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狗日本狗的命》

原名《狗友的滋味》

九哥

昨晚的一個“狗友”夢給了我以下的靈感。

由於城市的居住條件，現在國內的孩子們可能與狗的情誼淡薄了，但在我小的時候卻是兩樣。

現在我住在日本，我身邊的人，有不少與狗有着千絲萬縷的瓜葛。就比如我琴店的寫字小姐愛利，常聽她講起她家養的兩隻狗寶貝。一隻是養在室內的哈兒狗，叫“瑪麗”。那狗毛烘烘的一大團，好像很臃腫富貴的樣子，但只要掉進浴缸打濕了，你就會發現那“毛包骨頭”的傢伙還不夠一火鍋的資格。養在室外的是一隻很神氣的狼狗，取名叫“健”。與“瑪麗”相反，“健”沒長几公分的毛卻滿身是膘。別看它威武雄壯，我想就是見到了真正的賊，它肯怕也會搖着尾巴告訴那賊君鑰匙藏在哪個花罈子底下。

愛利的家離我的琴店開車有一個小時多的路，還要交2000日圓的公路費。為了上班方便給她在琴店附近安排了宿舍。可她還是經常回去，而且一回去還經常來電話請假。一問，才知道並不是為了什麼大事，（至少我認為不是大事）而是因為家裡無人，“所以要照顧兩位狗寶貝，比如給‘瑪麗’洗澡，帶‘健’散步”云云。

最近，日本的電視裡又天天在預報名古屋地區可能有6級以上的地震。（據說20年前就開始預報了）當我考慮是不是應該將資金再轉一部分去瑞士時，愛利卻在擔心地震時‘健’的脖子上栓着鏈子會跑不出去。我調侃她，曾建議在‘健’的附近準備個鍋子和一些材火，當然還有鹽，（要有些辣椒豆瓣醬之類的調料，算了，那太奢侈了）萬一地震房屋倒塌，一時沒有食物，‘健’的那身肥膘一定可以讓全家人抵擋好幾頓。”聽了這話，愛利先是眼睛一紅，紅了好幾個小時，然後的一兩個星期見了我眼睛就直翻白。

“養狗如同養豬，是為了吃肉”這個天經地義的道理，直到我20年前去了澳大利亞後才改變。我還清楚地記得那個震驚全澳洲的故事：“一對無兒女的老年夫婦，帶着自己唯一的‘孩子’一條醜醜的小狗去了一家亞洲餐館用餐。夫婦對那個新來的越南廚師說‘we would like something to eat, and feed our dog’(我們想吃點東西，還有喂喂我們的狗)那天正好老闆不在，那可憐的越南廚師沒大懂得他們的澳洲英語，又不好意思多問。於是，讓這對老夫婦等了好一會，終於端出來一大鍋。那越南廚師說了聲‘please’，老夫婦就開始吃。吃着覺得味道怪怪的，但還是‘yami’（好吃）。一口氣吃完了，起身要走，便問他們的小狗‘孩子’在哪裡。那廚師指着那鍋子裡的殘羹：‘都在這裡了，剩下的是不是要打個包帶回去。“#·*+%￥#·！！！”據說那位可憐的越南廚師為此被澳洲政府立即驅逐出境。”

後來我移居挪威，又到過歐洲許多國家，最後定居在日本，一直沒有找到過吃狗肉的機會。於是便得出這樣的結論：“吃狗肉是我們中華民族的專利”。但我的這個結論在兩周前的台灣游得到了否定。就像我在《台灣游感》第四回里寫到的：“那天在台北車站附近的一家飯店門口，我看見店裡的人出來餵一大群狗。那店員見我的日本同伴愛利小姐那麼喜歡狗，便對她說∶‘這本來都是些流浪狗，到了我們這裡老闆就把它們養起來，都是上了牌打了印的。’愛利一個中國話也不懂，當然只能邊聽邊傻笑。我忍不住裝傻問了句∶‘那你們是不是狗肉料理專門店？’那店員聽了像娘挨了罵一樣∶‘開什麼玩笑！狗是人類的朋友。我們台灣人是不吃朋友的。’扭頭走了。”那店員的話，就把“吃狗肉”的專利孤立給大陸了。

九哥是大陸出身，當然吃狗，（只是近20年來裝着不吃，裝久了也就變得真的不吃，或不多吃了）小的時候，我和弟弟都有過“畫夜床圖”的嗜好，家裡大人聽說冬天吃狗肉會有所療效，所以沒有少吃。後來哥哥參加工作後，在醫學院當技術員，所謂“技術員”就是給準備拿去做實驗的狗打麻藥。那些狗被做完實驗後，有些不但“為祖國偉大的醫療事業做出了貢獻”，連遺體都要“獻身於祖國偉大人民飢餓的肚皮。”而我們弟兄也就沒少沾哥哥“近水樓台”的便宜。

哥哥提回來的，當然不是狗的形狀，而是些已經不通人性了的肉。所以吃了多少也不記得。唯一記得的，是那隻白色可親的“飛虎”，那隻我們兄弟親手養大的密友。在講這段故事之前，還是先插一段我前任太太尤佳利家哈巴狗的故事。

那是五年前，我剛搬到名古屋的時候，我和尤佳利住在一個叫“本山”的地方。每次我們開車出去經過一個獸醫院時，尤佳利總要把臉轉過來避開那醫院。在我再三追問下，她坦白了“我家‘琪兒’就是在這個醫院過世的。”我當時有點後悔不該問人家這種傷心的事。但又十分納悶“琪兒”怎麼會死在獸醫院裡。後來，在尤佳利的歷史照片裡，我發現幾乎所有的全家照都有隻毛烘烘的哈巴狗。才知道原來“琪兒”是那隻哈巴狗的名字。

據說是尤佳利還在讀中學時，她的小妹妹“真理”不知從哪裡找來一隻剛出生的小狗。當時全家反對，在真理妹妹一再強調“絕對我自己一個人來照顧”的許諾下，只好允許“在找到合適的主人之前，暫時寄養。”就那樣，那條幸運的“琪兒”作為家庭一員，“暫時”了十三年。據說開始，小妹妹真理的確花了不少時間照看“琪兒”，但慢慢，責任就開始移交給了尤佳利和大妹妹“美香”。最後，完全歸於了母親。每天要餵飯，洗澡，出去散步。散步時還要帶上塑料袋以防琪兒“隨地方便”。健康的時候還可以，就怕生病。母親對“琪兒”的擔心，有時惹得小妹妹真理都吃醋：“我們做女兒的好像都不如那條狗。”而母親的回答是：“你們是人，哪裡不舒服可以說得出，而琪兒有什麼都講不出，多麼可憐！”

當然，家裡有條“琪兒”一定多了許多樂趣。但是，麻煩也不少。就比如全家人外出旅行，就事先要找到能夠提供照顧“琪兒”的飯店。家裡的桌椅書報被“琪兒”啃得稀爛就是些不值得一提的小事。還有費用，狗食狗用品是當然，最花錢的一次是“琪兒”生病住院動手術，據說花掉60萬日幣。那相當一個普通日本人兩三個月的工資。（折合人民幣有四萬以上）尤佳利家不是什麼大戶，她高中喪父，靠母親一個人帶着三個女兒一條狗，怎麼也說不上富裕。但是，“琪兒也是家裡的一員，病了，就得全家人節省花錢治。”

直到那天，“琪兒”實在不行了，在本山獸醫院過世，享年13歲。聽尤佳利說∶“當我接到醫院裡的電話的時候，震驚得說不出話。那神情嚇壞了公司的同事和上司。等大家知道了是怎麼回事，都表示了極度的理解同情和安慰。我們全家人都從公司請了假，（日本人從公司請假，是除了死了爹或死了狗才有的事）到醫院與琪兒的遺體告別。儀式後，把琪兒安葬在早已買好了的插有墓碑的墓地里。”

需要說明的是，琪兒所受到的待遇，在日本是極為普通，決沒有什麼特殊的意思。

聽了尤佳利的這個故事，如果你對“做日本老婆的丈夫是什麼滋味”沒有體會的話，至少你對“做日本老婆的狗兒是多麼幸運”有所了解了吧！

而我那隻“飛虎”的命運，卻是另一番風味。記得大約是我讀小學四年紀的時候，父親從他“蹲點”（共產黨的幹部派到農村去管理農民）的鄉下回來。他把個小旅行包打開，嘿！跑出條白色的小狗來。我們兄弟都同意我的意見，把那小狗取名為“飛虎”。

從那以後我就忙了。每天到公共食堂或外面找一些肉骨頭來餵飛虎。這樣，飛虎很快就“拒鄰家孩子的排泄於口外”，創造了“狗改不了吃屎”的例外。

飛虎長得很快，不到一年就威武得像頭小馬。每天早上飛虎送我去上學，每次都要等我過了鐵路，等我再三叫它回去，它才肯停住，眼巴巴地看着我消失。而等我下課，老遠一聲喊：“虎來”，飛虎就會揚起那高傲的尾巴，從什麼地方衝出來。

有一次，我在學校受了委屈，便帶着飛虎去找那同學家的狗擺平。結果那狗不堪一擊，兩個回合就敗下陣來。那同學見自己的狗打輸了，氣急敗壞，撿起個石頭就朝我砸來。飛虎見主人受到威脅，便向那同學撲了過去，那石頭不偏不歪，正好落在飛虎的左前腿上。飛虎痛得尖叫，但仍然向那同學撲去，那同學見勢不妙，拔腿就跑。飛虎追了幾步，倒在地上，呻吟着。我一摸，是骨折了，便萬幸起那石頭沒有落在我的眼睛或鼻子上。

在中國，人看病都成問題，哪有什麼獸醫院那一說。自己找點破布幫飛虎包起來，就這樣，飛虎一瘸一瘸，個把月後，開始可以歪歪地跑起來了。那歪歪的體態變成了飛虎的特徵，直到最後。

從那件事以後，學校里再也沒有人敢欺負我了。而飛虎的脾氣卻由此變壞，從過去見生人也搖尾巴亂舔，變得見生人就夾尾巴亂咬。兩年後，飛虎長得高頭大狗，給過路的人添了不少傷疤。鄰家的人建議要敲掉飛虎的四顆犬牙，他們用了許多辦法，把羅卜燒紅丟過去讓飛虎咬，用鐵絲套上犬牙猛拉、、、、、、飛虎很精明，對其他狗有效的所有方法在它身上都失敗了。最後，大人們只好提議叫我把飛虎的口扳開，再讓別人用鉗子夾着它的牙齒拔。我把手伸進飛虎的口裡，飛虎只好把嘴張得大大的，等大人夾住它的牙用力拔時，飛虎痛得“汪汪”叫，但就是不把嘴閉上。這時，我再也忍不住了，推開那大人，讓飛虎跑了。

第二天，又有一個受害者來告狀，母親被逼得下了決心。六塊錢，把飛虎做肉價賣給了三戶鄰家。交了錢，那三戶鄰家的大人就拿起石頭網子追，飛虎被追得到處亂竄，最後筋疲力盡，躲到了我的身後。這時大人們抬來一個籮筐，因怕被咬，示意叫我把飛虎引進筐里。我推了飛虎兩把，飛虎很不樂意。（這是飛虎第一次不服從我的命令）我只好把飛虎抱起來放進籮筐里，飛虎這才放心，睜着雙信賴的眼睛一直看着我，直到大人們把蓋子蓋上捆起來。

狗是通人性的。它們的通人性又尤其表現在對主人絕對的忠實和信任。但是，我們家的飛虎那天卻犯了個致命的錯誤，那便是它沒能認識到它當時是生活在一個不通人性，一個對任何人任何事都不能信任的社會。

我的飛虎被大人們抬到鐵路旁邊的小池塘邊，（就是飛虎每天送我上學的那條鐵路旁）那籮筐往水裡一放，我的飛虎一聲也沒吭，只冒出一串串水泡、、、、、、

晚飯的餐桌上，多了一個菜，那便是我飛虎曾被打傷的左前腿內側的那一塊肉、、、、、、

請原諒我不得不把話題轉一轉，轉到兩周前我訪問台灣期間的那頓“最後的晚餐”上。那天我和台灣“優秀文學社”的三位女編輯一起吃飯，總編Michelle突然談起日本人吃活魚，是“多麼的可怕”。而我卻不以為然，並舉例說：“我們華人吃豬肉在回教徒們看來是‘多麼的可怕’，而我們看法國人吃蝸牛，泰國緬甸人吃昆蟲，又是‘多麼的可怕’、、、、、、”說着，我還想起77年我混在共產黨的隊伍里去湘西最貧窮的山區搞推廣良種的工作。那地方的人真的窮得夜不閉門窗，因為他們的家都沒有門窗。大家餓得吃南瓜葉子南瓜花，紅薯葉子紅薯藤，卻不吃滿地亂跳的青蛙。我餓極了，一到晚上，就穿上長褲靴子拿着打蛇棍出去抓青蛙。第二天必有工作隊其他戰友來訪，一起借農民的鍋煮了吃。（有個廣西人，竟然連青蛙皮也吃得津津有味，“多麼的可怕！”）吃完後，我們發現那農民把鍋子拿到池塘里刮了又刮，恨不得要刮掉一層似的。他們一定認為，我們這些城裡的幹部居然連青蛙都吃，是“多麼的可怕！”

由此看來，“吃什麼”，“不吃什麼”，真的只是一種傳統、文化、習慣。

至於我的前任尤佳利家花那麼大一筆錢，（那筆錢可能是祖國許多農民辛勞一輩子也不敢想象的；就是在城市裡，大概也夠一個普通的中國家庭過上十幾年了。而那筆錢如果用在柬埔寨或非洲，甚至可以救出許多孩子的性命。）那麼大一筆錢竟然花在一條小狗，一條很小的狗，一條抓在手裡只有一小把的哈巴狗的身上，是不是值得？我不宜評敘。

另外，吃不吃狗肉，“可以用來衡量一個民族的文明或野蠻的程度”或者是“如同吃不吃別的東西一樣，僅僅只是一個群體的傳統、文化與習慣”，這個問題大家也可以繼續慢慢討論。

但是，我親口吃掉了我的狗，卻是件永遠不可饒恕的事情。我如今只能以“吃了我飛虎的肉，便意味着它永遠活在我的身上”這種自欺的荒謬來聊之慰藉。嗚呼！

九哥於日本2001年12月15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