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來不想說,但南平血案發生了,一個貧困倒霉的城市居民殺了8個孩子,就把內幕說下吧。
中國的貧窮人口早已經不是集中在一些特定的地區,而是分散在全國各地。中國貧窮人口中超過半數的人不是生活在官方劃定的窮困村莊,貧困人口不僅分布在農村地區,而且已經蔓延到城市,各個發達地區和發達的城市都有,並且城市的貧困群體比農村的貧困群體甚至還要難過。因為在城市的環境條件下,水、電、氣、菜、米、油這些所有的東西統統都需要錢。一旦沒有錢的話,比農村還要艱難。奇怪的是自稱標榜關懷貧困人民的胡溫政權從來就沒有關心過城市的貧困居民,而是把全部的精力都用在關心農民的身上,溫家寶就從沒慰問過城市貧困居民,他探訪和關心的都是農民。
原來中國古今的歷代統治者為達到不可告人的政治目的,都是大力扶持自己的政治勢力及支持者,同時對敵對勢力進行殘酷無情的打擊報復的,打擊和扶持那些派別都是有所選擇的。例如三國時期,司馬氏在扶持自己的勢力的同時對忠於曹魏的大臣和將領毫不留情地殺戮,直到最後把敢於反抗的皇帝曹髦血淋淋地刺死,為打擊曹魏派別,其手段不可謂不血惺。明成祖朱棣奪了親侄子的皇位後,把建文帝宮中的宮人、女官、太監被殺戮幾盡;他一次性枉殺1萬4千多人。他還將忠於建文帝的舊臣如方孝儒等人全部殺死;僅方孝儒一家,滅“十族”就殺掉873人!對於建文忠臣的妻女,朱棣竟把她們送進妓院、軍營,讓人輪姦。有被摧殘至死的,朱棣就下聖諭將屍體餵狗吃了。不幸的是建國後的幾十年歷史又一次印證了這個真理,被打上時代烙印的正是工人,農民和教師三種人,他們的命運也隨着時代的變遷而發生天翻地覆的變化。
當年文化大革命運動主要發生在各大小城市,幾乎所有的城市居民都捲入了文革運動,而成年城市居民大多都在工廠和企業做工,他們在讀書的子女也是居民。這些工人和學生便成為造反派的主力軍,在毛澤東的號召下,工人和學生支持文革,批鬥大大小小走資派和當權派最賣力。教師由於政治經濟待遇極其低微,背負“老九”的罪名,不少教師還受到批鬥,因而普遍怨恨毛澤東,反對文革。農民由於文化最低而基本上是旁觀者的角色,沒有捲入政治鬥爭,這是上天冥冥之中保護了10億農民,否則以後就不是工人下崗,而是農民失地了,這是後話。工人,主要是國營企業的工人得到厚報,有鐵飯碗,有公費醫療、單位分配的住房和退休金等福利,是當時最令人羨慕的職業。農民則被釘死在田裡背向太陽種地,交工糧,交餘糧,自然就形成城鄉差別了。國家也提拔不少工人到國家擔任領導人,例如王洪文,吳桂賢,李素文、姚連尉、孫健等,農民當上國務院副總理也有一個陳永貴,但就從來沒有一個教師受到提拔,這是當時這三種人社會地位的真實寫照。
鄧小平上台後,對毛澤東的極大怨恨,對自己在文革中受到的奇恥大辱全都發泄出來,幾乎全部與毛澤東反其道而行之,凡是毛澤東肯定的他就反對,凡是毛澤東反對的他就肯定,對那些文革時期被批鬥,被下放,被毛打到的所謂走資派平反,官復原位。在高層把毛派和華派的官員堅決清洗出局,上述那些工人和農民的領導人當然也不例外,然後就把目光投向下層的民眾,瘋狂地迫害文革中的所謂“三種人”。由於城市居民都參加過文革,也就是任何一個居民都有可能批鬥過他們,以至鄧小平對整個中國的城市居民根本沒有好感,特別是對毛澤東的追隨者工人和學生更視他們為眼中釘,肉中刺。學生由於畢業後去向不明,不便追究,但工人還是躲在企業和工廠里做工。鄧小平就藉口國企改革,無聲地砸爛了工人的鐵飯碗,修改憲法取消工人罷工的權利,後又實行廠長經理責任制,可以毫無理由地辭退工人,剝奪憲法規定的工人當家做主的地位。鄧小平派駐的廠長經理大部分是貪官,把工廠企業掏空的同時,開放外資進來投資,給外資在稅收、貸款、政府支持等方面以種種優惠,外資根本不用負擔員工的生老病死,默許三來一補的外資企業大肆倒賣保稅原料,衝擊國營工廠,鼓勵發展個體戶以衝擊國營商業,這樣的不平等競爭到1995年左右國企已經開始虧損。但當時工人在整個八十年代還是過了一段火紅的日子,除了工資還可以領到數量不菲的福利獎金,民眾願意進工廠當工人而不願意做教師。元日天認為這是由於在八十年代鄧小平跛腳經濟改革受到陳雲的幕後狙擊,而陳雲主張的"鳥籠經濟",卻因為在大部分社會領域保留公有制不動,不會出現關停並轉、不會造成職工大批下崗的問題。鄧小平雖然大權在握,但由於舊制度的餘威還在,讓工人們下崗的條件還不成熟,陳雲等元老會反對。農民則允許外出打工,允許把自己的田地搞副業,改善農民的生活。教師在文革中與鄧小平共患難,共同反對一個敵人-----毛澤東,是同一戰線經得起考驗的戰友,鄧小平要回報教師,就設立教師節,大力提高教師的地位,在社會上大造輿論,要尊師重教。鄧小平與毛澤東對着幹,工人不得提拔做官了,代之以教師得到大肆提拔,每當要提拔人做官時就非教師莫屬,大規模提拔教師做官已經成為各級政府領導的潛規則,打着“尊重知識,尊重人才”的口號做掩護,“教師出官”成了中國特色,但對於大學生成了妓女,他們又裝着看不見了。數數吧,現今有多少的官員過去是做過教師的?但由於當時財政困難,還不能對教師進行物質上的獎賞,經濟上教師的待遇改善不大,也導致不明真相的人還指責當局不重視教育。對於改革的不預期理想,鄧小平也流露出對胡耀邦,趙紫陽及江澤民的不滿,後來發現朱鎔基的想法和他不謀而合,就贊朱鎔基“懂經濟”,提拔朱鎔基當副總理,並從李鵬手中奪走主管經濟的大權。
在中國計劃經濟時期,城市裡不管是什麼樣的人,基本上都有個人頭費,由於參加過文革的居民都屬城市戶口,而擁有城市戶口的人又有工作,住房,醫療等各種福利,生活都有所保障。這些文革餘孽竟然享受這樣的福利?鄧小平寢食不安了,城市戶籍改革迫不及待,改革後附加在城市戶口上的這些福利待遇被徹底剝離了,要想得到這些福利待遇就只有依靠工作單位了,下一步就要使養活工人們的單位破產解散了,但老奸巨猾的鄧小平在他活着的時候還是沒有搞工人下崗運動,元日天認為鄧小平並非不想工人下崗,而是自己不願意背負這個惡名,就像當年曹操不是不想當皇帝,他只是想把皇帝留給他的兒子做。
1995年陳雲去世,這意味着他的勢力徹底退出中國政壇,黨內已經沒有任何政治力量可以制衡鄧小平了。1998年鄧小平的愛將朱鎔基接替陳雲派的李鵬任總理時,工人的末日就來臨了,這個朱鎔基完全繼承了幾百年前的先祖朱棣的殘暴,為了捏斷居民的後路,規定居民戶口不能轉為農村戶口,也就是居民不能回去當農民了。再迫不及待圖窮匕現,強迫工人下崗、買斷工齡、自謀生路、看不起病、上不起學、住不起房、養不起老……死活沒人管,慘絕人寰,還揚言沒有一分錢的補償,最後還是江澤民從維穩的角度出發,拍板給人工一點補償。無人為下崗工人講話,因為中國的人大,政協連一個下崗職工的代表都沒有。朱鎔基同時宣布對教師進行物質獎勵,教師吃皇糧,薪酬待遇不低於公務員,這和工人的悽慘遭遇形成了鮮明的對比。朱鎔基的惡行引起下崗工人的憤怒,據說後來朱鎔基的岳母在長沙被暗殺就是下崗工人幹的。
朱鎔基時代貧富懸殊愈發加劇,工人和農民都懷念起毛澤東時代了,全國風起雲湧的毛澤東熱使當局者感到恐慌,那些既得利益者畢竟還是少數人,不足以對抗他們,於是當局便想起農民了,畢竟農民在文革時候和他們沒有結下冤讎。這時一件偶然的事件發生了,2000年3月,一個叫李昌平的湖北監利縣棋盤鄉黨委書記寫了一封題為《我向總理說實話》的信給朱鎔基總理,竟然得到這位冷血總理的重視,高調派人下去找李昌平調查實況,研究出台扶持農民的政策,達到離間工農,打擊工人階級的目的。胡溫上台後,更進一步貫徹落實這個策略,指令各級政府拉攏和關心農民,為防止農民的負擔反彈,竟然不惜對中國的鎮級行政機構大動手術,進行大規模壓縮和合併。從2001年起連續10年中央的一號文件都是農業,取消農業稅、提高種糧補貼、增加有限但對農民而言有效的養老、醫療福利以及農產品價格的持續上漲,使得過去幾年農民整體收益不斷提高,再加上縣域經濟的繁榮提供了大量就業機會,如建築工、服務業與經商等,農村收入處於一個較高速增長的時期,而且因生活成本比城市低,因此,農村不再是若干年前那種死氣沉沉的自給自足的小農狀態,而是構成了一個真實的“農村市場”,農民生活的基本商品化,自我創造了更多就業。城鄉差別正在悄悄地發生逆轉,貧困的城市居民竟然羨慕擁有一個農村戶口的農民,“有車有樓,不如有個農村戶口”成為流行語。現在農民不用繳納一分錢就可以領養老保險金了,這和工人勞碌一輩子最後竟然沒有退休金,最終要自出巨資重新買養老保險形成鮮明的對比。每當城市下崗工人向政府要求底保救濟時,政府的人總是冷冷地說:“我國政策是不養懶人的,而是鼓勵自謀職業。”當不少農民甚至不用做工而吃村裡的分紅都不會挨餓時,溫家寶就不說養懶人了,而是說“我是農民的兒子,我深切地體會到10億農民的疾苦。”經過胡溫多年的努力,農民已經是有產階級,有田有地,而工人下崗後發現自己的城市戶口又早被剝離了計劃經濟時代的各種福利,已經一無所有了,真的是無產階級了,還要面對城市的高昂生活成本,真是生不如死。農民就會深徹體會到毛澤東時代城鄉差別巨大,是改革開放的政策使農民可以外出打工掙錢富裕起來。這樣的結果是10億農民是他們的忠實擁護者,擁毛者就會成可憐的少數派,將來即使中國有了民主,毛派也不能奪回失去的政權。