳授給他再三挑選、指定的接班人江澤民。這是他的莫大悲劇！

　　二、斯大林首創的一代核心制違背馬列主義，貽害無窮

　　馬克思和恩格斯從一八四七年建立世界上第一個共產黨起，就力主按照現代民主制原則建黨，要把共產黨建設成為民主的工人政黨。在他們參與起草的共產主義者同盟章程中，規定同盟的最高權力機關是全盟的代表大會，中央委員會只是代表大會的執行機關。也就是說黨的權力中心在代表大會，而不在中央委員會。為此，盟章規定盟代表大會實行年會制，即每年召開一次代表大會，盟章還具體規定於每年八月召開。不僅黨的方針政策，而且連要開除某一個盟員，都要經過黨代表大會民主討論，多數通過。黨代表大會的代表由各地方組織獨立地選舉產生；中央委員會有爭議的問題要提交一年一度的黨代表大會裁決；凡是並非代表的中央委員，在黨代表大會上只有發言權，並無表決權。中央委員會主席主要是開會時主持會議，各中央委員每人一票平等表決，少數服從多數；中央委員會委員和主席連選可以連任，但是並非終身制和個人集權制。馬克思和恩格斯一生也多次犯過重大錯誤，但是並沒有改變這些建黨的民主原則。一八七一年的巴黎公社是工人首創的工人民主共和國。馬克思、恩格斯非常讚賞巴黎工人的首創精神，充分肯定他們採取的直接普選產生國家領導人並且可以隨時罷免、議行合一，政府官員工資不超過熟練工人等革命措施，認為這些都是防止社會公僕變為社會老爺的可靠保證。巴黎公社只存在七十二天，其委員會主席任期規定只有一個月，還曾經實行每次開會時由最年長的委員擔任會議主席的辦法，並未出現個人集權制，更不可能有一代終身制。二十世紀初，列寧在俄國建黨時，鑒於沙皇專制主義的嚴密統治，雖然提出了民主集中制的原則，更加強調集中，但是依舊主張黨代表大會是黨的權力中心。１９１７年十月革命勝利，建立了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蘇俄和蘇聯後，在列寧領導的頭六年中，堅持了黨代表大會年會制，風雨無阻地召開了六次黨代表大會，重大問題都在黨代表大會上自由討論，民主表決。作為執行機關的中央委員會每月定期舉行，列寧不時處於少數地位。他自以為正確時，只能去爭取多數，不能強加於人。一九一九年為加強黨的分工領導，在黨中央增設了政治局、組織局與書記處三個機構，分管政策執行、人事安排與日常工作。這三者只是中央的辦事機構，並不是黨的權力中心。從一九二二年起又增設總書記一職，它只是書記處的首腦，並非是黨的最高領導人的職稱。在西方文字中，書記處即秘書處，總書記即秘書長。在列寧領導時期，蘇聯黨、政、軍、民四大機關權力有分工。列寧只擔任人民委員會主席，即政府總理，斯大林任黨中央總書記，托洛茨基任國家軍委主席，蘇共中央從未設軍委，加里寧等人先後任全俄蘇維埃中央執行委員會主席（相當於我國的全國人大常委會委員長）。列寧既沒有搞個人集權制，也沒有搞一代終身制，更沒有指定接斑人。他主張國家領導人五十五歲就要退下來。他於一九二四年病故，享年五十四歲。他於一九二二年病重時，給黨代表大會留下遺囑，只對中央其他領導人的優缺點發表已見，並且鑒於斯大林的獨攬大氣粗暴，建議另選他人為總書記。總之，列寧為第一個社會主義國家樹立了馬克思、恩格斯所讚揚的巴黎公社式的工人民主共和國的錐形，它有民主選舉制、權力分工制和年齡任期限制制。可是這種新型的政治體制從理論到實際都不夠完善和鞏固。當然列寧執政這六年也犯過很多錯誤。有的他已認識到並且有所改正。例如一九一八年他實行“戰時共產主義“政策，急於在落後國家一步登天，躍進到共產主義，到一九二一年遇到農民嚴重反抗，他才改而採取“新經濟政策”，允許資本主義有較長期的適當發展。有的錯誤他已認識到，但是還來不及改正。例如在一九一八至一九二０年外戰與內戰的特定環境中，他草建了以黨代政、黨政不分的體制，到一九二一年他已提出要黨政分開，黨只實行“總的領導“，但是有具體解決黨政如何分開的問題。有的錯誤他未能認識到，甚至還自以為是，還要堅持下去。例如他於一九一九至一九二Ｏ年間，同意把俄國三個聯合執政的共產黨，即俄共（布）、革命共產黨和民粹主義共產黨，合併為一個共產黨，即都合併到俄共布中來，並且提出了“一黨專政”的觀念。當年巴黎公社革命時，尚未建立工人的社會主義政黨，然而已經開創了工人階級與小資產階級合作的四派聯合執政的體制（即蒲魯東派、布朗基派、雅各賓派與共產主義派）。沿着巴黎公社的道路，在以農民為人口大多數的俄國，為什麼不可以探索一條工農多黨多派聯合執政的新路呢？更有甚者，從十月革命勝利之後俄共（布）成為執政黨起，實踐證明黨內在決策方面一直有不同的意見，形成不同的派別。列寧只想通過黨內公開自由爭論，求得思想統一認識。如果思想認識統一不了，少數人又不願意服從多數人而他們依然相信社會主義和共產主義，那該怎麼辦呢？看來不能只限於把他們開除出黨了事，應該允許他們另外組織一個、兩個甚至三個、四個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政黨，進行平等競爭，聯合執政或者輪流執政。這樣可以不斷調整政策，互相監督，既可以避免黨內鬥爭尖銳化和殘酷化，又能夠消除一黨專政的專橫獨斷和特權腐敗。社會主義理應全面繼承資本主義文明的成果，而又克服資本主義的弊端。民主共和制和多黨競爭制就是資本主義政治文明的精華，更高於資本主義的社會主義，怎麼能長期搞一黨專政呢？尤其是列寧已認識到在俄國要長期存在多種經濟成分和市場競爭，為什麼在政治上還要搞一黨專政、排除政黨競爭呢？這正是列寧的局限性。

　　斯大林自一九二四年列寧死後全面掌握黨權。他不但沒有改正列寧已經指出的他的缺點，不但沒有向前去發展列寧的思想，解決列寧未能解決的諸多問題，反而大大後退。斯大林是土生土長的革命家，只有中學文化水平，沒有受過現代自由、民主、法治的教育，又沒有象列寧那樣在歐洲現代文明國家生活過約十六年的經歷。他深受沙皇專制主義的思想影響，個性既貪權又粗暴，還急於求成。他於一九二九年提前結束列寧的新經濟政策，向資本主義全面進攻，加速推行農業全盤集體化，消滅私有制，一九三六年宣布建成社會主義社會，一九三九年又提出向共產主義社會過渡。實際上當時蘇聯社會的生產力水平遠未達到足以消除資本產主義剝削和農民小私有制的地步。斯大林在黨內獨攬大權，破壞黨代表大會年會制，每次黨代表大會相隔的時間愈拉愈長，從一九三九年十八大到一九五二年十九大甚至相隔十三年之久。中央委員會也經常不召開。他把黨的權力中心從代表大會轉移到政治局，在政治局內部又搞了個五人小組，在五人小組中由他發號施令，其他人只是記錄遵命，分頭執行。總書記個人成為全黨的核心。他把黨內不同意他的觀點者都打成反黨集團和反黨分子，稱他們為帝國主義間諜特務，加以處決或監禁。到一九四一年，斯大林進而以黨的總書記兼任政府總理和國防委員會主席，集黨政軍三大權於一身，最高蘇維埃主席加里寧只有空頭銜，並無實權。除個人集權制外，斯大林還帶頭實行領導職務終身制。從一九二二年、四十二歲任總書記到一九五三年七十二歲逝世，專權近三十一年。他還最早指定曾擔任過他的秘書的馬林科夫為接班人。斯大林是名副其實的蘇共第一代領導的核心。可見，一代核心制在國際共產主義運動中是斯大林首創的個人集權制、領導終身制和指定接班制這三制三位一體的產物。它是地地道道封建專制主義的遺產，根本違背馬克思列寧主義理論。它使共產黨由民主政黨變為專制政黨，使社會主義民主共和國變為君主專制國。一代核心制與一任或連任制約制正是君主專制國與民主共和國的分水嶺。斯大林首創的這一代核心制不能認為僅是他個人的罪過，而是表明幾百年的沙皇封建專制主義深厚傳統有廣泛深遠的社會影響。所以這一代核心制沒有遇到很強烈的反對和反抗而被廣大蘇共黨員和蘇聯人民所認同和接受。還由於斯大林從三十年代起就培育了一個黨政官僚高薪特權既得利益集團，使得這一代核心制代代相傳，難以進行體制內的改革。斯大林之後，他指定的接班人馬林科夫站不住腳，由赫魯曉夫統治了十一年。赫是蘇共第二代領導核心。他本來也是要搞終身制的，無奈錯誤嚴重，於一九六四年被迫辭職。隨後勃列日夫統治了十八年，成為第三代領導核心。又經過安德羅波夫和契爾年科兩年多的短暫過渡，到一九八五年戈爾巴喬夫成為第四代領導核心。到這時，廣大蘇共黨員和蘇聯人民已經對這種一代核心制非常不滿，所以戈氏只統治六年多，蘇共就覆滅、蘇聯就解體了。帶着濃重封建專制主義烙印的一代核心制，使蘇共只傳到第四代就亡黨亡國了！

　　斯大林肇始的一代核心制被眾多共產黨奉為主臬，當作社會主義國家標準的政治體制模式。第二次世界大戰後走上社會主義道路的共產黨執政的國家，無不採取這種模式。即便是有過民主共和國傳統的捷克斯洛伐克與東德也搞一代核心制。東歐八個共產黨執政的國家，由於建國時間比蘇聯晚，所以還傳不到第四代，只傳到二、三代就都敗亡了。例如羅馬尼亞由喬治烏一德治到齊爾塞斯庫為只有兩代，匈牙利由拉科西到卡達爾、再到格羅斯只有三代。

　　一代核心制本質上是封建君主專制主義的變種，它不如一任或連任制約制的資本主義民主共和國，更不是社會主義民主共和國應有的政治體制。一代核心制能夠為以小農經濟為主的農業社會所接受，而不可能久存於現代工業社會。一代核心制由於缺乏民主、自由、法治和人權，不利於激發、調動人民大眾的積極性、主動性和創造性，不利於發展自由平等競爭的市場經濟和現代科學技術，不利於實現國家現代化。所以終究要被廣大人民所拋棄。如果執政的共產黨不能自救，不能進行體制內的改革，不能廢除一代核心制，不能建立一任或連任制約制，不能回到巴黎公社式的社會主義民主共和制，那麼廣大人民就只好轉而採取體制外的改革，即接受西方資本主義的民主共和制，這就是蘇聯東歐劇變最重要的深層原因和經驗教訓。

　　三、中共三代領導核心的各自特點和是非功過

　　中國封建專制主義的傳統比俄國長得多（有二千多年之久）、強得多（滲透到城鄉各個階級和家庭以及精神生活和社會習俗各個方面），它對中國共產黨人的影響也更深重。中共前三任領導人陳獨秀、李立三、王明在黨內都有家長製作風。這三任領導人的挑選和撤換，主要是秉承第三國際旨意，是國際干預的產物，並非中共黨內真正民主選舉罷免的結果。所以拙文開頭說，中共早期是接近民主的政黨。第四任領導人張聞天，早年留學美國，受過美國民主薰陶，後來又在蘇聯學習、工作過，得到共產國際的信任。因此在一九三五遵義會議上中共第一次獨立自主地更換黨的領導人時把他選為總負責人，這樣易為共產國際所接受。張有民主作風，並不貪權，他就任後黨中央大權逐步轉歸毛澤東手中。毛澤東 與斯大林一樣，也是土生土長的革命家，自幼熟讀孔孟之道，長期勤學博學，通讀多遍二十四史，精通王朝統治權術。他受君主專制主義影響很深，曾自稱他的治國之道是“馬克思加秦始皇”。把信奉社會主義民主自由的馬克思與堅持封建主義專制獨裁的秦始皇並列一起，這是嚴重曲解了馬克思主義，充分暴露了他熱衷於專制。他在中國實行一代核心制超過了斯大林。真是黛出於黑勝於黑。斯大林在黨內只擔任總書記，一九三四年以後只稱書記，他從獨攬黨權到集黨政軍三大權於一身經歷了十九年之久。他的終身制只到享年七十二歲，他指定接班人只是一次。毛澤東在黨內要擔任凌駕於中央之上的主席，周圍其他的中央領導人都稱他為主席，尤如封建王朝稱“皇上”一樣。他從一九四九年建國時起就獨攬黨政軍三大權。蘇聯從來不設國家主席，斯大林只兼政府總理。毛澤東卻在總理之上另設國家主席。一九五九年之後他雖然不兼國家主席，但是國家大事依然由他作主，在“文革”期間他有權整死國家主席劉少奇。他的終身制延續到八十三歲，到晚期已經說話流涎、嘴合不攏，依舊不放棄大權。他指定接班人先後換了四個人，即劉少奇、林彪、王洪文、華國鋒，但也都未能成功。

　　鄧小平搞的第二代核心制在某些方面又超過了毛澤東。毛以黨中央主席身份搞第一代核心制，但是即便在對毛的個人崇拜極盛的時期，中共媒體中都是宣傳以毛為首的黨中央，從未提出過以毛為核心。毛自己只講過：“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是中國共產黨”，而從未自稱是“黨的核心”。毛從一九四三年擔任黨中央主席至一九七六年逝世，掌權長達三十三年之久，足夠算是一代。而鄧在一九七八年出山之後，並未擔任黨中央主席或總書記，到一九八九年他已辭去任何領導職務，先後任職只有十一年，還夠不上一代。而他自己卻在一九八九年宣布“第二代實際上我是核心。”更有甚者，在一九八七年黨的十三大之後，他已不是中央政治局委員，還繼續擔任中央軍委主席，這在中共黨史上是史無前例的。這種做法表面上是為了穩定軍隊，藉以穩定政局，實際上是靠掌握軍權來維護自己的黨權，即在黨內的最高決定權。在一九八九年政治風波中，鄧小平以掌握軍權決定撤換黨的總書記趙紫陽，並調動軍隊來鎮壓人民即是明證。到一九八九年之後，他已辭去中央軍委主席這一最後職務，仍然還能設一個“鄧辦”（鄧小平辦公室）繼續起“第二代核心”的作用，這固然有他獨特的實力和魅力，更是他精心設計安排的結果。

　　江澤民搞的第三代核心，在某些方面又超過了毛澤東和鄧小平。他從未有過軍籍和軍隊工作經驗，沒有指揮過任何一次戰爭，卻能夠一蹴而就，掌握最高軍權。他想盡辦法調整軍隊領導班子，提升緊跟自己的軍官，鞏固己的軍權。他從未有過全面領導政權的職務和經驗。卻要一步登天出任國家主席。本來在改革中鄧小平力主黨政分開，首先是職務分開。鄧擔任軍委主席時既不兼任黨黨中央主席或總書記，也不兼任國家主席。而江又回到五十年代毛的體制，集黨政軍三大權於一身。那時毛首任國家主席，擁有高於政府總理的行政大權，而一九八二年憲法規定的國家主席已是虛位的國家元首。但是江澤民出任國家主席後又擅自違憲專權，把它變成高於政府總理的行政首腦。毛澤東不要法制，自命“和尚打傘，無發（法）無天”。鄧小平大講法制，不講或少講法治。江澤民大力強調“依法治國”，建設“法治國家”，可是自己卻帶頭違憲，破壞法治。例如他多次取代政府總理同外國簽訂條約或協定，出席亞太經濟合作組織政府首腦非正式會議。他個人可以一言九鼎，把法輪功定為邪教，再由全國人大補辦手續。毛、鄧身為第一代和第二代核心，並不要求人們稱之為核心，江則時時表明自己是“核心”，還要經常宣傳他是“核心”。以至“江核心”已成為江澤民的別號和諢名。毛、鄧作為核心主要致力於國內事務，極少出國（只出國各兩次），江則每年多次出國，飛遍五大洲，出盡了風頭，要在世界各國顯示自己的“一代核心”、“九五至尊地位”。毛不時披露一篇又一篇雄文，鄧經常發表一段又一段頗有新意的談話，江只是偶爾說出諸如“三講”、“三個代表”等二、三句大被吹捧的要言。江成為第三代核心時間雖短，卻每開尊口都被稱為重要講話，而且其文稿居然比毛、鄧的著作還要多。其中多是空話、套話、官話、大話，幾乎全由秘書們執筆。儘管他沒有多少理論，沒有任何戰功，卻敢於把自己與毛、鄧並列，儼然成為當代最高的理論權威和軍隊統帥。近幾年大陸頻頻出版《毛澤東、鄧小平、江澤民論……》，意在樹立中共發展馬列主義理論的三個里程碑。據說去年慶祝國慶五十周年時已經在排演“高舉毛澤東思想”、“高舉鄧小平理論”、“高舉江澤民學說”三個遊行方隊。只是在最後驗收時才被迫收回，但仍然在遊行隊伍中高舉毛、鄧、江三代核心的畫像。毛是書法大家，能揮灑懷素體的草書，卻很少公開題字。毛又精工詩詞，有不少名句佳作。鄧雖然不見有詩詞問世，也練就一手不凡的書法。江是交通大學工科畢業生，書法實在平庸，卻連北京的“世界公園”他都要題字留名。還發表幾首極其一般的舊體詩，附庸風雅，要與毛澤東攀比。江出國訪問時還要彈吉他、彈鋼琴，以顯示他多才多藝。實在令人感到可笑不自量。毛生前抽象地承認自己有錯誤。他曾表明：“我自己能夠得三分錯誤、七分功勞的評價就滿意了”。鄧也說過：“我死後如果能夠對半開就不錯了。”（《鄧小平文選》第二卷，三五三頁）可是從來沒有聽說江自認為有錯誤，卻要別人為他評功擺好，列出什麼大十大成就。毛、鄧對於被他們整下來的前任領導人如王明、華國鋒還長期安排為中央委員，江卻把趙紫陽長期非法軟禁。毛、鄧認為親自掌握解放軍的軍權就可以穩如泰山，固若金湯，保住自己的權力；江還要另建一支強大的武警部隊來嚴防人民反抗。這些都表現了江的外強中乾，表壯里弱。無怪乎有人說毛是絕對權威，鄧是相對權威，江則是狐假虎威。真是一代不如一代！

　　對中共搞的第三代領導核心的是非功過該如何公正評價呢？本文不擬對這個重大問題展開論述，僅就一代核心制的弊病指明要點。中國人慣於用極簡略的文字來高度概括複雜的事物。毛、鄧、江三代核心的是非功過，大體上可以各用兩個字來表述，即毛的“兩革”（武裝革命和文化革命）、鄧的“兩開”（改革開放和開槍殺人）和江的“兩化”（經濟、科技強化和政治、思想腐化）。毛澤東從中國實際出發，主張工農武裝割據，以農村包圍城市的武裝鬥爭奪取政權，建立新民主主義國家和新民主主義社會，使資本主義得到進一步發展，將來再逐步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長期實踐證明毛的理論與路線正確，因此眾望所歸，他於一九四三年被選為中共中央第五任領導人。但是一九四九年中國武裝革命勝利後，他居功自傲，急於求成。一九五二年放棄了他自己確立的新民主主義論，急於向社會主義過渡。他晚年發動的“文化大革命”是極其嚴重的錯誤和罪行。其實廣義的“文化大革命”早已從五十年代開始。一九五一年批判電影“武訓傳”，一九五五年反胡風集團、一九五七年反右派鬥爭，一九五九年反右傾鬥爭，一九六Ｏ年反修正主義鬥爭，一九六四年四清運動等等，這一連串“左”的政治思想運動屢犯不改，愈演愈烈，才導致十年的“文革”大災難。如果不搞一代核心制，而是建立一任或連任制約制，毛的這些錯誤就能及早得到改正。可惜鄧小平到一九八九年還錯誤地總結歷史經驗，硬說以毛為核心的第一代領導是“成熟的黨中央”，既然這是成功的範例，所以鄧自己還要接着搞第二代核心。鄧主張改革開放，認清中國將長期處於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端正黨的路線，逐步從計劃經濟轉軌到市場經濟，注意吸收當代世界資本主義的文明成果，着力發展和解放生產力。這是他的重大功績。但是他自一九八Ｏ年以後基本上停止政治體制改革，自己不及早帶頭退下來，繼續以核心地位控制黨權、軍權，助長權錢交易，加劇貪污受賄，以至社會矛盾激化，導至一九八六和一九八九兩次學生民主運動高漲。他不辨真象與假象、主流與支流，誤認為要求改善黨的領導的青年學生是要推翻黨的領導，兩次違背黨章，糾合黨內保守勢力，擅自撤換兩任總書記。一九八九年進而調兵遺將開槍射殺真正愛國人民，造成“六四”慘劇。如果不是搞第二代核心制，而是讓胡耀邦、趙紫陽兩任總書記推進政治體制改革，中國的改革開放早已取得較為全面的成功。江澤民無大功受恩寵，被鄧小平冊封為第三代核心。江繼續鄧的對外開放政策，進一步發展市場經濟，提出科教興國戰略，東部地區興旺之後接着大力開發西部地區，近十年來經濟增長保持在接近百分之十的平均水平，使我國的經濟科技實力大為強化，綜合國力和國際競爭力上升較快。這是他的成就。但是他依舊不大力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卻不斷加強個人集權和過度控制來維護一時表面的政治穩定，實際上是維護第三代核心的穩定。結果經濟體制與政治體制嚴重脫節。市場經濟本來需要民主政治的制約，而一代核心制本質上是缺少制約的專制政治。這種缺少制約的政治體制隨着市場經濟越發展，腐敗腐化必然越加劇，腐敗性的體制必然變本加厲。現在社會矛盾在積累，隨時會以各種不同形式表現出來。去年四月發生的修練法輪功群眾的請願事件，本質上反映了廣大群眾對政府日益腐化和高壓政策的不滿，對片面性改革開放的失望，精神空虛，思想苦悶，轉向從個人修氣功尋求寄託。可是中共領導人沒有透過現象看本質，沒有把揭露李洪志騙人斂財的行徑同允許廣大群眾修氣功嚴格區別開來，對廣大練功群眾採取鎮壓措施。這種濫用權力、極不明智的舉動不能不引起群眾的反感和反抗。可以預期，中共領導與法輪功修練群眾的矛盾和鬥爭將是長期的。江澤民曾經誇下海口：“我不信我就制不了法輪功。”他沒有深入認識到，他要整治的是參與修鍊氣功的千百萬群眾。實踐將證明，他這樣一味蠻幹，終究會被群眾拋棄的。

　　總之，中共三代領導核心大體上都是先有是與功，後有非與過。這正表明領導人不能搞一代核心制，只能搞一任或連任制約制。這樣才能儘量使領導人是多非少，功大過微。如果搞一代核心制，創業有功之後天長日久，勢必居功自傲，自以為是，一意孤行，恣意妄為；而且越到後期，矛盾積累越多，就越是採取殘暴手段對待群眾，以維護自己的核心地位。這已經成為中外古今屢見不鮮的定律。

　　四、中共第四代領導面臨的抉擇與中國之命運

　　如果說由於中國長期處於以個體小農經濟為主的農業社會，第一代核心制還有其一定的必然性和存在的可能性，那麼當中國已經發展進步到以社會化勞動為主的工業社會時，第二代核心和第三代核心的體制就越來越失去其社會基礎了。可以說，當今一代核心制已經成為中國體制改革的瓶頸，成為中國社會繼續向前突飛猛進的絆腳石。但是目前中國人民和中共黨員還無力無法奮起予以捅破和掃除。許多人都還認為，如果缺少一代核心，天下勢必大亂，而指望江澤民來着力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又是緣木求魚，痴心妄想。他現在考慮的是如何儘量延長自已的任期，如何把權力逐步轉給第四代核心。毛、鄧、江這三代核心都未能認識到只有民主選舉、民主制約、民主限任方可保證選出最受群眾擁護、最有才能的新領導人，又使他不能濫用權力，任滿卸職，另選新人。只有這種民主體制才能使黨永葆青春，使國家長治久安。他們都以為只有經過自己反覆挑選的人才最可靠，才最能維護黨權政權世代和平穩定相傳。毛先後挑選了四個接班人，結果一個也沒有站住。鄧小平在總結毛的錯誤作法時本已一針見血地指明：“一個領導人，自己選擇自己的接班人，是沿用了一種封建主義的做法。”（《鄧小平文選》第二卷第三四七頁）可是話音剛落，墨跡未乾，他自己又重犯這種錯誤。他於一九八０年和一九八七年先後挑選胡、趙兩個人為接班人，但是隨後又把他們撤職了。江吸取了前人被廢的經驗教訓，有幸難得能夠延續一代。目前江還在延續這種指定接班人的傳統作法。據大陸最近傳來信息，江本來還想以維護安定團結和中共黨章並未規定總書記任期為由，在二００二年中共十六上連任總書記，然而由於在高層得不到多數人支持，大體上已按鄧的旨意，選定胡錦濤為第四代核心。胡可能在二００二年接任總書記，江可能是鄧規江隨，繼續擔任中央軍委主席。如果真是這樣安排，那麼中共第四代核心的前景將是如何呢？這是當今海內外華人最為關切的頭等大事。

　　能否由中共第四代核心來大刀闊斧地推進政治體制改革呢？看來很難。胡今年五十八歲，１９６５年清華大學水利系畢業。他當時所受的馬列主義教育不少是“左”的教條。在“文革”中表現也是“左”。後來在甘肅省工作時得到省委書記宋平賞識，從此一帆風順地平步青雲。宋平調到中央後他也跟着上調青年團中央。八十年代先後任貴州省委書記和西藏自治區黨委書記。據說一九九八年江澤民在九屆全國人大會議上推薦他擔擔國家副主席時認為胡的優點是原則性強，在關鍵時刻敢於自己獨立作主。例如胡任西藏書記時，西藏曾三次發生動亂。前兩次他請示中央總書記趙紫陽該如何處理。趙要他以柔克剛；但是第三次動亂時，他不再請示，徑自作主，以剛克剛，終於平息了動亂。果真如此，那表明胡是風派人物。中共素有“下級服從上級，全黨服從中央”的紀律。胡竟敢背着中央，擅自作主，豈不是目無中央，違法亂紀？可是江卻肯定這是胡的優點。看來江如此欣賞胡，是要胡用強硬手段來對付人民。胡現在在民間的口碑很不好。據大陸來美人士說，近兩年大陸民間廣泛流傳“五子登科”或“七子登科”之說，以此來評價中共中央政治局七個常委：江澤民是戲子（善於作秀），李鵬是傻子，朱熔基是瘋子，李瑞環是痞子，胡錦濤是孫子；還有人加上李嵐清是樣子（擺着不起在作用），尉健行是廚子（善於調和）。其中數胡錦濤的版本最多，另有人說他是兒子（也是聽老人話之意），是騙子（滿嘴講馬列主義騙人），是婊子（賣身投靠）。這些說法未必準確、妥當，但是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平民百姓和某些知情者的直覺。這樣一個既僵硬又聽話的人物，如果在第三代老人監控之下成為第四代核心，他將很難獨立自主地大力推進政治體制改革，那樣腐敗必須還會加劇，社會矛盾必然還會加深。用不着等到二０一九年五四運動一百周年，一場新的五四運動將要在未來十幾年內爆發。國內未經批准、不許公布的示威遊行，一九九八年共約有六萬次，一九九九更增至十一萬餘次。這樣發展下去，未來某一個突發事件（如當年五四運動時外交上喪權辱國，一九八九胡耀邦逝世），可能激起富有愛國民主運動傳統的青年大學生聯合廣大工農一起湧上街頭，強烈要求中共懲治成群貪官污吏，大力發展民主自由，推進政治體制改革。那時第四代核心將何去何從？從歷史經驗來看，大體上有四種選擇、四種結局。

　　第一種，學習鄧小平的做法，成為鄧小平式的人物。即動用武警部隊硬把群眾鎮壓下去，再依靠強力繼續維護其統治。然而這種結局的可能性不大。因為廣大群眾已經有了一九八九年“六四”被鎮壓的經驗教訓，一定會更有準備、更機智地開展鬥爭。況且全國性大規模的群眾性行動，此起彼揚，互相呼應，將使中共難以四面出擊，八方應付，難以取得強力鎮壓的成功。

　　第二種，出現羅馬尼亞式的突變，成為齊奧塞斯庫式的人物。一九八九年十二月羅馬尼亞共產黨總書記齊氏調動保安部隊鎮壓首都示威遊行的群眾，引起部隊譁變倒戈，齊氏夫婦被起義軍逮捕法辦處決。中國武警部隊和人民解放軍的開明軍官在關鍵時刻也可能轉向人民方面，採取迅雷不及掩耳的堅決果敢行動，一舉推倒缺少軍事鬥爭經驗和能力的第四代核心，在危急中拯救中共，使中共獲得新生，也可能使中共如羅共一樣滅亡。

　　第三種，重蹈蘇聯共產黨覆轍，成為戈爾巴喬夫式的人物。蘇共總書記在黨內外群眾強大壓力下，於一九九０年二月被迫退卻，同意開放黨禁，允許主張走資本主義道路的政黨，甚至鼓吹恢復君主專制的政黨公開合法活動，導致政治動盪局面加劇，黨內矛盾激化。到一九九一年八月十九日黨內保守派發動政變，旋即被掃除，接着蘇共被迫解散，蘇聯解體。東歐原共產黨執政的國家，除羅馬尼亞之外都發生類似蘇聯這樣的和平演變。有所不同的是東歐大多數共產黨都改性易名，變為西歐那樣的社會主義黨或社會民主黨。但是中共第四代核心並不是戈氏那樣的溫和派人物，所以這種結局的可能性不大。當然也不排除在關鍵時刻中共黨內會有溫和派人物起來迫使其向右轉，或者會有穩健改革派促使其推進體制內的政治改革。其結局如何，將取決於黨內各派的較量。

　　第四種，參照蔣經國的做法，成為蔣經國型的人物。１９７５年台灣的蔣介石以八十九歲高齡作為中國國民黨執政後的第一代核心病故，旋即由其兒子蔣經國接班。小蔣繼續一黨專政十幾年，到一九八七年在國際新形勢和島內新壓力下，被迫開放黨禁報禁，從資本主義專制轉向資本主義民主。當代資本主義世界從專制和平轉向民主取得成功的典型人物還有西班牙的胡安卡洛斯和南非的德克勒克。西班牙的陸軍參謀總長佛朗哥於一九三六年發動政變奪取政權，一九三七年改組法西斯的長槍黨，他成為黨政合一的國家元首，一九四七年西班牙改為君主國，他是終生執政者，第一代核心。他晚年指定胡安卡洛斯王子為接班人，此人在學校受到民主教育，具有民主思想。佛朗哥健在時，他韜光養晦，偽裝忠於佛朗哥。 到一九七五年底佛朗哥八十三歲死去，他正式登基後，實行民主改革方針，取消法西斯一黨專政，開放黨禁報禁，允許社會黨、共產黨等公開活動，平等競爭，允許出版自由。西班牙轉向資本主義民主自由後，近二十多年來經濟科技發展迅速，人民處境大有改善。南非總統德克勒克在日益強大的黑人解放運動推動下從一九九０年開始取消黨禁，允許非洲人國民大會、泛非主義大會南非共產黨等公開活動。從一九九一年起陸續廢除種族隔離的立法，並決定在普選基礎上實行多黨民主制。一九九四年，曼德拉當選為第一任黑人總統，德克勒克為副總統。隨後德氏又辭去副總統，退出政界。只經過五年時間，南非完成了從白人一黨專制到多族多黨民共和主制的過渡。資本主義商品市場經濟的發展絕對需要多黨民主政治的配套。所以在資本主義制度下搞一黨專制不可能長久，最終要被武力推翻，如德、意、葡等國；但是如果在民眾推動之下能夠出現開明的領導人則可能實現從專制和平地逐步改變為民主，卡洛斯、德克勒克和蔣經國就是體制內和平改革取得成功的三個代表人物。反觀共產黨執政的社會主義國家，迄今還沒有一個國家在社會主義體制範圍內取得政治改革成功的先例。中國近二十多年來已經從傳統的產品計劃經濟逐步轉軌到商品市場經濟，亟需多黨民主政治的配套。中共是擁有五千多萬黨員的世界第一超級大黨，黨內人才濟濟，精英薈萃，中國又有豐富的“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政治文化傳統，完全不必照搬西方資本主義多黨民主政治的模式，完全能夠依據馬列主義理論，結合中國國情特點，借鑑西方和蘇聯東歐諸國興衰成敗的經驗教訓，獨立自主地探索具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多黨民主政治的新模式，為世界開創政治新紀元，令世人為之耳目一新。這樣對於促進世界大同必能起重大的積極作用。

　　中國第四代核心進行政治體制方案的要點大致如下。

　　一、修改黨章，廢除一代核心制，明文規定中央委員以上領導人的年齡限制與任期限制。年齡不得超過六十歲，任期不得超過兩屆十年。

　　二、確認黨的全國代表大會是黨的唯一最高權力機關，中央委員會只是黨代表大會閉會期間的執行機關，政治局只是中央委員會的常設機構。把黨的權力中心由政治局常委、政治局和中央委員會轉移到黨的代表大會。為此，黨代表大會應實行年會制，即黨代會五年一屆，每年年初召開一次大會，討論決定黨在本年度的重大施政綱領和黨的建設方針。黨代表五年換屆。黨中央委員以上領導人在黨代會換屆會上差額競選產生。

　　三、中共素行的“全黨服從中央”的紀律應改為“全黨服從黨代表大會，地方和部門服從中央”，中央也要服從黨代表大會。

　　四、黨的各級紀律檢查委員會改歸各級黨代表大會領導，向黨代會負責，不由各級黨委領導，其職責主要是監督同級黨委領導成員，不僅限於監督下級人員和普通黨員。政府的監察部門也要改歸各級人大領導，向人大負責，專門監督各級政府領導人。

　　五、黨報不歸黨委領導，改由黨代會領導並向黨代會負責，在黨代會上選出獨立的黨報編委會。開放報禁。允許各報刊依據事實揭發、批評各級黨政官員的不法行為和不良作風，抨擊社會的陰暗面。

　　六、黨的經費收支情況每年要在黨代會上如實報告。蘇共再不民主，每次在黨代會上都要報告黨費收入支出情況，中共從來沒有報告過。實行黨財分開，黨的各級機關的行政費用和專職人員的工資開支應由黨費開支，不應列入國家財政支出。

　　七、修改憲法。既然全國人民代表大會是最高國家權力機關，那麼人大常委會委員長理應就是國家元首，勿須另設國家主席。

　　八、實行黨政分開。使各級人民代表大會成為名副其實的最高權力機關。黨政在職權、職能、職責、職務四個方面都要分開。黨對政權機關的領導除每年年初由黨代會提出施政綱領和決策建議外，主要通過人大代表和政府官員中的黨員去貫徹執行。

　　九、各級人民代表和政府首腦應按照直接、普遍、平等、秘密的原則差額競選產生，隨時可罷免、撤換。可先行鄉鎮長直選，再推廣到縣市長、省市長，以至政府總理。

　　十、全國政協應成為與全國人大同等的國家最高權力機關的一部分。全國人大與全國政協大體上相當於西方議會的兩個院：一個按地區選出代表，另一個按界別行業選出委員。

　　十一、制定政黨法。允許建立新的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政黨。現有八個民主黨派應該放手讓其在各自聯繫的群眾中發展新成員，獨立自主地選出其領導人，取消雙重黨籍，中共黨員不得在其他政黨中任職。

　　十二、全國人大常委會設立政黨委員會，現在中共中央統戰部管理各政黨的職能應轉歸該委員會，各政黨所需經費也由該委員會依政黨法規定撥給。

　　十三、組成中共領導的多黨聯合政府，應有其他黨派人擔任副總理、國務委員和部長。真正做到多黨長期共存，互相監督，真誠合作，聯合執政，發揚中國崇尚和合、王道、仁政、德治等政治文化的優良傳統。如果中共領導不好，可選其他社會主義、共產主義政黨領導多黨聯合政府。

　　十四、實現黨軍分開，司法獨立。軍隊國家化曾經是一九四五年國共兩黨談判中中共對國民黨提出的合理要求，不料中共在全國掌握政權後依舊由一黨獨攬軍權。當今中共是唯一黨中央設立軍委來獨攬軍權的國家。應該取消中共中央委軍，把軍隊改由政府國防部統帥。

　　十五、實現黨法分開。各級法院應以事實為根據、以法律為準繩，獨立審判，不受各級黨委干預。真正由人治、黨治轉變為法治。

　　看來二十一世紀頭十幾年將是專制與民主兩種中國之命運的最後決戰。如果中共真正是全心全意為人民服務而不是維護少數黨政官僚特權集團的權益，就應當按照上述要點大力推進政治體制改革。那樣中共才能改革成為真正民主的工人政黨，中國才能改革成為具有社會主義民主政治體制的新型國家。如果中共諱疾忌醫，拒不進行體制內的改革，結束第四代核心制，轉向一任或連任制約制的社會主義民主，那就不可避免地迫使廣大民眾去進行體制外的改革，即轉向西方那種資本主義民主的體制。任重道遠，形勢緊迫，機不可失，時不我待。按照歷史規律與世界潮流可以斷言：中共只能傳到第四代核心，絕不會有第五代核心照舊嫡傳。

　　愚夫跟隨中共半個世紀以上，近幾年來客居美國，依然心懷故園，時常關切國內的發展動向。現在披肝瀝膽，克盡忠言，衷心渴望中共能夠懸崖勒馬，痛改前非，取得改革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