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塵公子小時侯，很不喜歡讀書，家母便使出看家本領相要脅：“不好好讀書長大就是做民工的料。”這一句話就能使我腦子裡聯想起那炎炎烈日下，頂着毒辣陽光，渾身黝黑皮膚上沾滿污垢，在工地里揮汗如雨的農民工。一想到這，不用人催，立馬乖乖地回到書桌上。那時年紀雖小，但也知道，民工就是那種社會地位最低的，要干世上最重的活，拿最少的工資，常常被人打罵看不起，一個個餓得皮包骨頭，遭盡了“城市人”的白眼。中國有很多的民族，但我幾乎沒有認識一個岐視少數民族的漢人。中國的岐視不是種族歧視，而是同種岐視，外籍人岐視本籍人、海外人岐視海內人、大城市人岐視小城市人、發達地區人岐視不發達地區人，而最嚴重的是--------城市人岐視農村人。在大多數城市人的眼裡，農民，是又髒又土，有如“賤民”。而這種岐視，比異族岐視更加讓人感到苦澀，感到心酸。

一個富強的、健康的社會結構應該是以中產階級為主的棱形結構。但現狀表明，如今的中國是那種兩極嚴重分化的金字塔結構。以權力階層和特權階級為主的上層階級在十幾億人口中占1%；本該成為社會主流的中產階級在中國僅占15.4%；而剩下83.6%的民眾屬於社會下層與邊緣化群體。

會造成這種局面，戶口制度是首惡之一。中國改革開放二十多年，卻仍死守着這野蠻落後的戶口制度。前陣子看了個報道，九十年代初，某機關幹部（忘了名字了）出於良心，給“上面”寫了封要求戶籍改革的建議信，結果被以“煽動反革命罪”關了兩年。十年後的今天，戶籍改革開始了，卻與那位仁兄不謀而合，真是泣笑皆非。二十多年的改革開放，城市化卻始終是水中花、鏡中月。城市的繁榮是建立在農民的血汗上，但農民卻永遠地被排斥在外，要進城市，男的，大部分只能以“民工”的身份，在城市的工地里操着常人難以想像的嚴重透支體力的重活。而沒有工作及工作能力的邊緣化人群，則更是受盡了鄙視，過着“亞人類”般的生活。

現在的中國社會，不僅僅是笑貧不笑娼，這麼說不公平。許多農家的姑娘，長大了，沒有什麼文化，種地種不了，更無一技之長， 呆在家裡吃閒飯？年邁的父母自已都難快養活自已了。不得以她們流落到城市，要麼進私企里做女工，一天干十二小時，一月拿三、四百元錢；要麼就到餐館裡端洗盤子干傭人般的活；要麼，就只能在城市的燈紅酒綠中賤價賣出自已的自尊；更可悲的是，這些沒受過教育，道德觀念淡薄的可憐姑娘在失去對自已肉體的尊重時，也失去了靈魂，淪落為街頭的流鶯。這，就是我們這個社會主義中國都市裡的繁華？

那麼，什麼叫作吃人的社會？

更可悲的是，不論男女，一不留神找不出“暫住證”，還要被如狼似虎的“民警叔叔”和他們的爪牙們像豬仔一般地裝上車遣回原籍。

我們的身份證上寫着“中華人民共和國居民”的字樣，但是農民何曾享受過國民的待遇啊！至今為止，我國的大部分農村地區根本沒有一點社會保障的制度（連城市職工都沒有了，何況農村）。也許我沒有親眼見到，但我知道，許多農民根本就不能生病，“上天”註定的，他們生不起病，一場大病就足夠讓他們傾家蕩產，負債纍纍，更多的農民只能在病痛中不治而亡。但即使是如此，農村里仍是沒完沒了的攤派、集資，國家要一點、縣裡要一點、鄉里要一點、村里要一點、集體再拿一點………永遠沒完沒了。我們的國家真的那麼窮嗎？要在這農民本已骨瘦嶙峋的軀體上無盡地壓榨嗎？

改革開放前，國家從農民那收刮了七千多億，而在改革之後更變本加厲從農村拿了二萬億。而回饋到農村的卻頂多只有二至四個百分點，如果國家窮，為何能拿出800億給公務員長工資？公款出國一年200多個億，“公僕”們洗桑拿200多個億？吃吃喝喝一年又花掉1000多個億？有這麼多錢可花為什麼就沒有想到給農民們留一點？“當官”的啊！你們與心何安哪！

現今中國的農業已是無過剩狀態了，農村經濟萎縮，農民種地基本虧本，已近無可剝削。不得以大量湧入城市。無一技之長的農民只能出賣原始的體力，成為民工。而更多的找不到工作的農民，只能成為盲流，成為社會的邊緣群體，一旦陷入疾病，等待他們的只能是病痛與絕望。而另一面，社會主義國家的幹部、公僕們醫療費用猛漲，動輒無病療養。“老爺”們，當你們在那充滿鳥語花香的花園別墅里療養時，無數的農民卻因無錢上醫院而無助地忍受病痛的折磨，你們於心何忍啊？

但時至今日，農民的稅費負擔沉重依然。朱熔基總理可能是唯一關心過農民疾苦的了，他曾統計過，目前政府從農民那收的農業稅是200億，鄉統籌600億，村提留加上亂收費，從農民那一年拿走近1200億，可能還不只。中央下過“紅頭文件”治理亂收費、亂攤派，而且似乎每幾年都有新“政策”發下去，但每一次都和阿拉發特與以色列簽的停火協議一樣沒兌現過。政府出台的政策不斷遭到基層的牴觸，與減負有關的“紅頭文件”一般發到縣、鄉級就不翼而飛了。這說明政府已經出現控制不了基層的跡像了，我們這個社會的基礎似乎正在動搖。

因為農民必須要養活那雍腫、龐大而低效的鄉鎮政府機構。數目龐大的鄉鎮政府開支、教育經費、基礎設施建設費和其他一些根本不知道什麼名堂的七七八八的費用無不要由農民承擔。還談減負？從數學的角度而言，“減負”就是加正。只要不要再“減”這種“負”農民兄弟們就該躲在門後旮旯里偷笑了。

甚至如果有農民對此略表示出不滿，等待他們的將是無情的欺壓、非法逮捕、關壓和毆打。這可不是危言聳聽，只要留心報刊、雜誌和網絡，每天都能很“輕鬆”地找出幾起類似的事情。而不為人知的還不曉得有多少起。

而這，難道就是我們這個以“德”治國的社會主義國家的特色嗎？

有許多有識之士提出了各種建立現代化的農村制度，以改變中國農村的現狀，增長農村經濟，改善農民的人權及地位的建議。這些建議中有很多都是很好的，其中有不少都是在不觸動現有中國政體政策的情況下，低成本實現改善農村現狀的良好建議。

但是這些善意的、有效率的建議無一例外多被隔置。因為這些建議最基本的一條，是要建立在法治的基礎上。在依法治農、治稅，依法執行村務、鄉務、鎮務。而這一切在我們這個權大於法，以“德”治國的社會主義國家裡，這麼做的結果就必然觸動到一些人的利益。小至村鎮幹部，大至特權階級。因為要想在農村實行法治，就必須先在城市、先在整個國家實現法治，如果不能，所有的只能是一句空話。但是，我們這是個人治的國家，以“德”治國為主，法治為輔。並且據我所知，在這個世界上所有的社會主義國家裡，法律都是垃圾，中國稍好一點，法制只是有時是垃圾。基於此，在中國，只要是會觸動權力階層及特權階層利益的建議，哪怕它再好，結果要麼是流產，要麼也是怪胎。

上個世紀，中國的農民滿懷着改變飢餓、貧窮和壓迫的希望，自主地加入了共產主義事業，建立了這個社會主義國家，希望能帶來公平、溫飽、乃至奢望中的富裕。但半個多世紀來，苦命的中國農民得到的是什麼？還是到農村去吧，聽聽農民們怎麼說，我們就會知道，農民們得到的是什麼。

改變中國農村現狀、建立現代化農村乃至現代化的中國的辦法其實有很多，但是都必須建立在一個有絕對的法治保證公平的社會基礎上。而法治，是中國永遠的心病，在國家領導人往往都不遵守法律的情況下，中國的法治，只能是個擺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